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会庆

　　摘要：以复杂科学为视域，增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系统的认知与有效构建是新时代新征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和关键环节。基于复杂科学构建“三位一体”系统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理论、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必然，其运行机理在于实现耗散结构、阈值突变与同频共振，其行动路向是以复杂科学理论为思想引领，以人民至上为目标统揽，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关键支撑，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统摄，以高等教育为衔接撬动，知行合一，不断优化协同发展实践路径，增强系统整体涌现性效能。

　　关键词：复杂科学；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复杂系统

　　中图分类号：G521；G322；C9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3-0016-009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的科学论断和系统部署，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创新发展新格局新蓝图。任何多个主体交互、相互适应以及主体适应环境所构成的系统均为复杂系统［2］，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融合共生、协同发展，形塑了一个现代社会发展复杂巨系统——“三位一体”系统。复杂科学（Complicated Science）作为系统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是专门研究复杂系统结构、主体复杂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理论框架［3］，重点关注由相互作用的多个组件构成的系统，凸显系统演化过程及涌现性、非线性、开放性、自组织性、适应性及生成性等系统运行机制，强调客观事物形成背后的深层次、多重复杂原因和发展过程［4］，为静态均衡分析向动态演化分析转变［5］，深刻认识“三位一体”复杂系统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与方法。在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乌卡时代，遵循教育、科技、人才各自发展的特殊规律性和共同塑造“三位一体”系统复杂性的客观存在，深入探究与践行“三位一体”复杂系统的构建逻辑、运行机理与行动路向，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立足复杂科学视域，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新论断、新要求和战略统筹、系统部署，围绕如何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项事业有机衔接、科学统整为一体的机理与机制予以深入思考，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推进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礎。

　　一、形塑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系统的逻辑必然

　　“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力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理论、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必然，体现了系统“涌现”（Emergence）的价值蕴含，其逻辑出发点在于形成更大的系统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首先，从理论逻辑来看，形塑“三位一体”系统不仅是对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辩证统一关系的理性认知，更是对整体性、生成性的复杂系统“涌现”的科学把握。复杂系统是由多个具有智能性、自适应性主体构成的大系统，主体间存有复杂关联，并具有巨大变化性，从而决定了系统主体间及主体与环境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使得系统涌现出单独主体或部分主体不具有的整体行为（特性）。［6］从理论构成看，“涌现”是复杂科学理论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指的是一个复杂系统中个体间预设的简单互动行为所造就的无法预知的复杂样态的现象，即整体大于其各部分之和。［7］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人类社会的三大关键性事业，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专有属性与特有发展规律，而三者融合共生、协同发展将迸发出单一元素所难以产出的巨大力量和功效，为统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持久的动力源，起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

　　从学理上来看，复杂系统各组件之间的相互自适应性作用和正负有机反馈造就了单一主体所难以具备的系统整体性行为与性质。复杂科学视域下的教育、科技、人才是“三位一体”系统的三大组件，有着融合推进、协同发力、共存共生、循环互促的内在逻辑［8］，处于彼此依存的互适应性协同发展状态，演绎形成“三角协调”而不断涌现出单体所难以形成的系统性新样态，不断为新时代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新优势，有效地引导各主体之间协同作战，有利于促进教育、科技与人才等各项党和国家事业协调配合、深度融合、协同发力。教育、科技、人才之间有着环环相扣的辩证统一关系，唯有整合为一体化系统，才能形成系统所特有的“涌现”，方可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大有可为。

　　其次，就历史逻辑而言，形塑“三位一体”复杂系统既是对人类发展史上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相互依存、交错发展、相辅相成的客观规律的系统性、科学性认知，也是因时应势的战略性选择。随着以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纵深发展，人类对科技的运用与掌控更为娴熟，使得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与教育优先发展、人才主体支撑相得益彰，共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三位一体”深度协同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从复杂科学视域来审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科技、人才一直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三驾马车，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彼此支撑、功能耦合、协同演进的密切关联。［9］从古至今，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科技、人才有着各自差异化的时代需求与发展侧重，既有“并联式”异步发展，也有“叠加式”同步发展，但更有着相互支持、融合共生、协同发展的集成性发力态势和非线性发展轨迹，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三者糅合为“三位一体”系统更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之举。新时代语境下，教育、科技、人才被赋予了融合共生、协同发展的新战略地位和历史使命，因时而动、因势而动，形构“三位一体”复杂系统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有着从高速增长转向依赖“教育—科技—人才”共融共创，形成系统性合力，进而高质量创新发展的现实需求。历史多次为我们证明，只有建立起高质量发展体系，统筹好教育、科技、人才等各项事业，才能更有效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打牢科技自主创新发展根基并激发科技创新驱动力，培养和用好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创新发展的人才，推动整个社会发展迈向新的台阶。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新需求为导向，以新目标为锚定，以新任务为驱动，科学统筹谋划“三位一体”新规划、新布局、新基建和新行动，成为特定时代背景下有所行动、有所作为、有所突破的历史与时代的必然选择。

　　最后，就现实逻辑而论，形塑“三位一体”复杂系统是新时代新征程统筹“两个大局”，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法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考量。纵观国际国内当下发展形势与未来发展走势，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更加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向于平衡和谐，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实力、自主发展能力、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并行，“三位一体”协同发展与新冠疫情等不确定性突发事件相互交织，可以说，“三位一体”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复杂性愈发凸显，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中展现了更多的责任与担当，成为影响世界大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之一，这些毫无疑问是得益于中国教育、科技、人才各项事业协同性发展的现实表现。概言之，构建同向同行的“三位一体”系统的现实逻辑是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有效应对国际国内新形势与新样态，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观照与必然选择，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大事业，是因应国际错综复杂形势和外部严峻环境的现实需要与应有之举。

　　二、基于复杂科学的“三位一体”系统运行机理

　　“三位一体”系统运行的基本逻辑在于教育培养产出人才、人才助推科技并反哺教育、科技支撑教育创新并仰仗人才，三者环环相扣、有机融合、螺旋上升，发挥着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力量聚集、动力塑造、智慧凝聚的新功能新优势。“三位一体”系统内在基本运行机理是以系统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将教育优先发展、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工作统整为一体，系统部署、统筹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共同塑造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体系新合力。以复杂科学审视“三位一体”系统运行可以看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在系统中并无主次之分，其作用等级评价难以划分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三位一体”系统最终应落脚于：在多元主体交互作用中识别影响各子系统协同效应的序参量；以优化多主体交互行为为抓手；从外部支持完善和内部主体行为自适应调适两个层面，结合系统运行实践场景来解析系统从耗散结构到阈值突变，再到协同共创的运行机理；揭示涌现性、耗散性、突变性、非线性、自适应性和协同性等系统特征。

　　（一）耗散结构：“三位一体”系统运行之基础

　　“三位一体”系统是一个包含多基元多组分多层次的开放系统，其耗散结构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共融共创、协同发力并不断发生系统演变的重要机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多元交互行为生发，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交换信息、物质与能量，在开放包容、动态升维的过程中引发涨落，使“三位一体”系统发生非平衡相变，产生协同效应，新的生态不断涌现，这是系统运行的底层机理。“教育—科技—人才”之所以能够不断演变发展形成耗散结构，是因为其所形塑的一体化系统运行机制中具备了耗散结构所必须的四个基本条件：开放性的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呈现出非平衡态，子系统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有某种随机的扰动或涨落作为杠杆。［10］

　　其一，“三位一体”系统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系统。教育改革与实践、科技研发与应用、人才培养与管理等诸领域一体化实踐过程中，“三位一体”系统内部错综复杂，同时系统也在不断地与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各领域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交换。“三位一体”系统中包含大量的系统基元、多层次的组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本身都是由多重元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三者糅合为一个更大的系统，必然会具有更多基元与层次，而且基元间、不同的组分和层次间还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有着以系统内部之间融通、外部互动为基础，从静态均衡走向动态演进的内在机理。事实证明，孤立的系统演变过程通常是不断熵增的结果，最终导致无序，而耗散性结构虽然内部复杂，但由于其包容开放，不断与外界多元交换，形成熵减，将达到融合共生的有序生态平衡。以教育这一系统要素为例，其之于系统的作用机理是以开放的姿态，在满足社会发展进步需求的同时，也要从整个社会体系中获取吸收充分必要的资源，尤其是离不开科技赋能、高质量人才的智力贡献。

　　其二，“三位一体”系统内部各要素分布不均和差异性所形成的非平衡状态。以教育这一系统要素为例，其内部的功能、组合与演化的生态体系有着不平衡性，与科技、人才之间的关系不能采用简单化、抽象化的还原论研究模式，而是要依据多层次、多维度的与科技、人才共生的生态系统演变，根据人才社会需要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变化进行动态化的调整与演化。如果教育、科技发展和人才需求相脱节，将难以形成系统合力，会掣肘整个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三位一体”系统通过内部非线性相互作用，经过突变而形成新的有序耗散结构。

　　其三，“三位一体”系统内部诸多要素（子系统）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11］，这是实现系统运行的核心机理。相对于简单系统而言，复杂系统中整体的行为不是简单的部分线性叠加，而是具有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长期以来，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的关系，通常被概述为：教育培养人才，人才促进科技发展这种线性输出与输入的简单抽象结构模式。而事实上，三者之间的关系很难以线性数学模型来加以描述。伴随着教育转型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热潮高涨［12］，其不仅是人才输出单一职能的发挥，也在不断产出大量科技创新成果，并予以转化。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发展也在不断影响并改变着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使用考核评价体系。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彼此作用，使得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构建“三位一体”系统，要高度关注系统状态变量的高阶次、多回路和非线性信息反馈结构，加强教育、科技、人才各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多元反馈回路，通过自我复制、自我放大的正反馈机制，增强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等各元素的流动，打破人为设置的阻碍教育、科技、人才各项工作相互融合的条条框框、固有藩篱，形成教育供给人才，人才贡献科技，科技反哺教育与人才的闭环式良性循环，以整体合力发挥与系统产出支撑整个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其四，“三位一体”系统有着多种随机的扰动或涨落作为杠杆，通过突变过程出现撬动系统由不稳定的无序状态跃迁到一个新的稳定有序状态，从而促使系统在整体上呈现出协同发展状态。从整体、协同和动态的视角来看，当今社会的教育、科技与人才三者之间的糅合黏性不断增强，无论是教育优先发展，抑或科技自主创新，还是人才辈出，有一方得到创新性突破后，在多主体间的多层级正负反馈与干预机制作用下，将有效打破系统的原有平衡状态，以局部的深入变化推动自组织“涌现”生成，形成结构性效应的整体性“涌现”，螺旋式上升进入更稳定有序的新平衡状态，以此为基础开始新的系统循环演变。

　　（二）阈值突变：“三位一体”系统运行之标识

　　“三位一体”系统演变过程中蕴含着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以阈值突变动态重构系统新平衡的过程，这成为“三位一体”复杂系统运行的重要标识。帕·巴克认为，自组织临界系统演化到复杂的临界态时没有受到任何外界作用的干预。［13］自组织临界性之所以会发生由一般到重大的变化，其原因在于复杂系统的边界充满了多元丰富的层次，能够在熵增与熵减的能量转化中形成更为敏感的反应空间，从而促使整个系統实现突变。

　　对于“三位一体”系统而言，科技为系统演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成为实现系统阈值突变、动态重构的关键性要素。在当下社会中，每一次科技创新变革都会推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的革新，促使现代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进而重构人的价值，影响人才培养产出的标准和举措。例如，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能够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其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以强大的参数储备来模仿人类的思考方式、语言表达，进而完成积极的人机互动，这意味着未来人机关系将引发巨大变革，人机耦合将成为一种常态性的社会文化。长期以来，人的自我充分发展通常作为人才的突出特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要义，过去单一的主体自我发展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突变引领中，会逐渐演变为人机耦合式的共同发展，人的生存状态也会由此发生改变。与此同时，教育子系统中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必然会随之嬗变。人才培养从过去更看重知识与技术的学习与掌握，转向对人的创造力、情感价值观等意向性结构的培养，由“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只有这样，才能在人机耦合的智能生态环境下，使人更好地成为激发机器学习和模仿的样板，进而凸显现代人才的价值作用，彰显“三位一体”系统所建构的社会良性循环的生态价值。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深度协同发展的本质要求。归根结底，在新时代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指引下，以“三位一体”系统中教育革命性创新重塑、“卡脖子”科技问题实现重大突破、不断“冒”出大师级创新人才等突变，将打破系统内部原有平衡秩序，实现连续过程引发非连续结果涌现，而突变远离平衡状态也就意味着不断放大耗散结构中的正负偏差，从而使系统组织呈现出非线性发展状态。

　　（三）同频共振：“三位一体”系统运行之状态

　　从系统整体发展而言，虽然突变使“教育—科技—人才”的耗散结构呈现出不平衡状态，但最终仍然会走向另一种平衡有序状态，这是由于耗散结构系统会通过调节内部同频共振的形式，实现整体性的系统协同。其中“创新”起着关键性支撑作用，是“三位一体”复杂系统的关键序参量。同频共振原则不仅在生物体之间，也包括了其他非生物体的非线性活动。［14］在耗散性复杂系统自组织的过程中，同频共振作为一种节点的动力学特征，会使得各主体不断地在各要素之间寻找同频，以及更匹配的参数，从而适度调整自己的频次等行为，实现系统中教育、科技、人才的融合共生，形成系统整体性的非线性螺旋式上升发展。

　　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各自的价值得以凸显，又通过“创新”来自适应调整原有的样态，形成同频共振的理想状态。三者皆成为以“创新”为纽带的价值节点，使得各子系统和整个复杂系统对外部环境作出更加科学、规范、合理的响应，形成整体涌现性，这也是“适者生存”法则下“三位一体”系统运行的关键逻辑［15］。以“创新”为引领，“三位一体”系统内部元素或主体的行为遵循一定的规则，根据所处环境和感知到的信息来不断地自适应调整其状态和行为，并且主体以其自适应智能行为能力来根据各种信息调整规则，产生以前从未有过的新规则，系统在整体上显现出更高层次、更加复杂、更为协调的有序性，进而推动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系统性创新变革。“三位一体”系统中教育转型发展与系统变革、科技研发与成果全领域覆盖应用、人才培养产出与合理使用，必然要涉及政府部门、教育机构、企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创新性行为的同频共振。“教育—科技—人才”的自身结构或参数能够作出自适应反应，则因其天然地具备了内部节点的耦合价值，而激发三者协同发展的关键则是创新。人才是创新的主体，科技是创新的客体与结果，而整个创新链的重要中介则是教育。总而言之，创新尤其是“破坏性创新”撬动了“三位一体”系统各主体之间的同频共振，激发了系统整体涌现性，催生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势能、新机制与新生态的加速性重构，而单靠教育、科技、人才某一方的单一发展将难以产出如此之大的效能。

　　三、形塑“三位一体”系统的行动路向

　　以复杂科学为视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形塑“三位一体”系统的实践路径在于立足新时代，以复杂科学理论为引领、以人民至上为统揽、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高质量发展为统摄、以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为撬动，科学把握“三位一体”系统的涌现性、非线性和自适应性等内在特征与外在表现，创新性与创造性地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为三重螺旋协同发展的耗散结构，更好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一）以复杂科学理论引领“三位一体”系统构建

　　“三位一体”系统的构建需要在理念认知上下功夫，从复杂系统本身运行发展所固有的特殊规律出发，增强统筹意识、一体化理念、去中心化观念和系统化功能涌现认知，进一步将思想意识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正视“三位一体”系统的涌现性、耗散性、突变性、自适应性和不确定性等特性，坚持非线性因果关系原则，深刻认识构建“三位一体”系统的重要性、长期性与艰巨性，清醒认识到系统螺旋式推进与演变发展的必然性，破除因果关系的简约化线性思维局限，客观科学、准确地把握好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螺旋发展结构和“三角协调”关系。

　　各系统构建的行动主体在思想上要主动应变，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摒弃部分之和等同于整体的简单线性还原论思维，以前瞻性思考、系统性谋划与全方位布局，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形成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增量”的系统效能。唯有直面“三位一体”系统的复杂性，深刻领会到系统目标追求核心在于实现系统整体性涌现，才能形成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新动能。同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教育优先发展与教育公平、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人才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集聚等多重辩证关系，主动把握因复杂系统自身蕴含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创造性机遇。

　　要深刻领会与遵循“三位一体”系统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充分认识到“三位一体”系统自身的运行机理决定了其不会始终处于理想的平衡有序状态，而是处于动态的非平衡状态。要时刻关注和推动耗散结构中的阈值突变发生，促进系统不断演变形成新的相对有序的体系结构，形成同频共振的良性状态，推动系统螺旋上升常态化发展。要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不断审视三者协同发展样态与状态，一旦出现不和谐因素和不平衡状态，要做出积极的反应，查找短板与原因，有的放矢地精准干预，使三者能够更好地融合共生、协同发展，使系统重回有序状态。在強调“三位一体”复杂系统重要性的同时，要兼顾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在要素分配、领域多元等方面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在充分尊重各自发展规律和专属领域的基础上，遵循“三位一体”系统的生态演化规律，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充分满足“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共生、协同发展的现实需求，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更好地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具体而言，要树立大教育观、大科技观、大人才观的“大三观”。一是树立大教育观。“跳出教育看教育”，科学认识教育优先发展的基础性支持作用，以科技为支撑，以人才产出为导向，加快建设数字化教育体系，教学与科研并重，促进教育公平和高质量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二是树立大科技观。深刻领会科学技术在创新驱动中的战略性支撑作用，加强有组织科研、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三是树立大人才观。进一步形成对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主体性作用的高度认同，正确看待人才磁场效应、集群效应和链式效应的客观存在性与合理性，为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和面向世界的高质量人才成长提供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领域既要全面提高自主培养人才质量，又要逐步拓展对外开放育人、选人和用人的广度与深度，并以求贤如渴的精神“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发挥人才集聚优势。

　　（二）以人民至上统揽“三位一体”系统构建

　　作为实践性行动者的“人”是构建“三位一体”系统的主体性元素和最终服务对象的客体落脚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三者协同发展的基本要素，以“高质量人才”为协同发力的本源，以人民至上统揽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工作，形塑“三位一体”新生态，这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和必由之路。人民始终是历史前进的主体和根本动力，因此，要围绕人民的需求和主体作用发挥，积极谋划与统筹把握“三位一体”系统的架构设计、功能发挥、要素流动、开放与收敛，以复杂性思维高度把握三者融合而体现出的涌现、耗散、涨落等系统演化特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聚焦人才主体性支撑，实施人才引领驱动的教育变革与科技创新融合。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人才观，在人才培养产出过程中，兼顾科技赋能理念和教育社会属性，将科技赋能与人文育人高度融合，在数字化科技赋能的背景下，进一步突破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构建教育新形态，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飞速发展变化的能担当、有能力、有作为的高质量人才。在人才使用上，坚持“党管人才”的基本原则，用好用活人才评价“指挥棒”，让人才活力迸发，把优秀人才集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来，以此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全新局面，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人”是“三位一体”系统必不可少的主体，“人才”是“三位一体”系统的关键支柱，人民至上是“三位一体”协同发展过程中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总体要求的关键性目标与行动统揽。“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要依赖教育发展、依托科技创新，积极围绕高质量人才的接续培育和人尽其才的宗旨遵循，抓好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引育人才、用好人才等人才工作落实，使人人成才、人人出彩。还要以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基本出发点，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基于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的提升，深化“三位一体”协同发展工作。

　　（三）以体制机制创新支撑“三位一体”系统构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性的核心地位，成为“三位一体”系统中的序参量。深入推进机制创新与体制改革实践成为促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是熨平“教育—科技—人才”之间鸿沟与壁垒的关键。新时代以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推进机制创新与体制改革实践，加强一体化战略布局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架构，抓好若干关键环节的优化设计，进一步破除梗阻教育发展、阻碍科技进步、妨碍人才培养与使用等环节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弊端，成为实现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力的关键。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构建是一项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一方面，国家层面上自上而下成立了分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项工作的组织架构，同时以各级党组织来领导统筹“三位一体”协同发力。另一方面，教书育人、科技惠民、人尽其才是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三件大事，广大基层干部和老百姓已经逐步认识到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融合发展对于其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重要价值，有着对于“三位一体”协同发力，实现国强民富的美好期盼与共同愿景。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协同教育、科技、人才三驾马车并行不悖发展的同时，更要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系统涌现行为的生发。坚决履行好新时代使命任务，始终坚持“创新”作为三位一体复杂系统序参量的全局性核心地位，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践为系统动力激发，在大兴调研之风，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着眼长远，进一步优化“三位一体”系统顶层设计，加强设计、实施和评价等关键环节，及时出台并不断优化相应配套政策作为“三位一体”系统高效运行的“四梁八柱”，提升各适应性主体的创新性内生动力。这是有效应对特殊时期下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各事业同题共答、各领域同向发力、行稳致远的必然之举。

　　要立足全局，深刻把握“三位一体”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新结构、新功能，加强创新突变，始终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的立身之本，激活人才第一资源，强化人才支撑作用发挥，加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力度。要加强科学技术协会等社会组织建设，部署好高等教育这一“三位一体”系统关键枢纽，实施育人与科研范式转变，推进科研组织模式转型发展、跨学科融合的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并举，推动高质量育人、高水平科研和深度社会服务等高校职能发挥，努力成为世界主要教育中心、科技创新策源地与高质量人才高地，铸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四）以高质量发展统摄“三位一体”系统构建

　　以“三位一体”系统的现实逻辑为根本遵循，以“高质量发展”有机统摄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深度融合发展，把握好要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进“三位一体”系统构建的关键性进路。要依托智能科技的赋能作用精准施策，规避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简单且低水平的相加而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开辟精细化协同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更加有利的发展格局，筑牢国家强盛之基，彰显新时代蕴含的高质量发展价值。

　　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现实问题解决突破口，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教育链、科技链、人才链等多链深度耦合，不断推动“双循环”全方位、螺旋式发展，满足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需要。以此为基础，坚持胸怀天下，拓展全球视野的战略眼光，在国内与国际的辩证统一中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发展，积极应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基于国内和国际两重维度，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过程中，立足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事业发展的各自特有维度和独特规律，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融合共生新生态构建，实现各主体同频共振和系统融合的“增益大于损耗”的潜能释放。这正是在“双循环”背景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顺应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转移，实施高质量发展的理性和必然选择。

　　（五）以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撬动“三位一体”系统构建

　　高校不仅是高等教育学府，是科技创新前沿阵地，还是人才聚集高地，是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于一体的典型性机构，是“三位一体”复杂系统的微观聚焦之实践场域，是践行“三位一体”的主力军、走在前列的开拓者。以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为统筹，以高校为载体而形构的高等教育系统，不仅是教育系统的一大子系统，也是有着独特地位与价值作用的社会子系统，起着联结“三位一体”系统各部件的核心桥梁纽带作用，处于“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共生、协同发展的核心结合部，有着提质赋能“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特殊职责与担当。高等教育是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途径，前承高中教育，后接社会人才组织架构体系，是国民教育的最高端和终身教育体系的关键段，被时代赋予了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知识创新、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多重职能。高等教育不仅高度依赖国家与社会发展，而且必须满足并服从和服务于国家与社会需求，是“国之大者”的典型代表，唯其如此，才能形成强劲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铁三角”。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话语体系，进入了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体系人才高地成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实然主体［16］，形塑了覆盖人口最广、规模最庞大的体系和良好生态，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共生逻辑日益凸显。但难以否认的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仍然存在诸多现实问题，这固然与底子薄、起步晚、历史惯性大等多重组态影响有关，还同教育与科技、人才的融合度欠佳有着直接的关系。客观上讲，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型态”仍处在新旧交替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状态之中，中国式高等教育转型发展还未迎来真正的转折点。［17］新时代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实施高等教育转型升级的集结号和冲锋号已经吹响，中国高等教育需要积极与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在实现自身现代化，屹立于世界高等教育之林的基础上，不断为科技创新与驱动，人才培养与集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撑。新时代高等教育必然要置身于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抓关键、强优势、补短板，勇涉“深水区”、勇挑“重担子”、勇啃“硬骨头”，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加速自身体系革新，依托教育数字化转型破解教育领域存在的“不可能三角”：优质、平价、高效，形构新体系、重塑新生态。

　　首先，顺势而为，积极应对国际国内新形势，掌握主动权，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宗旨是长远棋。高等教育既要依托整个社会供给实现自身发展，更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本质特征。高等教育体系转型优化升级的目标导向是服务于德才兼备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以潜心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核心使命，行使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增强创新第一动力的时代使命。

　　其次，全方位、立体化实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是关键棋。其一，要发挥好高校作为高质量创新人才培养产出的摇篮作用，不断提高人才培养与科技自主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与支撑度［18］，培养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是转型发展最为核心的内容。其二，要发挥好高校作为科技创新体系重镇和有组织科研活動策源地的作用，将其自身知识保有量大、学科门类多且建设质量高、高层次人才聚集及高新科技资源集中等优势充分彰显出来，不断激发知识创新驱动势能和科技创新活力。其三，要发挥高度统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积极推进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和科研成果转化，提升服务国家战略、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其四，要利用好高校作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主阵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主力军的独特作用，满足全体人民享有多样化教育和全面发展需求，不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世界教育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完成时代赋予中国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其五，要利用好高校是“传播知识与创造知识相统一”的人类共同精神高地和家园的优势，秉持开放共享、合作共赢、包容共生的新姿态与契约精神，加强各高校之间的深度交流合作，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教育建立健康有序可持续性合作关系，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9］，造福世界人民。

　　最后，高等教育转型方式多元化是制胜棋。高等教育转型的核心要义在于创新性实践，重点在于打好推进落实的“组合拳”。为此，要立足新时代，以“更加公平更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主，兼顾外延式发展，深化政产学研一体化建设，推进新型校地、校企深度合作，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人才培养新格局、新模式、新路径。高等教育管理部门要依法依规，审时度势、提前谋划、系统规划，围绕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政策制定、资源配置、财政拨款、监督治理等多方面深入推进改革探索。要依据市场经济规律，转变管理职能，对高校办学放权赋能，不断提升宏观调控和组织社会力量办大事的综合治理能力。要积极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带来高等教育开放式办学受阻等新矛盾新挑战，以优质资源的扩大供给和优化配置为突破口，加强对教育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各方统筹，有效凝聚多方育人合力，以教育公平为准绳衔接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大力推行中国开放式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新航道，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创新发展，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推行技术赋能的家校政社融通育人模式，抓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需求，积极助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N］.人民日报，2022-10-17（2）.

　　［2］张军.从简单到复杂——复杂性科学之旅［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12.

　　［3］成思危.复杂科学与管理［J］.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1-6.

　　［4］范国睿.复杂科学与教育组织管理研究［J］.教育研究，2004，（2）：52-58.

　　［5］赵放，曾国屏.多重视角下的创新生态系统［J］.科学学研究，2014，（12）：1781-1788，1796.

　　［6］刘光堂，梁炳成，刘力.复杂系统建模理论、方法与技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4.

　　［7］［美］约翰·霍兰.涌现：从混沌到有序［M］.陈禹，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8］段从宇，胡礼群，张逸闲.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关系的科学识辨与正确处理［J］.教育科学，2023，（2）：48-55.

　　［9］孙冰.中国工程院院士苏东林：让教育、科技、人才形成“系统性硬实力”［J］.中国经济周刊，2022，（20）：96-97.

　　［10］何克抗.运用“新三论”的系统方法促进教学设计理论与应用的深入发展［J］.中国电化教育，2010，（1）：7-18.

　　［11］武杰.跨学科研究与非线性思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03.

　　［12］祝智庭，胡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发展机遇［J］.电化教育研究，2022，（1）：5-15.

　　［13］［丹麦］帕·巴克.大自然如何工作——有关自组织临界性的科学［M］.李炜，蔡勖，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2.

　　［14］［美］斯蒂芬·斯托加茨.同步：秩序如何从混沌中涌现［M］.张羿，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153.

　　［15］［美］约翰·H·霍兰.隱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M］.周晓牧，韩晖，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教育出版社，2000：6-10.

　　［16］董小平.高教体系人才高地建构及治理方式［J］.中国高等教育，2022，（7）：13-15.

　　［17］邬大光.大学转型发展的时代呼唤［J］.中国高教研究，2021，（8）：4-9，55.

　　［18］蔡敬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筑牢国家强盛之基［J］.中国高等教育，2022，（22）：1.

　　［19］别敦荣.“双循环”视角下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意义［J］.中国高教研究，2021，（5）：22-28，35.

　　（责任编辑 郭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