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康华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00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要传承中华文明，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和世界意义的深刻总结［2］，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创新全球治理体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的新的历史贡献［3］，甫一问世便受到了学术界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尚有一些值得思考之处。其一，中华文明的原初形态样貌如何，当代中华文明在何种程度上留存了这种原初样貌？其二，文明形态的变化逻辑地涉及文明挑战，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当代中华文明是基于哪些文明挑战而作出的新回应？其三，就文明形态的变迁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跃迁发生在怎样的学术史谱系之上？质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

一、礼义之美：作为原初形态文明的礼乐共同体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创造与标志性存在”［4］4，礼乐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华文明的原初形态。伴随着礼的实践，中华文明逐渐走向灿烂辉煌，由抽象的礼乐文明体系和具体接收、实践和传播这一文明的人群组成的礼乐文明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华夏民族理解和观察世界的方式。在价值层面，礼乐文明反映的人文主义合理内核，在经历西方文明的挑战与冲击后，历久弥新，成为今天文明新形态建设的基本价值立场之一。

　　“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5］1587从华夏文明产生之初，礼乐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中华民族的标志性存在；经历后世的日益丰富，更是成为政法文教、朝章国典、礼节仪式、道德规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典范。从典籍的记载看，先周时期对礼乐的使用，更多地与祭祀相关联，礼乐被视为沟通天地、神人的媒介。学者也多将祭祀视为礼的起源，《说文》载：“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徐灏笺：“礼之言履，谓履而行之也。”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礼”字最早指以器皿盛两串玉献祭神灵，后来也兼指以酒献祭神灵，又推而广之为奉神人之事［6］291，礼于是作为行为规范和共遵仪式而产生了。西周至春秋间实行的礼，许多还保存在《三礼》（即《仪礼》《礼记》《周礼》）中，从部分篇章来看，周代的礼乐文明的确已经发展到了令人赞叹的程度，形成了一整套按照一定程序和规范来进行生产和生活、维系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的具有极大强制性和约束力的典章、制度、仪节。

　　作为行为规范和共遵仪式的礼，本质上带有某种强制性。《左传》记载北宫佗的议论，认为国君应当“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7］1195。《礼记》则这样描绘君子行走、进退的程式：“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8］1229行礼的程式、复杂的装饰，配合乐曲的节拍，既符合外在举止的典仪，又超越了礼仪的范畴而进入审美的维度。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将“文明”视为教化、开化，那么至迟到春秋时期，中华礼乐文明已然积累到灿然可观的厚度。

　　“礼义”是对仪式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总结，更是对一板一眼的仪节、冷冰的器物的人文化解读。在《左传·昭公五年》记载的女叔齐和晋侯的讨论中，“行礼如仪”却又无法“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的君主，已经不会被赞为“善于礼”，反而被人嘲笑为“焉知礼”［7］1266，反映了礼的内在精神——礼义，全面超越了礼的外在形式——礼仪、礼器、礼数，最终确立了“礼之所尊，尊其义也”［8］1087的最高原则。在孔子那里，礼义被进一步归结为“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9］142的反问，实际上是礼的精神实质指向作为道德原则的仁。“以仁释礼”的导向是对礼的价值内涵与文化意蕴的全新解读，成为影响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转折点。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手段，是所有文明共有的现象。”［10］84如果将道德视为依靠社会舆论的、规范人的心灵的软约束，将法律视为依靠国家权力的、规范人的行为的硬约束，那么在中国古代，这两者无疑完美地统一于礼。正如《礼记》所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8］19礼兼具修心养性的道德教化功能与行为举止的强制约束功能，因此古代中国的礼治、礼教就是以道德的广泛性来弥补法律调整范围的有限性、以法律的强制性来保证道德的履行，以追求上下有序、讲信修睦的理想社会秩序。后世，这种社会秩序经由“三纲五常”价值理念的加固，被整个社会普遍接受，成为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和可靠性的文化观念。

　　最早使用“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名著《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共同体“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对内外同时发生作用的现实的有机的联合体，是建立在传统习惯法和共同记忆之上由各种相互关系组合而成的综合体”［11］111。这种综合体以文化认同为纽带，引导、规范共同体成员采用相同或相似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古代中国用以辨认身份、确认归属的，正是礼乐制度。这一特质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相遇的时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发觉与肯认。民国时期有人在讨论“中华民族”概念时即提出，“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并举《春秋》为例：“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12］373-374。当代多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具有的是天下意识而非国家意识，这个天下意识同样是以是否“服王化”，也即是否接受中原礼乐文明典范为标准。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13］316法国汉学家、耶稣会士加略利（Jean-Marie Callery）也指出：“礼是中国人所有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人的情感靠礼仪得到满足，他们的责任靠礼仪来实现，他们的善恶靠礼仪来评判，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主要是礼仪上的联系。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由礼仪来控制的民族。”［14］171来自“他者”的观察，充分说明礼是积淀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基因，礼制、礼教和礼治的传统构成了中华文明延续性的根基。

二、文明之问：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形态论争与回应

当中华文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层层溃败的局面一度使中华民族丧失了自身发展方位和坐标。就一般含义而言，“Civilization（文明）”一词原本就隐含着西方中心的、居高临下的价值判断，用于评价摆脱野蛮和自然状态的发展程度；“文明化”则是西方文化在全球扩张并征服其他文明的过程。“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总是进步的，其他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附属物只有在西方文明的推动下才能摆脱封闭、保守而持续落后的状态。虽然这种观点被马克思大力批判，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西方学界的基本立场。

　　因此，作为具有高度同化力的独特文明形态，具有突出的自我更新、自我修复内驱力的古老文明，之所以在近代以来与西方文明的几次较量中遭遇层层溃败，是因为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科技理性和工业文明基础之上，而传统中国的礼乐文明则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二者在生产方式、生产效率方面存在“代际差”。这是中华文明让位于西方文明的根本原因，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学意义上的解读，曾被视为“定论”而长期困扰着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化。

　　如果说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必然的话，那么在生产力的积累之外，现代化带来的还有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改变。因此，当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启世界历史进程时，民族存亡危机与文明存亡危机相伴而来。西方所创造的“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5］277的物质文明，与开启了人类文明与发展实践的新纪元的精神文明，对挣扎在民族存亡危机中的中国人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刺激，并在西方强势话语权的影响下形成了现代化等于工业化、等于西化的认知。为挣脱“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追赶西方文明，有学者不惜提出“全盘西化”甚至“人种改良计划”，以图进入西方文化、技术和资本主宰的现代文明格局。

　　然而，中西文明形态之间客观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得近代中国在追赶现代化、追赶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不断酝酿着对西式现代化的怀疑。1903年，梁启超在美国、加拿大等地进行了为期约半年的考察，使得这位原本坚定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产生了极大动摇。他感慨，“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16］461，并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抒发感受：“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吾于纽约亲见之矣。”［16］462贫富极端分化的情形，无疑极大地削弱了梁启超在情感上对资本主义的认同。这些质疑的声音，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了解程度的加深而愈发明显。

　　20世纪中叶以来，出于对自身中心地位滑落的恐惧，以文明形态史观为直接理论渊源的文明形态论开始在西方文化学和历史学领域兴起。一般认为，文明形态史观以文明（而非国家或民族）形态作为分析框架，从纵向的时间轴研究文明形态的历史更替。文明形态史观包括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和英国学者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前者通过对比考查包括埃及、印度等在内的东西文化，得出了有关文化兴衰的一般性规律；后者对当时已知的二十余种文明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解读。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的“文明冲突论”［17］341，是文明形态论的高峰。文明形态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全面考察各种自成系统的文化样式，对世界历史作整体性解释，这种宏观的视角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开启了文明研究的新视角，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现代价值；但本质上，它是西方本位的、出于对西方文明困境的忧虑而寻找长盛不衰法门（虽然这种诉求是以或积极或消极的面貌出现）的尝试，其“多元文明演进的历史观点”［18］24背后，恰恰体现了不同文明的对立和较量的意识。

　　与文明冲突论相比，中国学者普遍持文明共存观点，如费孝通先生提出颇有影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有学者认为，文化多样性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就像梁漱溟打的比方那样：“中国人关在中国社会构造里面，反而弄不清头脑。且先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那便立即恍然了。”［19］49这种认识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视角几乎为中国学者所独有，但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基于传统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表达，体现着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

　　归根结底，文明的出路并不是只有一条，抛弃传统、移植别国文明的做法无异于削足适履。作为“一个地区或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精神、艺术、道德和物质生活的总称”［20］3，文明无疑具有积累的特质，唯其如此方能使人类逐步脱离野蛮状态，提供社会进步的动力。以礼乐为标志的中华文明原初形态绝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应对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并不意味着要抛弃民族传统；恰恰相反，坚守中华文明立场、坚持守正创新，实现礼乐文明共同体在当代的演进，这是中华民族成功找到的通向实现自身文明现代化的通衢大道。1918年，李大钊在《中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提出：“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今犹能卷土重来，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乎？”［21］312这一著名的“文明之问”发生在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运动”之先，体现了李大钊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与使命感：中华文明不但不是低级的、“劣等民族”的文明，反而拥有独特优势，并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应当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第二次贡献。这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及后起的文明形态论的有力回应。

三、重构规范：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概念，认为由于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和民族之间普遍交往，以往处于原始封闭状态的各民族进入相互依存状态，“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5］86，地域性的历史为世界整体化的历史所代替。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马克思断言，“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2］8，揭示了世界各国、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客观必然性。

　　尽管如此，马克思并不认为西方文明的发展达到了“最后的”“最完满”的形态，更不会是历史发展的“终结”，这是由资本主义文明的内生性矛盾决定的。在马克思看来，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之上的现代文明，本身就因为资本内在的矛盾而带有无法摆脱的悖论，即文明所锻造的一切成就反而一步一步把人推回野蛮状态。与此同时，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带来的进步不是内生的、主动发生的，并不是健康的、真正的发展，不可能为其他文明提供持久进步的方案，无论前者是否在客观上推动了其他文明的现代化进程。西方文明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的斑斑劣迹，使得它给自己贴上的“文明”标签显得虚伪可笑，如同马克思批判英国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对印度“落后”文明的剥削、掠夺和征服。马克思极力反对的，正是把西方文明的特殊性上升为一般性，然后用文明的一般性来替代（或者说取消）其他文明的特殊性。

　　在“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文明形态论的视野下，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更替始终伴随着腥风血雨，每一种文明的兴盛和发展都建立在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无论是早期的海外扩张和殖民统治，还是近年来为了维系在全球利益分配中的优势地位而引发的局部动荡与战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始终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然而，马克思指出的西方文明的虚伪和野蛮的本质证实，西方文明并不是最为进步的文明形态，相反，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已经越来越耗尽了自己的能量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非西方文明的进步可以并且必须独立于西方文明才能实现。

　　人类文明呼唤新的形态，这种形态应当超越国家、种族和意识形态的界限，而呈现多样化、开放式的特征。这种文明新形态，是脱胎于传统礼乐文明的现代化形态。前文提及，传统礼乐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华夏民族理解和观察世界的方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在进入现代化的征程中，生发于礼乐文明中的和谐、包容精神，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形态。这种和谐精神源自中华民族独特的乐教传统。一般而言，在礼教兴盛的时代，乐与礼结合在一起，共同维系着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1）但与彰显“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23］178的礼制相比，乐毕竟还有其特殊性。乐通人情，波兰语言学家沙夫就提出：“如果音乐反映任何东西的话，那么，它只反映感情状态；如果音乐有所传达的话，即传递什么东西给别人的话，那么，它就是只传达感情状态。”［24］128作为美感对象，乐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天然相通，这就使得与“别异”的礼教相比，乐教更多地担负起“和同”功能。《礼记·乐记》中描述二者的区别：“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8］1477以音乐之和缓解礼制之别带给人的压迫感，通过沟通上下等级之间的情感，使人们“和乐”“安燕”而又不逾越各自所应居的等级，最终指向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成为传统礼乐文明中独特的标记。对中国人而言，在严守身份、等级界限的前提下，上下各安其位，井然有序又温情脉脉，这种和谐状态才是最令人向往的社会秩序，才是“先王之政”的典范意义所在，如同《论语》中提到的“礼之用，和为贵”［9］46。

　　因此，天然带有“竞争性文明”色彩的西方文明，“具有与生俱来的扩张、侵略和殖民的本性，追求的是主宰自然和整个外部世界，彰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个人主义与自由”［25］13，在本质上与崇尚和谐之美的中华文明格格不入；即便在反传统、反礼教呼声最高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声音也不绝如缕。自19世纪以来，中国以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为价值追求，融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最终找到了一条既能体现自身文化传统，又能充分彰显自身独特制度优势的新文明之路。

　　这种新文明之路是对“西方文明”主宰下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反思与超越。作为先发、主动的现代化，西式现代化在很长时间、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化的标准样式，成为世界上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标杆。然而，长期的追赶之下，套用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鲜有成功案例；相反，西方国家传统现代化道路存在的难以克服的弊端却日益暴露。如果将现代化视为文明的形式（2），那么它在不同社会、不同国度、不同历史阶段，本就应有不同的形态。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就指出了这一点：“‘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26］444近代中国同样经历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追赶。然而，中国学者逐渐开始反思，它表明中国告别了在资本、技术和文化辖制下的西式文明格局，转而追求和实践“文明新形态”，其精髓在于反身发掘自身文化传统的特殊历史发展，不仅是本体论层面对“现代性”哲学理据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也对价值观层面上的人本理性进行了重新建构。学习、借鉴、批判与超越“现代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新形态对西方文明主宰下现代化发展逻辑的目标超越。

四、守正创新：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的、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文明新形态，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蕴含着解决人类问题的普遍价值的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和坚持了礼乐文明的价值底色和合理内核。“礼者在于所处”，自先秦时期礼义与礼仪分离以来，中华礼乐文明的生命力不再仅仅依附仪节、程式或器物，更依附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是中国人精神文明的标志性存在。传统的礼乐制度和礼乐形态不必复现于当代中国社会，但其中贯穿的以人为本、多元一体、和谐有序、开放包容等一系列价值理念，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思维范式和单一主义的西方文明史观，是当代中国可以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底气所在。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还是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7］，以天下意识、和谐理念和包容精神为根基的文化共同体理念，内蕴着人类共同价值的张力，为建构世界意义的文明共同体提供了创造性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向世界性多元一体文化新格局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马克思晚年极为关注文明的起源问题，他通过探讨文明的起源来寻找未来文明，并通过这种全新的文明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提出“这种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26］572。相较《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类社会形态的三个阶段划分，这种从低级阶段文明中寻找高级阶段文明所必须包含的重要的有生命力的因素的思考，无疑更为深入而连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表明，一个非西方文明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实践，逐步摆脱自近代以来对西方话语逻辑的依附，建构起基于本民族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又充分吸收和扬弃现代化发展理念的新文明形态，向世界交出一份富有说服力的答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带来了更美好的前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继承者”［28］1，社会主义文明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将文明成果惠及世界更多人民。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过程中，“人民的需要规定着社会发展的努力方向与价值取向，构成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29］64，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以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形成的科学认识，同时又蕴含着解决人类问题的普遍价值。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担着世界历史时代文明观念变革和文明形态重构的重要使命，这种变革和重构致力于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为东西文明的融会贯通和新的世界文明的建构，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思想基础。

　　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参加广西代表团的讨论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30］01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又一重要概念，“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和坚持了礼乐文明的价值底色和合理内核，学习和超越了西方文明话语体系中的“现代性”，并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追求秩序的统一与和谐、社会的繁荣与公正，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既是对西方视角的旧文明格局的突破，更是传统礼乐文明的涅槃和更高程度的自觉和完善，为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带来了更美好的前景。

　　注释：

　　（1）有学者将此总结为“礼乐同构”，认为礼、乐本为一体，并且礼包含乐。参见陆建华：《荀子礼学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2）按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定义，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文明的形式。参见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