摘要：当前，现代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已从“装置意义”上的技术运用，演进至以技术工具、技术思维和技术逻辑为核心的技术治理范式的嵌入。技术治理的开放性、隐匿性和高效性有助于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柔性治理功能，激活数字化语境下的隐性育人潜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辩护功能。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耦合发展亦面临价值困境、思维困境和功能困境的梗阻。究其原因，技术赋权转向技术越界，教育权威在实践中弱化；技术逻辑超越育人逻辑，人的主体性在实践中被遮蔽；技术赋能转向技术悬浮，教育效能在实践中递减。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深度耦合应以“关系澄明”为前提、以“解蔽主体”为核心、以“人机协同”为关键，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最大效能。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治理；耦合关系
中图分类号：D64；G41；TP3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3-0145-008
当今世界，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数字孪生和ChatGPT等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快速迭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塑造、教育手段变革和教育效能提升等方面释放巨大潜能。从耦合趋势看，技术赋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之源，逐渐从“装置意义”上的技术工具运用演进至以技术工具、技术思维和技术逻辑为核心的技术治理范式的嵌入，深刻影响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形态。面对“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1］的发展诉求，厘定思想政治教育同技术治理耦合发展的逻辑关联、现实困境与超越路径，有助于将应然层面的技术潜能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能，推进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迈向更高水平。
一、耦合逻辑：技术治理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效能的理性选择
技术治理以提高事物运行效率为目标，系统运用科学技术工具和科学技术思维进行治理实践，提高事物运行的科学化、理性化和效能化水平。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对生产发展和社会变革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指出：“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杠杆，看成是按最明显的字面意义而言的革命性力量。”［2］积极拥抱科学技术的有益成果，以技术治理范式为赋能载体和创新依据，有助于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柔性治理功能、激活数字化语境下的隐性育人潜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辩护功能。
（一）技术治理的开放性有助于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柔性治理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特殊的精神性政治实践，通过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的教育形态，激发人们思想意识、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的内在约束力与驱动力，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立德树人”的柔性治理功能。技术治理动态开放的场域特征有助于增强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信息资源的充裕性和教育空间的广阔性，从而突破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在教育教学和党政机关的领域困境与视域局限，凸显其在公共领域、生活世界和虚实空间的柔性治理功能。其一，增进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的公共品质塑造力。公共领域是公共意见得以汇聚、社会舆论得以发酵的重要空间。思想政治教育借助泛在网络和人工智能建立技术接口、实现资源链接，使得彰显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的信息资源积极在场；通过核心议题设置、意见领袖引导和思想资源推送等柔性治理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将主流思想意识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要求转化为个体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形成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公共精神，形塑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等公共理性，培育天下情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公共情感。其二，增进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活世界的社会心态涵养力。生活世界是思想价值观念的互动场域和社会共同体的实践空间，现代信息技术将生活世界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场域，人们自我感知的封闭空间开始置于数字全景敞视之中，先前被遮蔽的社会公众的思想动态、价值表达和情感诉求得以呈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便从社会事件和舆论事件的热搜话题中窥见生活世界所呈现的社会认同需要、社会精神构建需要和社会动员需要，从而针对人们的焦虑、恐慌和紧张情绪，有的放矢地进行心理疏导与心理支持，助推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养成。其三，增进思想政治教育在虚实空间的社会价值整合力。技术赋能实现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场域转换与场域融合，多样化文化景观与多元化思想意识在虚实空间中得以完整呈现。开放自由的技术环境允许人们以非具身的虚拟形态进行思想交流、意见交换和舆论表达，在隐藏了身份地位的技术环境中个体更倾向于表达真实自我。思想政治教育由此入场，基于人们思想发展、情绪认知的真实境况，在纾解思想混乱和价值虚无的育人过程中，整合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力与价值感染力。
（二）技术治理的隐匿性有助于激活思想政治教育的隐性育人潜能
当前，社会生活的数字化转型和人的数字化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场语境和育人生态，虚实相间的数字生活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以隐性教育方式弥补显性教育的时空局限。技术治理的隐匿性表达为传播内容的潜隐性、教育对象的泛在化和育人行动的间接性。技术治理赋权增能，有助于激活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化语境中的隐性育人潜能。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数据推送、议题设置和AI对话等将教育内容隐匿于社会热点议题，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搭建红色文化记忆、人文精神熏陶和传统文化浸润等隐性育人场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抽象精神还原至具体可感、立体饱满的历史情境、文艺作品和电影故事叙事中，将蕴含思想价值启迪、精神情感浸润、道德情怀熏陶和政治素养培育的教育资源融入隐性教育实践，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教育对象对于显性化教育内容和程式化教育活动的排斥心理与逆反情绪。与此同时，技术治理介入思想政治教育行动，教育者、教育对象身份的隐匿性和IP地址的流动性弱化了教育主体间“教与被教”的互动关系。去中心化的技术环境往往能够生成个性化、平等化和交互化的交往情境，有助于多元主体间充分的思想输出、意见表达和情感置换，使得教育活动能够贴近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进而引发其思想共鸣，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概言之，技术治理所形塑的隐匿性环境能够增强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和教育过程的愉悦性，教育者在贴近日常、轻松自在的交往氛圍中进行思想解惑、精神解忧、文化解渴和心理解压，使教育对象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浸染国家意志，增强思想政治素养，提升思想道德水平。
（三）技术治理的高效性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辩护功能
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严肃批判来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灵魂和话语内核，在“调和与解决思想观念冲突”的教育实践中自然具备极强的批判辩护功能。当前，社会上多元思想意识的涌现发展和舆论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迭代发展。对于此，技术治理凭借“快速识别、精准反馈、靶向治理和智能预测”等实践优势，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滞后性与模糊性，有助于发挥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破立并举”的功能价值。就批判性功能而言，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威胁我国总体国家安全的思想变量进行有效识别与追踪溯源，借助算法规制、流量限制和快速披露、有序消解其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干扰与思想遮蔽。与此同时，借助数字孪生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开发具备价值观教育的虚拟体验场景，使教育对象在沉浸式体验中逐渐形成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力。就辩护性功能而言，技术治理通过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吸引力、视觉冲击力和情感穿透力，在生动的育人实践中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感染力和价值感召力。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创设多维感官深度沉浸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景、马恩经典对话场景以及政治仪式体验场景等，促进主流思想意识鲜活表达和生动演绎。利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智慧对话场景，通过深层次、强互动、智慧化的话语实践激发主体间的精神能量交换，增强不同群体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二、现实困境：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
耦合发展的问题表征
技术治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最新趋势，但二者的耦合发展亦面临价值困境、思维困境和功能困境的阻扰，表征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优先地位存在被消解风险，思想意识的复杂性、特殊性与鲜活性存在被遮蔽风险，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训性和解放性功能存在被弱化风险。
（一）价值困境：“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优先地位存在被消解风险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特殊的精神性政治实践，其意识形态本质决定“价值理性”居于优先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是一种秉持人文关怀的文化软治理形态。相较而言，技术治理以工具理性为逻辑前提，追求“纯粹在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3］当技术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优先地位成为新的主导力量时，思想政治教育和技术治理的耦合发展就会出现教育主体机器化、教育过程算法化和教育手段技术化趋向。技术治理通过大数据将思想意识问题转化为纯数字和算法问题，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转化为“数据收集—数据解析—数据反馈”的自动化程序。在“思想数据化”和“数据思想化”的技术逻辑下，教育者开始以助理形态虚假在场，将数据关系当作真实的社会关系和教育关系，将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的人文情怀畸变为技术叙事与机器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将失却温润人心的情感向度。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耦合过程还可能产生一系列技术伦理问题，使其“人文关怀”的教育意涵遭遇消解。一是技术监控引发教育对象的主体信任危机。技术治理坚持全程全时全域的数据采集、数据描摹和数据反馈，但在收集面部数据、背景数据和行为数据的过程中不免会侵犯个人隐私，迫使教育对象的隐私边界不断收缩，逐渐转变为数字信息的“透明人”，并可能导致其敏感内容和私密信息遭遇泄露。与此同时，教育对象在全域数据采集中将处于一种场景式监控情境，其心理负担不断加重、紧张情绪持续蔓延，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信任感培育。二是技术成瘾造成教育对象的主体发展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形成多维感官和情感要素交互作用的沉浸式体验环境，教育对象通过可穿戴设备进入虚拟学习场景并沉溺于历史事件的深度感知和历史人物的角色扮演，着迷于与主体真实身份相去甚远的英雄人物，可能引发自我认同紊乱以及对虚拟空间的成瘾式依赖。三是技术鸿沟导致的主流意識形态认同危机。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可能会因为教育对象的技术能力和信息素养差异产生技术鸿沟，处于弱势一方的人容易被边缘化，其精神诉求的表达渠道存有阻碍，政治参与难以实现，久而久之便会形成政治钝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呈现弱化趋向。
（二）思维困境：思想意识的复杂性、特殊性与鲜活性存在被遮蔽风险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兼具复杂性和多元性的教育活动，始终面对的都是“现实的人”，其目的在于掌握并引导人的思想意识，有针对性地进行价值引领、舆论引导、理论涵养和行为规范。正如鲍曼对于社会特殊性的概括一样，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也具有“不可界定性、不连贯性、不一致性、不合逻辑性、含混性和矛盾性”［4］等特征。当技术治理以化约思维和确定性思维投射人们的思想发展状况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其真实性与鲜活性。一方面，技术治理的化约思维可能会隐匿思想意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于复杂性而言，人的思想意识活动并非线性演进，思想主体的活跃程度、主体与环境的互动频率等因素决定了思想意识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将技术逻辑的化约思维机械地嵌套于教育对象，可能会致使思想观念、精神诉求等原始信息被扭曲、被误解、被错判，从而阻滞理论阐释力、思想传播力、舆论引导力和社会心态涵养力等教育功能的发挥。于特殊性而言，技术治理将思想意识转换为数字表达的过程中，人们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将变成程序化的数据集。然而，人的思想意识、情感态度、信念价值和政治素养具有主观性、情感性特质，若简化其特殊性与多样性而走向过度数字化，可能会遮蔽人们思想意识的“个体真实性”，无益于解决“思想偏差、意识混乱和行为越轨”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技术治理的确定性思维可能会否定思想意识的鲜活性。技术治理试图通过数据符号和精确算法将人们的思想意识置于一种“确定性”解释框架，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鲜活个体。人的思想意识总是受制于现实的规定性，“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他们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5］，由于社会生活的鲜活性和不确定性，思想发展也必然呈现出个性与共性并存、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共在的动态发展样态，难以被技术工具完全抽象为数据符号。若以技术治理所遵循的确定性思维阐释人的思想意识发展样态，思想政治教育就可能失却灵活机动、智慧启迪和情感浸润等内涵向度，教育行动也将转变为机器语言规制下的个性化灌输，与促进“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诉求相去甚远，思想政治教育也可能会落入“浅层灌输和价值悬设”的责难。
（三）功能困境：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训性功能和解放性功能存在被弱化风险
无论是治理所内涵的秩序理念和民主价值，还是立德树人的价值诉求，均预示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须在“规训性”和“解放性”的教育实践中培育人们的价值理念和规范意识。然而，技术治理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其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发展的同时，也隐含着对“解放性和规训性”教育功能的部分抑制。就规训性功能而言，技术治理中信息生产传播的碎片化、离散化趋势将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完整叙事样态，使其价值整合功能备受抑制。其一，技术治理通过算法推送、数据分析和模型拟合进行精准治理的同时，也肢解了思想理论体系的完整叙事，碎片化信息难以承载教育内容的严谨性、深刻性与全面性，限制了系统化、连续化的价值输出，使思想政治教育失却整合认知与形成共识的基本前提。其二，技术治理可能在不断重复的信息场域中形成同质化的观念群体，加剧“信息茧房”效应，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知识谱系的完整性，进而导致教育对象对主流思想产生片面化、主观化和非理性认知。其三，技术治理所倚重的数字化空间是相对开放的，教育对象可通过“隐身”和“下线”的方式拒斥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活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所形成的强烈的规训场不复存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间的规约关系发生断裂。只要教育活动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就可能处于“失语、失声和失众”的境况，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也将处于一种虚置或停滞状态。就解放性功能而言，技术治理形塑了个性化教育场景，却并不一定能够促成人的个性化解放。在教育实践中，技术手段作为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中介桥梁，将“人—人”直接交互变为“人—机—人”间接交互，一旦技术要素试图通过权力僭越而成为教育行动的规制性力量，思想政治教育的解放性功能便会随之减弱。例如，算法推荐技术实现了精准化灌输，却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遮蔽，阻滞了思想政治教育情感唤醒的感性力量和主动求知的主体精神；虚拟现实技术所创设的虚拟实践形态虽然扩大了具身实践的时空维度，却也将人推向了远离社会生活的非真实的虚假场景。技术主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会阻滞人的主体性发展，造成人的思维钝化，难以形成具有反思精神、实践能力和自觉意识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如马尔库塞所述，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批判的、否定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内心向度的丧失，最终成为“单向度的人”。
三、原因探赜：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
耦合发展的困境因由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耦合发展中的价值困境、思维困境和功能困境，源自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关系的失衡与错置，表征为技术赋权越界、技术思维僭越和技术赋能悬浮，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教育主体和教育效能的失落，致使应然层面的技术想象尚未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能。
（一）技术赋权转向技术越界，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在实践中弱化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有鲜明政治性和目的性的精神性政治实践，其教育权威不仅生发于国家意志自上而下的政治赋权，还源自人们对于教育实践中精神供给的认可度与接受度。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真正的权威来自于内在的精神力量，一旦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消失，外在的权威也随之逝去。”［6］思想政治教育本来是要借助技术治理拓展自下而上的赋权路径，通过算法推送实现主流意识的精准供给和有效传播，在“有效性”层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然而，随着技术赋权转向技术越界，当技术赋权超越了一定的合法性边界，就会干扰教育活动的正常秩序，思想政治教育效能和教育权威便会遭遇“在加强中弱化”的境况。其一，技术治理尽管满足了个性化需求，但“‘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定制教育方式容易衍生‘去中心化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消解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权威性和统一性……造成个性化差异和社会主导价值观之间的隔阂”［7］。其二，技术治理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指向教育主体的多元性，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技术主体和网络平台等异质主体间的思想分歧、价值冲突和利益分化，一些具有技术规制权的参与主体可能会通过潜隐嵌入的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技术偏见”持续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将原本基于人民立场的价值正当性转为基于资本逻辑的效益正当性，教育活动无法及时关照人们的精神发展需求，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也可能遭致旁落。其三，技术治理的可及性虽然弥合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时空间隙，但是也消解了二者相逢的缓冲地带，为教育者增添了巨大的回应性负担。譬如官媒互动板块中群众留言未得到及时回应而引發的次生舆论危机。技术治理尚不能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边界，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的技术手段无法有效识别与纠治人们复杂多变的思想问题、价值困境和行为异常。当技术治理依据不成熟的数据信息匆忙决策，不仅无法有效回应教育对象的主体诉求，还可能丧失思想政治教育温润人心、启迪智慧、滋养品行的育人意涵。其四，技术越界可能引发“技术索权”，将没有机会接入互联网和难以融入数字社会的“数字贫民”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论域之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人”是复数的人，积极回应每个人的精神发展需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前提和基本遵循，“技术索权”所造成的对象性缺失和不平衡治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权威。
（二）技术逻辑超越育人逻辑，人的主体性在实践中被遮蔽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诉求在于促进人的发展，包含着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人的能力提升和实现人的个性解放等具体内容。无论是承担教育者角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是作为教育对象的广大人民群众，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构成，充分发挥教育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题中之义。然而，当技术治理所遵循的“工具理性”逻辑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遵循而成为新的主导力量，教育主体便在顺服技术所规定的工作流程时转变为工具的附属物，技术开始以某种看似合理化的形式支配着人的存在［8］，人的主体性遮蔽便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一是教育者的主体性被遮蔽。技术治理的意图本在于以智能化的信息传播和精准化的内容推送，将教育者从单调繁重的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进而投入到更具创造性价值的教育活动中。但当技术思维僭越教育逻辑而成为主导力量时，教育者就转变为技术程序的执行者和数据信息的整理者，在教育过程中扮演着工具人角色，难以投入更具育人意涵和思想引领的教育实践，其能动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二是教育对象的主体性被遮蔽。技术治理虽然通过算法推荐实现了精准灌输和个性化供给，但同时也造成了“信息茧房”效应，经过技术判断所筛选的信息内容迎合了个性化需求，却未能促成人的个性化发展。技术治理可能在狭隘且固定的信息交流中限制人们思想发展的全面性，使教育对象丧失信息获取的自主权、养成惰性思维习惯，并在技术剥夺与主体性消解的教育过程中逐渐退化为“单向度的人”。三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交往关系的疏离。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质上就是教育主体间的交往关系，是充盈着感官体验、情绪感知和情感投入的具身交往过程。当技术路径成为横亘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中介物时，以数据信息和推送机制替代教育主体间的面对面对话交流，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交往关系就降格为“物与物间的机械组建，机械物的冰冷运转取代了人的心灵融通与情感共振”［9］，技术治理下情感沟通的缺位和人性发展的圈囿将遮蔽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意涵。
（三）技术赋能转向技术悬浮，思想政治教育效能在实践中递减
从大数据赋能、智能算法赋能到元宇宙赋能，技术革新似乎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效能化发展的普遍共识和共同趋势，思想政治教育将现代技术赋权增能视为通往教育现代化的坦途之一。然而，无论在理论逻辑还是实践逻辑上，技术治理范式与教育实践效能并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在技术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发展中，教育目的与教育手段的混淆与错置可能导致技术赋能转向技术悬浮，使得应然层面的技术赋权增能成为虚妄。具体而言，技术治理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意图在于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在形塑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政治素养和道德涵养的教育实践中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传播与社会认同。然而，人们对技术治理功能的应然想象并不一定会转化为实然层面的教育效能。技术治理在不断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技术革新观念等主观意志的叠加，导致技术悬浮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上。当技术治理将数据和信息作为人们思想意识发展和主流意识传播的符号表征与载体形态，教育者和教育程序就会陷入技术治理的路径依赖。教育行动沉溺于人们思想状况、心理状态、行为取向、情感态度等数据信息的收集与准备，依据技术分析路径与既定指标体系将人们的思想发展状况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样态划分为不同层级。技术治理专注于技术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分析路径，为追求更加严密的技术指标体系和技术规则构建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最终将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技术性内卷。这种内卷化趋势实质上是一种技术形式化追逐，是一种重量轻质的发展形态，由于忽略教育过程中人们思想发展的异质性、鲜活性和非常态性，限制了教育者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专业智慧，搁置了思想政治教育人文關怀和灵活机动的教育传统。这样，技术治理不仅无法解锁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发展的密码，还可能造成教育效能在实践中递减，与立德树人的教育诉求渐行渐远。
四、困境超越：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
深度耦合的发展路向
技术治理作为通往教育现代化的赋权手段和增能路径，为思想政治教育供给生长性因子的同时，也可能使教育实践陷入桎梏。为摆脱技术治理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消极影响，推动二者的耦合发展走向更高水平，须重新审度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耦合关系。以“立德树人”和“以人为本”为价值遵循，把握“育人本质”与“技术辅助”间的动态平衡，从“解蔽主体”和“人机协同”层面突破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以“关系澄明”为前提，厘定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耦合之道”
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耦合发展须遵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坚持以“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为主和以“技术运行规律”为辅的双重逻辑确证教育行动的实践路向。从根本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是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决定性因素，技术要素是从属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标准、发展诉求直接决定教育活动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路径，技术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应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实践诉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应避免技术逻辑的规制，对技术治理进行降格处置以解除其形而上的范畴规定，防止教育行动畸变为工具理性所主导的技术中心主义范式。需要注意的是，防范技术异化与规制技术赋权并不意味着拒绝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化发展绝非单向回溯到传统育人范式中，因为“传统并非仅仅是保存旧有的东西，相反，传统是在历史中不断积淀、汰变和演化的过程”［10］。面对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诉求，应积极借助现代技术激活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正向功能，以技术向善的嵌入路径激活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性品质和历史性品格。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耦合发展还应保留“相互形塑”的弱关系。一方面，以政治思想引领的学科本质和立德树人的价值遵循确定清晰的技术介入边界，确证技术向善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治理赋权增能，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域，从现实空间的思想意识行为塑造扩展至虚拟空间的技术伦理道德规范等，探寻数字化社会的转型诉求和人的数字化生存发展需求。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深度耦合应在边界有限和视域包容中形成内在张力，促进叙事形态创新、主客体关系重构以及教育过程变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动力，确证新时代背景下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职责使命。
（二）以“解蔽主体”为核心，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认为技术的本质是人的延伸，技术的目的在于“解蔽主体”。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技术手段赋权增能的正向效果，就要避免“将人机系统的领导权交给机器”［11］，牢牢掌握教育的主动权，坚持“以人为本”的逻辑前提，不断提升教育主体的能力素养，构建以教育者为主导、教育对象为主体的行动逻辑，解放技术规制下人的主体性压抑。于教育者而言，首先要凸显其在教育行动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育者要擅于挖掘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赋能立德树人教育场景的可能性，提升其对于算法推送、AI课堂构建、孪生场景搭设等技术性工作的胜任力；锤炼技术环境下的话语表达技巧、舆论引导艺术和宣传动员能力；探索虚拟现实技术之于主流意识知识谱系的完整叙事表达；强化技术手段对于主流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政治观点认同效度的激活作用。与此同时，教育者还应认识到技术赋能的限度，为消解技术异化贡献主体智慧。针对技术治理所致的数据遮蔽、情感缺位和技术鸿沟现象，教育者既要深入生活世界确证数据关系的真实性和完备性，也要重塑“身体在场”和“意见在场”的主体间关系，在思想碰撞、情感置换和价值激荡的对话交流中解蔽人们思想意识的复杂性、特殊性和鲜活性，逾越数据表象回归生活世界，关注“现实的人”的精神情感需要，通过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德育人和以文化人的教育实践彰显人文关怀，复归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浸润、情感关怀、道德熏陶、信念培育和行为矫治的教育内涵上。于教育对象而言，一是具备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资源的运用能力。避免“算法推荐”和“信息茧房”效应对自身求知意愿、反思精神和交往行动的主体性消解；同时也要善于利用技术赋能实现自身思想政治素养提升，利用智能检索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增拓与历史对话、与理论对话、与自我对话的体验时间，延展思想意识、政治素养、道德品质和理想信念形成与发展的体验空间。二是培育主体人格。激发教育对象的反思精神和历史主动精神，避免技术依赖形成依附性人格。在数字化生存境况下自觉应用唯物辩证法，以联系的、发展的、整体的观点参与线上线下思想交流、情感置换、道德实践，形成立足整体看局部、立足现实看长远、立足利益看本质的战略思维和政治本领，避免技术规制下“信息茧房”和“网络集群”所引发的主体性危机。
（三）以“人机协同”为关键，确证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功能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耦合发展的核心是人机关系，即以教育主体为核心的“人”和以现代技术为代表的“机”之间的耦合关系，这种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人机协同”，即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现正向形塑，以形成“立德树人”的合力，发挥最大效能。技术治理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应强调人机协调同步、和谐共处和优势互补。人有人的限度，机器有机器的限度，关键在于找准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点位与时机，以技术优势弥补人的限度。一方面，技术治理应致力于将教育工作者从大量机械性、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节约其时间与精力以投入到更具创造性价值的育人实践。另一方面，技术治理须促成教育对象的智慧学习，减轻其认知负荷以投入品德锤炼、精神淬炼和行为塑造等深度学习环节，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功能价值。技术治理赋权增能，“人机协同”中“机”作为技术人造物，注入了人的主体思想和智慧，技术治理的过程实质上是由人机共同思考和计算完成的。因此，技术的介入和主体的培育并不矛盾，技术要素一旦得到有效规制就能凸显主体性价值，從而回归“以人为本”的价值遵循。为了达到人机协同的理想状态，不但要“解蔽主体”以避免人机异步造成的技术赋能不足，还要将技术要素框定在合理的论域内，将“立德树人”的教育意涵贯穿于教育活动的始终，在教育共同体塑造、硬性制度规范和伦理道德约束层面共同守护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的本体价值。一是要达成“规制技术”的行动共识，党和政府须从顶层设计出发制定技术使用规范，网络平台和技术主体应体现专业素养，推进“以技制技”的技术约束路径，拓展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技术信任机制以克服技术异化现象。加强技术程序中的价值敏感性设计，将包含主流价值观念的优质内容嵌入“算法推荐池”，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供给。二是以法律法规的硬性约束勘定技术应用的边界限度，防止有意为之的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和数据滥用等异化行为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困境。防止相关技术平台和个人以技术手段干预舆论导向、扰乱思想秩序，维护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效能。三是将“立德树人”作为技术介入的道德准绳，打造技术伦理规范的教育环境，“通过议题设置、情绪浸染、环境熏陶等技术功能，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传播与认同效果”［12］，束缚技术要素“从心所欲而逾矩”的僭越之举，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柔性治理功能。四是树立责任伦理意识，协同各方力量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社会稳定。马克思认为人与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生命意识，人的超越性在于其具备主体性自觉。因此，教育主体应合理控制技术风险、维护数据隐私、遵从技术伦理，以人的自觉能动性克服技术环境的自发性，为达成“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发挥主体性自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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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庞茗月，戚万学.从解蔽主体到补偿“代具性”：智能时代教育技术价值新论［J］.远程教育杂志，2022，（3）：56-66.
［10］杨增岽，黄飞.“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一个需加以分析的术语［J］.探索，2008，（6）：1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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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倪国良，冯琳.数字孪生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2，（12）：39-45.
（责任编辑 郭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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