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关乎流转市场发育的质量。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湖北、山东784户农地转出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市民化感知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社會资本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其中地域型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户越倾向选择非固定或短期期限；脱域型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户越倾向选择固定且长期期限；市民化感知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即市民化感知程度越高，农户越倾向选择固定且长期期限；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感知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有一定的交互作用，即市民化感知水平越高，地域型社会资本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的有效影响越弱，脱域型社会资本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的有效影响越强。因此，结合农户的认知水平和进城需求，提升市民化感知水平，培育提升农户脱域型社会资本水平，将有助于促进农地转出的长期化。
关键词：社会资本；市民化感知；农地转出期限选择；双栏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1.3?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2-00８１-0１０
一、引 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农地流转日益活跃，这优化了农地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了农业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的困境，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但仍存在合约低效率、缔约期限不固定、短期租约等问题［1-2］，抑制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3］农地流转具有“期限性”特征，期限选择体现了不同的合约关系，影响了缔约双方的行为期望，对合约稳定性及其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4］一个固定且长期的流转合约不仅有利于达成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而且有利于改善农地的投资激励，从而实现缔约双方的合作共赢［5］，而农地短期化流转易致“小农格局”复制。［6］深入探究农村家庭农地流转期限选择的制约因素，对于诱导农地流转走向长期化、优化农业规模经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四个角度探讨农户农地流转期限选择的内外部驱动因素。一是交易成本视角，信息搜寻、缔约谈判、执行监督等交易成本会影响农户对农地流转期限选择决策。［7］二是社会关系视角，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关系网络容易形成短半径交易，虽然能促进农地流转，但不利于长期流转机制构建，弱化了农地流转资源配置效应。［8］三是资产专用性视角，土地经营所产生的资产专用性特征对农地流转交易关系的持续稳定性要求较高。［4］四是产权制度视角，农地确权通过提升农户产权安全认知、提高农地价值、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保障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性。［9-10］从已有文献看，关于从社会资本和市民化感知视角对农户农地流转期限选择的内在机理研究，尚有待改进和完善。在乡村振兴和城镇化推进的背景下，我国不仅从2011年起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而且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配套实施了土地、财政和住房政策措施，支持农户市民化发展，来实现流转农地持续稳定供给。［11］农户社会资本在城镇生活中出现了异质性特征，从基于地缘的传统社会资本拓展出基于业缘的新型社会资本，拓展了信息资源获取渠道，对农地流转期限选择的认知和能力有一定的改善。［12］农户市民化感知反映了农户对城镇生活权益可得性的评估，体现了农户与城镇的心理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户的留城意愿［13］，会对农户农地流转期限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本文深入探究社会资本和市民化感知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期限选择的机理及作用效果，以期对提升农地流转质量水平，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当前文献在社会资本和农地流转期限选择方面进行较多研究，但仍有可完善之处：一是现有文献多整体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户农地流转期限选择的影响，而较少针对社会资本的异质性特征来深入探究；二是现有文献忽视从市民化感知视角探究其对农户农地流转期限选择的影响。鉴于此，通过对湖北省、山东省784个农地转出户展开实证分析，探讨社会资本和市民化感知及两者交互项对农户农地流转期限选择的影响机理。本文有助于拓展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范畴，并纳入市民化感知的研究视角，以期丰富农地流转期限选择的理论框架，对促进农户农地流转长期化交易提供有益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社会资本是经济主体在目的性行动中能够获得并利用的实际的或潜在的社会资源集合体，其本质上是一种嵌入于网络结构中的动态资源。［14］社会资本将分散的农户和农地资源联系起来，在农地流转市场化和规范化上有很大的作用空间和社会基础。［15］学术界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为农户提供情感支持、信息传递和物质资源，在农地流转期限选择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7，16］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社会变迁最显著的特征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17］，而流动过程的每一环节，诸如决定是否流动、向何处流动，以及流动后如何适应当地生活等，都与农户自身社会资本密不可分［18］，社会资本在劳动力流动中产生的转变可能会影响到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为了更好地诠释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的脱域特征，谢家智和王文涛（2016）提出了地域型和脱域型两类社会资本。［19］由于流动劳动力在空间上频繁转移，使其逐渐脱离原地域壁垒，从而实现在新地域下社交半径的延展，“脱域型社会资本”将逐步成为普遍的农户社会资本模式。［20］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社会关系发展特征，将地域型社会资本界定为村庄内具有不流动性和同质性特征的从原有地缘网络、地缘互惠、地缘信任和地缘参与等维度获取的可利用资源，将脱域型社会资本界定为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产生的具有开放性和异质性特征的从新型的“业缘网络”“业缘互惠”“业缘信任”以及“业缘参与”等维度获取的可利用资源。
具体而言，首先，劳动力流动本质上体现了农户由传统农业耕作者向现代非农就业者的职业转换过程［21］，劳动力跨区域空间流动打破了地域限制，促使理性农户重构原始不流动性、同质性的社会网络，积极拓展开放性、异质性的新型“业缘网络”交往半径，从而延展农户社会网络的广度，扩大非农就业的信息获取渠道，使农户能寻找到更匹配的工作，进而长期稳定地转出农地。［16］其次，依托于“业缘网络”所筑造的联系纽带和交往渠道，农户的交往互惠能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城镇居民日益加深接触，从中收获非农就业信息和支持帮助，新型的“业缘互惠”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得以逐渐确立和发展，促进信息的低成本、高效率传递［19］，进而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决策。再次，在更为广泛的就业空间中增加“业缘互惠”经历，提升了农户融入“业缘网络”的能力和程度，进而获取动员更多类型的社会资源的能力［17］，作出最优的社会资本动员策略，增强农村劳动者与工作岗位的契合度和匹配性，客观上加速了新型“业缘信任”这种社会信任模式的拓展，优质且适合的职位促使农户长期稳定转出农地。［22］最后，新型业缘关系的出现引来了多样化的社会活动，农户通过与不同群体的交流，有助于加深彼此间的联系和关系强度［19］，“业缘参与”为农户进行新型业缘关系的个人投资和积累创造条件，进而延展农户社会资本，扩宽农户资源运作空间，增加农户选择更适宜的农地转出期限的机会。因此，原始的在乡土村庄中形成的地缘网络、地缘互惠、地缘信任、地缘参与等地域型社会资本维度的边际不断外扩，逐渐产生新型的“业缘网络”“业缘互惠”“业缘信任”“业缘参与”等脱域型社会资本维度，进而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机制。
一方面，地域型社会资本通过信任机制、生产帮扶机制、行为约束机制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首先，基于信任机制，村庄内成员能获得较高的身份认同，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有限信任挤出了对于村庄外主体的一般信任，造成短信任半径［23］，农户较多认为村庄内成员不会从事机会主义行为，更愿意在彼此间对农地进行无固定期限的交换。其次，生产帮扶机制能够缓解农业劳动力约束，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跨地域流动的背景下，地域型社会资本中长期积累的“情感性属性”能有效发挥农业生产帮扶的积极作用［24］，缓解农业生产中劳动力季节性短缺的问题，因此农户更倾向于将农地不定期短暂地托付给熟人，便于农户灵活地进入和退出农地流转市场。最后，行为约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交易者行为。［25］熟人社会中较繁密的来往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情关系，人情与面子使得农户在与熟人做交易时免于焦虑、怀疑和警戒，促使农户与熟人建立非固定期限的合作关系。［26］
另一方面，脱域型社会资本通过信息获取、学习机会、资源积累等渠道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首先，拓宽了农户信息获取的渠道。在地域外拓展的社会资本有更广阔的信息交流空间，将异质性信息在不同群体间传递，促使流动劳动力能够跨越其社会边界获取更為丰富、优质的职位信息，从而增加其找到合适职位的机会［19］，促使其选择长期稳定转出农地。其次，促进了农户学习机会的获取。知识和技能是影响农户职位获得的关键性要素，社会资本通过促使群体间、群体内相互学习，加强知识积累并提升技能水平［27］，因此脱域型社会资本通过相互交流和学习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与职位的契合度，进而促使农户长期转出农地。最后，拓展了资源积累渠道。农户通过在空间流动、职业转换过程中与地域及产业内外的互通，以及新型业缘关系中城乡要素的不断流动，积累了除原地域外大量的异质性社会资源，逐步扩大转出市场范围，提升资源整合能力，通过与不同主体合作形成长期稳定的农地交易关系。［28］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1：地域型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即农户拥有的地域型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地转出时越倾向选择无固定期限或短期期限；否则越倾向选择固定且长期期限。
H2：脱域型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即农户拥有的脱域型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地转出时越倾向选择固定且长期期限；否则越倾向无固定期限或短期期限。
市民化感知是理解家庭劳动力流动决策和行为的重要视角［29］，然而，鲜有学者关注市民化感知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的影响。市民化感知是农户进入城镇后在住房、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面享受到的权利和待遇差异，个体感知逐渐出现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其核心是农户在嵌入城镇生活中产生差异化的个体心理活动。［30］市民化感知一方面可以减弱农户对自身与城镇居民之间身份上的感知差距，增强对城镇的地域认同，从主观上逐渐融入城镇，从而使农户对城镇产生依恋感和归属感，促使农户长期稳定转出农地来减轻留在城镇的羁绊；另一方面，稳定且持续的非农就业生计方式能够有效满足农户在城镇长期生存及发展需要，从而对农地经营生计方式依赖性逐渐减弱，农户会倾向于长期转出农地。［31］农户地域型和脱域型社会资本以不同的方向影响其农地转出期限选择，但农户的市民化感知水平差异影响到地域型和脱域型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出期限选择的影响效果。对于市民化感知水平较高的农户来说，他们对城镇生活充满热情，有较强意愿向城镇实现融入型转移［32］，进而积极在城镇中拓展脱域型社会资本并发挥其效用，实现在城镇的稳定就业和长期居住，其与乡村的疏远弱化了地域型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对于市民化感知水平较低的农户来说，离开农村进入难以得到保障的城镇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他们定居城镇的愿望并不强烈，反而更愿意返回农村，因此大多选择在城乡间辗转反复，或者在不同城镇间转移。［33］“候鸟式”流动转移不利于农户在城镇拓展和积累稳定的脱域型社会资本，因此弱化了脱域型社会资本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的激励效果。同时，随时可能返回农村的转移者也会重视对地域型社会资本的维系，从而强化了地域型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因此，作为有限理性人，不同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的有效性将受制于农户市民化感知的强弱。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3：市民化感知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即农户的市民化感知程度越高，农地转出时越倾向选择固定且长期期限，否则越倾向无固定期限或短期期限。
H4：市民化感知与社会资本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有一定交互作用。即农户的市民化感知水平越高，地域型社会资本对其转出期限选择的有效影响越弱，脱域型社会资本对其转出期限选择的有效影响越强。
三、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华中农业大学课题组2019年7—9月在湖北省、山东省开展的关于农地流转的实地调查。课题组选取了地处平原且位于粮食种植区的荆州市监利县和菏泽市曹县为典型样本区域，先按照配额抽样法，由样本县农业相关部门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情况推荐3—4个典型乡镇，再在每个样本乡镇随机抽选4—5个行政村，最后在每个样本行政村分层随机抽选25—35个农村家庭，经过整理、删除数据缺失严重和未参与农地转出的问卷后，最终用于本文分析的样本数量为784个农地转出户。
对于农地流转期限的总体情况，从政策层面上看，近年来发布的农业政策均鼓励延长土地流转期限，保障农业规模经营有足够时间。2020—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指出，要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2021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指出，要保障经营主体稳定的经营预期，在流转合同期满后经营主体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续约。从实践层面上看，对于农地流转期限，一些学者从研究数据上发现土地流转契约期限基本保持稳定，以固定化流转期限为主，实际流转期限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大多数期限为1年或30年［34］，非固定流转期限和流转期限短期化的现象仍然普遍［35-36］；对于农户流转意愿，一些学者从实际调研结果中发现，虽然绝大多数农户愿意流转农地，但是在上一轮流转契约签订时就考虑过续约的农户仅为半数，而当土地流转续约遇到困难时，近一半的农户会选择放弃续约［37］，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产生过程复杂多变，契约期限不稳定和延期不便利的现象仍然普遍。［38］
（二）模型设定
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分为是否固定期限和转出实际期限两个阶段，对此，本文选用双栏模型来处理。首先，考察农户农地转出是否固定期限，构建方程如下：
Prob［yi=0｜X1i］=1-φ（αX１i）（1）
Prob［yi>0｜X1i］=φ（αX１i）（2）
（1）式表示农户农地转出选择固定期限为0，（2）式表示农户农地转出选择固定期限不为0；φ（·）为标准正态分布累积函数；yi为因变量，表示农户农地转出是否固定期限；X1i为自变量，表示社会资本、市民化感知等变量；α为相应的待估计系数；i为第i个观测样本。
其次，考察农户农地转出实际期限，构建方程如下：
E［yi>0，X２i］=βX２i＋δλ（βX２i/δ）（3）
（3）式中，E（·）表示条件期望，为农户农地转出实际期限；λ（·）为逆米尔斯比率；X2i为自变量，表示社会资本、市民化感知等变量；β为相应的待估计系数；δ表示截取正态分布的标准差；其他符号含义如前所述。
基于（1）—（3）式，建立对数似然函数：
lnL=∑yi=0{ln［1-φ（αX１i）］}+∑yi>0{lnφ（αX１i）-
lnφ（■）－ln（δ）＋ln{φ［（yi-βX２i）/δ］}}（4）
（4）式中，lnL表示对数似然函数值。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4）式，可得到本文所需的各相关参数。
（三）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农地转出期限选择。分为两个变量：一是转出是否为固定期限，为二元虚拟变量，固定期限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二是转出实际期限，为连续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Ⅰ：社会资本。根据前文所述，本文采用脱域型社会资本和地域型社会资本两个维度来衡量社会资本，并使用地缘网络、地缘互惠、地缘信任、地缘参与来度量地域型社会资本，使用业缘网络、业缘互惠、业缘信任、业缘参与来度量脱域型社会资本（见表1）。运用Ｓtata16软件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地域型和脱域型社会资本所有测量题项的KMO统计量分别是0.815、0.847，由Bartletts检验可知样本均适用因子分析；因子载荷均大于0.50，Cronbachα分别是0.805、0.848，表明变量测度具有效度与信度；最终分别获取地域型和脱域型社会资本的综合得分。
核心解释变量Ⅱ：市民化感知。由于农户市民化感知来自对城镇生活的直观感觉［29］，因此，设置问题“您是否对城镇住房感到担忧？”“您是否对城镇就业感到担忧？”“您是否对城镇医疗与养老感到担忧？”“您是否对后代教育感到担忧？”，选项为非常担忧=1，比较担忧=2，一般=3，不太担忧=4，很不担忧=5。运用Ｓtata16软件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市民化感知所有测量题项的KMO统计量为0.872，由Bartletts检验可知样本均适用因子分析；因子载荷均大于0.50，Cronbachα分别是0.893，表明变量测度具有效度与信度；最终获取市民化感知的综合得分。得分越高，代表农户市民化感知水平越高。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家庭特征、农地特征、村庄特征，并控制了区域特征。各变量说明如表2所示。
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6软件进行模型估计，由于所有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处于合理范围内，排除了出现严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表3—5显示了各方程的回归结果，由于各方程的Waldχ2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各方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由表3的列（1）（2）可知，地域型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出是否固定期限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农户拥有的地域型社会资本越多，选择固定期限转出农地的概率越低；地域型社会资本对转出实际期限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农户拥有的地域型社会资本越多，选择长期期限的概率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地域型社会资本的“情感性属性”［12］，使得农户能够在外出就业时将农地以“人情代耕”形式不定期或短暂托付给能提供生产帮扶的熟人。由此，假说H1得到验证。脱域型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出是否固定期限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户拥有的脱域型社会资本越多，选择固定期限转出农地的概率越高；脱域型社会资本对转出实际期限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户拥有的脱域型社会资本越多，选择长期期限的概率越高。这可能是因为脱域型社会资本的“工具性属性”［19］，拓展了可动员的新型社会网络的数量和质量，农户更倾向于与不同主体形成长期合作的关系。由此假说H2得到验证。
由列（3）（4）可知，市民化感知对农地转出是否固定期限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户市民化感知程度越高，选择固定期限转出农地的概率越高；市民化感知对转出实际期限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户市民化感知程度越高，选择长期期限的概率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市民化感知反映了农户对城镇生活的适应程度以及享受到的保障待遇水平，较高的市民化感知能增强农户的城镇归属感和認同感，提高其留在城镇的意愿，进而更倾向于将农地长期稳定的转出。由此假说H3得到验证。
（二）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感知的交互作用
将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感知分别作中心化处理，把两者交互项纳入模型中得到回归结果。由表4的列（5）（6）可知，社会资本、市民化感知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的影响效应与表3实证结果相一致。由列（7）可知，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感知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有一定交互影响，其中地域型社会资本、脱域型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感知的交互项均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市民化感知水平较高的农户为实现在城镇的长期稳定居住，会积极拓展脱域型社会资本并发挥其效用，同时也弱化了地域型社会资本能发挥的作用。而市民化感知水平较低的农户定居城镇的愿望并不强烈，从而弱化了脱域型社会资本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的影响效果，同时对地域型社会资本的维系也更加重视，强化了地域型社会资本的有效作用。由此，假说H4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参考叶静怡和周晔馨（2010）的方法，本文采用“2018年人情礼品支出（取对数）”替代地域型社会资本，采用“是否认识企事业和政府人员”替代脱域型社会资本［17］；参考程郁等（2022）的方法，本文采用“您家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稳定程度如何”替代市民化感知。［31］表5的列（9）是对人情礼品支出、是否认识企事业和政府人员与非农就业稳定程度分别作中心化处理，将两者交互项纳入模型中得到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人情礼品支出、是否认识企事业和政府人员与非农就业稳定程度以及各交互项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均与表3、4的结果较为一致，说明本文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湖北、山东784户农地转出户微观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市民化感知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其中，农户拥有的地域型社会资本水平越高，越倾向选择无固定期限转出农地，即使选择固定期限，也会倾向短期转出农地。农户拥有的脱域型社会资本水平越高，越倾向选择固定期限转出农地，进而选择长期转出农地；市民化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即农户市民化感知程度越高，越倾向选择固定期限转出农地，进而选择长期转出农地。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感知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有一定的交互作用，即市民化感知水平越高，地域型社会资本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的有效影响越弱，脱域型社会资本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的有效影响越强。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尝试从社会资本、市民化感知角度提出促进农地转出期限固定且长期化的政策建议。
一是鼓励农村居民积极提升脱域型社会资本水平，为延长农地转出期限提供支持。劳动力市场基于脱域型社会资本水平形成了一种筛选与甄别机制，这种筛选机制的存在使得拥有较高脱域型社会资本的农户在增加稳定就业机会的基础上，能够较为便利地实现融入型转移，促进家庭“离农”转移的彻底性，并最终将农地长期流转出去；而拥有较低脱域型社会资本的农户，很可能被挤出到二级劳动力市场与非稳定就业部门中，从而只能以流动型转移为主，在城乡间反复“候鸟式”流动，不会将农地长期流转出去，而选择托付给可信赖的亲友照料。因此，通过搭建城乡非农就业的互动信息服务平台，健全和完善劳动力跨区域就业保障机制，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促使农户进行职业转换，拓展脱域型社会资本。随着脱域型社会资本水平的提升，农户农地转出缔约调整的反应和能力也得到提升，农户会积极主动地长期转出农地。
二是提升进城劳动力的市民化感知水平，为拓展脱域型社会资本提供动力的同时，促进农地转出期限长期化。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是因为农户对农地的依赖逐渐减弱，农业经营低收益“推挤”农户流出［33］，另一方面是因为城镇的增收机会、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等“拉引”农户流入。［39］在高市民化感知支配下，农户有较高积极性在城镇中拓展脱域型社会资本，实现在住房、就业、医疗、养老和教育方面的融入型转移。而在低市民化感知支配下，即使高社会资本拥有者通过城镇就业实现了脱域型社会资本积累与水平提升，但由于距离稳定就业和融入城镇的差距仍然较大，在“绝望心理”驱动下［４０］，这些流动者难以因为这种脱域型社会资本的增加而改变农地转出期限选择。因此，在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的户籍制度改革模式的同时，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医疗、养老、住房等政策完善，构建城乡平等化的社会福利机制，进一步提升农户市民化感知。随着市民化感知水平的提升，农户对融入城镇的意愿也得到增强，不仅能强化农户选择长期转出农地的动机，而且使得脱域型社会资本也得到积极发展并发挥效用，进而促使农户农地转出期限固定且长期化。
农户受自身能力及周边条件限制，对农地流转的了解不够深入，诸如在具体的选择中如何进行优化，在谈判、执行等环节又面临怎样的交易费用，这对农户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导致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需要构建长时间序列的跟踪调查数据库，以更加准确地反映不同时期农户市民化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农地转出期限选择的影响，为进一步优化政策提供更有引导价值的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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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蔡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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