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下》篇“不可与庄语”之“庄”，当据郭象《注》佚文释为“庄周”。此种诠释不仅得到惠施卒后庄周“见世莫可与语”之传闻的支撑，而且合于庄子“知而不言”“不言则齐”的精神旨趣，并在文脉与句法上得以贯通无碍。而“庄正、庄大、正大、法言、法语”等有“言”诸说，在义理、句法上皆有诠释缺陷。无论是以“周”解“庄”，还是以“大”解“庄”、以“正”解“庄”、以“法”解“庄”，都深刻打下了诠释者的身份与时代烙印，体现了“庄语”诠释之阶段性特征。以“庄”为“庄周”，还为《天下》篇作者与年代之锚定提供了关键证据。
关键词：不可与庄语；庄周；庄大；庄正
中图分类号：B233.5?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編号：1001-862X（2023）03-0051-007
《庄子·天下》“庄周道术章”载：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1）
对于“庄语”之解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说：“郭云：庄，庄周也。一云：庄，端正也。一本作壮，侧亮反，大也。”［1］1102已见“庄周、庄大、庄正”三种诠释，尔后庄学史上又出现了“正大、法言、法语”等诸多注解。但是，这些说法的提出有何理据，究竟何种解释更贴近“庄语”本义，其背后反映了怎样的诠释立场与特征，诸说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以“庄语”为“庄周之语”
《释文》曰“郭云：庄，庄周也”，然此语并不见于今本郭象《注》（2），盖其刊落甚众，篇帙章次已非旧观。（3）此种诠释可称为以“周”解“庄”，于庄学史上并未得到重视，不仅支持者寥寥，而且论者亦无恰切回应，更无对郭《注》之历史来源作深入探究。
以“庄语”为“庄周之语”，在义理上有较为可信的历史根据，如《徐无鬼》篇：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此则寓言，在汉代的流传中进一步提炼为：
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淮南子·修务训》）
惠施卒，而庄子深暝不言，见世莫可与语也。（《说苑·谈丛》）
据上，惠施卒后庄周“见世莫可与语”的传闻，其来有自，甚为可信。而此传闻，正可与《天下》篇“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互释，即“不可与（天下）庄语”对应“见世莫可与语”。庄周“深暝不言”，在于惠施卒后“无以为质矣”，故“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语。准此，郭象以“庄语”为“庄周之语”的诠释便得到有力支撑，它反映的庄周“无与言之”“见世莫可为语”，即“无言”，直接对“庄大、庄正、正大、法言、法语”等“有言”诸说构成强力反驳。
以“庄语”为“庄周之语”，亦合于庄子“知而不言”之旨趣。《列御寇》篇：“庄子曰：‘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庄周知“天下沈浊”，故不与语，可谓之天也。这与“大辩不言”“不言之辩”（《齐物论》）、“不言之教”（《德充符》）的主张全然相合。若以“庄大、庄正、正大、法言、法语”等释之，终落入“有言”之迹而生是非，不如“无言”无迹而齐是非。退一步说，以“庄”为“庄周”，从“有言”的诠释路径看，实可涵盖以上诸说，以人统言，何尝不可？
以“庄语”为“庄周之语”，还在前后文脉与句法上得以贯通无碍。“庄周道术章”从“以谬悠之说”至“以寓言为广”，集中体现了庄周的语言特征。其中“以天下为沈浊”句，若从注家释为沉溺于“滓垢、污秽、五浊”等，用以形容天下之浑乱浊秽状态，则甚为突兀，恐有失当。“以天下为沈浊”句，当与“言语”论说有关，对此句的理解，直接影响了诸家对“不可与庄语”之解释。
考“不可与庄语”之“与”，当训作“为”。《读书杂志·史记第四·孟子荀卿列传》“岂寡人不足为言邪”，王念孙案：“不足为言，不足与言也。……‘与‘为一声之转，故谓‘与曰‘为。”［2］323又曰：“‘与犹‘为也……古或谓‘为为‘与。……‘为谓之‘与，‘与亦谓之‘为。……是‘为、‘与二字，声相转而义亦相通也。”［2］94《论语》“道不同，不相为谋”［3］169，《盐铁论·忧边》作“道不同者，不与相谋”［4］；前引《淮南子·修务训》“见世莫可为语”，《说苑·谈丛》正作“见世莫可与语”。故，“不可与庄语”即“不可为庄语”，“与”对应“以天下为沈浊”之“为”。又《人间世》篇：“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以此句法比之，则“沈浊”与“庄语”之关系，能否如《人间世》篇所示，保持前后对象（婴儿、町畦、无崖）性质之一致？能否与“谬悠之说”诸句，与“说”“言”“辞”“傥”（直言）［5］213“觭”“语”等保持一律？
《天地》篇“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释文》曰：“‘浊口本又作噣，音同。”［1］462而“噣”，本亦作“浊”，故“浊”可读为“噣”。《说文·口部》：“噣，喙也。从口，蜀声。”《庄子》多以“喙”来形容口辩，如《天地》篇“合喙鸣，喙鸣合”，《秋水》篇“今吾无所开吾喙”，《徐无鬼》篇“丘愿有喙三尺”。故以“浊”训为“噣”，便可与“庄语”在“口辩言说”上相对为文，同于“以谬悠之说”至“以寓言为广”段皆指向对“言辞语说”之描述。而“沈浊”之“沈”，当从注家训作“沈溺”之“沈”，盖庄子悲“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齐物论》），因天下之人沈溺是非口辩，“强聒而不舍”（《天下》）、“语而不舍”（《秋水》），故不可与之为庄周之语，不可与之辩。
论者或说惠施不也以“善辩为名”（《天下》），何以排除在“沈浊”之外呢？庄惠之辩不是同“不可与庄语”相矛盾么？但这恰好证明了惠施卒后庄周“无以为质”而愈加厌恶辩者之沉溺噣喙，今本《庄子》中的“庄惠之辩”或为后学追记之作。
《天下》篇的作者并未按照《人间世》篇“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的处世准则来讲述庄周，即没有将其表述为“以天下为沈浊，亦与之为沈浊”，而是突出了庄周对“天下”之抵牾、抗拒的孤傲性格。“不可与语”本就是不肯合作的姿态，而此句中用“庄语”，不用“庄言”，后文复用“卮言、重言、寓言”，一方面显示了“语”“言”二字之使用差别，盖“答述曰语，自言曰言”［3］120，“不可与庄语”有明确的论难对象——“天下之人”，而“三言”乃庄周著书体例，则是自言；另一方面，更凸显了“语”之“抵御”“对抗”义（4），他“自觉到读者质疑并对读者素质进行讽刺性批评”［6］，也即仍有一个“我”之意识未被消遣。故“庄语”之“语”，不可替代为“言”。既已道“不可与”庄语，故后文进一步申说庄周之“可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此“独与”二字，再次烘托了庄周抵抗“天下”之态度，“精神”二字则跳脱出“言语”之限制；对“不可与庄语”后，如何与“天下”（世俗）相处的问题，《天下》篇则给出“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方法，又回归至“语言”层面进行论说。
综上，以“周”解“庄”，以“庄语”为“庄周之语”，不仅在义理上有较为可信的来源，符合庄周“知而不言”“不言则齐”的精神旨趣，还在文脉与句法上得到有力支撑。但此诠释在庄学史上长期被忽略，甚至遭到毫无理由的排斥。明确提出具体反对意见者，如高亨认为：“若指庄周，则当作周，不当作庄。”［5］213此亦推测之辞，非为定论。今本《庄子》大凡论说“庄周”之文句，多称庄子、庄周，或单言曰“周”（见于《齐物论》《山木》《田子方》《外物》《说剑》），故庄周自述己事，或惯于称“周”，曰“周语”而不曰“庄语”确有一定说服力。但是，若《天下》篇作者非为庄周，则径称曰“庄”有何不可？（5）“庄周道术章”极赞庄周，自不可如“惠施章”直呼其名而批驳之（“施存雄而无术”），此章言“庄周”之事，或为依顺前后文“六五”成句之节拍，在字句协调上，压缩文句所致。
并且，如上文所论，若承认“庄语”为“庄周之语”这一诠释的有效性，势必会否定《天下》篇作者为庄周自作，因为庄周本人是不可能以“庄”自称的，这从《庄子》中“庄周”寓言自称之习惯便可看出，而庄周之嫡系弟子亦不当以“庄”直呼之，故《天下》篇之作者当另有其人。若结合“庄周道术章”惯用“彼”“其”作第三人称的叙述立场，则如严灵峰所言“断不能说是庄子‘自称”［5］392。故论者切不可拘于《天下》篇乃庄子自序之旧说，而将此关键证据略过。
“庄周道术章”又曰“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书”二字，揭示了《天下》篇作者似已见庄子之完书。考虑到“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的传闻，则《天下》篇形成年代之上限，亦必在惠施卒后，而王夫之谓“或因惠子而有内七篇之作”［7］351，不可不谓卓识！
二、以“庄语”为“庄大之语”
以“庄语”为“庄周之语”的解释长期被遮蔽，还在于其他诠释具有较强的效力，而以“庄语”为“庄大之语”便是其中之一。
《释文》释“庄”：“一本作壮，侧亮反，大也。”成玄英《疏》：“庄语，犹大言也。”［1］1102王念孙、郭庆藩亦以“庄、壮古音义通用”（6），故以“庄语”为“庄大之语”。以“大”解“庄”，在版本、音义上均得到相关支撑。
这种支撑，在《秋水》篇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
此段表述的“井蛙”“夏虫”“曲士”，由于受到空间（虚）、时间、教义之限制，在认知上便固守一隅。它深刻揭示了“语”之有效表达不仅与言说对象有关，还与言说内容紧密关联。“可与语大理”，与“可与庄大之语”在义理上亦得以贯通。但《秋水》篇所表达的皆为某一类别，非全体之概念，而“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之“天下”，显然指天下全体之人，为一集合概念。若以“庄语”为“庄大之语”，其对象亦必为束于教之“曲士”，而非“天下之人”。但《天下》篇以“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固不见真理之大全，可视为“一曲之士”。所以，以“庄语”为“庄大之语”的解释仍具有相当诠释力度。
但是，这种支撑在《庄子》文本中却存在相反的例证，以成玄英为代表的以“大”解“庄”之说也受到挑战。《逍遥游》篇曰：
惠子謂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此处借惠施之口明确道出庄周之言“大”。从庄、惠问难之语看，庄周并不以其言“大而无用”，而意在说明这种“无用之用”，即“大”的有用性体现在如何去用。若以“不可与庄大之语”解之，则否定了这种“无用之用”，与《逍遥游》篇的逻辑甚为抵牾。并且，庄周所托之“三言”，未曾不有“大言”，若接舆之言“大而无当”“犹河汉而无极也”（《逍遥游》），何可不谓“大言”！
如果说此种诠释在义理上仍具较强效度，但在句法上却存在诸多不畅。“与语”连用为先秦典籍所常见，但“与”“语”间加上形容词却未有用例；反而是“与”“语”间加上人物，或是“与语”后加上形容词、名词之句法居多。若以“庄语”为“庄大之语”，以先秦两汉之语用习惯看，或当为“不可与语庄”，然而《天下》篇并未如此表述，因为“不可与语庄”之受事者极易被理解为“庄周”，从而造成此句施事者与受事者一致的情况；而此句之受事者明显是“天下”，“庄语”亦当为名词性词组，《天下》篇的作者亦未将“不可与语庄”改作“不可与语大”或“不可与语正”等。若考虑前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的句法，此句或作“不可与庄大之语”，或“不可与庄正之语”等等，但此处却作“庄语”，故不可不疑。
其实，成玄英之所以不愿依循郭《注》，而将“庄语”解释为“大言”，以“大”解“庄”，是有比较鲜明的家派意识与时代背景的。成玄英曰“宇内黔黎，沈滞闇浊，咸溺于小辩，未可与说大言也”，在《庄子序》中又极赞庄周“其言大而博”［1］7，故以庄子之言为大言。然“大言”与“小言”相对，成《疏》“愚俗惑于小辩”［1］374，“夫诠理大言，犹猛火炎燎原野，清荡无遗。儒墨小言，滞于竞辩，徒有词费，无益教方”［1］58。在成玄英看来，庄周之大言，自然胜于儒墨之小言，故此疏释具有浓厚的学派批判色彩。但是，《齐物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抨击了这种“大言”的“猛烈”气焰。庄周对“言语”（“大言”“小言”）世界的认知，使得他要独守一个“忘言”的天地，成玄英的阐释显然偏离了庄子本义。
成玄英又以“教”为“大言”，认为“至道，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于物，教亦普遍无偏也”［1］752。其所推崇之“教”，自是道家之教，而道家特崇其“大”，成玄英拈出“大”字释“庄”，与其道家知识背景密切相关。成玄英还以“三皇五帝之道”为“大言”，《疏》曰：“恐颜回将三皇五帝之道以说齐侯。既而步骤殊时，浇淳异世，执持圣迹，不逗机缘，齐侯闻此大言，未能领悟，求于己身，不能得解。脱不得解，则心生疑惑，于是忿其胜己，必杀颜回。”［1］623这都体现了他融合儒道的努力。
总之，以“庄语”为“庄大之语”，在义理、句法上皆有缺陷。成玄英未选择“庄周、庄正”等诠释向度，独以“大”解“庄”，反映了他深刻的道教学者背景。
三、以“庄语”为“庄正之语”
《释文》：“庄，〔端〕正也。”尔后林希逸、释性通、阮毓崧、王叔岷、陆永品、方勇即以“端正、端庄而诚实”解之（7），褚伯秀以“庄正之语”发之［8］1391，罗勉道以“正告”辩之［9］334，陆西星、沈一贯、曹础基以“庄重、雅重”释之（8），陆树芝、王先谦、张默生以“正论”明之（9），刘凤苞以“正意”言之［10］809，钟泰、顾实、单演义以“正言”道之（10），马叙伦、高亨、蒋锡昌以庄为“正”训之（11），陈鼓应、王博以“严正”说之（12），等等。凡此诸论，皆为以“正”解“庄”。自宋明以后，以“庄语”为“庄正之语”的诠释，从者最多，特为当今学界推重，逐渐成为共识。
但问题是，论者为何要避开“庄周、庄大”等诠释，而单从“庄正”之向度考虑呢？
首先，论者将“不可与庄语”同“以天下为沈浊”关联起来，多把“沈浊”解释为“沈迷浊秽”，甚至以佛家“沈溺五浊”［11］489论之，进而得出不可与之“庄正之语”的结论。但天下“沈浊”何以必然导致不可与“庄正之语”，而不是导致更符合庄周精神的“知而不言”“不言之辩”之“无言”，诸家并未给出解释。
究其缘由，或受上下文句的影响。前言“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诸家多视作“不庄正之言”。“时恣纵而不傥”之“傥”，高亨释作“直言”，故以“庄语”同前文照应起来，语义甚为贯通。但是，“以谬悠之说”五句，到“不以觭见之也”处文义已断，随即转入第二层“以”字起首的“以天下为沈浊”句，交代天下“沈浊”，不可与之“庄语”，故托之“三言”而“自言”（13），不当复说言辞之“不庄正”。
此外，或与论者“以屈解庄”有关。庄屈之文皆有南楚之风，以“沈浊”而在语言上甚有关联之文献，《楚辞·远游》“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12］，注家多以“污秽”释“沈浊”，又以“独郁结其谁语”将自身遭际与庄屈联系起来，突出了“正言、直言、谏言”不得其用的层面。但这种解释丧失了二者“其谁语”“莫可与语”的愁况。
其次，论者将“不可与庄语”与“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关联起来考量。如王先谦说“因世人不可与庄语，故以此三言为说”［13］，王叔岷亦认为“不可与端正之言，故托诸卮言、重言、寓言也”［14］。按此逻辑，则“三言”必不为“庄正之言”，必不可与“庄正之言”在内容上有所交集。但是，庄周所创“三言”，特别是“重言、寓言”，是否无庄正、庄重之言呢？“三言”之整体表现形式或可称为非“庄语”，然其情志之所至，意趣之所向不可谓不庄重、不庄正。
或有论者说此“不可与庄正之语”特指形式上而非正面论之（“正言”），故托之于“三言”。但庄子所谓“三言”并非仅指语体形式，同时具有深刻义涵，在“三言”中也多有正面言说之语，如褚伯秀说“‘形固可使如槁木，正言之也”［8］42，《逍遥游》篇“此小大之辩也”，何可不为正面言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何其掷地有声，不可不谓庄重！并且，如上文所述，论者并未注意到“语”与“言”之差异。根据袁济喜的考证，“语”较多地具有平常交往与交流的意思，没有那么多的神圣性［15］，故而以“端正、庄正”来形容“语”，似有拔高其神圣庄严之嫌。
又《荀子·非相》“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虽以“矜庄”为“谈说之术”要义，但需注意的是，此例义在说明“矜庄”之外貌态度，并非直接用以修饰“语”。先秦典籍除《天下》篇外，无“庄语”一词，且“庄”之构词，多用以修饰色貌、心容、动作等而置于词尾，如《论语·先进》“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3］129，《逸周书·官人解》“貌庄而安”［16］，《管子·形势解》“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则臣下肃”［17］，《荀子·乐论篇》“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18］，等等。其在句法上与以“大”解“庄”存在同样的问题。
诠释者之所以以“正”解“庄”，以“庄语”为“庄正之语”，深层原因还在于诠释者的身份与知识背景。可以清晰地看到，此种诠释并未接著郭象、成玄英的解释讲。自宋代理学家林希逸“以儒解庄”，认为庄子“未尝不知圣门为正也”［19］始，以“正”解“庄”之风便大行于世，他们于诸多解释中独觑见“端正”二字，特重端正诚意，对成玄英以“大”解“庄”、视儒为“小言”的理路进行了有力回应。而今学界又继宋明以来之注疏“接着讲”，故“庄周、庄大”等诠释长期未得到重视。
四、“庄语”之其他诠释
除《释文》所载“庄周、庄大、庄正”之诠释外，也还有他解。但究其理路，实是以上三种诠释之综合，或进一步引申。
如以“庄语”为“庄子之语”“正大之言”。北宋“真靖大师”陈景元在《南华真经章句音义》中依郭象之注，谓“庄语，庄，庄子也”［20］，明显筛除了《释文》中关于庄正、庄大之释义。但其《庄子注》又曰：“庄语，正大之言。”［8］1390则起到补充余说之作用。故而陈景元是将“庄周、庄大、庄正”之解释，皆纳入对“庄语”的理解中。
但陈景元并非简单罗列诸义，他没有以“端正”解“庄”，而是创造性地阐释出与道教思想更贴合的“正大”之义，体现了将此三种诠释路径融会贯通的努力。陈景元说：“南华著书以中正为宗，而曼衍无穷；以重德为体，而真实不伪；以寄托为用，而广施教导。”［8］1390他是将“庄正、庄大”之义融入庄周著书体例“三言”的解释中，从而试图在著书宗旨与精神上达到三者之和合圆融。此种诠释，虽兼具三种诠释之长，义域范围最广，但亦兼有以“庄正、庄大”释“庄语”之短。此说自陈氏之后，亦无继之者。
如以“庄语”为“法言”“法语”，可谓以“法”解“庄”。吕惠卿说：“方天下之清也，圣贤明而道德一，人可与庄语，庄语则法言而已矣。以天下为沉浊而不可现庄语，则唯道之从，以趣时而已矣。”［21］272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引吕注：“庄语，犹法言，唯道之从而已。”［8］1389吕惠卿于《在宥》篇又注曰：“谓之法，则法非妙道也，是粗也，而天下以为分，则不可陈也，故圣人齐于法而不乱。”［21］106则其所谓“法言”盖指“法道之言”，为圣道之迹。故《知北游》篇注解曰：“大美也，明法也，成理也，皆道之谓也，所从言之异耳。”［21］183-184吕惠卿以“法”解“庄”，将圣人之“法”视作圣人之“迹”，是为了阐述其“礼义法度，应世而变”的改革观，进而为政治制度之革新做理论准备［22］；探究“庄语”之本义，原非其趣，故而“庄语”之诠释，体现了往实用方面发展的理路。
朱文熊亦谓：“庄语犹法语也。”［23］346以“庄子之学”为“儒家之雄”，为“圣门最高之学说”［23］6-7，其所谓“法语”，同于《论语·子罕》“法语之言，能无从乎”。而何晏以“正道”解之［24］，皇侃以“法则”疏之［25］，朱熹以“正言”释之［3］115。其实，无论“法言”，还是“法语”，皆有“教令法则”之义，可视作“庄正、庄大”之义的引申。以“庄语”为“法言”“法语”，在《庄子》中亦可找到义理上的依据，如《胠箧》篇“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寓言》篇“鸣而当律，言而当法”，《秋水》篇“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但此种诠释亦有问题，庄周所谓“三言”皆不离道，其底层之身份亦不可到“言而当法”之地。
五、结 语
自《释文》揭示“庄周、庄正、庄大”等三种诠释路径后，庄学史上对“庄语”之解释便无出其范围。其中，以“庄语”为“庄周之语”的诠释力度最强，这主要由于：（1）郭象《注》、陈景元《章句音义》之支持；（2）与惠施卒后庄周“见世莫可与语”之历史材料可互证；（3）合于庄周“知而不言”“不言则齐”之旨趣；（4）在文脉与句法上得以贯通无碍；（5）先秦典籍无有“与”“语”间加上形容词之辞例，除《天下》篇外，无“庄语”一词，更无以“庄”直接修饰“语”之语用，且“庄”之构词，多用以修饰色貌、心容、动作等而置于词尾。
但是，此种诠释理路长期被遮蔽。究其原因，除今本郭《注》已失其旧外，还与诠释者对“以天下为沈浊”及其前后文句之理解有关。最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庄大、庄正”诸说的合理性，在历史的诠释中被过分夸大，它们在义理、句法等上皆存在不同程度的诠释缺陷。无论是以成玄英为代表的以“大”解“庄”，还是以林希逸为代表的以“正”解“庄”、以吕惠卿为代表的以“法”解“庄”，对“庄语”之解释，都深刻打下了诠释者的身份与时代烙印。
如果说以“周”解“庄”在于阐释“语”之有效表达与“言说者”之关系，那么以“大”解“庄”则侧重“语”之内容，以“正”解“庄”重在“语”之形式，以“法”解“庄”重在“语”之实用性。这都充分体现了“庄语”诠释之不同面向与庄学史的阶段性特征。
若以上论证无大偏差，且承认“庄语”为“庄周之语”这一诠释的有效性，则势必为《天下》篇非庄周或其嫡系弟子所作提供一关键证明。历史上对此诠释路径之所以忽略，盖亦受《天下》篇为庄周自序之说的影响。进一步推论，若考虑到庄周“见世莫可与语”之典故，则《天下》篇形成年代之上限，亦必在惠施卒后。
注释：
（1）本文凡称引《庄子》原文，若无特别说明，皆引自［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且只注篇名。
（2）今本郭《注》释此仅载：“累于形名，以庄语为狂而不信，故不与也。”
（3）参看马叙伦：《庄子义证·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杨思范：《敦煌本〈庄子〉写卷篇章考》，《文献》2007年第3期。
（4）陆宗达说：“语”的“对答义”，与“对抗”“对应”的意义又有相通之处。它的同源字“敔”就当“抵御”“对抗”讲，“晤”则当“对应”讲。“言”向“问”的方向引申，“语”向“对”的方向引申，源异义远，昭然可见。详见氏著：《“言”与“语”辨》，《语文教学通讯》，1981年第5期。
（5）《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车、状皆鬼魅也。”顾广圻以“畏”当作“魏”，魏牟也，聲近误。以“瞻”为瞻何，“车”当作“陈”，陈骈也，形近误；陈奇猷继以“震”为“长”形之误，长卢子也。以“状”，为“庄”，庄周也。详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13页。又，扬雄《法言》谓：“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皆为以姓（氏）称人之例。
（6）参见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44页；［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102页。
（7）参见［南宋］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05页；释性通：《南华发覆》，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5册），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第689页；阮毓崧：《重订庄子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963页；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44页；方勇、陆永品：《庄子诠评》，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083页。
（8）参见［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89页；沈一贯：《庄子通》，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10册），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第934页；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98页。
（9）参见［清］陆树芝：《庄子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96页；［清］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4页；张默生：《庄子新释》，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750-751页。
（10）参见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91页；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单演义：《单演义文集·庄子天下篇荟释》，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11）参见马叙伦：《庄子义证》，许嘉璐主编，李林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743页；高亨《〈庄子·天下篇〉笺证》，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页；蒋锡昌：《庄子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页。
（1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17页；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13）顾实认为：“旧以此‘谬悠之说五句，专属诸《庄子》之书而言，则与下文‘以卮言为曼衍三句，复沓难通矣。”亦注意到“谬悠之说”五句与“以卮言为曼衍”三句当属不同语义层级，不可前后强行贯通。详见氏著：《〈庄子·天下篇〉讲疏》，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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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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