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摆脱工业文明现代性危机的必由之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涵涉经济增长的绿色低碳化变革、资源利用的节约集约市场化转向和生产消费系统的超循环化链接。实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应以优化产业结构在其源头突破、以完善制度体系为其提供保障、以绿色技术创新对其注入动力，不断开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关键词：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新发展理念；逻辑必然；核心意涵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５；Ｄ２４?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2-0005-00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１］50，并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作为首要之举进行了系统部署，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怎样实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国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价值归依、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需要学术界以高度的理性自觉，从学理上对上述“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三个基本问题予以深度研究，阐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逻辑必然、核心意涵与实践路径。
一、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逻辑必然
既往工业文明在“主客二分”发展范式下造成全球性资源环境危机的客观事实，人民群众盼望在高质量发展中享有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要，这些都昭示出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理论贯彻、历史发展和实践指向上的必然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具有理论、历史、现实的逻辑必然。
就理论逻辑而论，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２］欲求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在发展理念和发展思维上率先突破。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当代中国发展难题的破解和对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系统构筑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为我国发展方式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长远性变革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彰显着愈益显著的引领作用。这决定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持续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绿色发展在新发展理念集合体中的逻辑关联，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从理论构成看，“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集合体中的一项，重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马克思说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３］194自然孕育了并哺育着人类，对自然的一味索取和破坏必然会招致自然的報复。人类欲求持存与发展，就得尊重、顺应、保护自然，与自然相谐而行、一体而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４］等生态智慧，意指人与自然的并生并育，包孕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基因。就此而论，绿色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因应当代中国发展中生态环境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创新成果。这一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贯彻落实，内在地要求我们以自然为根，视人与自然为生命共同体，打破“一味牺牲生态环境换取发展”的思想窠臼，超越“唯GDP论英雄”的狭隘发展观，致力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其核心在于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构建起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经济社会财富、收获“金山银山”的同时，绵延自然生产力、保护自然生态财富、葆有“绿水青山”，形成“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社会机体诸要素的互动协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从理论贯通看，“绿色”发展理念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逻辑严密、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必须对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把握绿色发展同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的相互作用。“绿色发展”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具有约束和牵引功能，决定着发展的成色，必须将其贯彻到发展的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绿色发展能够有效激发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平衡上优化生态空间和资源配置，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中通过提供丰富的绿色国际公共产品来提升开放的深广度和可持续性，在代内和代际彰显生态公平正义与发展成果共享。而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则为绿色发展提供与之对应的“理论、制度、科技、文化”支撑、运作航标、外部条件和价值取向。“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认识现实的因果关系”［５］482，让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融入发展全域的深层次变革。从理论导向看，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集合体中重要的价值规范之一。“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１］70在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应当也必须将绿色发展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予以深入贯彻，引导全体人民自觉投身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伟大实践，推动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协同共进，实现自然生态环境和人工绿色产品的双重增绿，让广大人民群众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共享高品质生活。
就历史逻辑而论，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摆脱工业文明现代性危机的必由之路。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的兴起将人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的蒙昧与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曾在不到一百年的发展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６］，作为一种“进步力量”加速了人类文明进程，但也使资本对自然剥夺的“普遍合法化”蔓延开来。“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６］，将人的主体张扬、技术理性泛化、资本极限扩张与资源环境勾连［７］，让人类沉迷于征服自然的喜悦之中。这种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单纯追求资本增殖与对“人制天”的狂热尊崇及其对大自然的粗暴“祛魅”，在事实上导致了“天人关系”的逐渐失衡对立，工业文明“创造性破坏的历史被写入了资本积累真实的地理学景观之中”［８］。在此文明范式下，自然赤裸裸地沦为丧失独立特性而被人绝对控制的“上手之物”（“加工材料”和“储备物”），人类通过从自然中攫取低熵的物质和能量而把高熵的废物垃圾抛给自然［９］，来满足资本肆无忌惮的膨胀和逐利，造成了物质变换过程中“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1０］，进而使具有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人的危机典型特征的工业文明现代性危机全面凸显和持续加剧［1１］，呈现出一系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资源匮乏等问题，最终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２］313举世震惊的“八大公害事件”和“六大污染事故”就是现实的警示。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寻求工业文明现代性危机的解决之道，但其推行的各种环境保护行动和一些绿色思潮因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甚至滋生出新的生态帝国主义，终究无法超脱人、自然“主客二分”的发展悖论与改变“当前危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1３］的事实。欲求真正摆脱工业文明现代性生态危机，唯一可行的出路是摒弃西方现代化老路、探索“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1４］的发展新路，以人民生态福祉为旨归，广泛汲取民智、汇聚民力，创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４］。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壮举，而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３］185的治本之策。其所关涉的绿色政治、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技术、绿色文化、绿色承诺等系统性变革凸显了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必将铸就“人友天”高阶和谐的美丽中国，并为工业文明现代性发展提供“东方转型”的全新选择。
就现实逻辑而论，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进入新时代，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两大转变”，即：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从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向绿水青山转变。［1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这“两大转变”有机关联，强调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１］50从“有没有”转向发展“好不好”、质量“高不高”，其关键在于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实问题的解决，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行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其一，我国能源对经济社会的保障能力较弱，迫切需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绿色转型。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大量化石能源需要进口，且对能源的需求持续刚性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能源消费总量52.4亿吨标准煤，净进口总量11.2亿吨标准煤，比2012年增长83.2%，年均增长7.0%。破解我国能源保障能力較弱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难题，必须立足我国能源禀赋，调整优化能源结构，着力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推进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节能降耗减排，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探索能源生产和消费新模式。其二，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愈发强烈的期盼，迫切需要公共产品的绿色转型。考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标准之一是人民群众在优美生态环境中的幸福指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６］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的客观事实，更需坚持“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1７］255的原则，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持续优化自然生态系统，最大限度地增殖绿色发展空间和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在优美生态环境中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而激励其参与并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三，现代化产业结构的构建，迫切需要技术创新的绿色转型。创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产业结构现代化转型，意味着对依赖物质资源消耗、规模粗放扩张、高能耗高排放之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对高端智能、绿色环保、系统集成等现代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节能低碳循环前沿技术研发、推广和转化，在全球科技创新合作中强化中国关键绿色技术攻关，最终让绿色技术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能量”。
二、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核心意涵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一场改善发展质量、提升发展效率、转换发展动力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强调的是经济社会运行过程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总体上是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实行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共进，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其核心意涵可以展开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的绿色低碳化变革。经济增长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标示着经济财富、社会财富的增殖，没有经济增长，何谈国家富强、社会繁荣、人民共同富裕；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低碳化变革是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基石，预示着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与自然财富、生态财富的协同增殖，没有这样的变革，何谈“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相得益彰的整体绿色发展。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经济跨越式增长，GDP总量已跃升、稳居全球第二，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不协调、绿色低碳发展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共进任重道远。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环境、人民智识、社会支持等因素。迈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首要内容就是通过绿色环境资本、绿色人力资本、绿色社会资本三种要素的有机补益，解放和发展绿色生产力，谋求具有包容性的绿色低碳增长，“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的做法”，“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１８］53，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运行，并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最公平最普惠的绿色福利。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突出绿色环境资本的“材料对象”功用，关涉劳动对象这一生产力实体性要素的生态化使用，充分体现了“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５］550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绿色生产力观，强调的是对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等劳动对象的摄取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而必须遵循自然休养生息规律和循环再生机理，严守生态红线，将资源环境承载力限度纳入经济增长决策中，促使能耗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料资源化，以减少对大自然的损害，实现经济增长“含金量”和“含绿量”的双重提升，并回馈、绵延大自然的盎然生机。绿色人力资本是实现经济绿色低碳化增长的“智技依托”，关涉劳动主体这一生产力实体性要素的生态化发展，强调的是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追求愈加普遍和强烈，公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社会环境中，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依靠人们在心灵、知识、智慧、技能、态度、经验和创造力上的绿色低碳自觉，发挥绿色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环境管理、产品开发、文化营造等方面的能动性，释放绿色生产力动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绿色智技卓越的“生态人”加快经济增长的绿色化低碳化变革。绿色社会资本则是导引经济绿色低碳化增长的一种“发展规范”，按照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可将绿色社会资本的内涵延展为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绿色制度政策、绿色价值观念、绿色集体组织等，关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健全约束和激励并举的绿色低碳标准体系、认证体系、财税金融体系、统计体系、市场交易体系，促使生态环境等外部化成本得以内部化，同时倡导简约适度、绿色环保、节能低碳、文明卫生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并积极构建绿色产业示范基地、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区域绿色联盟、绿色仓储运输集散中心等，努力在制度保障、价值规范、组织支持上形成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的绿色化程度和低碳化水平的强大合力。
二是资源利用的节约集约市场化转向。资源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物质条件，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市场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市场化机制在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上不可或缺。因此，资源利用的节约集约市场化转向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绿色低碳化变革的必要延伸，也成为了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作为资源需求大国，我国资源总量大、品类丰富，人均资源占有量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而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正是通过改变、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以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来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化“有限供给”为“多元持续”，既造福当今、又泽被子孙的一项重大部署。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１］50，指明了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中资源利用的节约化、集约化、市场化导向。首先，资源利用的节约化意涵“节流”和“开源”两个维度的合而为一。过去，我国在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消耗了大量能源、水、粮食、土地、矿产等资源和原材料［１９］，导致资源环境约束长期趋紧。进入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和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就不能只是一味“节流”抑或一味“开源”，而是既强化生态环境增值核算、倡导简约适度社会风尚、减少资源奢侈消费，又加紧战略性资源和可再生资源勘探开发、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技术攻关、加快产业升级扩大绿色清洁产品有效供给，将“节流”之策和“开源”之道同时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之中。其次，资源利用的集约化意在以节约、限度、高效为导向，通过集聚效应对自然资源要素的总量管理、优势整合、网链搭建、科学配置来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比如，对某区域水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既能充分掌握该地水环境特征以更好保护、修复水生态，又能在水生态的承载限度内依托其携附的天然优势发展水产、旅游、科技、文化等链式产业，亦可带动当地水务治理、交通运输、投资就业的生态化提升，真正向水而为、亲水而美、倚水而兴。实践证明，对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无疑是彻底扭转“高投入、低效益、高消耗、低产出”粗放发展方式的必行之举。再次，资源利用的市场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市场化机制优化资源环境要素配置和提高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水平的有效手段，其核心是构建一套“资源确权—初始分配—余缺评估—调整生产—增强竞合”资源高效利用的反馈调控系统，涵涉强化资源能源总量刚性约束，科学配额；树立资源环境有价的理念，有偿使用；丰富交易主体、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增强价格发现；动态配置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的有限指标，良性流动等。［2０］由此在改善环境质量、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技术进步上彰显正向杠杆效应。
三是生产消费系统的超循环化链接。生产和消费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环节，二者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彼此决定、创造。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2１］。以此相伴随，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消费也展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１］50，其指向就是将生产系统、自然系统、消费系统链接为良性物质变换的超循环系统。
在生产系统层面，扬弃传统的“资源—产品—消费—废料”的线性开环模式，推行绿色技术主导的“资源—产品—消费—废料—再生资源”的闭路循环模式，追求自然物能的高效转化、充分利用，促进人造物能的生态处理、绿色加工，从而实现物能的良性转换。对于取自天然的自然物能，由于其废弃物依旧保有一些有序结构、有效能量、有用信息，对之需要在剥除“异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再利用，以减少废料和节省资源；对于技术合成的人造物能，由于其废弃物相对内质稳定、不易降解、品类丰富，对之需要在深层净化的基础上进行生态化再设计，以求巧用妙用和变废为宝，这是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中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污染物无害处理的技术方法论。在自然系统层面，“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２］18，正如摩莱肖特在《生命的循环》一书中指出：“人的排泄物培育植物，植物使空气变成坚实的构成要素并养育动物。肉食动物靠草食动物生活，自己成为肥料又使植物界新的生命的胚芽得到发展。”［2２］因而，人作为“直接的和能动的自然存在物”［３］209，其一切生产活动和消费方式就必须着眼自然界物质流、能量流、菌流、信息流的循环交汇，摈弃对自然资源环境的无度消耗和恣意攫取，自觉把维护自然系统物质变换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与追求正反过程的平衡性、物能利用的高效性和物质构成的宜人性［2３］放在首位。在消费系统层面，各种方式的消费活动不仅确证着产品的使用价值，同时也可能为生产创造出新的需要，“創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创造出生产的动力”［2４］。人们通过对既往非生态消费方式所造成的环境危机和发展弊病的深刻省思，愈益普遍地认识到各种消费方式的共性特征应是切合于真实的“人的需要”，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而非攀附于虚假的“物的欲求”，挥霍浪费、攀比炫耀、恣纵无度。这不仅会带来社会整体消费生态素养的日益提高，而且可以转化为生产的“内在动机”和“动力”，倒逼生产系统改进技术工艺、提供绿色产品，助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良性互动循环。在生产循环、自然循环、消费循环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三者有机链接在一起，便是良性物质变换的超循环系统。它呈现为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与自然过程的复合体，意味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系的和谐重塑，理当成为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运作航标和价值追求。
概言之，经济增长的绿色低碳化变革所侧重的是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社会经济基础方面，资源利用的节约集约市场化转向所强调的是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自然条件方面，生产消费系统的超循环化链接则突出了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系统整合，三者涵盖了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主要方面，展现为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核心意涵。
三、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实践路径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特征是其系统性，经济绿色低碳化增长、资源节约集约市场化利用、生产消费系统超循环化链接是协同联动、互嵌耦合的系统性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其中产业结构的源头牵引、制度体系的保障作用、技术创新的驱动支持至关重要。因此，从影响因素方面思考，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实践路径上要以优化产业结构在其源头突破、以完善制度体系为其提供保障、以创新绿色技术对其注入动力。
一是优化产业结构，带动能源和交通运输结构绿色变革。实践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核心引擎［2５］，其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正向效应［2６］，是提升能源效率和改善能源结构的主要因素［2７］，而交通运输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对产业结构调整无论是“量”的提升还是“质”的转换又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由此，要把握三者的互动效应，“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１］50，着力解决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交通运输结构偏公路等造成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源头性问题。这对于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化增长、资源节约集约市场化利用、生产消费系统超循环化链接具有源头牵引作用。其关键就在于通过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低碳高效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一方面，要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按照市场绩效、环保技术、发展潜力、能耗排放、供需形势等多样性标准淘汰严重耗费资源能源和污染生态环境的落后产能，化解存在结构性缺陷和煤炭钢铁为主的过剩产能，并通过运用新一代绿色低碳循环工艺技术、环保支持配套政策、集成运营管理系统等对之进行有效回收、兼并重组和生态化改造，形成源头减量、过程控制、纵向延伸、横向耦合、末端再生的绿色生产方式，转向覆盖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清洁原料—智能设计—高端制造—生态产品—多联运输—绿色消费—循环回用”的闭环模式，最大程度减少对资源环境的损耗污染，增加切合绿色增长需求和符合人们消费意愿的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另一方面，要培育绿色低碳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新一轮以技术密集、附加值高、能源资源消耗少为特征的科技革命正蓬勃兴起，而“科技革命必然引发产业革命”［2８］。因此，要准确把握科技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趋势，“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１］30，推动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农业的深度融合，赋能绿色材料、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物流、绿色产品的绿色循环供应链示范创建，以带动整个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同时，要聚焦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突破，布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绿色业态，大力推动新兴产业赛道由少许“跟跑”到全面“并跑”再到局部“领跑”的蝶变。此外，要“绿化”现代服务业。积极引导现代服务业依托于绿色低碳实体经济，向具有节约集约效益的精细化、智慧化、生态化、高效化方向延伸。尤其是交通运输领域，要加强与绿色智能产业和清洁环保能源的同频共振。比如，加快融入“区块链+物联网”技术产业，增强仓储、包装、装卸、搬运、加工、配送、回收、信息服务等运输诸环节的集成传感、全面分析、即时处理以至自我调整，达成资源“协同共享”的高端综合性物流系统；加快大宗货物和中长途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提高沿海港口集装箱铁路集疏港比例［２９］，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新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智慧生态港和绿色交通网。同时，推进零售批发、健康养老、餐饮住宿、文化旅游等行业向服务主体生态化、服务过程清洁化、消费模式绿色化转变，进一步使节能降耗增效贯穿于社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是完善制度体系，健全绿色低碳约束和激励机制。制度作为“伦理关系、价值关系及其评判尺度的现实凝结物”［3０］，在实践中以制度运行、政策设计与文化涵育为主要内容约束激励着相关主体行为，对经济的绿色低碳化增长、资源的节约集约市场化利用、生产消费系统超循环化链接具有保障作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就必须以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最优化的绿色低碳市场环境、支持政策为驱动“双轮”，辅之以生态文化的社会扎根，谋求生态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进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行稳致远。依据实践成效显著的生态环境保护“四梁八柱”制度，一方面要遵循“制度体系—制度执行—制度效能—制度自信”的闭环运行逻辑：在制度体系上，就是要最严格地实行贯穿“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全过程的生态保护制度，建立全面覆盖自然资源产权和监管、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构建的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以统筹地上地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国家公园保护等为指向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环境保护全程督察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1８］86-87；在制度执行上，就是要提升“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1８］89，法治规约与诸要素一体谋划、部署、推进、考核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在制度效能上，就是要按照“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良性转化，“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协调臻善，“资源高效利用、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系统稳定、经济绿色增长、生活低碳节约”等进行评价，以生态环境状况监测数据、“三大红线”［1７］185、排放与治理标准、绿色发展指标等静态表现和动态发展进行调控；在制度自信上，就是要在中西现代化发展范式对比中增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理论认同、历史认同、情感认同、行动认同，避免陷入西方生态治理的话语陷阱、生态乌托邦和资本逻辑之中。［3１］另一方面，要大力营造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市场环境：首先，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就是要通过对资源能源的调查、评估、监测，进行确权登记、权责划属，建立覆盖全面、科学规范、管理严格的资源能源总量管理、初始额度分配、有偿使用、全面节约、代际补偿制度；构建智慧高效的资源环境管理信息化网络和资产交易平台，围绕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重要资源环境权益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和动态配置；依据资源耗费、生态效益、市场绩效等多样性指标，进一步丰富交易主体，拓展交易品种，创新交易方式；发挥生态环保信用在获取资源环境权益过程中的激励和惩戒长效作用。其次，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就是要对资源耗费少、环境损害小、生态效益好的市场主體给予多领域、多层级、多样化的政策支持，比如，在中央和地方公共预算中增大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专项资金投入，提供覆盖支持环境保护、促进节能环保、鼓励资源综合利用、推动低碳产业发展的税费优惠；培育绿色金融生态，增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等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供给；推行切合绿色发展的“ESG（Environmental，Social ａｎｄ Governance）”投资理念，以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母基金”、环保产业利好信号、政府绿色投资信用担保、“双碳”战略机遇等引导绿色环境资本、绿色人力资本、绿色社会资本进行投资，着力提高绿色投资回报率；建立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生态损害成本、环境污染代价的价格机制，通过科学核算、市场确定、改进调控，完善差别化、阶梯化的资源价格标准等。与之偕行，要在全社会深植、扎根生态文化。通过党和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方力量的整合，各种社会、教育资源的调动和集聚，构建行之有效和覆盖社会各界的生态文化培育普及、教育指导机制，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生态智慧，弘扬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进而将人与自然的循环相济、和谐共生确立为人对自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塑造生态人格、生态伦理、生态精神、生态美学、生态制度［3２］，促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同心致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环境、劳动产品的生态化［3３］，普遍崇尚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文明健康生活，彰显生态文化对政治经济制度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如此，制度、政策、文化便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保驾护航。
三是加快技术创新，提高绿色技术研发和转化水平。科技创新是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绿色技术创新向生产力的转化及其广泛应用能够有效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两大目标，对经济绿色低碳化增长、资源节约集约市场化利用、生产消费系统超循环化链接具有驱动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于2019年发布的《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发环资［２０１９］６８９号）将绿色技术定义为：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技术，包括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与修复、城乡绿色基础设施、生态农业等领域，涵盖产品设计、生产、消费、回收利用等环节的技术。破解掣肘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现实难题，加快形成资源高效、排放较少、环境清洁、生态安全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必须从多维度加快绿色技术研发和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在绿色技术创新标准上，要加快建设与完善对接国际化、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实际状况且体现生态性、创新性、可靠性、经济性、适用性的咨询、设计、评估、监测、审计、认证和跨行业耦合能效提升等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构建有效的标准化支撑能力。在绿色技术创新类型上，要稳固于高端基础元器件、核心零部件、基础装备、关键材料等奠基性创新，聚焦于智能绿色制造技术、生态绿色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技术、安全清洁高效的现代能源技术、资源高效利用和环保技术等集成性创新，着眼于节水循环技术、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绿色公共交通技术、垃圾回收处理技术、智慧绿色建筑技术、碳捕集利用封存技术等关键性创新，瞻望于量子科技、类脑智能、合成生物、再生医学、超高效光伏、新型核能、电力多元转化等颠覆性创新。在绿色技术创新主体上，要师法自然的生态位本性，活化“产学研金介”之间的节点和链接，让企业发挥对接市场需求、精准“出题”、成果转化的创新主体作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扮演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突破、培育人才的角色，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的绿色投融资服务和风险规避机制以引导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注入，中介机构则通过专业化绿色技术经纪人、绿色技术验证服务、绿色技术交易平台等提升绿色技术中试、检测、评价、转化和推广效率，政府部门侧重于配套政策和基本科技资源的聚类供给，由此，保障各类创新主体各得其宜、各展所长、并育互利。在绿色技术创新孵化上，要积极打造基于空间位势和技术优势的高新科技产业示范性基地、国际绿色技术联盟、零碳技术生态岛、环保科技产业园、区域绿色企业集群、智慧生态农场等，谋划筹办社会广泛参与的绿色技术创新创业大赛、绿色众创空间、创新论坛沙龙等，并为之提供优先承租场地、科研项目申立、技术产权保护、奖补贴息政策等必要性支持。在绿色技术创新理念上，要坚持整体思维，既注重技术前端的研究开发，也要强化技术后端的市场化推广应用，既加快实现对传统产业的生态化改造，又要着力培育绿色低碳技术浑然自成的新业态，一体化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要树立国际化思维，推动构建全球绿色技术大市场，加大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力度［3４］，统筹绿色技术创新国际交流合作和自主原创攻关；要强化“人民性”思维，充分激发人民主体参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唯此，推动绿色技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才能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
概言之，优化产业结构是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源头突破路径，完善制度体系是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约束－激励”保障路径，创新绿色技术是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驱动支持路径，三者展现出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践路径的主要方面。沿着这些路径奋力前行，便能迎来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辉煌，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呈现广大人民共创高质量发展、共享高品质生活的美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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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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