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降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试图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消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文化观,摒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干扰党和国家思想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旗帜,立足文化本体论和方法论,批判文化虚无主义的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倾向;立足文化价值论和实践论,批判文化虚无主义的伪取消主义及先验主义立场。明晰文化虚无主义批判的实践指向有助于增进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文化虚无主义;问题表征;文化哲学批判;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02?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2-0108-008
文化虚无主义发端于近代中国“三千余年一大变局”[1]的历史语境下,中西思想文化交锋较量和诸般思潮学说迭起的变革时期,是在近代中国人探索中国出路和文化发展方向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错误思想倾向和文化思潮。就其历史形态而言,文化虚无主义是在中华民族救亡运动时期,作为全面文化反思的產物出现,再至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时期的中西文化论争中也作为沉渣泛起,虽形态各异,但连绵不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2]90在新时代,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思想舆论界依然以不同面目出现,且传播手段更趋隐蔽,需要我们及时正本清源,系统诠释并揭示文化虚无主义的叙事面向、问题症候及其价值陷阱,从我们党批判文化虚无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好地维护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及思想文化安全。
一、文化虚无主义的问题表征和价值陷阱
文化虚无主义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强调的是“人的精神价值追求本能化、生理化……使个体本能或生理的需求超越社会的历史的规定”[3]的价值目标,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国家的认同和文化血脉的传承,对于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并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起着破坏与消解作用,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并予以批判。
(一)文化虚无主义的“解构”意蕴和“异化”话语
批判文化虚无主义,需要厘清其问题症候。纵观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余年中国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文化虚无主义的叙事面向和致思逻辑是清晰的,那便是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消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检视。
首先是传统文化虚无主义,即形而上学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根基,主要包括三种论调。一是“劣质文化论”。持论者或将传统文化视同糟粕,提出“华夏民族劣等论”等错误论调;或将传统文化归结为封闭性文化,认为其是人和民族的退化;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对立,认为其早该退场;或将作为传统文化之表征的龙和民族英雄妖魔化,认为其是中国人背负数千年的精神包袱。二是“文化断裂论”。持论者或是鼓噪“明亡之后无华夏”的谬论,或是逢迎“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谰言,或是散布中华文化“无根性”的荒腔,或是重复“中华文明西来说”的陈词滥调,意图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传承,影响中国人文化自觉与自信。三是“全盘西化论”。持论者或以文化反思为名,宣扬“西方文化先进论”,诱导中国人摒弃传统文化;或以文化讨论为形,编造“黄色文明没落论”,推销西方“普世文明”范式;或以文化选择为因,将西方文化塑造为世界文明,以求西化或分化中国人。
其次是革命文化虚无主义,即以抽象人性取代阶级性,以改良拒斥革命,意图否定我们党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和历史大义的坚守,消解中国革命文化基础,主要涵摄三种论调。一是“美化侵略论”。持论者或胡说西方侵略有助我国现代化,宣称“侵略有理”;或抬高殖民文化遗迹,宣传“侵略有功”;或论证外来侵略“进步性”,宣扬“侵略有利”。二是“解构英雄论”。持论者或戏说英雄作为,篡改历史事实,诋毁英雄形象;或编造所谓“真相”,扭曲事实,“证伪”英雄事迹;或拼接历史素材,碎片革命史实,消解英雄精神。三是“异化革命论”。持论者或以抽象人性取代阶级性,否定革命作用,虚无革命事业;或肆意传扬“革命破坏说”,否定革命的价值和精神;或散布“革命制造”谎言,宣扬改良,否定革命所带来的进步意义。
再次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虚无主义,即营造文化假象,虚构文化矛盾和模塑文化话语,以宣扬西方文化价值观,推行“和平演变”,主要呈现三种论调。一是“误入歧途论”。持论者或以批评激进主义,否认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正当性;或以宣泄“伤痕”,质疑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合理性;或以散播“社会主义变质论”,制造思想混乱;或以“历史终结论”,误导我国文化发展。二是“指导思想多元论”。持论者或以“社会主义失败论”,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或以扭曲改革观,腐化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或以“精神传销”,传播歪理邪说,扰乱党心民心;或耽于媚俗炒作和快餐化叙事,以错误和腐朽思想影响中国人,干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三是“普世价值论”。持论者或抬高西方经济理念,打造其“普适性”;或钟情西式民主,主张其“正确性”;或鼓吹“文化取消主义”,破坏中国人文化自信;或做局炒作网络热点,建构西方价值“神话”,以消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二)文化虚无主义的逻辑机理及其价值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4]文化虚无主义,以虚无为表征推行“文化取代主义”,试图在中国建构“去民族化”“去历史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叙事,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及时澄清其逻辑机理和价值陷阱。
首先,文化虚无主义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表现不尽相同,但其“历史—当下—未来”的文化叙事逻辑,同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忆的解构,对于革命文化的异化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的消解是相一致的。这种文化虚无主义的历史性叙事,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革命性和先进性为鹄的,试图以文化层面的“颜色革命”,去否定我国革命的正当性以及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解构人民群众的民族认同和家国情怀。
其次,文化虚无主义虽然在不同实践语境的价值诉求各有不同,但其“反思—质疑—重评”的文化建构逻辑,同其对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消解,对于社会主义文化自觉自信的解构是相互联系的。这种文化虚无主义的政治性叙事,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性和主导性为指向,试图以价值层面的“转基因工程”,去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间的精神纽带,削弱民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进而降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破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基础。
再次,文化虚无主义虽然在不同论域的言说方式各有侧重,但其“丑化—矮化—西化”的文化发展逻辑,同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的虚化,对于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阻碍以及对于人类文化包容性发展的否定是密切关联的。这种文化虚无主义的时代性叙事,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性、合理性以及和合性为抓手,试图以表达层面的“文化冷战”,去破坏中国文化形象,干扰人类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消解民族和国家的人文精神,编织“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幻梦”,妄图阻挡人类文化发展的时代步伐。
对于文化虚无主义的问题表征及其价值陷阱,我们党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进行了深入批判,以廓清党和国家思想文化建设路向,建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
二、文化虚无主义批判的话语逻辑及历史镜像
文化虚无主义的用心昭然若揭,即利用近现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艰难求索复兴道路的机会,将虚无主义意识渗透进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时空之中,妄图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因此,需要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域,及时揭示其问题症候和价值陷阱,解构其话语逻辑和历史镜像,深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实践。
第一,高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旗帜,开展文化虚无主义的本体论批判,解构其唯心主义话语倾向。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域中,不同时代的文化主体,作为其感性活动表达方式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同其对所处世界之本质的认知、生活境遇以及对自身存在狀态的不同理解息息相关。就此维度来审视,文化虚无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作为历史的产物,文化虚无主义在中国的产生,有其社会现实的因由。近代中国,饱受列强凌辱和阶级压迫之苦,一些于民生凋零且救国无路中苦闷彷徨的知识分子,在物质和制度层面的探索失败后,试图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否定来寻求出路,这就为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土壤和现实逻辑。然而,他们得出的却是一种歪曲的乃至错误的结论。他们无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之“源”,坚持从主观预设和价值偏见出发,去建构中国文化发展之“流”,在试图破除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本体自觉和本源自信的同时,有意将西方文化标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唯一进路,不仅背离中国文化发展的本体存在基础,而且有违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种反动,必然陷入主观主义和历史文化宿命论的窠臼。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大钊和陈独秀较早展开了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面对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较为盛行的关于古今中西文化形态水火不容的言论,李大钊及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6]431他进而指出:“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6]308他强调“我们承古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子孙,再接续我们的生活”[7],“列宁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们应该服膺这种精神”[8],以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历史作用,批判文化虚无主义。相较于李大钊,陈独秀更为直接。在建党前夕,他便刊文抨击虚无主义思潮对于青年的消极影响,认为“一切都否定了……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9]43基于此,他批评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9]43,并呼吁“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9]99。针对美化侵略的论调,陈独秀指出:“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剥削与践踏是一致的……鼓吹什么美国是中国人之好友等等,都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奸细。”[10]252针对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传统文化虚无主义,毛泽东和邓小平也从历史本体论视角予以批判。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11]708“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1]534。邓小平则号召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12]210。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充分重视和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是文化自觉的题中之义。所谓文化自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13]。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文化虚无主义的本体论批判,标志着我们党对于文化本源问题认识的深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人文化自觉意识的形塑和强化。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开展文化虚无主义的方法论批判,解构其形而上学话语倾向。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域中,辩证否定观既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从哲学维度研究文化问题的基本方法,在人类文化世界具有普遍适用性。就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而言,不同文化主体对于社会文化形态的认知认同和信仰建构,都是在这种辩证的“扬弃”过程中实现的。就此维度来审视,文化虚无主义则是一种形而上学。它一方面以非黑即白的形式主义方法论对待中国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否定其精华,意图阉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基因,湮灭其时代属性,拒斥以“批判继承”为原则立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另一方面,文化虚无主义还坚持以孤立主义眼光看待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试图以所谓的现代性去改造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以西方文化一元论的话语霸权去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系统,挤压中华文化生长空间。
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发展历程看,文化虚无主义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从一开始便是其批判的对象。早在20世纪初指导俄国社会科学建设实践时,列宁便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4]面对革命和建设时期出现的文化虚无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倾向,即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否定、误读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解构英雄论以及片面割裂世界性与民族性之关系的“全盘西化论”及其消极影响,在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告诫全党:“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11]534毛泽东在批判“全盘西化”思潮时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11]706。在领导文化建设过程中,周恩来也要求“对于我们的民族传统,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15]148,并称那种“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不是毛泽东思想”[15]369。针对革命时期“错认为英雄、英雄主义都是旧的名词、旧的事物”,是“个人主义的产物”的认识,朱德在批评其给中国革命造成“一个重大的损失”[16]116的同时,倡导在军队中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认为其“是我们推进工作、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的很重要的方法”[16]119。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的文化虚无主义,邓小平批驳了传统文化虚无主义的教条主义错误,强调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12]335。康德说过,文化就是“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 。”[17]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虚无主义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批判,不仅有利于我们及时廓清党内出现的错误认识,也为我们党制定文化建设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第三,坚守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观,开展文化虚无主义的价值论批判,解构其伪取消主义话语倾向。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域中,一个特定的文化选择模式的模塑,通常是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圈层或文化群落之整体性文化认同的基礎上。对于该圈层或群落中的每一位文化主体而言,在其成长和成才的社会化过程中,则往往内在地包含着其对于社会主流文化精神、文化价值、文化习惯和文化信仰的认同与选择。就此维度来审视,文化虚无主义可谓一种伪取消主义。它崇尚并宣扬资本逻辑和抽象人性,诱导人们通过追逐“虚无化”文化以满足感官欲望,由此否定了人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虚化人们对于民族国家主流价值的皈依,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降格为庸俗的生物进化或止步于单纯的物欲追求,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的臣服,也是对人本身的文化存在、人类社会的文化属性以及人类文明生命化存在及其基本价值的否定,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的传播和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在领导苏俄文化建设实践中,列宁曾批评文化虚无主义的这种伪取消主义的价值立场。他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18]334他还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8]374。新中国成立后,在讨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强调:“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19]
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东西方经济技术的差距,加之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渗透,我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这波思潮,主要以否定传统文化、异化革命斗争和传播“普世价值”为特征,在价值观层面呈现出伪取消主义倾向,给我国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带来一定思想冲击和价值困扰。面对这股由文化学术界蔓延至政治思想界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潮,邓小平批评说,“有一些同志……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20]40-41,批驳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并指出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20]42-44对于20世纪末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江泽民同志提醒全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21],要“特别注意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22]627。他还强调:“决不能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那套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全部中国近代史证明了它们在中国的破产。”[22]552针对世纪之交的文化虚无主义谬论,胡锦涛同志要求全党,对于“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23]317,“对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绝不能任其泛滥。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和批评”[23]686,以帮助群众“提高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侵蚀的能力”[2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时代,针对社会上的一些人“妄自菲薄,总觉得中国什么都不好、外国什么都好……盲目跟风,对我国发生的事情用西方价值观念来评判”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醒全党对此“要有清醒认识,更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思想舆论工作和斗争”[2]120。
第四,秉承马克思主义实践文化观,开展文化虚无主义的认识论批判,解构其先验主义话语倾向。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域中,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是不同文化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习得文化认知,形塑文化认同,打造文化生活方式,建构文化信仰和形成一定文化惯习,进而积淀特定文化圈层或群落之文化传统的基础。人类所追求的“诗意的栖居”,既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文化追问,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文化的一种真理性的展示。就此维度来审视,文化虚无主义又是一种先验主义。它无视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实践基础,有意割裂主观和客观、存在和意识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夸大文化意识的独立性,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需求,对文化的性质内容及其社会存在进行预设性分析和评价,意图虚化中国文化的社会实践基础,消解中国文化的民族基因和时代精神,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泡沫化和碎片化,进而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针对文化虚无主义的这种认识论倾向,恩格斯早在批判当时德国社会“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领域内”的折中主义和功利主义时,便提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25]的论断,强调工人运动实践对于文化的本质力量显现作用。
中国的文化虚无主义有其最初产生的实践土壤,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6],以坚定文化自信回击文化虚无主义。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思想文化的现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细致考察文化虚无主义新特征,在创造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深耕新时代文化话语权建设的实践中,对于文化虚无主义开展了深入的认识论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叙事,在2014年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便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5]83的论断,在党内首次明确提出开展文化虚无主义批判的哲学命题和文化使命。同样基于实践,他敦促哲学社会科学界“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27]324。在文艺创作上,针对“有的作品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28]124现象和网络上“诋毁、恶搞、丑化英雄人物的歪风”[27]21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28]460他还批评社会上少数人企图否认或美化侵略的倾向,强调“任何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都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亚洲国家人民的极大愤慨、严厉谴责、高度警惕”[29]674。他批判那套“‘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及“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思想和行为,“是没有前途的”[28]135;并一再告诫全党:“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2]155,以批驳指导思想多元化的言论。诚如政治哲学家柯亨及文化人类学家哈里斯所言,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 [30],是“社会成员通过学习从社会获得的传统和生活方式”[31]。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对于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认识论批判,为我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奠定了基础。
三、文化虚无主义批判的实践指向及其经验
在当前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捍卫国家文化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任务艰巨的情形下,开展文化虚无主义的实践批判,有利于在批判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追问同中国文化自身发展逻辑结合起来,有助于深化党和国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增进全党全国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
首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铸魂育人,从本质上否定文化虚无主义的存在意义。人是社会的产物。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特定文化的习得,既为人之成长所需要,也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基础。文化,从属性上看,既铭刻着特定民族基因的印记,也彰显着时代的意蕴。这是文化的历史魅力所在,也是文化的时代张力显现。诚然,文化的力量在于“化人”,而“化人”的前提,又在于人们对于这种文化的自觉自信。审视文化虚无主义的理论场域,其本根在于对世界物质性本源以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关系问题的认知误区,尤其是对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之感性活动的物质根源认知的“不在场”,以及对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内在文化根源的曲解或异化。基于此,批判文化虚无主义,必须在文化本体论层面“正本清源”的前提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武器,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及时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科学理论成果培根铸魂,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语境,形塑人民群众对于中华文化话语体系的自知之明、自信之心、自强之念和自豪之感,达到纠治文化虚无主义之本体性缺陷,从本质上否定文化虚无主义之存在价值的目的。
其次,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社会实践上消弭文化虚无主义的滋生土壤。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社会形态的核心要素,文化既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也是其重要的制约力量。在我国,无论是基于历史的选择,还是现实的需要,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由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梳理文化虚无主义的叙事逻辑,其基础性缺陷在于对主观源于客观、理论源于实际认知机理的曲解或者选择性忽视,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文化个体、文化群落或者文化圈层中社会性文化心理养成的“悬浮”状态。这种状态,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特定民族或国家之文化基因的“断档”或者“乱码”,文化的“虚无”或“空洞”之感就更易潜滋暗长。基于此,批判文化虚无主义,需要在文化认识论层面“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文化观,推动理论与实际的衔接、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文化问题的标准,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2]10,为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提供方向引领,达到冲破文化虚无主义的历史幻象,从社会实践上消弭文化虚无主义滋长空间之目的。
再次,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形塑中国文化气派,从思想共识上摒弃文化虚无主义的价值误区。文化的力量在于感染,感染的作用基于表达。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语境中,讲好文化故事,无疑是文化表达诸般形式中最具活性和感染力的一种,也是文化主体之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就其历史性存在而言,五千年中华文化是我们讲好文化故事的底气,也是我们展示新时代中华文化新气象的保障。解读文化虚无主义的话语谱系,其价值偏好及其实现逻辑,是通过夸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素和历史局限性,拆解中国文化故事,污染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干扰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心理,消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基于此,批判文化虚无主义,需要在文化价值论层面“冲云破雾”的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观,努力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讲好彰显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的文化故事,做大做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产业,成就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化宏大叙事,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扬文化之应有精义,显真理以时代魅力,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中潜移默化地形成文化认同,萬众一心共筑中国精神,达到从思想共识和价值共识上破除文化虚无主义的价值迷雾,形塑良好社会风尚的目的。
最后,推动文化交往交流,构建人类文化发展共同体,从文明交流互鉴上解构文化虚无主义的霸权逻辑。在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演化的图谱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民族、国家的交流交往逐渐打破地域局限,实现文化交融。虽然这种交融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正因它的存在,人类文明的长河才生意盎然。诚然,在文明的场域中,矛盾的对立面总是客观存在的,文化交往也不例外。在不同民族或国家间,是秉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提倡各民族和合共生、合作共赢,不同文化和谐并存、百花齐放;还是以妄自尊大的傲慢与霸道做派,固守“文化帝国主义”思维,只许一枝独放,不容繁花满园,可谓对待文化交往交流问题的不同态度。剖析文化虚无主义的运作机理,其文化方法论层面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即死守孤立主义的教条思维,无視世界文化形态间的普遍联系,以唱衰中国文化之举求西方文化独尊地位;形式主义地看待文化个体、文化群落以及文化圈层间的互动关系,无视世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和发展性,人为抬升西方文化发展范式的浞訾栗斯,以个体之“偏”僭越世界文化整体之“全”。基于此,批判文化虚无主义,需要在文化方法论层面“拨云见日”的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看问题,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消解文化虚无主义的单边路线,以海纳百川的心态,积极推动世界文化多样化进程,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32]425的引领下,以坚毅包容的中华文化发展智慧,向世人展示中华民族的气度风范和中国人民的和平友好,为全球文化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文化发展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贡献中国智慧,超越文化虚无主义的方法论局限,擘画人类文明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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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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