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报党刊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道路的记录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忠诚书写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大量涌现，其中，早期报刊的發刊词成为研究党在这一时期历史主动精神的重要文本资料。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彰显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自觉把握历史大势、敢于担当历史使命、勇于开创历史新局的历史主动精神，体现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积极引领社会思潮、语言通俗贴近群众的基本特征。新时代，党报党刊应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把握时代脉搏，助力中国共产党不断开创新的历史伟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
中图分类号：D231?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3-0115-009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1］6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开篇要求全党同志，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2］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在自觉主动地认识、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的精神品质。历史主动精神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自觉把握历史大势、敢于担当历史使命、勇于开创历史新局的精神内容。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宗旨的凝练表达，它们鲜活地呈现了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容，展现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积极引领社会思潮和语言通俗贴近群众的基本特征。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为研究对象，结合党的宣传文献等历史资料，探寻历史主动精神在文本中的表现，总结早期报刊发刊词诠释历史主动精神的特点，助力新时代党报党刊赓续历史主动精神，为我们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精神动力。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
与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在耦合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彰显着党的历史主动精神，同时历史主动精神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提供了精神动力，二者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是彰显历史主动精神的载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报刊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党报党刊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由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各机关、部队、团体及个人在这30年间创办的各种报刊，总计不下4500余种。［3］同时，伴随报刊而生的发刊词也大量涌现。发刊词是报刊在创办伊始对其创办背景、创办目的、创办意义、报刊性质、报刊立场和编辑方针等情况的说明，通常以“发刊词”“短言”“序”“创刊词”等为题。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党刊的主旨凝练，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历史资料，也是学术研究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阐释报刊的性质和宗旨，亮明自己的身份，表明立场以扩大影响。政党报刊大多以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施政纲领作为自己的宣传重点，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也不例外。例如，《先驱》发刊词宣告其宗旨为“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懒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4］。二是交代了办报办刊的背景。为满足政治宣传、舆论引导、表达诉求和社会动员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通常需要交代报刊的创办背景，清晰指明党对历史大势的判断。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布尔塞维克》在发刊词中分析彼时的社会环境为“中国的革命已经走到了极高度的发展，脆薄懦怯卑劣的中国资产阶级，完全暴露他的反革命面目……此后中国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5］。三是表明稿件的取向。期刊读者群体的差异必然导致选稿要求的差异，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选稿标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表明除了刊登“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法律、命令及一切决议”以外，将多刊登读者“对于苏维埃的意见与工作经验”［6］。由此可见，发刊词作为报刊创办宣言，直接展示了报刊的性质、宗旨和价值诉求，反映了党从酝酿到创立再到走向全国胜利的政治主张、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发展变化。
（二）历史主动精神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提供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是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自觉把握历史大势、敢于担当历史使命、勇于开创历史新局的精神品格。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指中国共产党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辩证思维为方法、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总结历史经验、形成规律性认识，从而改造主客观世界、提高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自觉把握历史大势，是指中国共产党自觉依据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规律和大势，在深刻理解和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确立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从而利用历史机遇，赢得历史发展的主动；敢于担当历史使命，是指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勇于开创历史新局，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大势、担当历史使命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应对危机与挑战，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取得伟大胜利。
历史主动精神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提供精神动力。第一，历史主动精神为鼓舞早期共产党人办报办刊提供了精神动力。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影响着无数仁人志士自觉将个人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民族命运连接起来。面对清苦且危险的社会环境，共产党人自觉树立为党宣传的主人翁意识，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他们以发刊词为始，在党的舆论阵地上奋笔疾书，为民呐喊、为党疾呼，一些共产党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第二，历史主动精神为激发早期报刊发刊词战斗性提供了精神动力。历史主动精神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体认知和群体情感，这种认知和情感激发了报刊发刊词的活力，刺激着党报党刊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每一次影响巨大的群体爱国运动往往会伴随党报党刊事业的发展。例如五卅运动后，涌现了一批以《热血日报》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的报刊。这些报刊的发刊词旗帜鲜明、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同时又雷厉风行、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第三，历史主动精神为克服中国共产党办报办刊困难提供了精神动力。历史主动精神内隐着中华民族乐观进取、自强不息、精诚团结、守望相助、厚德载物等精神品质，激发民族奋斗动力、凝聚民族战斗力量、坚定民族必胜信心，是维持和支撑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的革命环境中排除千难万险的内在精神力量。
（三）二者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历史时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为挽救民族危亡，各种政治力量轮番登场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一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在精神上便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不可逆转地走上复兴之路。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正确研判国际国内大势，发动工人力量，将国民大革命推上高潮。土地革命时期，党毅然举起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旗帜，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人民享有了自身命运的主动权，中国摆脱了“内忧外患”的被动局面，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过程中深刻诠释了历史主动精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报刊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重要历史时期。“白色恐怖”“围剿”“封锁”是早期报刊生存的关键词，战争环境导致的频繁转移更使得党报党刊命运多舛。尽管如此，党报党刊仍然随着革命事业的进步而发展壮大并走向成熟。依据党中央地理位置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党刊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上海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自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出版开始到1931年中共中央撤离上海前往苏区为“上海时期”。这一时期是党报党刊处于萌芽和艰难起步阶段。党中央驻扎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共产党》月刊、《劳动周刊》、《先驱》、《向导》、《前锋》、《中国青年》、《政治生活》、《中国工人》、《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无产青年》、《党的生活》、《上海报》、《红旗日报》等报刊，这些报刊所处的环境十分险恶，政治上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经济上缺乏报刊经费，多以秘密发行和半秘密发行为主。自党中央1931年前往瑞金开始到1935年到达陕北为“中央苏区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报刊事业快速发展，开启了党的新闻事业，开创了党报党刊发展的新道路。党在国统区和根据地创办的报刊中影响较大的有《青年实话》《红星报》《红色中华》《实话》《苏区工人》《斗争》等。这一时期以红色报刊为主，内容上紧密联系实际、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形式上报刊结合、主副结合。自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始到1948年中共中央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为“延安时期”，这是党报党刊高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风气，红色报刊逐渐转向人民报刊，代表性报刊有陕北版《红色中华》、《新中华报》、《中国妇女》、《八路军军政杂志》、延安《解放日报》等。这一时期党报党刊强调群众性原则，强调走向民间、走进群众，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无论是“上海时期”、“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延安时期”，党的早期报刊都“既是党辉煌历史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也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书写者见证者”［7］，参与和推动了党的历史主动精神贯穿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全过程，书写和见证了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
彰显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容呈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党刊发刊词彰显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自觉把握历史大势、敢于担当历史使命、勇于开创历史新局的历史主动精神。
（一）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第一，既要总结成功经验，又要吸取历史教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善于在成功经验中汲取力量、鼓舞斗志。1938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同年10月10日《译报周刊》宣布问刊。为宣传鼓动抗日，其发刊词《为创造新双十节而努力》高度赞扬1911年辛亥革命为“奠定民族解放事业的第一块基石”，肯定了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成中华民族独立和民权革命的首要任务，但它却指示了中国民族革命的方向，遗留了丰富的值得学习的经验”［8］。另一方面，历史主动精神在中国共产党总结错误教训的过程中有更鲜明的体现。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黨报党刊工作转入地下，艰难探索着“如何面对大革命的失败现状”和“下一阶段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等现实问题的答案。1927年11月7日，秘密发行的《无产青年》接棒《中国青年》，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发刊词《发刊露布》犀利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工农无产阶级者牺牲了无数性命地北伐，所得的胜利，完全被封建阶级所篡夺去了。这样惨痛的失败，是谁的过失？我们公开的承认：过去的失败，是因为以前中国共产党与共产青年团有了机会主义！”［9］辩证看待成功与失败，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鲜明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久经磨难而不衰的成功密码与营养之源。
第二，以直接经验为主、间接经验为辅。在处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问题上，党通过不断纠偏，最终固定了以直接经验为主、间接经验为辅的经验吸取渠道。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同群众运动的结合，中共早期党组织和团组织纷纷建立。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一年后，邓中夏等人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加强宣传工作的要求开始筹办《先驱》杂志。《先驱》在其发刊词中概括了辛亥革命以来“全国军阀横行”的现状，认为军阀专横的原因在于“国民力量的薄弱”和“国民尚未觉悟”［4］，因此需要“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之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到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4］。同时，《先驱》以“介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绩和失败之点，以供我们运动的参考”［4］作为发刊的目的之一，在总结吸取直接经验的同时也关注到间接经验。实际上，早在1923年6月《新青年》改为季刊并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时，瞿秋白在发刊词中就直接阐述了对间接经验的认识：“《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新青年》当注意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使中国有所借鉴”［10］，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主动从他国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的历史主动精神。
（二）自觉把握历史大势
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理解历史主动精神，需要从理解规律与趋势的关系出发。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作为总体的人的生成过程，是人的现实的活动的展开，那么“并不存在着一种既定的轨迹，历史的车轮的方向盘掌握在人的手中，历史的主题——人划下历史运行的轨迹”［11］702。对于生活在时代中的历史主体而言，时代和历史条件是其不可选择的客观前提。但是对于历史主体而言，想要获得自身的发展就必须超越这种必然性的限制，如果没有这种超越，而仅仅是重复前人的活动，那么也就失去了现实的历史活动者的意义。通过现实活动对必然性进行超越，从而才得以再次呈现出一种必然性，为新的超越提供新的可能。由此可见，历史规律与历史趋势之间是“现实的活动之中人的历史继承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11］703。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把握历史大势。
第一，尊重历史规律是把握历史大势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善于发现并利用规律，以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应对历史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从而达到掌舵定航、化险为夷的效果。《向导》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机关报，是党的报刊事业的正式开始，标志着党的新闻事业的诞生。在其发刊词中，陈独秀判断“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12］。这里所提及的“自由”实际上是指公民的政治自由，也即公民的政治权利。所谓“政治进化”，在当时的中国表现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在当下的中国表现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秘密创刊的《布尔塞维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是“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13］25，在其发刊词中瞿秋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完全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的面目……此后中国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只有建立这种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和布尔塞维克的思想，中国革命之中方才有强固的健全的无产阶级政党做领导，才能彻底的完成中国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亦就是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急转直下地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5］。他从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的客观趋势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的历史规律性认识出发，论述中国共产党是“解放中国、开辟真正社会主义建设道路”［5］的唯一解，是中国共产党在时局陡转的境遇下利用历史规律作用于现实的能动选择。
第二，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找准中国方向是把握历史大势的必然要求。历史大势也就是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随着民族历史日渐走向世界历史，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4］，中国共产党在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找准中国方向，方可避免陷入历史的泥淖。很多早期报刊发刊词都从全球形势的分析出发最终落脚到对中国命运的选择上。1920年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而创办的“秘密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问世，陈独秀撰写的发刊词《短言》第一段就开门见山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在欧美国家的发展颓势和社会主义在俄国等国的方兴未艾，由此得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解救出来，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式不可”［15］的结论。创刊号后，其主要内容也是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各国共产党的组织状况而展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展现了党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中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前锋》月刊诞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下，主要任务在于宣传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其发刊词从世界局势的分析出发为中国革命寻找方向，整篇以气势磅礴的排比段论述了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自杀而崩溃”的边缘，“他们牺牲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偿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贪欲也愈加迫切，手段也愈加狠毒”，鼓动“凡是爱国的中国人……加入国民革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敢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为中国人民寻求革命道路的历史主动精神。虽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但正如其所言：“我们并不怕失败，我们只希望无数量的爱国同胞，不断踏着失败的血迹前进！”［16］
（三）敢于担当历史使命
一个政党存在的价值，是由其承担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一个政党的力量，也缘于其能否把握时代的脉搏，担当起时代赋予的推动历史发展的使命。［17］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担当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
第一，在不断进行社会革命中担当历史使命。社会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当现存的生产关系发展形式桎梏生产力发展时，社会革命就必然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社会革命成为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在创刊号《本报宣言》中展示了党对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共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12］1923年中共三大后，为满足政治宣传的需要，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蔡和森创办了被称为“奋斗的国民先声”的《政治生活》。风云诡谲的政治环境促使《政治生活》的主要思想充满着战斗性与革命性，其发刊词指明当前面对“实际的政治”存在“投降”与“奋斗”两种态度，“投降”是“猪狗政客习惯的政治生活”，“奋斗”是“被宰割的国民应有的政治生活”，因此明确本刊的使命“便是要领导全国国民向奋斗反抗的政治生活走”［18］。
第二，在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中担当历史使命。自我革命是“党秉持坚定的担当意识、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用刮骨疗毒的精神坚决革除自身存在的各种顽瘴痼疾，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精神与实践”［19］。如何看待自我批评、如何直面自身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党的生活》在其发刊词《〈党的生活〉的任务》中指出“布尔塞维克的党，是要在不断的‘自己批评中锻炼出来的……发展党内的讨论时，实行‘自己批评，提高全党同志的政治认识，这就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主要动力之一，这就是‘党的生活的主要任务”［20］；《红色中华》发刊词中将“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阅工作的成功与缺点，找出正确的方法，指示各级苏维埃有计划有日程的进行工作，以建立巩固而有工作能力对策苏维埃政权”［6］作为本机关报的工作之一；《党的建设》在《开端语》中开宗明义了其根本任务为“根据国际和中央路线，站在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争斗的基础上，经常来检阅苏区党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一切工作”［21］；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八路军抗战的经验，尤其以较大篇幅鞭辟入里地剖析了八路军在抗战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22］。这些论述虽在细节上多有不同，但是都生动体现了党直面自身问题、敢于自我批评的历史主动精神，是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精神奥秘。
（四）勇于开创历史新局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道路上遭遇了无数次危机与变局的考验，但总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历史新机、勇于开创历史新局。
第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危机中寻找新机。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7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从此，共产党人便以报刊为阵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月刊在其发刊词《短言》中首先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阐明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结合起来，用革命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式不可”［15］。《布尔塞维克》的发刊词《发刊露布》称：“只有建立这种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和布尔塞维克的思想，然后中国革命之中方才有强固的健全的无产阶级政党做领导，才能彻底的完成中国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5］
第二，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在变局中开创新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扬坚持民族利益至上、坚持向核心看齐、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伟大斗争精神，不断应对历史变局、开创历史新局。党从国民党背叛大革命的变局中开辟土地革命的新局，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变局中开辟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新局，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变局中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新局。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解放日报》在《发刊词》中号召发扬斗争精神，维护民族大义，拥护党的核心，坚决打击“背叛民族利益而不愿改悔的人”，与世界人民协力斗争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任何企图，使我国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23］。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
彰显历史主动精神的基本特征
发刊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新闻实践活动中的传播旨趣，在彰显历史主动精神的过程中表现了其基本特征。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锻造坚强的政党领导核心是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工作的全部价值在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报刊工作一切“自转”都要围绕党的工作的“公转”，任何时候不得游离，这是对党报党刊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党报黨刊坚守党性原则的表现。为配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反抗外侮的中心工作，1938年1月11日创办了《新华日报》。作为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非常重视报刊的党性锤炼，充分发挥了党报特有的政治宣传和舆论引导作用。在创刊伊始就将“尽其所能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其根本任务，将“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斗争中作为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24］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1941年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形成，抗日根据地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国统区新闻事业遭受破坏，根据地报刊的规模和影响力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亟须一个权威性的媒体去揭露、打击敌人，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统一党的思想，树立党的形象和权威，从而更好地拓展反敌抗日的新局面。基于此，延安《解放日报》应时而生。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名并撰写发刊词，强调党的路线就是报刊使命，“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23］。但《解放日报》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暴露了教条主义和脱离革命实践与群众生活的弊病，未能完成“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的基本任务”［13］126，《解放日报》“没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武器”［25］50。在全党办报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日报》开始了意义深远的改版运动，改变了以往重国际轻国内的排版原则，实行重视国内，尤其是边区革命生活的方针。改版后，第一版是国内重大新闻，国内新闻以我党我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根据地的主要新闻为主，第二版是边区版和国内版，用以报道党政军和其他根据地的新闻，第三版为国际版，第四版是副刊。这一变化适应了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适应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要求，使其成了“忠诚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并且“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25］55的真正的党报。
（二）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
党报党刊在当好党的“喉舌”的同时，也要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人民群众的需求。早期党报党刊非常重视和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汲取理论创新的营养，再将理论创新的成果呈现给读者以作用于实践，从而建立以报刊为平台的双向互动关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创办于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时期，十分重视与青年读者的互动，力图成为“青年群众的组织者”。该刊发刊词痛斥“通告式领导”的“空洞不实际，千篇一律”，提出“必须转变到新的领导方式上去”，明确《青年实话》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汇集和整理各种斗争的经验，特别是关于团的组织任务的阐明和指示，发展同一路线下的团内的讨论”，并鼓励“一般同志都应该踊跃做文章，团内负主要工作责任的同志，更需把实际工作的经验经常写交《青年实话》”［26］。正是在这种同青年读者主动沟通、双向互动的宗旨引导下，《青年实话》大量反映了“反围剿”斗争时真实的青年斗争与生活，刊登大量青年乐于学习的理论知识，促使红军与工农青年建立了较好的关系。《青年实话》成为中央指导苏区青年工作、在青年红军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吸引青年参与革命以及苏区青年吐露心声、发表意见的双向互动窗口，突破了报刊理论传播单向输出的局面，是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促进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
（三）积极引领社会思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围绕“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具有深远影响的争鸣。面对不同思想文化的交融激荡，中国共产党主动适应新情况、新特点，以坚定的文化自信、高度的历史主动，使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从而“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27］。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28］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终于寻找到拯救中国革命的思想解药。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开始转向社会主义方向，中国人的精神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杂志《新青年》在其存续的近11年间，经历了从自由知识分子的个人刊物到知识同人刊物、再到社会主义刊物、最后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三次转变。《敬告青年》《本志宣言》和《新青年之新宣言》这三篇发刊词性质的文章见证了《新青年》的三次历史性转折，也生动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在思想上逐渐从被动转为主动的历史过程。陈独秀在1915年执笔《敬告青年》时，尚且为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民主与科学”的主线贯穿在“青年六义”的阐释中，但是这篇发刊词还未展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1919年《本志宣言》中陈独秀明确提出“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想求社会进化……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29］，此时陈独秀已经转变为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新青年》中也加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分量，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量传播；1923年《新青年之新宣言》中瞿秋白高呼《新青年》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10］，此时的《新青年》季刊正式成为“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13］7，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新青年》的这三篇发刊词不仅是《新青年》转变的重要标志，更记载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逐步加深，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被动到主动的演变过程，是早期共产党人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全新开始。
（四）语言通俗，贴近群众
如何畅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渠道，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道难题。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采取多种方式不断“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30］。语言的通俗化是打破理论传播壁垒、提高理论传播效率的重要手段，须使党报的文章具有最高的指导性和最大限度的具体性，必须尽可能的通俗化，使它真正能够深入极广大的劳动群众中去［31］。早期以工人为宣传对象而创办的报刊《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善于运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向工人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人在世界已经是最苦的了，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32］，“由工人手中做成的生产品，不能听凭工人自由分配，却要特设一种非生产阶级，不必劳动的，来掌管消费的分配权”［33］，“有一种不从事劳动的人……把我们真正的劳动同胞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用强力来侵占了去，供他们的生活，供他们的快乐”［34］。这些发刊词以这些贴近工人的语言向工人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同工人产生共鸣，引导工人深入阅读学习并参与运动。1932年中央苏区创办的《党的建设》，其发刊词明确强调本刊“要能成为支部同志阅读的刊物，故所登载的文字，力求通俗简短，很具体切实地解释问题”［21］。另外，1940年在延安创刊的《中国工人》在发刊词中也提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35］作为完成报刊任务的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将话语通俗作为重要要求在多篇发刊词中提出，在理论传播中追求生动活泼、避免机械复制，深入浅出地对晦涩的理论进行通俗化加工与传播，以更好地深入人心。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
彰显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启示
（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激发历史主体的能动力量
赓续历史主动精神，首要的是激发历史主体的能动力量，使之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命运与共。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历史主动精神从自发转向自觉、自信的关键；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从创立之日起就把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主体、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和真正的英雄，并将此观点落实到自己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中。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36］新时代党报党刊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党报党刊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必须抓好党的理论武装、树立党的理论自信，不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纲领，积极宣传党的思想主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我们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思想武器，党报党刊必须在深刻把握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坚定传播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宣传党关于重大形势的判断分析，坚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助力发挥思想理论的时代伟力，筑牢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思想根基。黨报党刊讲人民性，就是要关注群众生活、反映群众呼声、解决群众问题，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是政党的旗帜，具有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44。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空间的自由化、网络主体的多元化、网络内容的娱乐化和网络文化的圈层化趋势明显，意识形态风险增加，严重威胁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政治属性是党报党刊的本质属性，决定着其为谁服务的根本方向。党报党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也是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新时代，党报党刊必须筑牢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的坚固防线，打赢意识形态主动仗，积极争夺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和制高点。首先，党报党刊要明确职责，传播党的声音，维护党的尊严。意识形态斗争的首要任务是用党的意志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党报党刊要在准确理解和把握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基础上，准确诠释党的理论，全面宣传党的重大决策部署，用先进手段传播先进思想，利用技术优势增强政治优势。其次，党报党刊要主动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对于错误意识形态的进攻，党报党刊必须勇于“亮剑”，积极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性真理性。最后，党报党刊要积极引领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面对当今舆论传播的主体多元化和渠道多样化趋势，党报党刊必须掌握舆论宣传的主动权，增强领导社会舆论的本领，抢占互联网主阵地，做好正面宣传，强化舆论引导，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三）围绕重大时代课题，把握时代脉搏
问题是时代之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25-26是目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党基于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事业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是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新概括。回顾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发刊词的内容与实践，可以看到党报党刊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紧扣时代脉搏。
党报党刊需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地融入新环境、担当新任务、把握新规律、开创新局面，才能永立时代潮头、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一方面，党报党刊要把握新时代的发展脉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党在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考量，体现了党把握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的自觉自信。党报党刊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坚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37］另一方面，党报党刊要积极融入数字传播时代。数字传播时代是与纸媒时代相对应的概念，数字技术成为各类传媒的核心技术和普遍技术，各类传统大众传媒数字化步伐加快，基于各种数字技术的新传媒和新技术不断更新。党报党刊应当与时俱进，更新传播理念、提升传播技巧和宣传能力，充分展示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守好党的舆论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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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我亦工人.劳动者呵！［J］.劳动者，1920，（1）：1.
［34］邓中夏.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呢？［J］.劳动音，1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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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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