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不是要撇开现行服务业体系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其顺应高质量发展新要求；要注意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需求，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需要突出重点，为此要创新提升服务业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品质生活的引领支撑带动功能，引导服务业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有更大作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體系需要找准其发力点，创新服务业监管方式，优先加强对服务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引导支持，鼓励企业家和市场主体发挥中坚作用，支持行业组织和平台型企业发挥导航力量。

　　关键词：服务业新体系；产业融合；数字经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719?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2-00５７-0１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1］。那么，怎样理解“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应该如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要科学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将其放到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完整体系中进行综合理解，推动服务业发展更好地瞄准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增进民生福祉的需求，夯实服务业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支撑能力。

　　一、怎样理解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

　　（一）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不是要撇开现行服务业体系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其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强调 “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因此，今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应该突出“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要求，突出支持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方向，通过加快推动服务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对现行服务业体系的科学扬弃和转型升级。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也是有效体现新发展理念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发展。如果服务业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不能有效瞄准城乡生产、生活需求的重点、难点和潜在增长点，不能有效适应需求并能凝聚、引导、激发需求，包括部分单体规模小、分散性强、表达成本高的需求，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就会成为空谈。但是坚持新发展理念，在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体系运行中让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这5个方面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矛盾，呈现对立统一关系，要注意引导其有机衔接、相辅相成、协同发力，不能顾此失彼、畸轻畸重。比如，在推进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同时，要防止“财富向少数人迅速集聚，成本向多数人加快转嫁”，从而与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相悖。尽管多数服务业发展向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集聚是必然趋势，但也要防止这种集中集聚趋势发展过快过猛，导致农业农村和多数乡村居民、低收入人口陷入服务业发展的边缘地位，影响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妨碍全体人民共享服务业发展成果。

　　此外，高质量发展还应是富有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发展。许多新兴服务业“花钱买流量，烧钱换市场”，运行多年后还找不到稳定、成熟的商业模式和看得见的盈利前景，甚至在亏损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有些地方的旅游、商贸等服务业项目看起来高大上，但不接地气——难以同消费者需求产生共鸣，难以持续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和购买欲，抑或在短期的“爆火”之后迅速回归“冷清”。与此对应的服务业企业或项目，很难称得上是高质量发展的。从微观上看，富有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服务业，不仅要能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还要具有良好的外部性、成长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也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有些服务业企业或项目，当前效益较好，但容易挤占普通大众的就业机会或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带来严重的环境负面影响和负外部性问题；抑或在短暂繁荣或快速成长之后“风光”难再，容易因内在矛盾迅速蓄积导致可持续发展能力迅速退化。还有一些服务业企业或项目市场竞争力较弱，抵御环境变化或外部冲击的韧性不足，甚至长期依赖财政补贴。诸如此类的服务业企业或项目，很难谈得上是高质量发展的。

　　（二）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要注意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需求，推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落实落地

　　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必须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政策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因此，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既要尊重世界服务业发展的共同经验和普遍规律，更要基于我国国情体现服务业发展的中国特色。如我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把先发型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循序渐进的阶段继起过程，转化为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空间并存甚至阶段“叠加”过程。服务业发展的典型表现是，经济服务化和产业数字化叠加推进，相互加强，相得益彰。智能网联汽车、农业服务化转型和智慧农业的加快发展，都是这方面的鲜活体现。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推进，在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过程中，体现中国特色，必须重视利用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服务业新体系赋能添彩，提升服务业发展的内涵神韵和特色魅力，打造服务业发展中他人难以模仿复制的竞争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要努力融入并体现这些方面的现代化。如我国拥有14亿人口，庞大的人口规模可以为新兴服务业发展和产业融合，为推动不同层次产业的共存互补发展提供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是许多发达国家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比拟的优势，也为我国推进服务业乃至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供难得的有利条件。为什么许多专家认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培育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条件得天独厚？其重要原因之一是14亿人口的庞大规模，可以将其他国家可能“不成规模”“缺乏经济性”，甚至比较零星的长尾市场需求，通过数字经济强大的链接、匹配功能和低边际成本效应，汇聚成对相关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强劲需求拉动。鉴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的过程中，面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需求，引导服务业加快转型升级和绿色化发展，更好地顺应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需求，也是必要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此为指导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需要推动服务业发展更好地融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此为标尺创新服务业发展方式，有利于通过服务业发展更好地實现“惠民生、暖民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增进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年来部分新兴服务业企业利用资金和网络平台优势，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和大量“烧钱”方式抢占社区团购市场，挤占小商小贩的就业甚至生存空间，实际上是与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要求相悖的。对此不仅不应鼓励，反而应该给予必要的规制约束，以免服务业发展的过程转变为排挤困难群体就业和低收入群众参与发展的过程，堵塞其参与分享发展成果的渠道。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突出，成为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既然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那么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善联农带农的利益联结机制就是至关重要的。［4］除了在农业和乡村产业发展中鼓励督促工商资本和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完善同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外，推进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城乡产业融合协同发展、健全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机制也是重要方式。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应该呼应并体现这方面的要求。如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梯度配置县乡村公共资源，发展城乡学校共同体、紧密型医疗卫生共同体、养老服务共同体，推动县域供电、供气、电信、邮政等普遍服务类设施城乡统筹建设和管护”，这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的重要体现。

　　（三）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的制胜法宝

　　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特别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1］。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也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要注意聚焦服务业发展实践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关注影响服务业改革发展稳定的深层次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回应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品质生活，甚至统筹发展和安全对服务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提出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战略思路和现实路径。在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1］，这对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价值。如基于系统思维，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不仅要重视服务业的转型发展和创新能力培育，还要注意引导服务业发展更好地面向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将加强服务业营商环境、产业生态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注意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演变中，探讨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需要化解的难点和瓶颈制约、需要明确的重点目标和主攻方向、实施路径。

　　举例来看，许多独角兽企业拥有较强的创新活力、成长性或想象空间。独角兽企业的高频涌现或高密度存在，往往被视作国家（区域）创新力的重要标志，体现着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但如将独角兽企业集聚度高、成长性强简单等同于市场的繁荣与健康，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也可能体现经济泡沫的汇聚，只不过这种泡沫暂时未破。许多独角兽企业属于服务业，或与服务业发展、经济服务化高度相关。许多独角兽企业属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企业或平台型企业，或处于教培行业、企业服务、医疗健康服务业、网络安全服务业等领域。近年来国际环境动荡不安，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超出预期；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也不稳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在此背景下，类似本世纪初期那种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大概率难以持续再现。因此，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红利的逐步消失，相对于之前主要靠商业模式创新的软科技领域，在当前乃至今后主要靠技术取胜的硬科技领域，创新门槛或技术壁垒提高（1），融资难度明显加大；另一方面，企业选择富有潜力的新投资领域、好投资赛道，进而成为独角兽企业并形成高估值的难度增加。因此，就总体而言，投资人对独角兽企业的投资风险加大、退出难度明显增加。考察独角兽企业及与此相关的服务业发展时，应该将其置身于当前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大背景，更加强调风险防范，努力推动独角兽企业发展“顺应新时代，再创新辉煌”。

　　二、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需要突出的几个重点

　　（一）立足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创新提升服务业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品质生活的引领支撑带动功能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增进民生福祉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对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便利化、品质化、多样化、体验化的要求明显上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差异化和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需求日趋凸显。尤其是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加快形成。要顺应社会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再向服务经济的演变趋势，培育现代服务业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品质生活的引领支撑和带动功能。要立足服务业发展的现实基础，顺应不同类型服务业供求格局的演变趋势，培育服务业供求衔接和创新驱动发展能力，鼓励服务业通过创新供给更好地引领、激发和凝聚需求，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并将引导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完善服务业空间布局结合起来，更好地呼应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推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如引导传统生活性服务业呼应人口布局的演变趋势，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结合支持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梯次发展的区域消费中心，培育综合消费中心和各具特色的专业消费中心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构建以区域中心城市为龙头，以区域城镇体系为骨架，以城市社区和农村中心镇、中心村为重要支点，区域城乡之间畅通便捷的消费网络。

　　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新时代新征程对发挥服务业的引领支撑带动功能不断提升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要结合推进相关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服务业优化结构、提升功能，加快扩容提质步伐，增强有效供给能力，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能级。如近年来农村消费扩张乏力，既有互联网发展和交通通讯条件改善导致农村消费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又有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村人口总量减少和老龄化提速的因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布局不合理，难以有效地通过创新供给激发和凝聚需求，并吸引城市消费下乡。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要注意解决这一问题，更好地面向农村居民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并通过增强农村生活性服务业的本土特色、文化魅力和趣味性、体验性，增强对城市消费下乡的吸引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要求“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因此，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要呼应这种需求，积极稳健地推进服务业绿色化转型。近年来，部分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亮点纷呈，但地区分散布局、利用效率低，甚至盲目追求“人有我也要有”“区域自成体系”，成为有悖于服务业绿色化转型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此应该引起重视。当前许多地方竞相发展的数据中心往往存在严重的低效率高耗能问题，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体现。《经济日报》曾经发出警示，“大量空转的数据中心正在抵消数字技术带来的乘数效应”，并将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质量“大打折扣”（2）。

　　（二）按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引导服务业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有更大作为

　　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要按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着力引导服务业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效能上有更大作为；并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与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推进深化服务业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协同发力、相得益彰，着力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和竞争力导向的服务业发展机制。要注意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服务业发展的优质资源要素、先进经验特别是优质人才，带动我国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要结合优化社会信用体系，注意培育服务业发展的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将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与构建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结合起来，将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结合起来，协同推进深化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和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导向，清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各种明限制、潜约束，切实保护外资和民营企业参与公平竞争的合法权益，引导服务业在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中发挥更大作用。

　　要积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优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注意激发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北京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等城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以及各类开发区、保税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的引领带动功能和先行先试作用，引导支持服务业在深度参与全球服务业竞争合作中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提升开放对服务业发展的带动效应，增强对“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冲击的应对能力，有效防控服务业发展风险，更好地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三）顺应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演进，推动产业融合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迅速凸显。产业融合从根本上说是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之间相互渗透、交叉重组，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它不同于产业之间“你是你，我是我”的简单相加，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相融；不是产业之间的分立或并行发展，而是基于产业边界消融和模糊化的融合发展。产业融合从原因和过程来看，往往经历从技术融合到产品和业务融合再到市场融合，直至产业融合的转变过程。通常，创新包括基于通用技术突破、技术重组或集成的创新，是产业融合的内在核心动力，市场需求变化是产业融合的外在牵引力；制度创新，特别是政府管制的放松，有利于缓解产业融合的约束条件，并拓展其选择空间；降低成本、交易成本甚至规避风险的追求，决定着产业融合路径选择的方向。大量研究显示，产业融合不仅有利于促进传统产业创新、提升产业生产率和竞争力，还有利于节约成本，并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和价值增值空间，有利于促进产业之间的竞争性合作，推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创新能力提升，甚至通过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共创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因此，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往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点睛之笔”，也是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必须突出的重点取向。况且，从产业属性来看，工业和农业发展只要面向市场需求，不断做大做强自己即可；服务业相对于工业和农业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更加需要通过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来培育市场需求并实现做大做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源自工业、农业甚至服务业其他行业的发展；甚至相当一部分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也日益需要重视推动产业融合的作用。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要注意同农业、文化创意产业，甚至农产品加工业、乡村工艺品制造业融合发展。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政策思维，要求更加重视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对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的重要作用。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基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产业组织之间在经济实力、发展理念、发展能力上的懸殊差异，应该更加重视产业发展先行标杆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更加重视通过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和培育产业链供应链战略伙伴关系等方式，加速产业融合，培育先进带后进、先进小众带普通大众、头部企业带一般企业、领军企业带中小微企业和非正规组织的利益联结机制。

　　（四）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新潮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作为通用目的型技术，正在支撑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并通过其蒲公英效应（3）、网络效应和生态重塑效应等，日益彰显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扩面和影响深化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在为传统行业赋能的同时，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和现代服务业参与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并重塑产业生态和组织方式，优化供求链接和要素匹配机制，畅通数据、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进入产业的渠道。数字经济发展还日益推动生产方式由生产或制造决定转变为用户驱动、需求拉动，程度不同地改写着许多产业的技术体系、产品体系、价值体系、商业模式乃至产业发展的思维模式［5］，成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创新驱动能力、促进创业就业和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引领支撑力量。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互联网和5G等数字技术及以此为依托的数字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关。在数字产业化领域，除电子信息制造业外，基本上都属于服务业。产业数字化主要通过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方式推进，服务业往往是推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载体。至于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往往更是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密切联系。因此，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一个重要取向是结合创新服务业监管机制、优化服务业行业治理，引导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平台型企业、服务业领军企业、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企业协同发力，带动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甚至非组织化载体融合融通发展，更好地解决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想不到”“不想融”“不敢融”“不会融”和融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盆景难以转化为风景”“愿景难以转化为前景”的问题。借此，推动服务业发展更好地支持打好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持久战；引导服务业新体系更好地聚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要求，推动形成问题导向、用户友好、协同共创的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推进机制，培育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互利共赢、耦合共生的产业生态圈和创新创业圈，帮助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更好地化解“数字孤岛”、“马太效应”、数字产权和隐私保护、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反垄断和反不当竞争等痛点难点问题，培育兴奋点，加强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要强化数字经济及其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战略思维、问题导向和前瞻意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行稳致远，并在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更好地发挥生态共塑、融合赋能的杠杆作用，强化对推动实体经济资源要素整合、市场集聚提升、创新升级扩散和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乘数效应。

　　三、找准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的发力点

　　在我国现行统计制度下，服务业与第三产业具有相同的统计口径。因此，本文关于服务业的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关于第三产业的统计资料。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总体形势较好（见图1、图2）。尤其是从2012年第二季度开始到2019年第四季度，在连续31个季度内服务业增加值指数快于GDP指数和工业增加值指数；从2012年第三季度开始到2019年第四季度，在连续30个季度内服务业增加值指数快于第二产业增加值指数。（4）按当年价格计算，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45.4%）；到2016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52.4%；从2012年到2016年连续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年较上年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54.3%。从2020年到2022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服务业短期发展环境在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不利变化，导致服务业占GDP比重增速放缓直至下降，202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到52.8%。与此同时，2011年我国服务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达到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34.7%），到2013年已达38.4%。从2013年到2019年连续7年的时间内，我国服务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每年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或以上，2019年已达47.1%，2020年、2021年服务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增速放缓，分别为47.7%和48.0%。

　　从按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来看，从2012年开始到2021年10年间（以2011年为基期），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6.9%，同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年均递增8.7%、6.7%和4.6%。2020年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以人员聚集性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为重点的部分服务行业遭遇重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呈现较大起伏，但2020、2021年两年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幅却能保持基本稳定，与同期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加快、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幅波动且平均增幅有所下降形成鲜明反差。2020、2021年两年间，全社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年均递增5.7%、9.8%、4.2%和4.6%（见表1）。

　　但就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服务业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发展水平不高，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发展质量和效益亟待提升，服务竞争力和标准、品牌影响力不强，创新发展、普惠发展、融合发展能力亟待提升，制度创新、组织创新联动效应不强，平台引领、龙头带动作用不显著，推进服务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尚待深入，基础设施和人才、融资、用地等要素支撑亟待增强，仍是现行服务业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体系需要在以下方面重点发力。

　　（一）创新服务业监管方式，加快构建开放协同、包容审慎、创新共享、功能导向的服务业监管体系

　　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是大势所趋。但是，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将放宽准入与创新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行业众多，产业属性差异悬殊。相对于工业或农业，服务业发展往往更需要基于产业融合。而不同的服务行业之间、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之间融合发展的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推进，往往伴随着产业边界的模糊化、技术的集成化和复杂化，甚至产业链价值链的分解与重构，提升服务业监管和风险管控的难度，也给传统的服务业监管方式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要尊重服务业不同类型行业产业属性和发展要求的差异，创新服务业监管方式和发展理念，提升服务业分类监管的水平和质量，推动服务业监管方式由行业归属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由合规式监管向事前设置负面清单或警戒线的触发式监管，由多头分散监管向跨区域、跨部门联合协同监管，由部门之间沿着产业链供应链各管一段的监管向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全程协同监管转变。要创新制度、完善规则，着力提升部门间、地区间、产业链不同环节间的监管信息互换、结果互认、执法互助水平。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底线要求，凸显开放、创新、协同、包容审慎、普惠公平的理念，加快建立有利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有利于促进服务业乃至现代化经济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服务业监管体系。

　　鉴于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居多，要结合创新监管，努力提高监管的透明、公正、规范性和可预期性。要鼓励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地区或其他服务业改革开放平台率先开展创新服务业监管机制的改革试验，鼓励各类服务业园区或产业集聚区开展创新监管机制的试点、试验和示范活动。力戒在产业属性不清的背景下盲目出台限制性措施或不成熟、不必要的监管规则甚至实施细则，导致对服务业创新活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质性损害，形成对服务业创新活力和竞争力的桎梏。更要避免在服务业监管中，滥用防控风险优先原则，导致服务业发展活力的下降和长期发展能力的衰竭。以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相关的服务业为例，虽然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很快，但对其产业属性或发展要求仍有一个需要观察和深化的过程。因此，数字经济监管应该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的方针。要鼓励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监管方式、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能，增强对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前瞻辨识和分类治理能力，增进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监管的协同性和可持续性。要健全对服务业重大风险的超前预警和有效防控机制，注意借鉴国际经验，有效利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反垄断调查等国际通行的制度性安排，做好重点敏感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创新敏感领域安全管理机制。鼓励平台型企业强化社会责任，加强自律和对关联市场主体的管理，并在创新服务业监管机制方面发挥作用，推动形成“企业自律+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平台型企业和社会参与”有机结合、多元共治的服务业监管体系，鼓励服务业监管同与其有产业链关联的工业、农业监管协同起来。

　　（二）创新政策、深化改革、兜牢底线，优先加强对服务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绿色发展的引导支持

　　要结合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鼓励各类服务业改革试点试验示范项目发挥龙头引领、示范带动或探路试水作用，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要高度重视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连锁影响，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同时，将创新对改革结果的包容机制和对改革风险的防范机制结合起来，拓宽改革路径的选择空间；规避因强调改革“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或缺乏对不可控、超预期因素形成改革风险的包容机制，导致改革思路选择受限，错失“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促创新”的契机。要全面加强对各类改革试点试验示范经验教训的研究，提升复制推广服务业制度创新成果的质量。要结合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落地，激发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增加服务业有效供给的积极性创造性，助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结合深化改革，鼓励探索同等优先地支持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发展和农业农村服务业发展的方式，鼓励平台型企业创新应用场景，并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增进民生福祉中发挥导航和赋能作用，引导服务业加强普惠服务、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在兜牢民生底线中发挥作用，并探索发展数字经济及其促进实体经济“稳增长”“防风险”的方式。

　　要注意增强服务业发展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居多，与数字经济相关的现代服务业更是如此。前幾年部分地区少数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经历了地方政府从热情礼赞、推波助澜，再到急速“专项整治”甚至“全面取缔”的转折，推动其潜在问题、发展风险迅速积聚，甚至加速释放，加大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和资源利用的浪费。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在创新服务业发展政策、优化服务业监管机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借鉴国内外经验，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加快完善相关政策和监管方式，强化常态化支持和常态化监管机制建设，力戒滥用“喜新厌旧”“厚此薄彼”的支持方式，形成对服务业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对看不准的问题，宁愿“让子弹飞一会儿”，防止盲目出台政策和监管规则形成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产业属性、发展形势的误判和发展过程的误伤。

　　要结合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对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支持方式，优先支持服务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鼓励发展服务型制造、服务型农业，推动制造业企业或农业企业服务化转型，鼓励发展“产品+服务”综合服务商或问题解决方案提供商；鼓励发展服务衍生制造、“数字+服务+制造”，促进文化、创意、科技、金融、保险、品牌、数据、标准等融入服务业发展和运营过程，提升服务质量、消费品质乃至品牌溢价。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需求，鼓励打造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或集成服务平台，鼓励培育具有较高质量效益、富有竞争力的产业融合先锋企业、示范园区和示范区，引导各类服务业集聚区或产业园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消费中心城市、特色消费街区或特色商圈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结合加强试点、试验和示范活动，在土地、金融、人才等方面，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要素支持，优先支持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创业指导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战略性产业，鼓励围绕产业生态建设优化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基金、资产与产权交易服务等创新友好型金融发展环境，探索建立符合服务业产业属性和发展要求的要素供给体系，推动形成生态主导型企业、行业领军企业、中小微企业优势互补、网络链接的市场主体发展格局，引导中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企业转型。

　　（三）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创业环境，鼓励企业家和市场主体在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中发挥中坚作用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不可或缺的底蕴。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及其对产业发展、改善民生服务能力的提升，也可以为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供重要滋养。近年来，结合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问题日益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但是，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与培育让创新创业者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合法创新创业不担心出事的创新创业环境结合起来。鼓励各地将优化营商环境与加强产业配套、服务能力建设、完善产业生态、支持中小微企业参与大中小企业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结合起来，拓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带动产业链供应链提高韧性和安全水平。

　　市场经济是“企业家本位”的经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必须高度重视企业家和市场主体的中坚作用。结合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推动政府聚焦解决企业家和市场主体所思所想、所困所惑，帮助其排忧解难，有利于企业家和市场主体轻装上阵、勇毅前行，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参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出力献智。要结合引导现代服务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和民生服务业打造便民服务圈，鼓励产业园区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加强园区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培育创新创业或中小微企业孵化基地，鼓励行业头部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融合融通发展，发挥供应链核心企业作用，带动服务业创新创业或中小微企业提质增效升级，搭建企业家成长培育平台，夯实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的底蕴。

　　（四）鼓励服务业联合合作，支持行业组织和平台型企业成为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的导航力量

　　从国际经驗来看，商会、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行业组织往往是行业公共利益的重要维护者、行业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优化行业治理的重要组织者，在引导优质资源、优质要素向行业流动，推动服务业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协调行业、企业与政府、社会关系，促进行业提质增效升级，甚至引导行业头部企业、龙头企业带动中小微企业和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方面，往往发挥重要作用。重视行业组织作用，也有利于服务业支持政策更好地立足服务业产业特性和发展要求。涉及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时，情况尤其如此。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要高度重视服务业行业组织的作用，加强相关支持和政策引导。鼓励行业组织推进企业家交流合作、搭建企业家和行业人才成长服务平台，并在推动行业合作、优化行业治理、促进行业自律自强、推动行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等方面发挥枢纽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及其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深化，在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的过程中，平台型企业的作用迅速凸显，平台型企业也日益成为服务业乃至产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要注意引导平台型企业在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中发挥导航和支撑作用。基于平台型企业的巨大规模优势和网络效应，平台型企业的发展容易面临固定成本高、新增边际成本低的问题，形成垄断和集中趋势，出现“强者愈强”“赢者通吃”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其产业属性原因。沿用传统的反垄断措施，容易形成对平台型企业的误伤。要注意顺应平台型企业的产业属性和发展要求，创新反垄断措施，鼓励平台型企业发挥生态主导型企业作用，成为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培育服务业竞争力的引擎；并在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方面，发挥“定盘星”作用。

　　注释：

　　（1）如要求初创者有长期从业经验，甚至必须是“专家型”创业者。刘以秦：“中国独角兽锐减：无奈与生机”，新浪财经，2023年1月15日，https：//finance.sina.com.cn/xwzmt/2023-01-15/doc-imyahkpc8816713.shtml。

　　（2）王轶辰：“不可轻视数据中心高耗能问题”，《经济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12版。

　　（3）蒲公英效应最初来自硅谷的创业家，形容种子投资和创业公司即便失败也不会就此消失，其中的人才会像蒲公英一样随风到处飘荡，落到合适的地方再生根发芽。后来通常用蒲公英效应借指以一个动作为出发点，最终达到多重结果。

　　（4）本文数据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或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7-30，45.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学习强国，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8806938689412914247.

　　［3］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16，54-55.

　　［4］姜长云，王一杰，李俊茹.科学把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寓意和政策导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12.

　　［5］纪雪洪，等.跨界与融合——重新定义汽车产业［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4-7.

　　（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