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红涛

　　摘要：随着电子数字时代的降临，人类迎来了诸多有异于旧媒介的新媒介。经由新媒介，资本主义在全球建构布局了一种为其所用的视听地理，这种视听地理以“视觉—图像”和“听觉—声音”作为核心载体，其空间覆盖面广、空间渗透性强。資本主义话语主导的视听地理，包括通过新媒介来扩张视听消费市场的视听经济、维护资本主义价值立场的视听政治以及播撒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视听文化。资本主义的视听地理昭示了其意欲利用新媒介在数字时代对人类施行的电子殖民。相比于传统殖民，电子殖民覆盖实现了从领土空间到文化空间、从显性空间到隐性空间、从实体空间到虚拟空间的内在转换，亟待引起我们的批判性辨识。

　　关键词：新媒介；视听地理；电子殖民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2-0１３１-00８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1］如何征服、剥夺和生产空间，如何对空间进行“创造性破坏”，一直都是资本主义着力解决与应对的关键课题。对此，列斐伏尔、哈维、索亚、卡斯特尔、詹姆逊等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进行了极具价值的考察与阐析。然而，一个被研究者们长期忽略但又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在“炮舰外交已经成为历史，传播外交正成为当前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2］的全新历史时期里，过往资本主义所推行的诸多空间策略不可避免地遭到淘汰，那么它又如何去延续自己的空间利益和维护自己的空间威权，从而为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残存”继续留力？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尝试论证“新媒介”（new media）在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所生发的空间效应，提出新媒介为资本主义图绘了以“电子殖民”为内核的视听地理学，这种视听地理是资本主义空间策略在当今数字时代的另类接续，新媒介的资本主义应用深度彰显了空间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电子新媒介的发展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积累制度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空间过程”［3］1。

　　一、从旧媒介到新媒介：媒介空间的形式变迁

　　尽管媒介研究（meida studies）是随现代传播理论而逐渐兴起的一种研究趋向，然而“媒介”（medium）本身并非一个新事物，它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便一直存在着。简单来说，媒介即是人们传递各种信息的基础载体，离开了媒介，人与人之间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因此，有学者将媒介解释为“发送或者交流信息的一般手段”［4］。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媒介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更新，因此麦克卢汉在提出“媒介即讯息”的同时，仍不忘强调其意指“一种全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5］，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这种全新环境即是以新兴的电力技术和自动化的机械技术作为内核——“麦克卢汉所说的是一种新形式的，可能会取代自印刷机发明以来主导西方个体文化的‘部落电子意识”［6］。

　　（一）新媒介的时代语境

　　众所周知，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书写作于1960年代，尽管彼时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以及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已相继问世，然而计算机在人类社会的普遍应用还远未实现，报刊、广播和电视仍然是人们接触最多的媒介。随着电子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由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引领的机器革命，将人类逐步带入了以数码产品使用为基底的互联网社会，在麦克卢汉曾经提出的口语传播时代、书面传播时代和电力传播时代之后，数字传播时代登上历史舞台，各种围绕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而塑形的“新媒介”陆续浮出水面，微型电脑、随身听、掌上平板、智能手机、电子游戏等电子产品以及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易贝（eBay）、油管（YouTube）、照片墙（Instagram）等App开始席卷全球。对此，列夫·曼诺维奇在《新媒介语言》中指出：“正如14世纪的印刷术和19世纪的摄影术对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一样，今天我们正处于一场新媒体革命的过程中——所有文化都向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生产、传播和交流形式转变。”［7］

　　新媒介意味着人类从电力大众媒介过渡到互动式数字媒介，相比于旧媒介，新媒介之“新”主要在于其凸显了媒介的互动操作性——“新媒介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互动式数字媒介的时代”［8］。麦克卢汉和尼尔·波兹曼着力阐析的电视媒介，尽管突破了过往纸质媒介的诸多限制，然而对于观众来说，它仍然是游离于自身之外的“物”，除了被动遵照电视节目设定的时间表进行单向观看，他们还无法和媒介进行更多的互动。而新媒介则完全不一样，其不仅内构了高精尖的数字技术，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借助发达的互联网进行即时传播与即刻互联，因而新媒介被视作一种融合了互联网的“互联网复合体”（internet complex）。乔纳森·克拉里指出：“互联网被追捧成一种前所未有、不受控制且自由的交流方式，它必将拉低各种媒介使用的门槛。”［9］9在互联网的强力加持下，数字媒介不仅聚合了人们需要的各种信息内容，还能增强使用者的主体身份，并和他们进行实时交互。这种交互是双向的：一方面，新媒介和其他媒介一样，需要面向具体使用者，因此它首先显现为使用者对新媒介的操作与使用；另一方面，新媒介又反过来对使用者进行即时的回应，它能根据使用者的偏好、兴趣与需求来调适自我，在新媒介的协助下，使用者不再是一个完全“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他们可以任意选择一条新闻进行浏览，可以自由收听自己想听的歌曲、观看自己想看的电影，还可以让自己化身为电子游戏中的某个角色尽情体验虚拟世界的奇幻。

　　（二）新媒介的空间特性

　　新媒介的这种互动操作性背后，潜藏着空间维度上的变化。我们知道，任何媒介都具有基本的空间性特征，不仅体现在媒介有属于自身的空间方位，能够在不同空间中流动，还体现在媒介需要在特定空间中来展现功能，同时它们也是连接不同空间里人、物与关系的中介。为此，尼尔·库尔德利等人专门以“媒介空间”（MediaSpace）这个语词来凸显媒介与生俱有的空间性：“媒介空间是辩证的概念，它包括由媒介生产出来的空间类型，以及当媒介在日常生活中具体化时，现有的空间配置对媒介形式的影响。”［3］1-2但是，媒介在不同历史阶段显现的不同特征，同时也形塑了不同的空间面向。相比于遥远的口语传播时代，印刷机、电报、广播、电视等媒介的确克服了空间实体距离的某些阻碍，能够在全球实现跨空间传播，从而使其覆盖更多的受众，如哈贝马斯言，借助于手写、印刷等媒介手段，“言语行为摆脱了时空语境（spatiotemporal context）的诸多限制”。［10］但是这些媒介仍然面临着不少的空间困局，首当其冲的即是无法在任意空间进行更为灵活与自由的流动，譬如电视只能放置在一个固定空间，人们不能扛着沉重的电视机到处走动。换言之，这些媒介是以一种相对静止的空间占位来完成各个空间的互联。与之不同的是，经由互联网、电子元件与数字技术包装的新媒介，大多拥有微形态，不仅可以十分便捷地流动到任意一个空间，甚至还可以通过“机器入身”的形式让使用者们随身携带。时至今日，诸如随身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VR眼镜、口袋游戏机、电子阅读器等媒介，几乎都能够随“身”而行，其最为显著的空间效应即是人们可在任一空间中对之进行操作使用，空间样态、空间距离、空间方位、空间阶层的差异，都不再对这些媒介的流通构成阻碍。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媒介不仅作为真实的空间之物而存在，还能不断生产和派生为其独有的次媒介。这里的“次媒介”，并非意指次要的媒介，而是指由某个主媒介内部所派生出来同样具有一定媒介功能的新媒介，它的特征在于：依托于自身之外的主媒介但又具有不同于主媒介的媒介功能。譬如：智能手机本身即是一种媒介，但通过安装应用程序（App）的方式，智能手机又在其内部派生出了各种数字软件、应用程度和数字平台等次媒介，它们借助于智能手机的外壳，为全球各个空间的人所熟知和使用，并由此来构建内含不同新媒介特质的“空间圈”，这个空间圈集结了大量使用该媒介的人群以及由该媒介所大量生发的信息、商品、资本与文化。

　　二、新媒介与资本主义视听地理的逻辑演进

　　马克思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已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向来热衷利用新的媒介来为其服务，为此马克思将“印刷术”和火药、指南针一同视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11］33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据此还提出了著名的“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概念。当然，就像马克思指出的，印刷术对工厂手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1］340，但他无法预见后来麦克卢汉所说的电力时代以及如今的数字时代，印刷媒介曾经的主导地位已被各种电子新媒介所取代。然而资本主义滥用媒介的本性从来没有改变过，有学者指出：“新闻媒介从一开始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到20世纪，它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重要的组成部分。”［12］托马斯·科里考尔甚至提出“媒介资本主义”（Media Capitalism）这样的专门概念，以之来强调资本主义与媒介之间的亲缘关系，“资本主义如今并没有消失——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无孔不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依赖于营销、公关和宣传”［13］。诚然如是，科里考尔等学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对媒介一般功能的高度重视，但他们没意识到资本主义依赖媒介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空间性动因。新媒介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除了在“营销、公关和宣传”等方面的升级与更新外，还有资本主义空间政治在数字时代的介入与对接。新媒介在空间传播、空间流动与空间渗透上，都有着旧媒介无可比拟的优势，它能够更完满地承载资本主义在空间方面的谋略意图。

　　（一）资本主义视听地理的媒介建构

　　那么，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新媒介的诸多空间优势如何被资本主义转换为它自身的空间优势？换言之，资本主义依靠何种办法在新媒介特性和空间特性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嫁接，从而来为其提供服务？众所周知，“如果资本不剥削劳动力，资本就会灭亡”［14］，资本主义在任何时期的发展都建立在对普通民众阶层的盘剥与掠夺上；同样，无论是原始积累时期对他国别族的领土空间侵略，还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通过工厂、车间等微观空间来对工人施行的空间压榨，也都显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策略的大众朝向性。新媒介很好地对接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大众诉求：一方面，新媒介由于内置了先进的互联网传播技术，因而在使用和携带上具有更突出的便捷性，使得它在普罗大众那里更具亲和力与吸引力；另一方面，新媒介主要承载的屏幕、语音、图像、视频、游戏、音乐、动画等丰富新奇的视听内容，也使得它在普罗大众那里具有更好的辨识性、互动性与持续使用性。“交流是有意义的互动，地理是交流发生的空间和地方，而媒体则是促进交流和连接、配置或构成地理的系统和结构”［15］，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媒介自其诞生以来，之所以能够迅速进入全球大众的消费视野并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传播形式的空间优势，很大程度上还源于它在内容结构上全力建构的“视听地理”（Audiovisual Geography）（1）。

　　这里论及的视听地理，以“视觉—图像”和“听觉—声音”作为核心的信息载体，它恰如其分地应和了人类文化生活中的“图像转向”和“听觉转向”热潮，利用新媒介将人们感官偏好的图像叙事和听觉叙事进行融合传播，其空间覆盖面广、空间渗透性强。可以看到，人们现今日常频繁接触和使用的新媒介产品，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网络游戏、短视频、在线电影及各类社交Ａpp，内容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可视屏幕”和“可听语音”的基础上，以屏幕观看、图像浏览和声音聆听为特征的视听形式和视听内容是新媒介的主要表征，脱离了这种“视听性”，新媒介产品也就丧失了它的大众朝向性。

　　“地理扩张和地理集中，都被视为是替资本积累创造新机会的同一项努力的产物。”［16］246资本主义当然捕捉到了视听性在新媒介上的关键地位，以新媒介来构建由资本主义主导的视听地理，非但可以实现资本主义空间战略的视听转型，还可以布局资本主义视听消费市场在全球范围的新扩张。资本主义视听地理不仅意味着承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码的视听文本需要利用新媒介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进行传播，还意味着资本主义借助新媒介承载的视听形式在其他地理区域进行隐匿的空间控制，因此这种地理便成了无形与有形的双重结合：“无形”指的是进行数字压缩、电子拷贝和网络传播的各种视听文本，它融合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感官欲求等非物质元素；“有形”指的是这些视听文本被源源不断地输送传播到各个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成为这些空间中人们实际接触和使用的东西，这无疑再次确证了“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17］的不争事实。

　　（二）资本主义视听地理的表现类型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经由新媒介来建构的视听地理具有多副面孔，它在具体表现上并非固定不变的。概括起来，资本主义的视听地理主要呈现为以下几种不同类型。

　　1.通过新媒介来扩张视听消费市场的视听经济。诚如马克思指出的，從16世纪开始，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出现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由于“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的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18］，因此，让自己的商品输送到更多地理空间从而扩大乃至垄断世界市场，成了资本主义疯狂追逐的目标。新媒介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各种视听机器的购买使用上（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数码相机等），还体现在不同视听内容的消费认同上（如美剧、YouTube、Apple Music和“魔兽世界”游戏等），这些视听内容完全规避了实体商品所面临的时空阻碍，无线化、数字化、网络化和电子化促成视听内容能够即时即地传送到消费者那里。更为关键的是，资本主义凭借其发达领先的技术优势与资本优势，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对用户喜好进行针对性分析，使得它们生产制作出来的视听产品更具吸引力，进而也在世界市场上收获更多消费者，从而为资本主义输送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这些消费者分布于全球各个地理区域版图中，在资本主义视听产品的包围下，一种为资本主义经济利益而塑形的视听地理昭然若揭。

　　2.通过新媒介来维护资本主义价值立场的视听政治。媒介最基础的功能即是传播信息，它建构了“发送极和接受极之间的二元点状关系”［19］，非但能够将发送者的信息传递到接受者那里，还能够将接受者的信息回应反馈至发送者那里。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利益，当然也需要借助媒介来包装、宣传与输送自己的意识形态诉求。新媒介主推的视听文本，聚合了以声像内容为内核的大众文化，可以巧妙且隐藏式地植入资本主义话语，使得人们在使用视听产品和接受视听信息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由资本主义操纵的媒介规训，从而为资本主义营构起为其所控的政治地理。可以看到，从收音机时代的美国之音（VOA）、德国之声（DW）等广播电台，到卫星电视时代的天空电视网（BskB）、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音乐电视（MTV）、福克斯广播公司（FOX）等电视台，直至当今电子数字时代的各类数码产品、应用程序、Website、电子游戏等，五花八门的视听节目、视听产品以及视听文本，都在为资本主义“发声”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为了扩大媒介的地理版图和强化媒介的政治功用，势必要在全球范围牟取由其主导的媒介霸权，它是资本主义政治霸权的另类体现。

　　3.通过新媒介来播撒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视听文化。无论是麦克卢汉所说的“热文化”还是“冷文化”，媒介的文化属性早已为人所悉知。格尔茨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符号源，它拥有某种控制机制，因为人的思想是由“有意义的象征符号之中进行交流构成的”，这些符号包括“姿态、图形、音乐”等［20］。照此而论，资本主义文化在地理场域的播撒，无疑有助于资本主义对该地域进行更好的文化渗透和文化规训，进而促成人们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认同与向往。新媒介不受地理方位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将资本主义文化以电子化和数字化的形式传播到各个空间，使得该空间悄然衍化为资本主义文化场，成为孵化与培育资本主义文化的温床。马克·波斯特直接指出：“资本主义文化之所以成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电子媒介。”［21］时至今日，资本主义文化已经通过新媒介主推的视听机器和视听文本不断深入到世界各个地方，无论是人们日常使用的手机，还是随处即可点击打开的视频、音乐、网游和新闻播报，很多都清晰地标刻着资本主义的文化符码。这种视听文化就像华美舒适的数字温床，不仅吸引人的沉迷，还不断弱化人的反抗意识。

　　地理学通常被视为一种空间科学，“空间在地理学方法论中是一基本的组织概念”［22］，埃里克·达代尔（Eric Dardel）提出的术语——“地理空间”（geographical space）在学界一直影响深远。资本主义视听地理当然也是一种空间构型的过程，它需要进入空间，同时也需要借助空间来呈现自我，这种空间过程建立于资本主义的新媒介空间话语基础之上，一方面充分糅合了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空间意图，另一方面又不断作用于其所涵盖的地理空间，并对该空间中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使得该空间悄然发生着为资本主义所欲求的结构性创变。

　　三、新媒介与资本主义视听地理的电子殖民

　　置身电子数字时代，新媒介顺利且快速捕获了公众的喜爱。由新媒介“声—像”所引领的资本主义视听地理，也像一股无所不在的势力蔓延到全世界各个角落，世界被资本主义制造的诸种媒介景观所填满。在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看来，媒介景观涵盖了两个维度，一是媒介生產和散布信息的电子能力的分配，二是媒介生产出的世界影像，其中，媒介景观的核心是以电子传播为基础的视听影像，“这意味着，对全世界的许多观众来说，媒介成了一个复杂而又彼此关联的大杂烩，包含着印刷品、电影胶片、电子屏幕以及各种排行榜”［23］。资本主义视听地理生成的媒介景观，包括媒介机器作为实体商品的物质景观、媒介机器呈现视听文本的数字景观和人们使用媒介而衍生的文化景观。这些景观共同汇聚于当下的电子数字时代，隔空回应着居伊·德波当年发出的批判之声：“资本变成为一个影像，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也就是资本。”［24］

　　（一）视听地理的电子殖民

　　事实也证实了，由资本主义视听地理精心布局的媒介景观，具有十分强大的统摄力和号召力，一如凯尔纳所说的：“信息社会里，娱乐和景观已通过各种新形式进入政治、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舞台到屏幕，各种娱乐在延承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基础上，将景观文化融人商业行为之中，完全改变了影视、音乐、戏剧等领域的面貌，也创造出网络空间、多媒体以及虚拟现实等崭新的文化形式。”［25］诚然如是，马克思早在19世纪便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为加速资本积累的步伐，需要克服诸多空间阻碍从而力图“消灭空间”的本相：“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1］169如今，资本主义经由电子媒介来创建视听地理的行径，依然隐藏着其热衷“消灭空间”的深层动机，只不过这里的“消灭空间”，相较于马克思生活时代侧重那种有形的“时空压缩”——即尽量压缩空间的物理距离和实体屏障，已然转换为现在完全去距离化的“即时即地”与“随时随地”，空间的距离与屏障不再构成某种阻碍，因而资本主义也就可以变身为一种常态化的势力驻扎到视听地理所辐射的任意空间。正如美国世界通讯公司（MCI）的宣传广告中宣扬的：“将会有一条路，它联结的不是两个点，而是所有点。它的速度极限是光速，它不会从此地到彼地，彼地不再有，我们全都只在此地。”［26］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视听地理实际上昭示了资本主义意欲利用新媒介在数字时代对人类施行“电子殖民”（Electronic Colonization）的事实。（2）

　　历史上，“殖民”一词最早用来表示资本主义强国在原始积累时期对他国进行直接侵略、统治与剥削的过程，通常意义上，它首先指向以“殖民地”为标识的领土空间扩张及占有，如马克思分析殖民地问题时批评的：“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11］880随着传统帝国主义的日渐式微，这种对别国领土空间进行直接剥夺的殖民方式开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世界的体积是有限的，因此空间的扩张需要结束”［27］，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欲求也一并结束。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持有的殖民意识形态一直都未曾改变，阿希斯·南迪强调，西方国家施行的殖民体现为多个方面，不仅有地理空间的殖民，还有思想和精神的殖民，后者使得“西方无处不在，在西方亦在西方之外，在（社会、政治、经济等）结构中也在思想里”［28］。而电子殖民恰好完美地延续了资本主义在后殖民时期的殖民意愿，随着电子殖民主义的出现，一种新的文化诞生了，这是一种主要由大型多媒介集团推动的全球现象，“它们控制、复制和传播文字、图像、声音的全球流动，他们试图影响观众的思想而不考虑地理位置。他们的视听产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被销售和标准化，这些产品被推销给国际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将他们的世界观和购买习惯视为新媒体文化的逻辑结果”［29］。

　　（二）电子殖民的空间转向

　　然而需要我们辨识清楚的是，电子殖民摆脱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并不等于电子殖民的“去空间化”；相反，电子殖民依然充分融合了资本主义的空间谋略，只不过其空间呈现的形态与传统殖民主义相比发生了多重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领土空间到文化空间的转向。传统殖民主要聚焦于对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领土空间进行征服和统治，而电子殖民则更加看重电子媒介对全球空间进行文化渗透从而建立起的文化殖民。这种文化殖民很好地规避了后殖民时期诸多被殖民国家对宗主国的仇恨及反抗情绪，同时也规避了资本主义统辖领土空间所需要的高昂成本代价。电子殖民以极具魅惑力和吸引力的视听产品来影响和控制各个地方的文化显像，从而在全球地理中创建标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空间。托马斯·麦克菲尔认为：“随着电子殖民的出现，一种新的文化已经出现，这是一种主要由大型多媒介集团驱动的全球现象。他们控制、复制和传播单词、图像和声音的全球流动。”［30］当人们置身于这种文化空间，就会潜移默化地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视听媒介形成高度认同和依赖，生活、工作、社交、娱乐等也都由此成为受资本主义监控的对象。

　　2.从显性空间到隐性空间的转向。传统殖民对空间的征服往往都是显性的，这种显性不仅表露在形式与样态上，还表露在手段与方法上：前者集中体现为资本主义对他者空间的土地、资源、矿产、金钱、市场等显在利益的觊觎与渴求，后者体现为资本主义侵占他者空间时所持有的公然姿态、粗暴手段以及野蛮心理。与之不同，电子殖民更侧重于隐性空间的向度，其同时显现为空间的隐性剥夺和空间的隐性接触，前者意指电子殖民对空间中的数据、信息、文化和精神交互等隐性价值的偏爱，它以一种隐性路径来为资本主义创造利益；后者意指电子殖民摈弃了原先粗暴侵占空间的惯习，转而以某种相对温和与隐匿的视听形式来切入到各个空间，从而达成资本主义的诸种目的。因此，资本主义的电子殖民是资本主义应对世界各地反殖民主义话语的新型产物，它通过新媒介主导的视听地理来为自我的殖民政治进行易容，这无疑便使得资本主义的空间殖民变得更为隐蔽。

　　3.从实体空间到虚拟空间的转向。数字时代的媒介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和各类电子产品的新媒介，它所承载的视听体验源自电子产品内置的虚拟交互，无论是各种网站平台还是五花八门的App，都是异于实体空间的虚拟空间。约斯·德·穆尔把这种空间称之为“后地理空间”，即一种非地理但又影响真实地理空间的虚拟空间，它“超越人类生命发生于其间的地理空间或历史时间的一种新的体验维度，而且也是进入几乎与我们日常生活所有方面都有关的五花八门的迷宫式的关联域”［31］。虚拟空间直指人的精神世界，被资本主义电子殖民的民众不断沉溺于视听媒介构建的虚拟空间，成为精神上瘾的数字劳工。率先提出“电子殖民主义”（Electronic Colonialism）概念的麦克菲尔坦率地说道：“电子殖民对标的是心灵，其目的是通过眼睛（视）和耳朵（听）来影响那些接收外来媒介名目的人之態度、欲望和信念，包括他们的生活形态、消费意愿以及购买形式。”［32］由于电子殖民地建基于以互联网为内核的数字新媒介，因而它没有边界也不需要边界，能为资本主义带来永无止境的空间扩张。尤其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全面降临，这种以虚拟空间作为场域的空间规训更是被资本主义利用得淋漓尽致，其殖民阵地也从实体空间过渡到了虚拟空间。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视听地理形塑出来的这些新的空间特性，使得那些被其电子殖民的空间成了某种“新空间”，当然，这种新空间同样也是“资本主义用来创造资本积累的新空间”［16］251。卡斯特尔指出，媒介新体系和信息新技术的传播方式促生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新空间”，它是一个“可变空间”［33］，具有更强大的张力与弹性，其结果是为资本主义图绘了一个更为灵活更为庞大的新殖民版图。在电子殖民的侵袭下，被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都相应发生着改变，原先基于地方的生活方式开始让位于新媒介空间装载的生活方式；而互联网的接入，又促成这种电子殖民能够以“全天候模式”地遍及整个世界［9］10，它无处不在且无时不在，尽情展现着“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无尽欲望与强大威权。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迎来了属于它的新殖民时刻。

　　随着互联网、科学技术与数字文明的日益更新，“数字化生存”之于人类已成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以及各种App应用程序为主打的新媒介，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工具，这无疑为资本主义的电子殖民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可乘之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34］，电子殖民深刻显示了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奴役他人的真实意图，而这种奴役政治正是资本主义维系其经济利益和世界霸权的重要前提。和过往的殖民主义一样，资本主义电子殖民同样会给全球各地的人民群众造成各种伤害，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就必须以一种批判性的视野来看待资本主义的视听地理及其电子殖民，尤其是其背后潜藏的数字服从、数字剥削以及数字掠夺等。此外，由于我国目前也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有序推动数字新媒介的社会普及与合理应用，积极建构和营造起一种健康的数字生态；另一方面还要自觉警惕资本主义视听地理及其电子殖民的不断侵袭，谨防其对我们有可能带来的诸多干扰与危害。

　　注释：

　　（1）“视听地理”一词最早由大卫·莫里和凯文·罗宾斯提出，他们认为新型媒介在利润和竞争的双重驱动下，首要目标即是将媒介产品推向更多的消费者和使用者，这种消费扩张的内核是不断追求更大的视听空间，新媒介主导的视听地理必须摆脱过往国家社会群体间的边界。

　　（2）“电子殖民”一词，由托马斯·麦克菲尔１981年出版的著作《电子殖民主义：国际广播与通信的未来》提出，主要指代资本主义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通讯等电子形式来进行的抽象殖民。与“电子殖民主义”相似的概念还有“数字殖民主义”，但“数字殖民”指代一切数字化的形式，包括数字劳动和数字消费等，“电子殖民”则侧重于电子媒介的视听播放维度，其与本文议题更具关联性，因此本文采用“电子殖民”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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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