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旅游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兴生产力。文章以湖南省Y县L村乡村旅游发展为例，基于资本与村民的互动关系，从村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探讨乡村旅游与村民生产生活的互嵌关系，以期找寻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乡村旅游要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重回村民日常生产实践，将资本驱动的乡村旅游与村民生产生活互嵌，建构以村民为中心的生产空间、营造独具乡土文化的生活空间和塑造可持续的生态空间。
關键词：空间生产；空间；乡村旅游；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F590-05?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3-0084-007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乡村振兴进入新时代，乡村旅游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合理规划建设特色旅游村镇，因地制宜推动乡村旅游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推进多元功能聚合，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休闲新空间”［1］。当前，许多农村依托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保护较为完好的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了乡村整体面貌的改善。但是作为一种新兴产业，乡村旅游在发展中面临诸多困境。一是虽然在制度设计上要求乡村旅游因地制宜、特色化发展，但实际运作中却往往忽视村庄公共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建设，破坏了乡村原有的自然、和谐，旅游开发同质化现象突出。二是资本主导着旅游发展的方向，市场与村民主次颠倒，本应发挥主体作用的“原在地者”村民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边缘角色，市场成为主导乡村旅游空间生产的主体。
针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困境，已有研究一是从制度层面，提出通过“政策嵌入”和社区内外主体互动生成地方制度等客观机制［2］，围绕具体的乡村环境制定出系统化的旅游产品开发体系，从而纠正当前存在的执行偏差；［3-4］二是从发展模式层面，提出将“生产—生活—生态”相结合，推动景区走向鲜活的日常互动体验，建构起多主体共同治理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5-6］三是从参与主体层面，提出应该明晰政府与市场对于旅游开发的边界，在政府主导之下引导资本下乡，同时结合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推动企业与社区达成一致的资源开发目标和立场，将经济事务转化成公共层面的治理事务，实现资本的责任投资；［7］四是从村庄空间层面，提出进行空间赋能，以村民传统生活空间为基础，在农文旅结合中重塑乡村性。［8-9］
总体上看，已有研究揭示的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与路径，主要立足经济思维，将乡村旅游看作是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为目标的新业态，将政策作为一种服务工具，而没有将乡土文明作为发展乡村旅游的内生要素，也忽视了村民的主体地位与能动性。乡村旅游作为新业态，其必然重塑村庄的生产生活空间。当前研究还存在仅从政策、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角度分析乡村旅游，脱离乡土底色的空间系统，无法找到农村农民现代化的路径。本文案例村L村乡村旅游的发展，经历了从资本驱动的空间生产到“村民在场”的空间生产的转变。第一阶段，资本的介入造成生产空间的纯粹生计化、生活空间的疏离化和生态空间的非持续性，给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困扰，进而引起村民的反对。第二阶段，政府引导构建乡村旅游让位于以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为中心的“三生”空间生产，真正使得乡村旅游成为村民的生活方式。这一变化过程为回答乡村旅游为谁发展、如何发展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经验素材。
二、村庄空间生产中的资本与村民
（一）外来资本与村委会“合作”
各地发展乡村旅游，外来资本大多通过与基层政府“合作”的方式进入，与村委会建立“委托—代理”关系，形成兼具行政合法性和市场合理性的资本。具体地说，外来资本将与村民的合约关系委托给村委会，通过村委会的行政代管对乡村旅游的经营主体进行统筹，而“村委会则将生产要素交给外来资本进行统一开发利用，对村庄空间进行乡村旅游发展的包装及市场化运作”［10］。
外来资本之所以选择与村委会“合作”，主要是考虑村委会作为基层政府的末梢组织，不仅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身份，而且具有利用地缘关系获取村民认同的优势。村委会承担着发展乡村产业、带领村民致富的重任，在“国家—村民”之间起桥梁作用，使得他们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能轻易将制度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本，并依托政治合法性以集体经济的名义将村庄内部的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整合利用，为外来资本的进入提供了有利条件，外来资本则通过对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整合利用，以迎合市场的“景观化”手段吸引客流，促进村庄的旅游开发。
（二）资本的空间生产逻辑
资本空间化是指外来资本借由发展乡村旅游，依附于商品、土地、劳动力等多种要素进入村庄空间，实现农民与土地空间所有权的分离，将村民和土地全面纳入资本生产空间结构。空间资本化是指村庄空间从自在空间向资本空间转变，一方面是对于空间这一生产要素的商品属性的发掘，促使空间生产方式重组，另一方面改变空间的社会属性，资本化倾向的社会关系导致“原在地者”村民逐渐失去对村庄要素的主导和支配。
乡村旅游的发展，资本在运作中会从单纯的市场逻辑扩展到“社会—市场”逻辑，对村庄空间的控制会从单纯的经济层面深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领域，重塑村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资本驱动下的空间生产，包括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三个层面。生产空间是生产者借由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互动，进行日常生产实践，并由此建构出特定生产关系的空间，它不仅是单纯的地理空间，也是技艺与记忆借以传承与再现的空间；生活空间是人们生活与交往的空间，包含了家庭生活空间与公共生活空间，内含真实的、富有人文性的共同价值。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并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1］；生态空间不仅指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的自然空间，也是人与环境进行直接对话，进而获得精神依托的场所。人们通过对于物的直接感知、构想与再现，实现对生活世界的亲历与意义建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三元空间，构成具有方向性、关系性和环境性的生命系统。
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在促进乡村旅游发展、让村民得到要素分红或者成为雇佣劳动者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生活空间疏离化、陌生化，并最终危及乡村旅游的可持续性。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与乡村旅游共生，构建出资本与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让“原在地者”—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嵌入乡村旅游发展，享有村庄空间生产的主动权与话语权，进而实现乡村旅游的发展与村民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同步。
（三）案例村概况
田野点L村位于Y水河畔，地形以丘陵和盆地为主，全村面积7.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040亩，林地面积3800亩，鱼塘水面245亩，截至2021年，L村共有44个村民小组，1291户，4541人。历史上长期以种植业为主，渔林、手工业为辅。村内的杨家洲汉墓群在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留存有500年前的“一元第”古牌坊及恢复重建的孔庙。
自2008年开始，L村充分利用山水林田河湖等自然资源以及文物古建等历史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2009年，L村成立Y县第一家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由此开始走上乡村旅游发展之路。由于乡村旅游发展前景不确定，前期参与这一项目的村民寥寥无几，仅由几个村“两委”成员家庭进行试水。随着研学旅游的逐渐风靡，一大批外来资本通过市场和政府进入L村，2018年，L村以农田重金属治理为契机，运用种植结构调整补贴政策，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集中流转村民耕地2000余亩，同时组建资产股份合作社、旅游股份合作社、劳务股份合作社及置业股份合作社等5个合作社，集中利用土地种植花海、西瓜等经济作物，为外来资本的进入打开市场，随后LZ种植专业合作社、G成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进入村庄。2021年，S休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入L村，充分利用政策支持和便利的基础设施发展旅游农业与休闲观光农业。与此同时，部分农户作为研学旅游的接待户承担游客的食宿，由此形成了“村委+基地+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旅游业发展模式。在伴随着“资本下乡”的乡村旅游发展中，村民是资本链条上的服从者，不断让渡着生产生活空间的话语权，村庄社会从一个具有人文性的生产生活空间逐渐转变为逐利性的消费空间。2022年后，政府、村委会和部分村民意识到资本对村民和乡村空间的排挤，开始认识到让乡村旅游回归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重要性，并探索出了一条以村民为核心的乡村旅游新路。
三、乡村旅游的空间生产：从“资本驱动”到
“找回村民”
外来资本在基层政府的支持下进入村庄发展乡村旅游，不仅影响了乡村的经济发展，也关系到村庄社会秩序和村民生活方式。
（一）资本驱动的空间生产
1.生产空间生计化
外来资本进入村庄更多是从资本增殖角度对空间进行开发利用。2021年S休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入驻L村后，以文旅结合、团建度假为主要内容，先后开发建成爱情大道、彩虹桥、漂流等旅游项目，并且逐渐将村民所经营的种植业、养殖业等个体产业纳入资本的生产链条之中，以统一的标准对产业进行包装和宣传，形成农旅结合、文旅结合的产业发展模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则牵头进行农业文化长廊建设，在田间地头呈现活态化、情境化的农业文化遗产。同时村委会组织村民出售自家农副产品，如此便将旅游业、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形成“村委+基地+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旅游业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原在地者”村民产生分化，村委会作为村级集体经济代言人成为外来资本的合作方，部分村庄精英在以旅游业为主导的产业链中居于上端，而普通村民中一部分人“离土不离乡”，成为乡村旅游的服务人员；另有一部分“不离土不离乡”，但是其生产性质从自由经营转变为资本化经营链条上的一环，其生产资料及产品均受资本的统一调配。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之间原有的主客体亲和性的丧失，意味着村民的生产空间转变为资本驱动下的纯粹生计空间。截至2021年，L村仅有13%左右的劳动力从事种植业，这一部分人多在60岁以上。他们凭借着多年的种植业经验，成为水稻、油菜、西瓜种植大户的雇佣劳动力，同时成为农耕文明展示的活标本。
随着资本对村庄空间的全面渗透，村庄空间本身变成了可增殖的资本。生产活动被置于资本及其背后权力关系的介导下。该村“村委+基地+合作社+公司+村民”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表面上看似乎使得村庄空间在结构和功能上实现了村庄空间秩序的再生产，但实际上这是由资本及其代表设定的空间秩序。外来资本和村庄精英利用旅游业发展生产出等级化的生产关系。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包括农业、工业、手工业、服务业在内的一系列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普通村民通过种植、养殖、务工等生產活动参与到乡村旅游中，全村50个作为接待户的农家每接待一个游客，其食宿费由村委会抽成50%，村集体及基地从中分红达100万元左右。除接待户外，旅游业提供了约150个就业岗位，分布在保洁岗、旅游设施维护岗、农耕文明展示岗等岗位，而产品开发岗、技术支撑岗则大多由村委会成员及外来资本代理人承担。普通村民的主体地位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并没有随着旅游业发展凸显出来，他们居于产业链下端，然而产业链等级化带来的普通村民表面化的生活水平提高并不是乡村振兴中生活富裕的本义所在。
2.生活空间疏离化
生活空间包括公共生活空间和家庭生活空间。公共生活空间承载着社会活动和地方文化精神，是村民通过社会互动和情感共享而建构“自致性强关系”的理想场所。外来资本进入村庄，通常凭借着内外部的公共资源优势，意图掌握公共生活的话语权，而村民作为公共资源的劣势方，在公共生活空间建构中通常只是追随者。一方面，公共生活空间在资本的驱动下，逐渐凸显出由身份等级所决定的排他性与竞争性，导致村民丧失空间实在感，缺乏庭院、田间地头的交流。村庄空间文化活动通常由以外来资本为代表的村庄精英主导，如在乡村旅游文化节中，普通村民在策划到举办的整个过程中仅仅是作为“活标本”“移动工具”存在；另一方面，资本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加速对村庄空间景区化、商业化、市场化的改造，村民原有的地缘亲和性被资本切割，社会交往和公共事务参与大多在诸如党群服务中心、公司办公场所等正式的公共空间中进行，缺乏高质量的集体活动和公共性的社会参与，公共性式微，在精神上逐渐缺乏共同体意识，并进一步导致村民之间社会交往质量的下降，村民之间的互惠关系逐渐从“今天你给我家一把菜，明天我帮你家包粽子”转变为付费机制。村民间的人情味被物化、商品化，人际关系走向疏离与陌生。
随着公共生活空间与家庭生活空间的分离，居住空间的使用价值让位于价值，村民生活发生异化。一方面，在旅游接待上，旅游接待户的家庭布局由基地进行统一规划与验收，游客床铺设计成清一色的大通铺，游客菜单也由基地统一制定。另一方面，资本引导的“都市型生活方式”在村庄中变质为盲目的“物以新为贵”“物以‘西为贵”，而忽视了与家庭传统文化和整体格局的匹配。村民逐渐丧失对自我生活方式的建构能力，传统的特有家庭文化逐渐趋于同一化。
3.生态空间非自然化
在资本的驱动下，L村的生态空间，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自然性逐渐让位于资本的逐利性。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外来资本以打造“Y县小桂林”为目标，大力开发村里的河道池塘等自然资源拓展旅游项目。为了扩大湖泊观赏和游玩面积，资本方还将耕地开掘成湖泊池塘，并进行人为筑堤，从而破坏了耕地的水利灌溉系统。另外，许多旅游设施建筑于农田之上，对农田的肥力等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为了给游客提供“山居”的旅游体验，外来资本在林地投资建造民宿及一系列配套设施，人为地破坏了林地的生态平衡。
（二）“找回村民”的空间生产
2020年9月以后，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等文件，为L村乡村旅游的整治和转型提供了政策契机。2022年，Y县根据中央要求出台了《土地非粮化和非农化整治方案》，镇政府要求S公司拆除原建于耕地上的旅游设施。S公司面临800余万元投资沉没的处境，L村面临大量土地和劳动力何去何从的困境。政策这一外部性因素的介入宣告了资本驱动的乡村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的不可持续，也说明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如何将外来资本从村庄空间“人—地”关系的解构性因素转变为服务于村民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工具，成为L村必须直面的课题。L村的做法主要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生产中逐渐找回“失踪的村民”。
1.生产空间人文化
以土地非粮化和非农化整治为契机，基层政府发挥行政力量的优势参与空间治理，同时L村村委会转变旅游发展的主体定位，让村庄空间的生产重回村民日常生产实践。通过评选各类生产活动的杰出代表，凸显“土专家”“田秀才”在乡村旅游中的作用。非遗的跨文化传播将受到关注［12］，“土专家”“田秀才”以他们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知行合一为资本，服务于生产活动的精细化、艺术化创造，从而不断在乡土文化和乡村旅游的结合中增殖出价值。如“田秀才”将作物的生长历程搬上研学课堂、“豆腐专家”将磨豆腐的工序打造为团建体验项目。通过这一类日常生产实践的实景展示，针对游客中的不同年龄群体，唤起年长游客对于传统生产实践的记忆感或激发年轻游客的新鲜感和探索欲，以此满足游客的差异化需求。
2.生活空间人情化
L村在旅游经营中，挑选了50户村民作为接待户承担研学学生或游客的食宿服务。学生或游客入住农家之后，房主会带领他们到菜地里采摘新鲜的艾草和蔬菜，随即教他们制作艾叶粑粑、灯盏糕、南瓜饼等特色小吃。除去基地组织的集体活动，学生们还以小组为单位在村民家中度过三天两夜。村民的家庭生活被真实、全方位地展示。研学学生或游客通过“进入现场”与村民同吃同住以及持续性的交谈，切身地感受村民衣食住行的具体形态，从而对农村生活从固有印象和表面化认知上升到自我感知和自我体验。
作为公共生活的具体表现之一，仪式性活动在L村乡村旅游中凸显出重要性和独特性。如在游客的一项体验活动“唱章”中，村民通过仪式性活动传承着他们对生活空间的认同与归属。资本的介入方式是组织游客进入到仪式性活动中。如此，游客虽然是通过“付费”机制进入到村庄的公共空间之中，但却能够与村民共享信仰与仪式，从而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找到心灵的归处。在活动中，村民及游客汇聚一堂，在村口处架起以枫树木为主体，杂以檀、柏等木的宝塔状天架，择吉日写有祝祷类话语的条幅于其上，鞭炮声响，架香燃起，人们在架香前祈愿，随后在各家各户门前张贴“平安”符，最后村民和游客共进“唱章”宴席，在这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诠释。
3.生态空间本真化
在“找回村民”的生态空间生产中，L村以乡村土地资源的整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提档升级实现乡村自身价值的提升，将保护生态有机融入到旅游发展之中。L村村委会根据上级政府要求，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和“田长制”。在实际运行中，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制度在村庄落地过程中被日常生活实践重新解读，政策语言转化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语言，通过墙画、环境整洁评比等方式转化为村庄生态空间再生产的一部分。村委会在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净化、亮化和绿化人居环境的同时，提倡村民在自家院落栽花种果，由此营造出“春赏菜花夏尝瓜，秋赏桂花冬品果”的景觀。村民在将生态要素转化为生态资本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从而自发地打造庭院式院落。村庄生态空间的本真性回归，既提升了村民生活的品质，也促进了旅游业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本质归元：重塑“村民在场”的乡村旅游空间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其兴盛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生活压力，引发的居民新需求。乡村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寄托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对乡村景致、节庆民俗的向往，也有对家国情怀、家训家风、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等风尚的推崇。发展乡村旅游其实质是在追求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启迪民智，从人的内心、自我进行探寻，找寻到本真的人性，达到人与自然空间和合共生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空间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归元”。乡村旅游在村民生产生活的村庄空间进行，应当真正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村民生活方式，而不只是生计方式。当前，许多地区的乡村旅游仅仅被作为一种服务经济发展的工具。资本驱动的旅游业短期给村民带来了收益，但是从长远看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定会对乡村社会造成危害，无法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要把乡村旅游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手段，关键在于坚持以村民为主体，让村庄空间本身以其自生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网络吸纳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资源。而资本则应成为村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构成要素，以市场优势嵌入到村庄社会之中，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本土化与市场化的统一、村庄本身人文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统一。也就是说，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要给村庄带来经济效益，更要实现村民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只有让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嵌入旅游发展，乡村旅游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从精神上改造村民，让他们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他们身处其中的世界和他们自身，才能让游客从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乡村文明中探寻到“家”的社会文化根源，弥补其在个体化社会中的孤独感与“无家感”。
（一）生产活动嵌入旅游，重塑以村民为中心的生产空间
生产活动嵌入乡村旅游，就是将村民生产实践重新引入到空间生产的中心，以生产实践引导乡村旅游的发展，让乡村旅游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和人文底色。
城市的快节奏生活驱使人们回头寻找具有传统意味的农村图景。然而，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让乡村也难以保留具有原真性的生产实践。这就使得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重塑成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取向。作为农耕文明的活的载体，村民是生产空间的核心。在将生产实践嵌入旅游中时，村民首先应该从意识层面自觉地对生产活动进行美学阐释，以主人翁的精神促进生产空间的现代化转型；其次是在实践层面上对包括土地在内的农业生产体系及景观进行审美再发现与再创造，促进有本土特色的生产活动艺术化、人文化，让旅游真正成为一种能够展现时代价值的乡土文化，而非短期的生计来源。与此同时，政府、资本等外部力量则充分发挥自身行政力量、社会网络和市场手段的优势，从村民本身生活方式变革与满足受众需求两方面帮助村民将日常生产实践艺术化、市场化，但同时保留乡土性。首先，外部力量应以村庄本身的人文、生态等为底色，为创造性地使用、转化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文化遗产和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旅游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规划建议。其次，通过在田间地头打造农业文化展示坊等专业机构，将物质遗产和农民主体性相结合，集中展现村民的日常生产实践。游客在历史与现实的转换中更真实地体会到农业生产实践中人与土地的关系，从而重新找寻到内心的归属与逝去的价值。在村民赋权的生产实践话语体系之中，村民与外部力量及游客形成良性互动，实现空间生产的正义性和价值重塑。
（二）日常生活嵌入旅游，营造独具乡土人情的生活空间
村民的日常生活嵌入乡村旅游本质上就是将村民的真实生活情境放置于乡村旅游的核心位置。对于游客来说，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碗一瓢都是旅游场景的展现。这些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作为情感的载体和象征符号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生活化旅游空间。游客进入这一空间，整体性、深入性地自我体验、自我感受、自我探寻村民生活及其内容，体悟村民在现代化与乡土文化双重影响之下的特有行为方式与心态。在与村民的生活空间对话的同时，游客自身也形成对于空间的想象和认知，从而在回忆与认同中促进文化意义的传承与再创造。这不仅提高了游客的旅游满意度，也促进了村民生活空间的适应性生产。
当前，乡村旅游的生活空间营造普遍存在表面化、片段性的问题，乡村旅游成为没有人文精神的符号化、形式化的商品，活生生的人从生活空间中消失，存在的只是角色。而通过“在地者”与游客的直接互动，村庄空间得以形成一种兼具机制化建构与意义化表达的生产模式。乡村旅游的发展就是找回了村民的主体地位，村民和游客双方在村庄生活空间中建构起互动的关系网络，而非通过资本建立游客与乡村的表象化、片段化联系。首先，让家庭生活嵌入乡村旅游，就是要让村民与游客直接互动，让村民的真实家庭生活成为游客体验的对象。如一些村庄的研学基地建设，可以让村民作为接待户参与，村委会制定标准，村民以“竞标”的方式获得接待资格。在获得资格后，村民的家庭生活被有机融入到乡村旅游中，形成集生产与生活为一体的现代化家庭产业综合体。其次，坚持让村民以自我的形象而非表演式的形象出现在乡村旅游空间中。通过全方位地展现村民社会生活原始形象，摆脱表演式的关系建构。在此情境中，村民与游客在进行沟通和共同行动的过程中不经意地建立了超出于买卖双方的关系，也正是这种语言的建构与解读、行动的连续性形成让空间从抽象上升到实体，变成了活态的生命承载体。最后，资本要转变自己的空间生产角色定位，以激发村民的主体性为导向，通过“智库式”及“保姆式”服务有机融入到村庄空间生产中。这样，村庄空间中的各参与主体不仅让身体存在于此空间中，而且进入到现场的关系之中，在构建关系的过程中进行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
（三）自然教育融入旅游，塑造可持续的生态空间
当前，各地的乡村旅游发展中，生态系统通常被当作生态资本或生态产品。人们仅仅着眼于它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从而在“人—地”关系上走向对立。在此境况下，生态正义的提出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不同于环境正义，生态正义从自然伦理的角度对“人—自然—社会”的关系进行了价值上的规定。从可持续的生态空间塑造来看，生态正义最终指向的就是人与自然和合共生。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树立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理念，重构以人为核心，回归本真性的生态空间是走向乡村现代化、获得人的自我解放的必然选择。
重塑“村民在场”的乡村旅游空间，首先要防止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空间进行权力切割，而应该建立起共识性的道德自觉，站在生态系统的立场上思考共生路径，以生态系统自身的发展为人们创造外部正效应；其次是通过村民与游客在生态空间构建中的直接互动，激发出村民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让村民用自己的方式、语言将生态保护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从而自觉地促使生态空间由符号化生产转向精神性生产，从被动地接受制度层面上的生态保护政策条例的约束走向主动地在生产生活中解读生态文明的内涵；最后要通过展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美化”游客的游玩体验，从而激发出游客对于生态环境的情感。［13］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出游客的共生思维，达到自然教育的目的。这样，各主体在与自然互动中实现了意义的相互建構与表达，实现了村庄生态空间的再生产及其可持续发展。
乡村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归根结底要落到作为空间生产主体的村民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群体性的文化现象，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一时间性和“整体—区域”这一空间性的融汇。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尚属探索阶段，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行都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通过村民的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与旅游发展“互嵌”，最终要实现的是乡村旅游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与旅游发展在空间自我生产与主体自觉活动中实现“互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乡村旅游才能够唤醒村民的集体记忆与认同感，找回自我以及生活的价值，从而实现乡村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0/content_5669468.htm，（2022-4-20）.
［2］岳晓文旭，王晓飞，韩旭东，等.赋权实践如何促进乡村新内源发展——基于赋权理论的多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2，（5）：36-54.
［3］庞清云，保继刚.涓滴策略对乡村社区旅游收益分配的影响［J］.旅游学刊，2022，（8）：13-25.
［4］丰晓旭.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逻辑及关键问题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23，（2）：305-317.
［5］傅才武，李俊辰.旅游场域中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生产逻辑与价值回归［J］.江汉论坛，2022，（10）：131-137.
［6］彭华，何瑞翔，翁时秀.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多主体共治模式——以福建泰宁水际村为例［J］.地理研究，2018，（12）：2383-2398.
［7］孙九霞，张凌媛，罗意林.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J］.自然資源学报，2023，（2）：318-334.
［8］林继富.“空间赋能”：融入乡村振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J］.西北民族研究，2021，（4）：97-109.
［9］姚尚建.乡村性的再造——基于“三生空间”的权利视角［J］.理论与改革，2023，（2）：48-60.
［10］赵晓峰.从合约治理到行政统合——资本下乡过程中治理策略转换的案例研究［J］.社会学评论，2022，（4）：222-239.
［11］［法］亨利·列斐伏尔.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包亚明，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8.
［12］谢梅，赵森，臧雨琪.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热点与趋势——基于知网资源的知识图谱分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2，（4）：75-83.
［13］张爱红.短视频嵌入文旅融合的产业传播路径探究——基于格兰诺维特嵌入性理论的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60-70.
（责任编辑 蔡华玲）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