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

　　摘要：以“工”作为四六批评关键词，不仅在宋四六话著述中高频出现，而且广泛运用于其他著述类型关于宋四六创作的评点中。宋四六批评中“工”的创作指向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对偶上语义关联与施之剪裁之“工整”，用典上融化语典与当人用事之“工巧”以及语言风格上达到从容中和之“工稳”。“工”作为宋四六批评关键词由骈文及骈文理论的发展、文体理论批评之间的互相影响以及时代文化背景三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生成。在理论意义上“工”形成其应用于四六的阐释话语建构模式，体现宋人对于四六的细致要求与创作蕲向，在后代骈文批评中得以沿用和阐发。

　　关键词：工；关键词；宋四六；骈文批评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2-0１６７-00９

　　以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等四六话著述问世为标志，宋代堪为骈文批评发展进程中承前启后的时期。纵览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尤以四六话著述以及批评家四六理论的个案研究较为突出（1），其中不乏论述具体、见解深刻之作，所憾关于其中批评关键词的归纳总结与理论范畴研究着墨不多。（2）关键词是进行理论概念分析与批评范畴阐释的重要着力点，以四六话专著为主体，包括诗话、书信序跋与笔记小说等为旁支的宋代四六批评是否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呢？笔者认为，宋四六批评中“工”字的频繁出现值得关注，尚存诸多可以深究的空间。本文聚焦于此，结合具体文本对“工”在宋四六批评中的创作指向进行分析，由批评关键词窥见宋人四六创作的共同追求。“工”字在中国古代文论著述中看似并不少见，实则应用于骈文乃至移植到宋四六批评，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笼统化概念到具体化阐释的发展，本文亦将试析“工”字之于宋四六批评关键词的生成原因以及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一、“工”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及其向四六批评的移植

　　从字源来看，许慎《说文解字》释义“工”曰：“工，巧饰也，象人有规榘也。”［1］95又在工部“巨”字下曰：“规巨也，从工，象手持之。”［1］95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辩驳该说：“工为器物，故人能以手持之，若工第为巧饰，安能手持乎…以字形考之，工象曲尺之形，盖即曲尺也。”［2］杨氏认为“工”字的本义是工形尺，此论或有依据，甲骨文的“工”字即以早期先民所用工形尺为依据、以象形之法而创，其后金文、小篆、隶书直至楷书字形皆承袭甲骨文而来。杨氏虽对许慎之说提出异议，但究合二人观点来看，“巧饰”与“曲尺”在意义表达上实则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以尺为工具背后代表着对特定对象在形式层面所进行的改造与装饰倾向，二者在字义解释上并无抵牾。

　　“工”字引申用以谈论文学相关问题渊源甚早，如先秦文献便见于《墨子》：“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3］墨家主功利尚实用，认为精巧著文的前提是需先立义法。汉代王充《论衡》亦可得见：“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则代匠斵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4］以此讨论文人创作的承袭与创作个性的差异。先秦两汉尚處于骈文萌芽时期，正所谓“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5］５８８，此时“工”之于文学批评也是针对广泛意义上的文章而言，并未将骈偶视作文章的特殊语体，自然也难与骈文批评产生直接的对应关系。

　　魏晋作为文学理论走向自觉的时期，不再偏于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教的功利性目的，转而重视审美观念并开始探讨文学内部各种关系。这种文学创作追求的发展变化促进了骈文文体基本要素的齐备，继而使得骈文方兴未艾，跨入南北朝更见繁盛。然而无论是《典论·论文》《文赋》《颜氏家训·文章》，抑或以“事出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旨归的《文选序》，这些颇具代表性的理论文本虽然对文章创作的具体倾向都有一定阐发，但通篇均未见“工”字。再看“体大而虑周”［6］的《文心雕龙》，谢无量从骈文理论角度评价其书：“骈文盛于六朝之际，而论其体制，较其优劣者，以《文心雕龙》之书为最备。”［7］１７９“观《文心》之持论，则于骈文之秘奥，可以思过半矣。”［7］１８０《文心雕龙》不仅包含较为丰富的骈偶理论，而且各篇本身也堪称骈文创作实践的范本。刘勰涉及骈偶创作的篇目诸如《丽辞》《事类》《情采》等，隐约体现出对创作规矩的精细追求，但其间亦难寻明确的“工”字。转看此时以“工”评论文学则偶见于传论中，如《宋书·谢灵运传论》：“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8］又见《南齐书·陆厥传》：“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9］沈、萧二人历数并总结自两汉魏晋至南朝作家各自的文章特点，以开放的态度对文学创作技艺的良窳作以评判，所谓“工”与“拙”也是就作家整体的创作水准而言，并未在不同文体以及骈散的语体形式方面作具体区别。

　　由上可见，先唐时期的古代文学批评中偶见以“工”作为文学的评价标准，在古代汉字本身的语素特点及其关联性、衍生性构词功能的影响下，此时作为批评术语的“工”多以“工巧”“工拙”这样相近或对立词的组合范畴形式出现。即使是追求文辞、骈文兴盛的六朝时期，以“工”论文从具体的文体指向来看也并未对骈文创作有所偏向。

　　以“工”作为骈文批评标准大抵由唐代渐弥，在古文运动影响下，关于骈文批评的论述正反两面皆有以“工”为尺。如时号“燕许大手笔”［10］的张说、苏颋所撰朝廷公文多用骈体，二人正面突出骈文辞采的作用，提出“是知气有壹郁，非巧辞莫之通；形有万变，非工文莫之写”［11］。而古文运动的先驱独孤及则对六朝以来骈文所卷挟的浮靡之风予以批判，认为“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12］，他着眼于儒家政治教化的传统，在骈文批评方面体现出浓重的功利性色彩。可以看到的是，在唐代的骈文批评中“工”已有显现，并开始由“工巧”“工拙”等组合性“子范畴”逐渐回溯向单独应用的“母范畴”（3），不过此时的“工”就其意义而言只是笼统地指代文辞修饰，文论家并未对“工”所蕴含的创作要旨进行具体阐明。

　　有宋一代，经历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的打击之后，许多文体回归古文，面对贯行古道的古文写作与日常所需的应用文写作之间的矛盾，骈文不得不退守至实用性较强的制诰表启、青词致语等文体。骈散分途的影响下，骈文在宋代拥有了相对限定的创作场域，同时也革除板重之弊，“自庐陵、眉山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机杼”［13］6，以“宋四六”为特定指称，于六朝、唐代骈文之后自成一格。与骈文创作新变伴随的是骈文批评的发展，以徽宗宣和四年（1122）王铚《四六话》为宋四六话之权舆，其后《四六谈麈》《容斋四六丛谈》《云庄四六余话》等有关四六批评的著述相继出现（4），不仅丰富了宋代文学批评的内容，更奠定了宋四六理论的特殊地位。而在这些文本的论述中，“工”的频繁出现是一个尤可注意的现象：《四六话》63则条目出现10次，《四六谈麈》68则条目出现11次，《容斋四六丛谈》29则条目出现4次，《云庄四六余话》106则条目出现8次。《四六话》与《四六谈麈》两部具有原创性质的著述平均约每六则条目便会使用一个“工”字。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辑自众书，属于汇编性质的四六话，其中如摘《梦溪笔谈》“晚唐五代间，士人作赋用事，亦有甚工者”［14］88摘《挥麈后录》“滕庾破题曰……前作亦颇工致”［14］107等，更能代表宋人四六批评中“工”使用之普遍。

　　综上梳理，可较为清晰地洞见“工”应用于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稀见到广泛使用的历史脉络。自唐以后以“工”作为评价性词汇逐渐向骈文批评中移植，并逐渐摆脱组合性范畴开始独立使用。宋代以“工”为关键词的文学批评不仅在四六话专著中高频出现，而且广泛运用于宋人不同著述对于四六创作的评点中。

　　二、宋四六批评中“工”的创作指向

　　宋人戴栩云：“夫四六本法，不过句偶，按昔字辞，运今意调，随其分量，可以称工，尤者绝出矣。”［15］212其论显得颇有些轻描淡写的意味，但以句偶、字辞、意调“称工”却隐约勾勒了一条按图索骥的线路，宋四六批评中的“工”到底有何具体指向？若不详加归纳细究，仅仅笼统处之必然在学理上难以周延，“工”作为文学批评关键词所引领的创作指向也始终处于模糊状态。笔者以四六话文本为中心，辅之以诗话、书信序跋、笔记小说等相关叙述，试为论之。

　　（一）对偶之“工整”：语义关联与施之剪裁

　　四六在对偶方面达到“工整”首先表现为语义的关联，即强调偶句之间在表意上的完整与连贯。《四六话》云：“四六格句，须衬者相称，乃有工，方为造微。盖上四字以唤下六字也，此四六格也。”［16］23此处“相称”并非传统形式上所简单规定的一联之内上下句的对偶关系，而是对于“造微”这样更为精妙的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前后两个四六句式之间需要呼应，同时也强调一个四六句内部四字句与六字句之间的语义连贯。王铚首先以一个反面教材说明：“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为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气贯日，虽金石而为开；谗波稽天，孰斧斨之敢阙。上句‘忠气贯日则可以衬‘虽金石而为开，是以下句‘谗波稽天则于‘斧斨了无干涉，此四六之病也。”［16］7王铚对“世以为工”的元绛所作提出了相左意见，认为“馋波稽天”与衬句在语义之间缺乏联系，不似出句那般上下相通。所谓“偏枯”，即是由人體半身不遂之疾引向诗文批评，通过身体之喻表达上下失协、轻重难衡的情状。谢伋《四六谈麈》中亦举一例：“王初寮作《宣德门成赏功制》云：‘阁道穹窿，两观搴翔于霄汉；阙庭神丽，十扉阖辟于阴阳。时谓工则工矣，但唤下句不来。”［17］3７所谓“工则工矣”指两句之间对仗看似工整，但究合内部关系，以“唤下句不来”指出无论“阁道”与“阙庭”两句，抑或“阁道”与“霄汉”，“阙庭”与“阴阳”之间的衔接都并不紧密。对于上述问题，《云庄四六余话》所载一则不仅指瑕，更是提出了修改意见：“《瓜州贺诛虏亮表》曰：‘盖瓜步既应童谣，那无天道；棘门或如儿戏，将屈帝尊。时有诏亲征，犹未启行，亮已就戮。又曰：‘讵容去腹以实盐，政可漆头而为器。俱语壮而对切，与亲征诏檄相为伯仲。但上联意若未顺，如曰‘恐棘门或如儿戏，将屈帝尊；而瓜步果应童谣，那无天道，则尤为全美。”［14］116论者先以“语壮而对切”肯定了两句之间对仗的工整，而“上联意若未顺”同样将问题引向两句之间的衔接，认为两句的顺序或可通过前后置换的方式达到语意顺畅。

　　四六在对偶方面达到“工整”的另一讲求是对骈句进行剪裁，《四六谈麈》有此一问：“四六之工，在于裁剪，若全句对全句，亦何以见工？”［17］34这里的所谓“全句”针对的是“多用全文长句为对”的现象［17］34，那么剪裁的对象又有哪些呢？谢氏紧接其后便给予具体说明：“四六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诗语对诗语，方妥帖。太祖郊祀，陶榖作赦文，不以‘笾豆有楚对‘黍稷非馨，而曰：‘豆笾陈有楚之仪，黍稷奉惟馨之荐。（5）。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宝箓宫青词》云：‘上天之载无声，下民之虐匪降。时人许其裁剪。”［17］34可见谢氏不仅赞成经对经、史对史所达到的“妥帖”效果，而且强调在此基础上对经史之语进行“裁剪”所形成的更加工整的对偶形式。不妨借谢伋所举两例说明，前一例经语分别源出《诗经·宾之初筵》篇“笾豆有楚，殽核维旅”句与《尚书·君陈》篇“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句，后一例经语分别出于《诗经·文王》篇“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句与《诗经·十月之交》篇“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句。加工之后的偶句较之原有经句不仅在词性上对仗更为工整，而且多将典源两句合为一句，取消停顿使语意更加顺畅，“时人许其裁剪”也体现了当时文人对这一方式的普遍认可。

　　（二）用典之“工巧”：融化语典与当人用事

　　用典是骈文又一重要的修辞方式，宋人四六多用语典，如《辞学指南》载叶适语：“荆公取经史语组缀有如自然，谓之典雅。自是后进相率效之。”［18］947文坛领袖可供借鉴的写作技巧自然会引领同一时期后学文人的创作风尚，然而并非人人都能像王安石一样达到“自然”“典雅”的高超技艺。纵有文人皓首穷经、知识底蕴深厚，但施之四六创作却未必能学以致用，南宋以后刘克庄便一分为二揭示问题：“四六家以书为料，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轻疏；料多而不善融化，流为重浊，二者胥失之。”［19］日常学识的积累是规避文章沦于炫技、内容空疏的前提，而对所学的融合化用方为达到“工巧”的有效路径。

　　宋人四六用典之“工巧”首先在于讲求典源出处，妙用语典。《四六话》有载：“元厚之取古今传记佳语作四六，‘虽金石而为自开，《西京杂记》载扬雄全语也。‘日华明润，李德裕《唐武宗画像赞》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语以见工耳。”［16］7王铚此处先举元绛一例，说明用典见“工”的基本途径为“取古人妙语”，由此王铚提出了著名的“伐山语”与“伐材语”之论：“伐材语者，如已成之柱确，略加绳削而已；伐山语者，则搜山开荒，自我取之。伐材，谓熟事也；伐山，谓生事也。生事必对熟事，熟事必对生事。若两联皆生事，则伤于奥涩；若两联皆熟事，则无工。盖生事必用熟事对出也。”［16］8王铚主张篇章之中一定要生事与熟事搭配使用，不能全用生事，亦不能全用熟事。与王铚同时代的陈鹄于其《西塘集耆旧续闻》所录《温氏杂志》语云：“古人作文，多为伐山语。盖取诸书句要入之文字中，贵其简严。”［20］即指出了“伐山语”对经典语句的融化贯通，强调裁剪概括而不是生搬硬套，要注意语典的灵活运用和严谨用法，反映了论者主张求新求变的用典态度。

　　如果说以上探讨的是用典的使用方式，那么宋四六用典“工巧”的另一追求则是要注意使用语境，强调“当人可用”。其说源自王铚之父王莘之言：“四六须只当人可用，他处不可使，方为有工。”［16］12所谓“当人可用”指向于用典的特定性，无论事典还是语典，都需时时留意典故的特定所指，讲求往昔文辞与当下具体情境的匹配，使得典故有助于说明时人时事（6）。早自《文心雕龙》，刘勰就曾指出“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5］616，其中“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即是在说虽用旧典，也要用得精当如所用之人己出。

　　宋四六尤重于此，在诸多创作实例之中，范仲淹登第后作表乞还姓典一事最得称道，王铚《四六话》即载：“唐郑准为荆南节度使成汭从事。汭本姓郭，代为作《乞归姓表》云：‘居故国以狐疑，望邻封而鼠窜。名非伯越，浮舟难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称于张禄。未遑辨雪，寻涉艰危。其后范文正公以随母冒姓朱，以朱說既登第后，《乞还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议者谓文正公虽袭用古人全语，然本实范氏当家故事，非攘窃也。”［16］13-14唐代郑淮代成汭所作《乞归姓表》所摘二句，前句“难效于陶朱”用春秋时期范蠡事，后句“遂称于张禄”用战国时期范雎事。范仲淹《乞还姓表》完全袭用唐人文中旧语，议者不仅未以剽窃视之，更以典故中二人都本姓范，都有改名易姓之举，与范仲淹经历近似而认为此二典似为其量身打造。此事于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如《中吴纪闻》缀评曰“范蠡、范雎事，在文正用之尤为切当”［21］，吴处厚《青箱杂记》补添一笔，载伪蜀翰林学士范禹偁曾改张姓，其谢启“昔年上第，误标张禄之名；今日故园，复作范雎之裔”，其中只化用范雎一事，认为“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22］。可见宋人追求“当人可用”所要达到的理想效果就是用典的精切，“今时士大夫论四六，多喜其用事精当，下字工巧，以为脍炙人口”［23］，这在文人群体中成为普遍倾向，继而成为创作批评中的衡量标准。

　　（三）语言风格之“工稳”：“语胜”与“气胜”的“从容中和”

　　除去对偶、用典这些在四六技法上所提出的对“工”的要求，对四六语言风格的倡导亦当归入其中，《四六话》有所论说：“四六贵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气格低弱，则类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气象，语剧豪壮而不怒张，得从容中和之道，然后为工……凡此之类，皆以气胜与语胜也。”［16］18推而论之，四六在语言风格上追求“工”的理想效果就是“从容中和”，这种“中和”的实质是协调“语胜”与“气胜”的平衡，“语胜”偏重对文章辞采的追求，“气胜”则强调中正典雅的文气，只有二者兼顾而无偏废，方能达到四六语言的“工稳”。

　　“语胜”原本是四六创作的优势所在，但如果片面倾向“语胜”，过度通过景物描写彰显辞采、在文辞达意方面缺乏实质性寄托会导致文章气格的弱化，其结果就是使得四六骈句沦为浅薄的文字游戏而近似“俳体”（7）。宋人的四六批评中多有摘句归以“类俳”的条目，其中不乏一些突破传统认识的新见，如《邵氏闻见后录》载：“王勃《滕王阁记》‘落霞孤鹜之句，一时之人共称之，欧阳公以为类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乐极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亦记其意义甚远。盖勃文中子之孙，尚世其学，一时之人不识耳。”［24］“落霞孤鹜”一联在王勃《滕王阁序》中历来为人称道，可早在宋代欧阳修就已经提出了与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其理由也正是站在与王铚“则类俳矣”相同的立论基础之上，认为读者沉湎于“落霞孤鹜”之句所勾勒的夕阳佳景，就意义表达而言，相较“天高地迥”一联所寄寓的宇宙宏观思考，在内涵的深厚程度上不可并论。

　　宋初文体受西昆体影响遗有绵密细弱之流弊，欧、苏深恶之：“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25］四六文风伴随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其后也时时存在拨乱反正的过程，《老学庵笔记》载：“绍兴中，有贵人好为俳谐体诗及笺启，诗云：‘绿树带云山罨画，斜阳入竹地销金。《上汪内相启》云：‘长楸脱却青罗帔，绿盖千层；俊鹰解下绿丝绦，青云万里。后生遂有以为工者。赖是时前辈犹在，雅正未衰，不然与五代文体何异。此事系时治，忽非细事也。”［26］陆游对后辈习染五代文气，盲目以俳体为工可能形成的不良导向表示担忧，希冀前人所建立的文章雅正之风能够得到重视并长期保持。

　　通过“气胜”所要彰显的“朝廷气象”就是典雅中正的风格。王铚在立论之后分别以王珪、滕元发、吕惠卿三人表文为例，所摘之句虽同样写景却有言外之意，如滕元发《乞致仕表》“云霄鸿去，免罹矰缴之施；野渡舟横，无复风波之惧”［16］18一联，两句的前半部分亦为“鸿雁”“舟楫”的景物描写，但重点却落在各自后半句所对应的避免为流矢所害、不再有风浪之忧的语意表达，借此隐蓄地说明自己辞官归野、远离纷扰的意愿。当宋四六的文体种类被压缩到以章表奏启为代表的应制之文，其应用场域也基本被限定在朝堂规典、百官酬酢的范围内，这样特定的使用场合所承载的是对礼仪性的要求，因此四六行文也召唤着典雅流丽的表达，尽可能在华词藻饰所带来的浮靡感与文辞“怒张”所带来的尖锐感之间求得“从容中和”，四六创作在语言风格上的“工稳”便由此得以体现。

　　三、“工”作为四六批评关键词的生成原因

　　以上笔者以四六话文本为依托，对“工”在宋四六中的创作指向进行了具体分析与阐释，那么问题随之而来，为何“工”字得以在宋代四六话中高频出现，且能够成为代表四六批评的关键词呢？笔者认为，“工”作为四六批评关键词的生成至少由骈文史的发展、文体理论批评之间的互相影响以及时代文化背景三方面原因共同推动形成。

　　其一，从骈文及骈文批评史发展的角度看，四六话关键词的形成是骈文由一般文章之学向专门性文体批评转变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从萌芽发展至兴盛，“凡君上诰敕，人臣章奏，以及军国檄移，与友朋往还书疏，无不袭用斯体”［27］。与创作上的整体繁荣形成对比的是理论批评方面的滞后，骈文批评仍处于一般文章学层面的分析，且仅以零散形式出现。唐宋古文渐盛，骈文在其排挤下逐渐退守至应用领域的公文，出现在诏书、奏议、制诰、表状、书启等公私书牍中并以“四六”指称，这种文章应用场域的“退守”另一方面却带来体制层面文体批评的“前进”。北宋时期骈文理论逐渐完成由六朝隋唐一般文章之学向专门性文体批评的转变，其源流、性质、特点在此时得到集中性论述。与此同时，创作成果的累积为理论上的进一步总结提供了条件，一系列以四六摘句为主要批评形式的四六话出现也必然需要建构一定的理论批评标准。“工”字就广义而言意在对文章进行精巧地打磨，且如前文所述在先代的文学批评应用中已作为一个可以衍生诸多“子范畴”的“母范畴”概念出现，其含义的丰富性与概括性便易于进入文人的视野，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云：“为巧必遵规矩、法度，然后为工。”［28］四六因其特有的文体特征在创作方式上须有法可依，批评家言简意赅地阐述其创作的理想标准，“工”字便不失为一个极好的选择。

　　其二，从文体之间互相影响的角度看，四六话关键词的形成受诗话之“工”的影响。作为诗话诞生的标志，欧阳修于北宋熙宁四年（1071）首创《六一诗话》，在相隔短短51年后的徽宗宣和四年（1122），第一部四六话即王铚的《四六话》问世。诗话的产生发展不仅开创了诗歌批评的新形式，同时也对四六话批评产生影响。（8）以《六一诗话》为肇始，其后宋代诗话中便多见以“工”为评价标准的条目，以何文焕《历代诗话》所辑15部宋代诗话为例作统计，除《温公续诗话》以外，其余14部均有以“工”作为评价性词汇的条目，其中出现较多者如《韵语阳秋》出现21次，《后山诗话》出现18次，《石林诗话》出现18次等。虽然文体不同使得诗歌之“工”与四六之“工”在具体指向上必然存在一定差异（9），但诗与四六作为诸多文体形式当中最为需要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的文体，在创作技法等方面上也存在着共通性，如《蔡宽夫诗话》载王安石语：“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29］王安石点明诗歌创作中堆砌典故的问题，并相应提出作诗用典需善于融合化用、借他事以表己意的解决途径，而这正与四六用典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达到隶事之“工”在具体方式上如出一辙。诗话与四六话之间的互相影响也带来理论批评术语之间的互相借鉴。其间尤可注意，诗话中亦有谈及四六之“工”的论述，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云：“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杨文公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尔。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进暮年表奏亦工，但伤巧尔。”［30］这里的“工”虽然是以反向批评为鹄的，但从侧面可见宋人在文学批评上之于诗与四六所带有的兼及性，王志坚《四六法海》对于此类现象便有评说：“大抵四六与诗相似，唐以前作者韵动声中，神流象外。自宋而后，必求议论之工，证据之确，所以去古渐远，然矩矱森然，差可循习。”［31］两种文体形式由先唐至唐宋经历相似的创作风格转变，由主“意”到主“议”的过渡虽然规矩有别，但总体而言都各自形成了新的创作法式，可谓异曲同“工”。

　　其三，从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看，四六话关键词的形成与北宋设立词科的应试环境不无关联。首先《四六话》的成书便与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始设词科有直接关系。北宋后期科举考试罢诗赋而改习王安石新经义，同时又另立宏词科，《文献通考》有载：“绍圣元年，罢制科。自朝廷罢诗赋、废明经，词章记诵之学俱绝，至是而制科又罢，无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乃置宏词，以继贤良之科。”［32］虽然词科的考试形式有所革新，但朝堂之上应制之文以四六为体的客观需要依然存在，因而使得四六创作在科举考试中继续保有一席之地：“宋之四六，承唐之后，而能独立，刊去浮词，独标经义，其上者，能以古文义法纳诸偶语之中，次亦不失其矜靡式廓之旨，而骈文应用之多，实为前代所未有，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移书祝疏，无不沿用。绍兴时，设科乃增至十二体，当时之崇尚可知。”［33］四六创作对于文人步入仕途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应试文章多需为骈体，且考试时必须符合规定的写作程序，“不者，弗得称人士”［3４］。那么如何使所作四六达到标准以求得进身之阶，便需要广大学子对四六之“工”加以琢磨，因而“习者益聚，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35］，围绕应试所出现的写作指导类著作在此问题上也多有精解，如王应麟《辞学指南》引真德秀语：“制词三处最要用工：一曰破题，要包尽题目而不粗露；二曰叙新除处，欲其精当而忌语太繁；三曰戒辞……用事欲其精切。”［18］942考生只有恪守制词之“工”，在对偶与用典上深谙其道，进而在文章中体现“朝廷气象”，才能为最终脱颖而出增加更多保障。

　　四、“工”作为四六批评关键词的理论意义

　　近年来“关键词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范式，为中国古典文论研究提供了独到的研究视角和开阔的理论视野，其背后所依靠的探究基础，则是中国古典文论中长期积淀所形成的关键词批评实践传统。系统梳理包括“工”在内的古典文论批评关键词话语资源，有利于本民族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聚焦本文所阐释的对象，宋四六批评中“工”成为关键词是文学文体内部因素与社会文化外部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在其生成之后作为宋代四六批评中的高频术语便具有其相应的理论意义。结合前文所述加以总结，“工”字在四六批评中的理论意义既具有其横向的延展性，也具有其縱向的历史性：延展性体现在对某一具体时期的创作内涵进行剖析所呈现出的多重指向；历史性体现在以宋代为中心，对其发展变化进行前后勾连与相互比照。分而述之，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以“工”作为关键词形成其应用于四六的阐释话语建构模式。通过先前梳理可以看到，自唐以后以“工”作为评价性词汇逐渐向骈文批评中移植，并逐渐摆脱组合性范畴开始独立使用，但在宋代以前“工”运用于骈文批评只是笼统地指代文辞修饰，并未对具体的创作指向进行说明，即仅仅在批评层面上以这样一个单字含混概括一种创作标准，但到底何以为“工”？如何才能达到“工”？均显得语焉不详，其结果就使得其具体内涵流于泛化。四六话作为宋代专门性的四六批评著述，在骈文理论史上的开创之功自不待言，《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四六话》与《四六谈麈》二书时称：“然就其一时之法论之，则亦有推阐入微者。如诗家之有句图，未可废也。”［36］所谓“推阐入微”即体现其往往在论点之处亦能具体阐说，對批评术语“工”的话语阐释即是一个突出代表。宋代批评家通过“方有工”“乃为工”等话语形式，结合文人创作摘句，从正面直接回答了四六创作上何以为“工”、如何达到“工”两个重要问题。就逻辑常理而言，从唐代以前“工致”“工拙”等组合形式的评价性术语演化到唐宋以后的“工”字单独使用，在概念范畴上属于由“子范畴”退回至“母范畴”，其结果可能导致理论内涵的笼统化与模糊化，宋人却反其道行之实现了概念范畴的具体化与明确化，通过以四六话为中心的相关著述，以“关键词+内涵阐释+摘句例证”的阐述模式为理论批评核心词的意义阐释提供了一种话语范式。

　　其次，以“工”作为关键词体现宋人对于四六的细致要求与创作蕲向。宋四六“工”的批评范畴集中于两个层面、三重指向：形式特征上，讲求对偶的语义关联与施之剪裁达到“工整”，用典上融化语典与当人用事达到“工巧”；语言风格上，中和“语胜”与“气胜”达到“工稳”。形式特征方面侧重于对四六修辞技法的要求，正是以此为基，才有利于促进语体风格的形成，最终促成宋四六典雅流利这一总体特征的具现。宋人多借古人语言形成对偶，增加自然典雅的艺术效果，这种路径看似取巧，实则更加考验才识的日积月累与语言的运化能力，一方面需要根据古语的原始样态加以融化，另一方面又要另寻一句意义与之呼应的古语形成对偶，殊为不易，诚如程杲在《四六丛话序》中所言：“四六中以言对者，惟宋人采用经传子史成句为最上乘。即元、明诸名公表启，亦多尚此体。非胸有卷轴，不能取之左右逢原也。”［13］7可见宋代文人树立了融合经传古语入四六的典范，即使在后世元明时期也受到推崇承袭。刘克庄在面对南宋四六渐衰的困境时，总结出创作遇阻的不同种类：“故有字面突兀不安者，有对偶偏枯者，有蹈袭陈腐者，有堆故事泥全句而乏气骨者，有涣散不相贯属者。”［3７］对照来看，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宋人早以“工”为标准逐一提出过针对性解决方法，而晚宋以后四六趋于没落的走势也恰恰说明达到四六之“工”需要顾及的因素非常之多，创作者往往顾此失彼，非高手难以完全驾驭。一个“工”字看似单薄，却代表着“工”由一个语言词汇向一种文学思想的转换，蕴含着宋人对于四六创作的极高旨趣。

　　最后，以“工”作为关键词在后代骈文批评中得以沿用和阐发。由宋入元的陈绎曾在《四六附说》中谈及“四六之本”，认为于“唐人四六之故规”之外更有“宋人四六之新规”［3８］1266-1267，将之分为二法：“一曰剪裁，二曰融化”，剪裁之下细分“熟、剪、截”三步，“融化”之下细分“融、化、串”三步，相较之下实则与宋人“工”的作法极其类似，如其中“融”的目的是“使与题中本事相合为一”［３８］１２６８，串则强调“一段数联，又须融化相串。篇串数段，仍须融化相应。脉络贯通，语意浏亮，浑然天成”［3８］1268，可以说是对宋人四六“加之工致，又欲新奇”的进一步总结与继承。又有如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八朝偶隽》评点六朝至元代不同时期骈文创作特点，对于宋人四六多以“工”作为肯定，如评学士陈循《释罪谢恩表》称“语亦工而有味”［３９］1620，评侍御史李光为蔡京父子所作谢表“工而有致”［３９］1653。及至清代，处在骈散之争激烈博弈中的古文家与骈文家也常以“工”为标靶进行辩驳，如魏际瑞《书所作四六》云：“文章之可藏拙与能应急者，莫如四六。然不惟藏拙可以见巧，不惟应急可以给多也。尝谓四六之工，如匠人砌乱石，横或配直，短或俪长，以至方员全缺，信手置之，无不妙合。”［4０］而作为骈文理论专著集大成者的《四六丛话》，程杲在序中言及“四六主对，对不可以不工。《雕龙》所论，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尽之矣”［13］6，进一步佐证了刘勰在《丽辞》篇中所述是在围绕“工”来立论的实质。但遗憾的是，明清骈文批评中对“工”的使用某种程度上似乎又退回到宋代以前的宽泛化论述，而这再次从侧面凸显出宋代四六理论中“工”作为批评术语所具有的关键意义以及特殊价值。

　　五、结 语

　　对骈文批评中关键词的发掘与探讨，有助于总结特定时期骈文创作者的写作观念与理论批评家的思想认识。诚然，本文以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四六话著述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术语“工”，于此之外或存其他四六批评中关于“工”的零散之论，不免挂一漏万。笔者意在通过梳理以“工”作为批评术语向四六批评的移植，阐述三种不同创作指向以及分析其生成原因与理论意义，为骈文理论关键词的研究作初步尝试。除“工”以外，诸如“警策”“类俳”等关键性术语也常常在四六批评中为文论家所使用，这些批评术语往往词约义丰，倘若细究加以发散则可洞见宋四六理论主张的不同侧面，体现宋人四六创作过程中的共同追求与理想范式，进而突破时空限制，传递这一时期骈文背后所蕴藏的古典文学思想乃至社会文化信息，彰显其在构建中国民族特色话语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注释：

　　（1）关于宋四六话著述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四六话》《四六谈麈》以及与四六创作密切相关的《辞学指南》，研究方式或针对其中一部专著从版本、体例到四六创作思想进行论述，或总体阐述这些著述的产生、意义与影响。关于四六批评思想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欧阳修、苏轼、洪迈、朱熹、杨万里、刘克庄等批评家。

　　（2）李建中指出“所谓‘关键词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喻指核心的、重要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参见李建中、胡红梅：《关键词研究：困境与出路》，《长江学术》2014年第2期，第70页。

　　（3）关于概念范畴的涵盖与衍生关系问题可参看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与体系》，该书论及“范畴的位序与元范畴的界定”问题时提出“上位范畴”（又称“种范畴”或“母范畴”）与“下位范畴”（又称“子范畴”或“后序范畴”），其中上位范畴有意义上的统摄笼盖作用，扩展衍生出下位范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7-378页）。

　　（4）其中《容斋四六丛谈》是以《容斋随笔》中四六批评条目为辑录对象所形成的一部具有独立书名的四六批评著述。后世何人所辑、辑于何时确难稽考，但《容斋随笔》确成书于宋代无疑，因此《容斋四六丛谈》能够代替《容斋随笔》更为集中地反映洪迈的相关四六批评思想。

　　（5）谢伋《四六谈麈》此条记该句作者为陶榖，或为误记归其名下。据李勇考证，此句实为卢多逊《幸西京诏》中语，具体依据可参看李勇：《<四六谈麈>校注》，南宁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第19-20页。

　　（6）陶熠指出，作家使用语典一方面倾向于词或短语，而非完整句子，另一方面由于出典的原始语境正式语典表意时依赖的重要因素，作家往往有意识地暗示出典的具体语境。参见陶熠：《从别调到主流——骈文“用成语”观念在宋代的成立》，《文学遗产》2021年第３期，第66-67页。

　　（7）宋人关于四六“类俳”的批评涉及对偶、用典、篇章整体气格与俳优身份等多个层面。参见张炳文：《论宋四六的“类俳”批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53-62页。

　　（8）参见莫道才：《宋代“四六话”产生与“诗话”关系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08-112页。

　　（9）关于宋代诗话批评中“工”的阐述，参见黄爱平：《论宋诗话中的“工”》，《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第109-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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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黄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