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三种途径实现了对“科学”话语的构建。一是建立“主义”与“科学”的意义关联，使“科学”在内涵上被赋予“主义”的价值意蕴；二是通过“革命”与“科学”的结合，凸显社会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彰显科学变革社会的“革命”精神；三是从科学“致用”的讨论中探索科学方法，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方法论意义。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诠释，“科学”话语在内涵上得以拓展，不仅融入变革社会的革命精神，还使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关键词：科学；革命；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话语构建
中图分类号：Ｂ０－０；Ｋ２６?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2-0１０３-00５
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话语，乃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科学的相关问题进行学理研究和思想阐释的结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问题相结合的特点。本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指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内容聚焦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话语中的“科学”范畴，阐发“科学”话语中科学内涵、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方面的显著变化，为研究现代中国时段科学观念的状况及演进态势提供一个可以备查的个案。
一、“主义”引入与“科学”意蕴的拓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现代中国的“科学”观念在内涵上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主义”引入“科学”之中，赋予“科学”以价值观从而使“科学”在思想内涵上得以拓展。
五四时期既是“科学”盛行的时代，又是“主义”崛起的时代，这为“主义”与“科学”的成功对接创造了条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政治实践的推动下，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个性解放”进至“社会改造”阶段。“社会改造”事业现实地需要“主义”的指导。故而，“主义”在五四时期是因为“社会改造”的需要而兴起并流行起来的。李大钊认为，“社会改造”必须以“主义”为指导，加强“主义”的宣传及发挥“主义”对于社团的思想引领乃是不可缺少的。在1920年8月16日北京陶然亭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等五团体的茶话会上，李大钊提议各团体皆有标明“主义”之必要。［1］毛泽东认为，适应社会改造而组织的团体皆应是以“主义”而结合起来，新民学会不能“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其原因就在于“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毛泽东又说：“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3］
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一主张，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科学的方法（归纳法）入手来建立“科学”与“主义”之者的联系，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科学品格。陈独秀指出：“到了近代科学发明，多采用归纳法。怎么叫归纳法？就是拿许多事实归纳起来证明一个原理。……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现代人说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４］在倡导“科学”话语的五四思想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由“科学方法”是归纳法来说明马克思学说具有“科学”性质，使得“科学”有机地融入了“主义”的内容，这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科学”话语体系中的发展并发挥马克思主义在“科学”话语中的指导作用。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主义”和“科学”这两者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其言说体系中不断彰显出科学应具有“主义”的意蕴。李大钊一方面认定马克思主义有如自然科学那样是研究“法则”的学问，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现其法则”［５］３０５，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乃有助于克服既有科学“过重分类”的缺陷。他指出：“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他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弊象，呈露已久了。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５］３１６－３１７在李大钊看来，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偏于感情”或“涉于空想”，其结果是“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而马克思则“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用科学的论式”来使之“成一个独立的系统”［５］１８。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体系中，“主义”的“科学性”不仅有理论上的学理证明，同时也有中国革命实践的现实依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分析出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能运用这些规律和力量，发展世界革命中之中国运动”（１）。可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论断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又是有着中国共产党变革中国社会的实践需要。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一论断，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而给予理论上的进一步阐发。
其一，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里的“科学”最初主要是指“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毛泽东说年轻人“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６］。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这一观点得到了发展。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发展的，与科学相比具有至上的位置。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７］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这一论断，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思想界在科学理念支配下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内涵。
其二，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态度。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乃是以其“科学态度”为根本依據的。毛泽东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８］８００毛泽东所说的“科学的态度”，其基本的内涵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９］可见，毛泽东所揭示出的“科学态度”，是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践的，并使之置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关于“科学态度”，王稼祥也结合中国革命的需要给予说明，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者有着“光明正大的科学态度”，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态度”［1０］２３４。不难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科学态度”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马克思主义超越了一般人所认知的仅仅是社会科学的地位。
其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认识史上的最高成就。早在1937年的《实践论》中，毛泽东就从人类认识演变史角度，将马克思主义界定为“科学”。他说：“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1１］２８３－２８４其后，毛泽东又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度，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蕴：“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８］８２０王稼祥亦以“科学”来诠释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思想方法论的特质，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不仅科学的解说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的科学”［1０］２２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认识史上最高成就的主张，进一步彰显科学内涵中“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意蕴，而且使“主义”被置于领导“科学”的地位上。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主义”与“科学”的对接，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重要论断。此时，科学已经有了“主义”的价值意蕴，而“主义”（马克思主义）对“科学”亦具有支配和引领的地位。
二、“革命”与“科学”结合中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乃是科学话语中重要部分，其思想意蕴主要是科学所倡导的求真、求实理念及客观态度，借以获得认识论中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一致。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语境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条件下，科学精神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论引导下发生革命性变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革命”与“科学”的结合而将科学所倡导的求真、求实、客观的态度与社会变革紧密联系起来，“革命话语”也就成功地嵌入“科学精神”体系之中。
“革命”与“科学”的结合，从探源的角度看源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科学”从“科学”之中分别出来，首先是建立“革命”与“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更进一步的是将“社会科学”置于较“自然科学”优先的位置，从而突出其革命的意义。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就认为，“科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主张广义的科学观，强调各种学问都应该“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极力要求发展社会科学。在他看来，“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1２］１２３－１２４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视域中，“社会科学已经说明了人类社会许多现象”，取得了“许多不可否认的成绩”，尽管还有些“幼稚”，但也不能“因为还幼稚便不要”社会科学了。［１２］５４８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在强调社会科学地位的过程中，有时亦将哲学纳入社会科学的体系之中，忽视了哲学对其他学科的统领地位，甚至认为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是因为哲学乃是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结果，这说明五四时期“科学至上”的理念尤为突出。至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认为“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８］８１５－８１６。
社会科学的地位与作用在现代中国一再被提示出来，与马克思主义者所认知的革命需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瞿秋白通过回顾“科学”在近代中国演进的历程，认为中国进到社会科学阶段是时代的必然，“由模仿的急功近利的政治制度之改变，而不得不求此种制度之原理于社会科学”［１３］１２６。具体表征为：一是“近年来由空论的社会主义思想进于更有系统的社会科学之研究，以求确切的了解其所要改造之对象，亦即为实际行动所推演求进的结果——这确是当然的倾向”；二是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兴起，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态势，“实因社会现象的日益复杂，不得不要求文字上的革命，以应各种科学之需要——文字原为一切科学的工具”［１３］１２７。如果说瞿秋白对于社会科学重要性的提示，还主要是基于社会演变的必然性角度，那么，《新华日报》创办人潘梓年在20世纪30年代末对社会科学重要性的强调，则鲜明地表达出了社会革命需要的层面。潘梓年认为，社会科学在中国更有被重视的理由。他指出：“社会科学暂时有比自然科学更值得被人重视的理由。因为要求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致误入歧途，必须首先在各种社会问题上能够找到解决的途径——正确的解决途径，作为基础才行。”（２）可见，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中，社会科学之所以要被高度重视起来，固然有社会演变的必然性，但主要的还在于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
社会科学地位的迅速提升，与前述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确认的“主义”是“科学”的论断及“主义”在科学之上的理念，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的，并有着相得益彰、互动共进的效果。徐特立曾这样指出：“科学发展的基础是靠工业经济和民主政治……至于社会科学的论著，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任何可以称为真正的科学者，这种科学只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及其代表人物才能创造出来。一切压迫和剥削阶级对于他们剥削压迫诸关系，必然是歪曲的。因为他们否定自然界是物质的世界，不以唯物的科学方法，从事实中阐明自然和社会法则，所以只有在大众把握政权的时代，科学才能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发展。”［１４］３８５这里，徐特立梳理了“科学”—“系统的科学”—“社会科学”—“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路径，大致能够表达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追寻“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可以说，由“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路线，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主义”指导下认识“科学”的演进图式，这之中既体现出中國马克思主义者将革命意识纳入“科学精神”之中的努力，同时又表征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强烈的“革命”愿望及其对“主义”所赋予的科学地位与现实功用的急切追求。
三、从科学的“致用”中揭示科学方法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倡导者、实践者，具有变革社会的事功性追求，“致用”的理念是极为强烈的。考察现代中国思想界“致用”与“科学”的结合进程，可以发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沿着“科学功用—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的程式，对“科学方法”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倡导，其目标是在“科学”话语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从科学本身来看待科学的功能，并将追求规律视为科学的要义之所在。在后五四时期，瞿秋白主张在社会历史领域看待科学，认为科学既然是社会改造的武器，因而必须为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而奋斗。瞿秋白指出：“颠覆一切旧社会的武器正是科学。科学只是征服天行的方法。”［１３］２４－２５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兴起，科学功用的探讨逐步转向社会科学的功用方面，但科学的“法则性”“规律性”仍然是基本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李平心提出，“一切的科学都不外要探求一定的现象中的因果规律”［１５］３８。不难看出，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语体系之中，科学的功用最主要在于能够为人们提供规律，而社会科学的作用主要在于能指导人们的社会变革活动。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对于科学现实性功用有着普遍性的认识，因而在思想上表现出对科学方法的高度重视，并努力将“科学方法”集中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前述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较重视的是科学的归纳方法，看重的是这种归纳法体现出“实际研究的精神”［１２］３６４。后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科学方法的认识进一步深入，直接将科学方法与“主义”对接起来，从而在科学话语中呈现“主义”与方法的关联。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评析科学方法，强调科学分析方法就是抓住事物的实质。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１１］１００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会“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就是因为“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１１］１０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科学方法”与“主义”对接起来，为科学话语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遵循科学方法就必须以坚持“科学态度”为前提，因为所谓的方法乃方法论中的方法，在根本上受制于研究者的基本理念。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力求将科学方法的探讨带入科学态度的层面，这自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科学态度”问题，李大钊曾揭示其内容。李大钊说：“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１６］李大钊这里解释的“科学的态度”，多少与传统注重证据的治学方法发生着联系，同时又显然地带有现代科学所倡导的认识反思及思想批判性的特色。到延安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科学态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直接地联系起来。毛泽东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种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９］６６２－６６３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用“实践”的观点来诠释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态度”问题，认为在理论中“掺进了主观要求”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合乎科学”的。［１７］３９１－３９２艾思奇强调“科学态度”并不就是那种所谓的纯粹客观态度，实际上仍然需要有研究者自己的“立场”，并且在探索科学真理中需要“掺进了主观要求”而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如此才能发挥认识主体能动地改造社会的作用。
“科学”是一个随着现代中国社会演进而不断发展的语汇，构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社会变革活动的特殊语境。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科学话语的发展，大体上经过三条途径：一是借助五四时期业已形成的“科学”话语，通过“主义”与“科学”关系探讨，将“科学”赋予“主义”的意蕴和品质，使科学内涵得以创造性拓展；二是基于现代中国“革命”的语境，通过“革命”与“科学”（社会科学）的结合而倡导社会科学，在彰显科学精神的革命性特征的同时，赋予科学精神以“革命精神”的核心内容；三是从科学“致用”的讨论和“科学态度”的重新诠释中，实现“科学方法”內涵与意义的再建构，最终形成唯物辩证法是“科学方法”的结论。由此看来，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语境中，“科学”已经与原本意义上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的“科学”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主要的是落实在“科学方法”层面上的对社会变革具有指导意义的“社会科学”，更具体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的科学方法”［１４］３８５或包含着“辩证唯物论”与“理论经济学”的“正确的科学的方法”。［１７］４８６在现代中国思想变迁中，“科学”话语体系中科学内涵、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等方面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引领现代中国思想的前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新中国建立后社会思想的衍化亦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此，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中国思想演进实际相结合的视域，从现代中国社会变迁、思想演变状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等方面加以研究，借以呈现现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所具有的独特内涵。
注释：
（１）内容参见瞿秋白发表于１９２６年出版的第151期《向导》报上的《中国革命之五月与马克思主义》。
（２）内容参见潘梓年发表于1944年３月２６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的《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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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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