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产业体系”一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便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不同于十九大报告出现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也不同于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产业发展思想和产业建设目标，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体现出鲜明的系统观念。针对中国当前产业发展存在的基础不强、融合不足、安全不够三大痛点，需要使系统观念寓于具体的工作内容中，从强基提质、融合创新、安全发展三个方面入手以消除痛点，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中国式现代化产业发展道路。
关键词：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系统观念；中国式现代化；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2-00１４-00８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赢得大国竞争主动的迫切需要，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举措。［1］作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出现的新表述，“现代化产业体系”一经提出，便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不同于十九大报告出现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也不同于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产业发展思想和产业建设目标，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体现出鲜明的系统观念。
经济社会体系是一个普遍联系、多维多元的复杂系统，坚持系统观念，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和方法，也是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2］“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词义中便包含着系统性，将系统观念贯彻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全过程，在理论上是应然的。除了理论的应然性，以系统观念认识现代化产业体系还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中国当前产业发展存在基础不强、融合不足、安全不够三大痛点，产业现代化的总体谋划、综合施策、体系整合、统筹协调尚存在不足，需要使系统观念寓于具体的工作内容中，从强基提质、融合创新、安全发展三个方面入手，针对性地消除痛点，由此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中国式现代化产业发展道路。
一、强基提质，系统加强产业基础和基础产业
强化基础是提高质量的途径和必要前提。“基础”有两层含义：产业基础，其中最显性的指标是产业基础设施状况；基础产业，主要指的是提供矿产品、农产品等原料的产业。产业基础和基础产业都需要得到系统性强化，由此提高现代化水平、向市场输出高质量的产品。
（一）系统谋划产业基础强化工程，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
着力提高不同类别产业基础建设的系统性，统筹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分类考察经济基础设施（道路、電力和通信）和社会基础设施（教育、科研和卫生）对产业比较优势的影响，可知：各产业对于基础设施的使用密集度并不一致，不同类别的经济基础设施对产业比较优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而社会基础设施则普遍有正向作用。［3］所以，地方政府需综合考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用，相对加大社会基础设施投入。
着力提高城乡产业基础建设的系统性，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首先，依靠中心城市、小城镇向乡村的产业辐射，加强城乡产业分工与合作。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价格和质量监管，维护公共利益和农民合法权益。其次，依靠转移支付、国有企业投资，辅之以社会资本参与，加强欠发达和区位条件不佳乡村的产业基础。创新投融资模式，确保农业生产型设施及时换新，重点解决这些地区美丽乡村生活型设施、生态农业设施滞后的问题。最后，通过推进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的营商硬环境。节约投资成本，发挥固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土地成本优势，促进产业资本向乡村流动；推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介入农业，实现农业与数据产业的同频共振、生产与流通的高效对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小农户分散经营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的矛盾。
着力提高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业基础建设的系统性，促进人类减贫事业。有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工作，而且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减贫目标也大有裨益。首先，基于亚投行71个成员国的样本［4］，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并进行数种稳健性检验，能得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助于减贫这一结论；其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效果，不论减贫广度还是减贫深度，对比发达国家效果都更显著；最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生减贫作用主要依托的是技术创新效应和经济全球化效应。由此可见，中国需要在全球减贫事业中继续履行大国责任、发挥示范作用、做好各项服务，努力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密切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互联互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重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兴市场国家带头发起的国际开发金融机构对减贫的作用，为商品和要素流动、人才跨国交流与合作、金融便利化创造有利条件，助力联合国2030年减贫目标如期实现。
（二）系统思考基础产业发展方向，促进基础产业能力提升
系统审视原料产业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地位。原料产业是基础产业，因产品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偏低、产品类型不够丰富、追求产量为主、门槛较低，而民营企业的产能边际增长又远快于国有企业，故导致大量民企投资涌入，使民企成为原料产业新增产能的主要贡献者。以钢铁为例，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钢铁产量每年仅增长数百万吨；但到了２１世纪，钢铁产量每年平均增长三千万吨，数倍于过去。［5］于是，前些年出现了原料产业产能过剩的局面，在“去产能”“双碳”的大背景下，原料生产企业普遍削减产能、服从“双碳”工作组织升级或转产。应当把政策主线由控制基础产品产能转变为增强基础产业能力，构建原料产业的标准化生产、规范化流通、便利化销售系统，确保原料产品的质量过关过硬、品质不断升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系统审视第一部类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地位。第一部类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在长期倡导扩大内需战略和调节产业结构的思想影响下，人们往往认为国内第一部类已经非常强大，应把发展重点放在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上，于是出现了相对忽视第一部类的情况。但事实上，第一部类的强大更多体现在量和面上，具体到一些核心技术的“点”、新兴产业链的“线”以及产业的“质”上，还有滞后的地方。因此，要继续推动装备制造业发展与提升，为下游产业链提供优质、高新、环保的生产资料，保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顺畅衔接，构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应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突出装备制造业在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进程中的龙头作用，尽快解决装备制造业存在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不自主问题，努力实现具备领先水平的生产资料可在国内生产、可向境外出口。
系统审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国民经济循环的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脱胎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并作为制造业配套产业存在的一类服务业，通过将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本引进到制造业企业，既保障了人才队伍的总体稳定，又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工業技术水平和产业层次。各地区应紧扣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产业基础，通过产业链整合、价值链重构、产业集聚区的耦合，提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水平，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要素配置的优化提供高质量的产业平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主要途径就是进一步使社会分工细密化，探索从现有的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功能中再剥离出一部分，从而催生新的生产性服务业态，围绕制造业企业建立起包含研发设计、运输仓储、信息金融、节能环保、商务租赁、管理培训、经纪代理等服务内容的一整套生产性服务系统，形成协同聚集效应。
（三）系统构建数据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机制，促进产业基础与基础产业良性运转
以数据要素系统提升产能利用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高资源错配程度企业和低集中度产业，数据要素投入能够更为显著地提升产能利用率。由此可见，应坚定实施数字强国战略，继续推动5G网络建设、提早布局6G网络研发，积极扩大大数据的应用场景，深入推广工业互联网、物联网。首先，通过数据要素介入，增强企业的信息分析和决策能力。尽量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过度投资；要充分利用数字基础设施的共享性、便利性，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其次，发挥好数据要素带来的共享性、快捷性、精确性优势。依托数据要素改善企业的资源配置，正向影响其他生产要素的变动。最后，要结合“走出去”战略，借助数据要素重新塑造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通过大数据平台预测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趋势，为企业生产决策提供及时且可靠的市场信息［6］，重新定位出口目标市场。
以数据要素系统推动投资结构优化。为推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改变现有的投资渠道有限、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而数据要素可以成为投资结构优化的关键推动力。首先，要把握推动投资结构优化的资源禀赋条件，用好数据要素投资对资源配置的重置功能。地方政府应当把稳增长、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正视本地区的要素构成现状，摒弃试图立竿见影的短视投资行为，避免盲目上马、重复建设、资源错配、产能过剩，杜绝资源浪费，精准发挥数据要素的功效，使投资行为助推产业质量的提升。其次，要把握推动投资结构优化的外部激励条件，抢占数据产业高地。应紧紧抓住各项双边多边经贸协议达成的契机，促使一系列涉外产业明确投资方向、完成企业发展战略的转变。政府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积极引导产业投资结构的调整，注重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鼓励投资流向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率。最后，要把握推动投资结构优化的进步革新条件。数据要素是生产要素中最具创新性的成员，应重点投资数据科技型基础设施，加大力度研发数据科技产品，使数据要素作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体系构建中的核心驱动力，引领产业发展。
以数据要素系统改善人力资源的空间依赖性。首先，数据要素同人力资源空间自相关，共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数据要素介入能够提高产业硬性基础的技术含量，从而为全要素生产率注入增长活力；人力资源则是同一空间环境中约束全要素生产率的软性因素，可为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技术的载体。其次，数据要素能够激发人力资源，并与之一同突破空间依赖，带来全要素生产率跨地区联动增长。相比于作为技术载体供应者的人力资源，数据要素直接带来了技术革新，从而对技术载体即人力资源产生了聚集效应，影响人力资源的投向，促使人力资源突破空间限制向外溢出；人力资源转移，让转入地的市场环境发生改变，于是转入地与转出地的全要素生产率联动增长。最后，数据要素改善人力资源的空间依赖性，需要注重区域协调，真正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单位、金融机构、上级业务指导部门应建立数据要素市场的统筹机制，对于空间联系紧密的不同省市县之间，应当搭建有利于人力资源流动的互惠平台、采用有利于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共赢模式，实现新技术、新知识在空间上的溢出与新兴产业的引进落地。
二、融合创新，系统融合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
产业融合是产业创新的主抓手和主渠道。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间的融合，能激发传统产业活力、创新产业链形态；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各自的融合，能激发产业内生动力、优化升级产业链。应系统性地关注农村产业、变革产业技术、增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融合度。
（一）系统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创新乡村产业兴旺的实现途径
系统培育农村产业绿色融合发展的市场。首先，挖掘乡村文化中的朴素环保理念，建立农村绿色融合发展的自觉。传统农业中就已经建立起不违农时、顺应自然、节制开垦、就地取材、循环造肥、用度节俭等朴素的环保意识。应汲取农耕文化和传统习俗中的积极因素，在广大农民群体中普遍树立绿色发展、生态文明观念，顺畅推动农村“双碳”工作，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和美乡村。其次，完善农村绿色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引导农民参与乡村生态治理。地方政府应完善农村产业融合与生态治理政策体系，坚持刚柔并济，主要依靠市场调节作用促进农村产业遵循节能低碳原则加快融合；同时，谨防城市污染产业和落后产能向农村转移，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资金补贴和技术扶持［7］，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使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协同并进。最后，提升农业科技化水平，为农村绿色融合发展创造市场化前景。国内农村在育种、耕地质量提升、农业废弃物处理等生产环节已初步实现先进技术的导入与生产手段的革新，下一步需要注重培育农村绿色产业增长点。
系统转变农村能源消费结构。首先，加快振兴生物质能源产业。应当在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解决污染问题的同时，把握资源的循环使用方法，开拓生物质能源市场，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能源支撑。其次，加快构建融合型农村用能共享平台。充分依托农村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集体经济或互助经济组织，尝试搭建融合型能源共享使用平台。最后，加快农村能源产业融合。应改变简单燃烧煤炭的能源消费方式，支持煤炭资源深度开发、集约使用，换用电能，利用本地可再生能源，普及光伏产业、太阳能热水器；促进农村能源产业与第三产业融合，通过农村电商物流服务水平的提升推广清洁能源设备，使产业融合施惠于农民。
系统推进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服务转型。首先，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和经营主体的融合。坚持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生产性服务主体，将引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同农机服务组织、股份合作社、家庭农场经营户、小农户等经营主体融合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丰富农业内涵、扩大农业外延，创新农业发展路径，统筹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流通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其次，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根据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和农业市场需求，挖掘农业生产活动社会化服务的市场潜力，顺势而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业，使农业生产的成本有所节约、效率有所增加、质量有所提高、风险有所降低。例如，通过打造智慧农业服务平台、发展涉农平台经济等方式，推动城市服务业与乡村农业融合发展。［8］最后，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着力开发农耕文化产品、农村旅游商品、地方特色手工艺品等融合式农业关联产品市场；统筹优势农产品主体功能区建设，按照“横向型拓展、纵向型延伸、侧向型拓宽”的思路，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收益。［9］
（二）系统推进产业技术变革，创新产业融合式发展的实现途径
系统发展工业互联网，促进供应链与价值链融合。首先，把握好工业互联网平台规模化扩张的机遇期。2022年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达到1.2万亿元，正广泛影响我国40个国民经济大类；其中，国家级或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50家，联结工业设备近7800万台（套），服务市场企业超过160万家。［10］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市场缺口巨大，今后数年将继续保持扩张，预计2025年产业规模突破2万亿元。其次，把握好工业互联网背景下新型供应链的发展机遇期。工业互联网平台可高效衔接供应链与价值链，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上下游产业链企业资源整合提供技术支撑。应鼓励构建基于工业互联网技术环境的新型供应链，并使用工业互联网运作和管理可与价值链相融合的新型供应链。最后，把握好价值链基于工业互联互通再次分工的机遇期。现代工业体系下，生产主体从事价值创造活动便会形成一定的价值链条；工业互联互通不仅影响着产业链供应链，也带来了价值链的重构。工业互联网建设的推进促使价值链再次分工，为生产主体赢得新的发展机会。
系统耦合重化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链，为高污染高耗能产业注入创新要素。以ICT（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与AS（丙烯腈-苯乙烯）产业融合创新为例，AS产业是典型的化学材料工业，产品具有广泛的应用，但通过考察1981—2010年国内数据可知，该产业平均技术水平呈下降态势。因此，AS产业需要技术变革，以适应企业生产新的环保要求和市场对化工产品安全性的新要求。首先，ICT将供给侧创新要素融入AS产业。ICT沿产业链多方向进入AS产业群，通过内部化垂直方式或水平双重外部性方式，对产业链中的市场主体增加创新要素的供给，使AS产业的技术随ICT的进步而进步。其次，正确认识产业融合过程中的增长下降。产业融合中期过后，增速也会下降，甚至ICT会直接阻碍当期的AS产业技术进步［11］，但从技术变革的整体与长远影响看，AS产业的市场生存能力还是增强了。最后，ICT产业链与AS产业链耦合会产生新的业态。新旧产业链耦合后，在原有产业链中并不存在的生产性服务业出现，催生一批新的市场主体、释放新的就业岗位。
系统提高产业融合的供求匹配度，促进各地区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平衡发展。首先，强化政企对接，培育多链协同的市场主体。依托线上政务服务平台，使政府政策指导、学者研究建议、企业投资建厂、银行贷款发放等多主体行为融于一体，提高产业政策与金融服务的针对性，提高政企对接效率，积极引导企业参与相关产业链的构建。其次，精准把握产业融合的地区不平衡性，制定差异性解决方案。以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为例，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地区的影响依次减弱，其中东北呈负向影响［12］；东北也是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水平仅有的呈下降趋势的地区。需要分析东北产业融合是否存在供求匹配度问题，切实推进东北振兴。最后，重点推动制造业和数字产业融合。尽管东北地区两项数据不佳，但单看制造业创新效率，仍呈稳步提升态势；制造业和数字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创新效率也呈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制造业和数字产业融合的效果或与地区产业基础、产业特点有关，大方向上还是该重点推动制造业和数字产业融合，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三）系统增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融合度，创新服务保障实体经济方式
将推进产业智能化作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融合点，增强创新要素供给系统。首先，牵引生产要素投向工业化智能化融合项目，实现经济包容性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供给质量、提升服务水平；统筹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加快推广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教育和医疗设备，加快建设智能交通、智慧能源、智慧城市。其次，布局数字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促进数字经济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政府应加强工作的前瞻性，重视先导科技的辐射带动作用，规划数字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建设，对数字领域前沿科技、核心科技、颠覆性科技的研发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深化数字科技及配套产业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创新。最后，盘活现有要素市场，完成传统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地方政府应科学分析、准确把握本地区的产业基础、产业规模、产业优势，充分发挥要素市场作用，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分步骤改造升级生产资料，加快本地区传统产业数字化步伐，助力传统产业的高级化发展，建立集约、精细、高效的生产方式。
将集聚高质量人力资源作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融合点，增强劳动力要素供给系统。首先，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落户，促进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应增强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工作的衔接性，引进高新技术企业落户生根，建设宜居、宜业、宜学的社区，使人才获得良好的发展条件和生活环境，从而加快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促进产业融合创新。其次，遵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促进人才向短期收益不佳的区域转移。政府应引导企业立足长远、避免短视，在发展相对滞后地区投资兴业，积极发现蓝海领域；企业应积极关注政策，认真研判短期资本回报率不高的投资项目是否符合企业长远成长利益。通过人才地区间的合理转移，带动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提高项目的建设质量和边际产出。最后，强化地区间人才交流合作，实现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政府一方面应通过产业集聚实现高质量人力资源更加充分的发展，另一方面应强化举措为地区间人才交流合作搭建平台，化解高质量人力资源分布不平衡和高质量人力资源需求间的矛盾。
将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作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融合点，增强资本要素供给系统。首先，开辟多元化融资渠道。扩大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范围，鼓励多元化投资主体通过规范形式参与到政府项目中，完善社会资本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创新社会资本同国有资本投融资合作的方式，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导资本要素优先供给用于补齐产业链短板和发展实体经济的事项。其次，遵循资本要素市场化运行原则。在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和法规体系的前提下，消除不利于资本要素市场化运行的行政壁垒，提高政府金融工作和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协同性；营造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吸引多方投资者参与竞争，尝试为竞争者“组队”，形成共赢格局。最后，增强金融业的资源配置能力。金融发展能更好地推动金融资源在创新领域的优化配置，政府应鼓励壮大金融业整体市场规模、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金融机构与开展创新活动的客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应推动构建民族企业发展共同体和创新共同体［13］，加快资本要素与创新要素的融合。
三、安全发展，系统匹配产业发展和产业安全
产业安全是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有力保证。要实现以种子安全为要的农业自主、实现以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可控可靠为要的制造业自主、实现以国内能源和自然资源安全供给为要的能源资源自主。产业安全和产业发展相辅相成，离不开系统性的匹配机制。
（一）系统打造农业自主发展模式，保障种子安全和种业市场规范运行
系统推进涉农法治建设，监管种业市场主体。首先，完善种业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修订健全种企登记备案制度，设置种企准入资质条件，监管种子市场活动；修订健全种企档案管理制度，采取统一的种业档案记录格式；修订健全种业审查制度，有效降低劣质种子坑农害农风险，普及经过中国农业科研机构验证、符合中国人营养需求结构特点的农作物种子，谨防生物入侵。其次，完善种子市场执法司法机制。针对种子市场法律纠纷建立专业性诉讼、取证、调解机制；加强国家机关涉农案件沟通协作，设立种子市场投诉热线，推动联网联办、分类办理、快捷办理，方便农民反映种子市场出现的各类违法现象，及时纠正市场乱象；对涉农经济纠纷诉讼，确需法律救济的应当落实法律救济政策。最后，完善种子产业链中间环节的日常管理制度。一个经销商服务多家种业公司是种业经营杂乱的一大成因，应加大事前监管力度，设置一个经销商服务种业公司的上限；经销商必须分开存储不同种业公司的种子，精准开具票据、管理资料，从而避免发生因种子混合存放、运输带来的法律纠纷。
系统制定种业发展规划，落实惠农产业政策。首先，建立统一的种业经营主体专业培训制度。种子经营主体必须建立一支符合国家种业安全资质的专业化队伍，参加一定课时的业务培训，从而整体上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警惕意识、提高自我监督本领。其次，建立规范的种子安全保险制度。尝试在涉农保险中专门就种子安全设立保险金，保障农民的农业生产收益安全，保障种子产业链各环节市场主体合法经营收益的安全。种业经营主体和消费群体的保险制度一经形成，将为全国种子产业的安全和市场稳定运行加上一道防线，因此要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基层自治组织的细致工作，让种业经营者和农民都能参与种子安全保险。最后，建立种业有利农民的长效机制。种子安全是农业生产安全的一个关键前提，种业繁荣是农业增产、农产品品质提升的基础条件，种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创造农民的美好生活。应积极落实惠农产业政策，使农村劳动力向种子产业链转移，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开发高质量农副产品，深度挖掘种子产业链的新增长点。
系统推动标准化种子库建设，使中国的土地种植中国的种子。首先，建立基于标准化种子库的种子产权保护制度。政府投入资金，按照国家农业科技标准，分阶段建设标准化种子库，保护中国种子的知识产权；加大种子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注重科学育种，加大对农业科研机构的资金投入，持续培育优良品种。其次，整合种业市场主体，形成种业矩阵。政府牵头整合规模较小、实力较弱、市场竞争力不强的种子企业，使从业者、投资人共同利益得到满足，避免低价低质竞争，壮大种业市场主体的实力，逐步发展出种业矩阵；牢牢捧住中国人自己的饭碗，同时积极改善中国人饭碗里食品的质量，既要吃得安全，又要吃得好。最后，构建民族种业产业链，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建设民族种业产业链，形成以大型种业国企为链长、头部民企参与、国有和社会资本联合投资种业的生动局面，在保障国内农业产业链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农、林、牧、副、渔产品出口量增长和海外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不让第一产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掉队。
（二）系统打造制造业自主发展模式，保障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可控可靠
克服创新链受控问题，主导创新链系统。首先，吃透先进制造业的共性技术和标准规则，赢得产业自主的入场券。应当厘清创新链受控的主要节点、具体短板、风险程度，认识当前差距；加大对制造业共性技术支撑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引导国内制造业头部企业加强对先进制造业科技基础架构和标准规则的研究；逐步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创新链系统中的实力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其次，跟踪先进制造业的前沿问题，赢得产业自主的主动权。应当全面剖析先进制造业发展竞争全景，预测未来趋势，力争从被动应变转为主动引变；政府积极通过对创新要素流的引导，对先进制造业发展施加影响；国内制造业头部企业可大量吸引创新主体在其技术方向路径上集聚，形成先进制造业发展潮流，壮大先进制造业的整体规模、扩大相关产业创新链的辐射范围。最后，研发可降低进口依赖度的先进制造业所需技术设备，赢得产业自主的先手棋。引导和支持国内创新主体聚合在创新链链长企业周围，寻找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不依赖进口的替代性方案，完成中国制造业创新链的“弯道超车”。
克服价值链低端锁定问题，支配价值链系统。首先，重點扶持技术研发基础较好的创新主体。价值链遭到低端锁定的主因：国际垄断商提高许可费率或产品溢价率，增加竞争对手成本，限制竞争对手的研发能力。因此，中国制造业企业必须通过成本解套来打破低端锁定。政府应强化资金流的支持，维系好国内创新主体的研发投入，增强技术创新的可持续性。其次，重点布局先进制造业专利研发储备基地。针对目前国内制造业企业单项技术优势难以匹敌外国制造业企业的集团技术优势的现状，应由政府牵头建设先进制造业专利储备基地，构建由创新基金、研发共同体、专利池等构成的先进制造业专利储备体系，逐步赢得中国企业在国际价值链系统中的成本优势。最后，重点谋划拆解和反制专利壁垒的措施。针对外国专利壁垒，政府应支持企业会同专业科研机构进行风险梳理和评估，拿出应对风险的整体策略和拆解专利壁垒的实施办法；政府和企业都应增强警惕意识，主动发现威胁中国产业发展长期利益和产业安全的风险点，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转被动防御为钳制突围。
克服供应链风险问题，控制供应链系统。首先，确保国内制造业供应链畅通。政府应密切关注关键产品流的国内市场供应状况，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使产业链上下游保持稳定畅通；企业应强化对关键产品流的储备和培育，针对“卡脖子”供应节点寻找可替代的供应链新路径。其次，化解国际制造业供应链断链风险。供应链断链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垄断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跨国公司巨头，为打压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型企业而限制产品流，增加自身产业安全边际，减少竞争对手的产业安全边际。因此，政府应摸清关键供应链底数，理清供应来源单一、存在不可替代性的供应链节点，排查识别供应链风险点；鼓励国内企业之间开展海外供应链路径节点合作，准备好断链预案。最后，倡导建设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从有利于全球供应链长期稳定的角度出发，应当建设全球供应链的治理体系，由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参与，商讨全球供应链的若干准则、建立长效机制，打造符合全球发展利益的有强大韧性的供应链系统。
（三）系统打造能源和自然资源自主发展模式，保障国内能源和自然资源安全供给
构建自主可控的煤炭产业安全体系，推动煤炭资源利用清洁化。首先，推进煤炭生产手段现代化，提高生产过程的安全系数。完善煤炭地质勘查的理论体系，推广先进建井技术，发展快速掘进、巷道支护、排矸、辅助运输一体化装备，开发大功率、高强度、适应厚煤层的采煤系统，运用隔爆型运输车辆，促进煤矿作业智能化控制、高精度定位、系统性监测技术的持续发展。其次，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高先进煤化工业国产化水平。加快选煤、动力配煤、水煤浆、型煤等煤炭洁净物理加工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高煤电机组效率、全面降低燃煤工业锅炉常规污染物的排放量，保持煤直接液化、煤间接液化、煤制甲醇、甲醇制烯烃、合成气制乙二醇等先进煤化工技术的国际领先水平，研发煤基新材料，探索煤气化固态炉渣的无害化处理。最后，推进煤炭产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增强煤炭产业全生命周期地质安全、生产安全、供给安全、生态安全的保障能力，不搞简单的“去煤化”，加快建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能源技术结合为基础的新型煤炭产业发展体系。［14］
构建自主可控的油气产业安全体系，推动油气储运智能化。首先，建立自主的油气储运平台系统，增强国内油气储运企业竞争力。应鼓励油气储运企业的发展壮大，集中优势资金和人才团队，抓紧建设一批国产油气储运平台，逐步追赶外国先进油气储运平台建设水平，降低对外国油气储运公司设备和技术的依赖度，争取早日建成国内油气储运产业集群。其次，建立自主的油气储运工业物联网系统，提高工业数据交换速度。自主品牌企业应逐步缩小在油气储运工业物联网数据采集、控制器及通讯传输方面与外国同行的差距，坚定打破外国公司对油气储运工业物联网产业垄断的信心。最后，建立自主的油气储运产学研体系，做好安全储运战略规划。针对工业自动化水平相对滞后的现状，政府应牵头加强安全储运战略谋划，引导各类交通运输企业参与油气储运现代化建设，增强自主研发意识、加大科技攻关力度，促进参与油气储运现代化建设的市场主体同大中专院校合作，培养和接收各层次人才，形成油气储运产业人才方阵。
构建自主可控的稀土产业安全体系，推动稀土资源利用高端化。首先，体系化发展稀土市场，争取国际稀土市场定价主動权。中国在占据稀土储量和市场份额双优势的情况下却没有定价权，甚至在2014年WTO稀土案中败诉。［15］应推出稀土产业安全总体规划，尽快将体量和规模优势转化为产业综合实力，依据海外对中国各类稀土产品的需求把握价格谈判主动。其次，系统化升级稀土产业链，增强涉链企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针对国内稀土产业低端化竞争态势，应推出稀土产业链升级总体规划，打造以精密元器件、零部件为新特长的现代化稀土产业体系；设立稀土投资基金，资助示范产业园和产业群发展，加快稀土上下游产业链强链升链。最后，高端化利用稀土资源，增强稀土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注重稀土资源的绿色开发，启动稀土资源区生态修复工程；实现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等高端产品的国产化，尽早结束“白菜价”出口稀土原料、“黄金价”进口先进科技产品及服务的历史；建立稀土储备体系，使稀土资源更长久地造福炎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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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国法，李世军，张金虎，庞义辉，等.筑牢煤炭产业安全 奠定能源安全基石［J］.中国煤炭，2022，（7）：1-9.
［15］李进.维护产业安全 促进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J］.中国经贸导刊，2022，（9）：73-76.
（责任编辑 吴晓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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