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一、引 言
2021 年10 月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文中提出“现在， 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并明确部署“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 年，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为现阶段推动共同富裕明晰了总体任务、 绘制了发展蓝图。 可以说，共同富裕已经进入了实操阶段。 同时，“现阶段”的共同富裕是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2］在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背景下， 新时代共同富裕及其实现问题研究必须放到更为优先的层级。其中，厘清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的现实难题， 明确现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举措，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关于共同富裕实现的难题研究早已有之，但主要关注“分好蛋糕”的问题： 一是主要关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学术界对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关注长达近30年，随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与制度的变化，其关注点与主要内容发生较大变化。 1992 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学界开始关注我国社会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包括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工农差距等［3-5］；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学者们更加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既包括收入分配过程中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讨论， 也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制度等层面的讨论。［6-1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贫困代际传递、相对贫困问题、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等成为学术界对收入分配差距关注的重点。［11-13］二是关注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问题。 20 世纪90 年代，相关学者提出通过搞好扶贫工作、发展集体经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和文化技术水平、推行股份合作制、村庄兼并、 定向帮扶等途径促进实现农村地区共同富裕［14-16］；21 世纪以来，学界关于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的关注主要结合毛泽东、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及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城镇化建设等进行研究。［17-21］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以来，学术界关注乡村振兴、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集体经济发展等对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22-23］
综上，关于共同富裕实现的现实难题研究，学者大多关注“分好蛋糕”这一问题，但“做大蛋糕”的问题同样重要。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24］，经济总量、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等大幅度提升，但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上仍面临着众多亟待破解的难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5］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影响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的基础性问题，如果生产力发展的地基打的不牢、不扎实，新时代共同富裕便很难如期实现， 实现的程度与质量也有待考量。因此，本文聚焦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的社会生产发展难题， 着力探索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所面临的社会生产发展掣肘。
二、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的社会生产发展难题
马克思认识到生产力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物质财富充分发展的基础上。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对社会生产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但是现实情况不甚乐观，从生产动能转换、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驱动发展出发考察，可以发现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要求社会生产力仍需得到长足发展。（一）新旧动能转换阻力较大
经济动能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效率、潜力的重要因素。 传统旧动能是指以资源、区位等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动能；相反，新兴动能是指依靠科技、制度、结构调整、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动能。新旧动能转换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增加新兴动能以代替传统动能驱动经济增长。 从根本上讲，新旧动能转换是要实现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并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发挥治理效能，实现协调驱动。当前，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成为影响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关键因素。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始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首先，速度和规模上，新旧动能转换速度较慢，新动能尚未成为主导力量。2015—2021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率（1）分别是19.60%、22.80%、30.20%、34.90%、26.20%、35.30%、35.4%，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始终处于增长态势。 但自2017 年以来，“三新”（2）经济增速呈逐年下滑趋势；同时“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 比重增速平缓，基本处于0.4%左右。 2021 年，我国“三新” 经济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仅17.25%。 相关研究表明 “可能在中国经济中 ‘三新’ 经济占GDP 比重达30%以上规模时， 经济新动能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主导型支撑力量”。［26］按照目前的增速，到2030 年仅能在当前水平的基础上增加4 个百分点，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对经济新动能贡献率的要求。
其次，行业及区域布局上，新动能具有明显行业偏向性，动能转换地区差距大。 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三新”经济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均处于正向稳定状态。但是，在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三新”经济增加值远低于二、三产业，占同年GDP 的比重不增反降。 第三产业在 “三新”经济发展上占绝对优势。 换言之，第三产业是我国近年来经济新动能转换的主要阵地。令人可喜的是，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同年GDP 的比重有增加趋势，反映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在新旧动能转换上取得一定的进展。 总体来讲，新动能具有明显的行业偏向性，新动能转换在第三产业最易推进，第二产业次之。
此外，从区域布局来看，“中国经济传统动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固化效应， 空间扩散速度较慢”［27］。 2019 年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提出：“2015 年至2017 年，‘三新’ 经济占GDP 的比重为15%左右，在上海和深圳等沿海地区这一比例达到30%左右。 ”［28］这既彰显了我国“三新”经济取得的可喜成绩，也明确反映了我国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没有突破原有的空间固化现象，仍呈现东强西弱、沿海快内陆慢等区域不平衡现象。
最后，质量和规划上，新动能发展泡沫化严重，相关制度建设有待完善。 如前所述，第三产业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相比第一、第二产业占据绝对优势。 之所以呈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受近年来三大产业本身发展情况的影响。 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三新”经济中，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是4.39%、43.42%、52.2%；同时，2020 年我国三大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7.7%、37.8%、54.5%。 对比来看，两者存在紧密的关联性。 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第二产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另一方面，由第三产业本身的特点所决定。 第三产业的许多新兴部门如网络服务业等由于科技进步而产生，与新动能本身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但是，除传统服务部门和流通部门外，第三产业的许多新兴部门如金融业、房地产业的虚拟化、泡沫化现象严重，由此而引起新动能发展的泡沫化。 同时，新旧动能的转换需要配套制度的驱动及保障，如对积极发展新动能的企业实行减税制度、对不符合环保等要求的产业实行限制和处罚，以及对网络相关产业的法律和规定需要不断健全。 但现实是，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制度建设较滞后，不能满足现实需要。
（二）资源配置使用效率待加强
资源配置使用效率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既包括传统能源、土地、生活物资等有形资源配置使用效率，还包括公共服务、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等无形资源配置使用效率。 资源配置使用效率的高低是衡量生产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 提高资源配置使用效率是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更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通常来讲，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资源配置的两种主要方式。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国家通过统一调配， 采用计划方式，促进我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逐渐融入商品经济元素，在实践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9］，实质上形成了“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计划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我们不断寻求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在经济实践中， 仍出现了资源配置使用效率偏弱的状况。一是现有资源配置使用方式需转换。 如上所述，我国目前形成了“市场为主、计划为辅”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克服了单纯计划调节或单纯市场调节的弊端，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保证经济发展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仍保持着自身的红利。 但是，面对产能过剩、供需冲突明显等问题，国家虽推出系列政策，但是推进缓慢，效能有限。 现下我国社会生产发展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要求是实现精准供给，尽可能减少生产过剩同时保证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由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条件的发展，现行配置方式的局限性愈发突出，也为新型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和推广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是新兴资源配置使用方式需强化。 随着信息技术条件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不断出现并广泛应用， 数据的搜集、处理、反馈、流动更加智能化和广泛化，我国已经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 此种技术支持下，生产者能够尽可能地了解消费者的产品需求、服务需求及同行生产情况等数据，并进一步将此类数据进行智能分析，从而指导自身的生产。 同时，依靠智能仓储和物流体系，产品能快速且精准地到达消费者的手中，从而实现产品生产和销售全周期管理与规划，这就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生产计划机制。
我们对“计划”的传统理解主要是“政府集中的调配资源”， 此种新型的生产计划机制更新了计划的一般内涵，启发我们计划机制有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生作用。 聚焦当下社会，该机制目前仅停留在网络服务业上， 要想使其发展成为“市场主体之间按计划协同生产和流通的社会性计划机制”［30］，仍需做出更大的努力。 首先，新型社会性计划机制内涵需明确， 理论体系需构建；其次，影响范围需扩展，推进方式需明确；最后，制度建设需加强， 努力推进新兴计划机制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进程。
新兴社会性计划机制是在现有信息技术条件支撑下对未来资源配置方式调整方向的引导。此种机制的科学性、实践性还需长期的经济社会实践检验；也要求相应的制度、法律建设同步进行。 但无论未来我国资源配置方式的具体形式如何，我们都应该明白，问题的核心在于做好市场配置和计划配置之间的结构调节，真正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三）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加快推进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不竭动力之源，是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正式宣布我国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但多年来，创新驱动发展的生态形成缓慢， 以及由此导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缓慢、全要素生产率挖掘不足，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要障碍。第一， 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生态形成缓慢，创新型强国建设路途艰辛。 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占GDP 的比重不断上升，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 但是，较为遗憾的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生态短时间内很难形成，我国的创新型强国建设之路所遇障碍较多，困难较大。 其一，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低端困境难突破。 到目前为止， 我国已连续11 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全的工业体系。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始终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低端，制造业以低端加工装配为主，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设计始终是我国突破 “低附加值”瓶颈的痛点、堵点和难点。 如何突破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难题， 是我国当前一段时间的重点任务。 其二，部分创新功利性意图明显，经济转化率低。 基于各部门绩效考核、评奖评优机制中对创新发展的要求，各地政府、科研人员陷入“重创新数量、轻创新质量”的发展陷阱中。 在此种竞争机制下产生的大部分创新成果实践转化难度大，往往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是对国家科研投入的极大浪费。 其三，产学研结合机制待完善，合作效能不足。 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是三大独立运营的部门，各自有其独特的功能和需求。 产学研结合要求将企业的生产技术需求和高校的育人目标、科研机构的科研绩效结合起来，但由于三者之间畅通机制不健全、目标存在异质性等客观因素，我国产学研结合工作始终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三者的合作效能未得到充分激发。
第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困难，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缓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使我们意识到供给侧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是供给的质量、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 其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困难。 我国在努力摆脱“低附加值”惯性的同时还遇到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及部分产业向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转移两大“产业外流”问题，这对我国现有产业转型升级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从现有产业结构来看，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和以低端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构成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 但是二、三产业大而不强，结构问题突出。 受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发展重工业政策的影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始终以生产资料工业化为重， 忽略了生活资料工业化的发展，近年来虽呈现迎头赶上的趋势，但是第二产业结构仍明显偏重。 同样，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以网络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发展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 我国二、三产业的结构性调整问题至关重要，但限于技术水平、调整成本等客观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 其二，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 产能过剩问题既包括相对产能过剩，也包括绝对产能过剩。 相对产能过剩是指相较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而言的过剩。 目前，人民偏向消费质量高、品质好的消费品，产业发展面临着严重的供给与需求冲突，我国现有的低端消费品的产能相较人民对低端消费品的需求而言过剩；但是高端消费品的产能却远远不足。 绝对产能过剩即部分产品或企业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的要求，继续发展是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如大量的僵尸企业的存在等。 破除绝对产能过剩和相对产能过剩对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同样重要，亟须下决心整治和改善。
第三，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阻力大，全要素生产率挖掘不足。 多年来，投资、消费和出口被视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近来，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的效能逐渐下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阻力较大。 在投资方面，投资的边际效用递减，收益率呈下降趋势。 新世纪以来，在“扩大内需”政策的影响下，扩大投资需求成为当时我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但是，2010 年以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3）不断增高，2010 年为4.2 元，2015 年增加至6.7 元。［31］足以见得， 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性价比不断下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减弱。 在消费方面，我国居民历来具有“多储蓄、少消费”的生活惯性，虽采取了各方面措施， 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未得到明显提升，相比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中美贸易战以来，我国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出现了居民不敢消费、不愿消费的现象，国内消费持续收紧，有效需求不足。 在出口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进一步加大我国货物出口的阻力， 我国也越来越意识到发展外向型经济不是长久之计，应努力畅通国内大循环，降低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
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今后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之一。 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红利， 但就目前来讲全要素生产率仍有很大挖掘空间， 主要体现在要素使用单一和生成途径单一两大方面。 以往，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形成。 在要素使用方面，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及技术发展、 组织管理等新兴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生成的贡献很小，急需挖掘；在生成途径方面，除产业间转移外，产业内转移及企业间转移的微观途径需进一步拓展。总体而言，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空间很大，需要有效开发和利用。
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生产发展路径
社会生产发展问题，即“做大蛋糕”的问题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物质前提。 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时之事，是需要多方通力合作、长期坚持、循序渐进的过程。 突破阻碍共同富裕实现的社会生产发展难题，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防止动能转换新风险
新旧动能转换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 面对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方面质量与规模问题、行业地区差距问题、动能转换风险问题，必须做到对症下药，及时医治，以引导新旧动能转换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第一，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2020 年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与“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并列作为促进生产发展的五大要素之一，并强调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相较于传统的生产要素具有成本低、 能耗少、动能转换速度快等不可比拟的优点，因此必将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来源，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数据要素禀赋的发挥主要体现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上。 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规模报酬递增、 推动产业融合等方面来培育新动能， 成为我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引擎，是促进我国经济动能转换速度和规模提升的战略支点。
第二，调整动能偏向，缩小行业、区域动能差距。 受行业发展、地区经济基础的不平衡分布的影响，新动能具有明显的行业、地区偏向性，与动能转换的初衷背道而驰。 在行业分布上，新动能天然地偏向第三产业， 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第一、第二产业新动能转换不足的缺点。 近年来，第二产业在动能转换上已取得一定进展，但转换的速度、力度和规模都不甚理想；以农业为支柱的第一产业在新旧动能转换上速度最慢、 规模最小。因此，我们必须推动第一、第二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增加大豆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改良种子、化肥、农药等方法， 多措并举着力激发第一产业新动能； 通过加快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产业数字化过程，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新材料研制、新设备开发等方面多策共施，培育第二产业新动能。
第三，谨防泡沫化、垄断化风险，规范动能转换管理。 前文已提出，动能转换具有明显的行业偏向性，在新旧动能转换速度快的第三产业内部同样存在此种现象。 在第三产业内部，传统服务业、运输业等也很难受到新动能的“青睐”，金融业、房地产业、数字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是第三产业新动能来源的主力军。 上述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密码，但是房地产业、金融业所引发的经济泡沫化问题以及数字、信息服务业所引发的数字垄断问题，是我们必须规避的风险，以确保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同时，除泡沫化、垄断化风险外，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所涉及的税收问题、环保问题、法律问题等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制度建设。
（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着力避免资源浪费
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是影响社会生产发展效益的关键指标。 优化资源配置对于提升经济发展可持续性、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市场配置为主，计划配置为辅”的资源配置格局下，我们必须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等方式推动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以规避不必要的浪费，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成为了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但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过程仍存在较大短板，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土地市场体系始终未形成，从根源上阻断了部分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因此，为激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必须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 一是要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 完善要素配置的规则与制度建设；二是要建立开放的要素市场， 建立健全要素准入、要素退出机制，营造开放的要素市场环境；三是要建立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摒弃要素地区歧视、城乡歧视、行业歧视，以公平的要素竞争体系激发要素活力，提高要素生产率。
第二，促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在有效避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变要素组合方式、发掘闲置资本和闲置劳动力等方面，具有不可多得的优势，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依托的载体。 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快递运输业等与网络服务业配套的行业已经走在了前列。 通过“消费端—生产端—配送端”全过程数字化智能化管理，避免了“供给侧—需求侧”难以平衡的问题。 未来，数字化生产应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产品生产和销售全周期管理与规划，形成一种新型的生产计划机制，是对“市场—计划”资源配置模式的有益补充。
第三，促进资源配置概念普遍化、纵深化。我们对资源配置的传统理解主要为某种生产要素的社会分配，尤其是实体生产要素的分配。 资源配置效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对 “所分配生产要素范围”的刻板性、狭隘性理解，忽略了劳动力、土地、数据要素的市场化可能性。 同时，降低政策惯性、制度偏向、地理位置、交通区位等对以上要素市场化过程的阻碍是扩大资源配置要素范围的内在要求。 此外，数字化智能化生产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抓手， 但在生产全过程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上仍存在较大努力空间。 众多企业对数字化智能化的理解较浅，尚未理解数字化智能化的核心价值所在； 中小企业缺乏数字化转型资金支持等都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障碍。 因此， 加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典型培育、 提高资金支持成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应有之义。
（三）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精准供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主线任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十三五”时期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有效应对产能过剩、生产成本上升、供需错配的必要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来，国家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作出了较大努力，但在提高供给质量、实现精准供给、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上仍存在众多短板。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方法、重点难点也应发生相应改变。第一， 以需求侧管理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需结构不平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因之一。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是平衡供需结构的两大方向。 在“十三五”时期，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 同时供给侧的改革可能性相较需求侧来说更大，难度更小，我们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刺激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 但是，进入新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虽没有改变，但是单纯地“就供给讲供给”将造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不足、方向不准等问题，造成了新的浪费。 此种情况下，加强需求侧管理， 以需求侧管理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刺激有效需求、 避免供需错配的必要手段。
第二，以精准供给为目标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内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来，其概念范围和应用面不断扩大。 人们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应用在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由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扩展到教育、文化、医疗等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一种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式方法论。同时，精准供给是避免供需错配、促进供需平衡的内在要求。只有实现精准供给， 才能促进“需求—供给—需求”的良性循环，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无效生产。
第三，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对于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实现供需平衡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新形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加强创新型强国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是国家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之源。 坚持创新发展战略、加强创新型强国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支撑。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到2035 年，要“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伟大目标。 创新发展战略提出以来，我国在创新投入、创新型成果产出上均取得一定进展，但距离建成世界领先的创新型强国仍有一段距离。首先，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为创新型强国建设寻找突破口。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于提高国家科技创新水平、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关键要加强基础研究， 只有突破基础研究瓶颈，才能引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 夯实创新型强国建设的根基。 以产业类型来看， 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短板主要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部分传统制造业上， 必须有所侧重，逐一突破。
其次，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为创新型强国建设提供后备力量。 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创新型强国建设的关键后备力量。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具备了建设创新型强国的基本人才保证。 但高校毕业生数量与创新型人才数量并不一定保持正向对应关系，搞清楚“什么是创新型人才”、“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两大问题，是我国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认知前提。 只有在回答以上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明确方案，使创新型人才培养落到实处。
再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创新型强国建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有效开发和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是当前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在扩大要素多样性和丰富全要素生产率生成途径上下功夫。 在扩大要素多样性上，要努力发挥土地、资本、技术、组织管理等要素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的重要作用；在生成途径上，要突破思维局限、视野局限，加快产业间转移、产业内转移、企业间转移，多方施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最后， 营造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为创新型强国建设提供环境保障。 创新型强国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创新型强国建设的长期性、 复杂性要求必须形成 “鼓励创新、 利于创新” 的社会氛围为其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 从内涵和表现来看，“鼓励创新、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一是指在教育过程中，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潜能为目标， 形成“活到老，创新到老”的创新精神；二是指在就业问题的解决上，鼓励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就业生态；三是指在创新具体实践中，要避免创新功利主义， 要以提高创新经济转化率为旨归， 建立健全产学研合作机制， 增强合作效能。
注释：
（1）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是指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简称“三新”）为主要内容的统计指标体系，包含网络经济指数、创新驱动指数、经济活力指数、知识能力指数、转型升级指数五项分类指标。
（2）“三新”即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3）增量资本产出比是指每增加1 元的GDP 所需的投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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