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华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昌 33003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安全态势和网络空间治理，强调以“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1］的敏感高度重视网络风险，保障网络安全。在当下互联网时代，新的视觉媒介工具偏重图像表意，扭转了传统的图文关系，对“有图有真相”的盲从侵蚀着文化演进所沉淀的智性力量，滋生新的网络安全风险。我们一方面沉浸在图像文化带来的视觉狂欢中，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图像霸权所统摄和侵蚀，用户的浏览、点赞和转发行为都是对图像表征意义的认可。自然灾害图像的张冠李戴，渲染“地震前兆”“山体滑坡”，牵动网民心弦；国外社交媒体平台，某账号利用东航失事照片冒充俄乌战场画面；国内社交媒体平台上，因神似马斯克而引起其本人关注的“中国版马斯克”在获得马斯克本人及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后却被揭露是AI换脸。这也证明，在开放自由匿名的网络平台上，部分用户忽视表达自由的边界，通过技术手段移动、增删、替换图像中的元素，或任意捏造图像与文字的相关性，模糊图像与现实的关系，歪曲图像的真实含义，引发公众的信任危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甚至催生群体极化现象，污染网络文化生态，严重威胁网络安全。

　　当前有大量研究论及网络谣言的影响和治理，但大多以语言文字、新闻报道为考察对象，对图像谣言的探究并不多见。本文围绕网络平台的图像谣言现象，探究其造谣的表征和类型，指明其带来的深远后果和潜在的安全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和治理路径，以期引导网民理性传播图像，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一、网络图像谣言的类型与表征

在读图时代，图像处理技术的大众化，进一步释放了图像造假的可能性，以往用来鉴定真假的技术成为生成图像谣言的工具，正如朗西埃所言“图像的变形或许最能表现图像的当代辩证法”。［2］图像谣言主要有图像造假、文字造假与图文不符等多种表现形式。

（一）图像失真

图像比文字更能生动、真实地再现世界和表达观念。作为视觉化叙事语言，图像建构起拟真视觉景观，使超真实遮蔽本真现实，强化了“媒介真实”对用户“观念真实”的塑造，并深刻影响其认知、判断和行动。图像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中，图像创意与图像美学愈加被强调，网络图像造假应运而生。图像谣言主要有四种生成路径。

　　一是图像造假。内容创造是生产者以真实图像为原型，利用Photoshop等图像处理工具进行个性创造，通常表现为“恶搞”历史名人。如“杜甫很忙”系列插画，不仅虚构了一个热爱游戏、怀抱美女等特征的老翁，甚至扭转性别，将杜甫设计成浓妆艳抹的模样，颠覆了人物在历史中的忧国忧民形象。

　　二是图形重构。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图形重新组合成新图形，本意是通过图形的碰撞激发创作者灵感，后被网民用于改造人物与创造奇观。如将德国城堡与泰国岛屿叠加成不存在的爱尔兰城堡山、将鲁迅的头部与其他人的身体拼接成“肌肉男”等，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获取用户注意力。

　　三是图像裁剪。图像裁剪是运用技术工具删减图像中的部分元素，以突出被保留元素的寓意。如在伊拉克战争时期，美联社记者拍摄美军喂战俘喝水的场景，刻意删减了美军用步枪指着战俘脑袋的画面，掩饰其暴力行为，以宣扬美国的人文主义关怀。

　　四是过度使用滤镜。滤镜是一种通过技术调整图像的色调、饱和度等，重塑图像效果的特殊工具，正常的滤镜一般不会改变事物原貌，但某些使用者为遮蔽事物缺陷，过分利用美化效果。如在社交类APP小红书上，博主晒出“网红景点”的图像吸引用户前去打卡，造就了“媒介朝觐”奇观，而后却因真实环境与图像描述差异过大，被用户打上“图像造假”的标签。

（二）文字转图造假

在传播和说服过程，图像和文字各有千秋，图像生动直观，却不够严肃权威；文字明确权威，却略显生硬单调。一直以来，传播者力求将图像和文字相结合，发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传播效果。为了吸引眼球、谋取私利，一些网民将捏造的文字段落转换成图片，并配上图标、特效等装饰，将文字材料伪装成生动形象而又不失权威的图文报道，一方面发挥图片更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迎合受众的感官需求，追求更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回避平台的文字审核过滤，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传播虚假消息。

　　文字转化为图片的图像造假现象在网络传播场域屡见不鲜。在部分突发事件中，一些网民将一段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因素的文字材料，转化为图片，伪装成新闻报道，让不明真相的群众信以为真，成为网络传播中屡禁不止的“毒瘤”；一些短视频博主将一些谬误知识伪装成科普知识并转化为图片，误导公众，逃避平台审核，后患无穷；一些自媒体账户将带有迷信性质的星座、算命、八字等文字内容转化为图片，在社交网络中广泛流传，在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规范的缝隙中游走，传播了封建落后思想。

（三）图像说明文字造假

图文结合是图像时代的常见叙事模式，然而网络图像文本支撑起叙事的真实性，语言文本却脱离了再现事实的范畴，生产者任意改编、伪造名人语录，建构文字与图像的伪相关性。基于文化名人为自己语录的可信度背书，公众对名人的崇拜与信任加速了伪文的创作与传播，居里夫人、牛顿和鲁迅等人的语录真实性都存疑。如印有“你的智商就像海绵里的水，不是挤挤就有的”的图文，将“鲁迅”二字署名在句末，并以鲁迅的简笔画形象充当图像文本，伪装成鲁迅笔下的文字。

　　冠以名人光环的鸡汤类文本，成为文字造假的重灾区。尽管表情包和网络流行语在娱乐的氛围中推陈出新，但本质依旧是以一种戏谑化的方式缓解生活与理想的矛盾关系。如备考新传研究生的学生借用传播学派学者之口传达“上岸”祝愿，诚然学者与学派是真实存在的，但语言文本仅是学生自我勉励的投射。

　　经典文学作品在图像造假浪潮中也未能幸免，被迫成为娱乐的附庸，消解了艺术应有的灵韵，被世俗社会解码出各种低俗与玩笑意义。如大卫的油画作品《马拉之死》表达的是法革命家马拉被杀手刺杀在浴缸里的画面，伪文生产者不仅将其更名为《伤心的父亲》，还为图像附上“父亲看到儿子成绩单后昏死过去的场景”的文字解释。

（四）图像与说明文字不匹配

在读图时代，文字和图像共生互补，合力托举事实真相，图像直观展示空间场景，文字负责解释事实、还原事实，构成语言学意义上的互文关系。图文不符是指在还原事实的过程中出现的图像与文字错位现象，虽然图像和文字都是对客观事实的记录，但两者针对的却并非同一焦点。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图文不符常被作为境外媒体污名化中国的手段，试图贬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如英国《卫报》报道波音747货机起飞后零件掉落事故时，强行将其与中国相联系，文字指明涉事飞机是波音747—400货机，图像却是一架中国国际货运航空的飞机。

　　在网络时代，真实性构建起用户与媒体间的信任机制，发布速度则决定了平台流量的走向，流量至上的理念强化了媒体对于真实性和速度的追求。能否快速获得现场真实图像，获得的图像是否强化报道效果是新闻生产者的首要观念，若图像获取存在一定难度，就容易出现为了报道效果而张冠李戴、以假乱真地欺骗用户的行为。如武汉晚报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武汉医生的这条朋友圈刷屏了！》，报道了疫情期间一线医务人员的责任与担当，医务工作者们的无畏精神让观看者热泪盈眶，随后照片版权方《羊城晚报》称图片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拍摄的，用于此次疫情相关报道属于张冠李戴。

二、网络图像谣言的多重动因

网络用户基于特定的表达意图和利益诉求，自行篡改图像原貌，虚构或歪曲图像信息内容，背后潜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动因。

（一）表达政治诉求，谋求政治利益

图像具有可视化、易生产、高可信度等特征，可以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维护政治利益的工具，个人或集体通常以图像拼接的方式向权威人士借势，传递政治意图，表达政治诉求。

　　图像传播者的意识形态诉求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正义的图像造假”是行动者持有正义性，在特定的情境中，通过赋予图像以正向积极的情感色彩，表达自己在纷争中的所属立场。“非正义的图像造假”则是为了不正当利益而传播虚假的图像谣言，往往以污名化的形式出现，通过技术实现不同场景与人物的高度拟合来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的秩序。带有反叛意识的个体，利用人们的偶像崇拜与名人情结心理，反其道而行之，将自己的态度施加于被污名者的行为与言论上，打破外界对正面人物的刻板印象，引起人们对正面形象的反思，从而完成自己无声而有像的抗议。

　　在国际传播场域，图像造假成为西方媒体惯用的污名化中国的手段。社会媒介化、政治媒介化已经成为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国际政治关系中，“西强东弱”的传播格局决定了西方媒体掌握着媒介权力，站在既有权力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权力再生产，利用话语权压制中国声音，影响国际社会事实的生产与传播，加剧了国际关系的不平等和国际区隔。西方媒体在种族、宗教、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信息的流动过程中污名化中国，强行建立中国与负面事件的必然联系。图像造假是西方媒体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利用影像处理技术捏造虚假图像，强化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刻意发布图文不符的报道来引导舆论走向，煽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与烦琐的文字相比，一目了然的图像更能满足他者的想象，西方媒体自诩站在正义的立场，打着“有图有真相”的旗帜，加速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扩散，助推西方国家在政治力量的博弈中占据话语权高位，以谋求国际间的政治利益。

（二）寻求流量变现，获取经济利益

图像造假可以追溯到中国历代的书画作伪，两者的造假对象不同，但造假的意图却是一脉相承。纵观中国的历史，一共出现过三次书画造假的高潮，第一次是在北宋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正式出现了书画交易市场；第二次是明代后期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出现，对艺术作品的伪造与描摹成为平民的谋生之道；第三次是清代的中后期到民国，外国资本流入中国市场，书画买卖成为专业化的市场经济活动。每一次图像造假的高潮都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都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目标。新媒体时代的图像造假是传统作伪行为的延伸和演化，通过造假聚集流量、吸引眼球，最终达到流量变现的目的。

　　网络图像谣言是吸引眼球、提升流量的工具。网络存在“内容—流量—广告—变现”的思维定式，内容始终是网络平台竞争的关键，“内容为王”的运作逻辑要求生产者把重心放在内容上，依靠内容吸引流量。图像作为内容的组成部分，生产者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迎合网络上的时事热点，通过故意捏造图像、图文不符、图像夸张等操作煽动用户情绪，扩大话题的传播范围，吸引整体流量池中的用户流量，以此获得变现资本。这种简单粗暴的呈现模式不断刺激受众感官，降低观众审美阙值，使欣赏简化为无意义的扫视，图像至此从艺术殿堂跌落，成为攥取利益的实用性设计，图像与语言间充满表意与释义的张力逐渐消失。

（三）宣泄后现代反讽，释放心理压力

后现代性是从现代性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是隐含在现代性中的理性批判精神、自由创造精神的彻底实现和发扬［3］，“反讽”作为后现代最主要的修辞策略，通过去掉“能指和所指一一对应”之语义的安定性，揭示反讽意义制造之包容、关联和区别的复杂特性，暗中削弱了陈述意义。［4］它衍生于苏格拉底的古典修辞学，而后在不同时代被相继发展成浪漫主义反讽、“新批评”反讽和后现代主义反讽。后现代群体的生活态度发生改变，解构了符号能指与所指间的功能性意义，重新编排与旧意义背道而驰的新意义。

　　图像造假就是后现代的反讽式的宣泄。创作者充分利用图像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在低语境中理解高语境图像文本，或者将图像、文字置于同一图像，通过视觉上的冲突与荒诞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反抗与不满，最终结果是艺术与文化都被沦落为供人娱乐的玩具。具有反讽意味的图像被广泛应用，需要编码者与解码者默契相合，因为编码者将真实图像与反讽的文字放在同一图像中，可视的表层文字只是假装在陈述事实，真实的态度实则隐藏在文本背后，且与文本所表达的意义完全相反，意在嘲讽社会的某一现象，释放心理压力。

　　网络图像造假印证了人类内心深处的游戏意识。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游戏都是先于文化而存在的，伴随着情感的起伏与秩序的自由，宗教、诗歌、音乐和舞蹈等都是游戏的化身，图像造假必然也带有原始的游戏精神，游戏成分隐藏在图像影像的背后，游戏者表现出天生的动物特性，置身于英雄主义的王国中“行侠仗义”，在互联网时代再一次接近古老的躲藏者的游戏。在图像造假的网络狂欢中，文化严肃性消弭于图像的游戏氛围中，图像生产与传播是文化游戏的环节，传播场景内的人都是游戏参与者。荷兰学者赫伊津哈将文化的游戏性界定为：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规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5］游戏功能指向图像的生物学意向，人们致力于诙谐、玩笑与滑稽的术语创造，暂时悬置了忙碌的日常生活，融入所谓的“神圣空间”，以炽热的对抗完成对生活的反叛与宣泄，释放内心久积的压力。个人受社会规则约束，游戏规则暂时划分出了全新的世界，参与者只要完全理解规则，渗透游戏意象中的隐秘语言，与游戏场景相协调，就能在紧张与兴奋中产生愉悦情绪，人们自发聚集在图像生产者预设的游戏空间，共同剥夺图像本身的意义，重新编码符号文本，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取悦，通过游戏过程中的吐槽与讽刺，清空自己的消极情绪。

（四）图像处理工具推动，网络传播技术加持

“方兴未艾的影像制造技术越来越成为支配可视化过程的模式，各种主要的社会程序与体制会根据它们来产生作用。”［6］图像处理技术的升级，降低了拍摄图像和编辑图像的门槛，非专业者也可以参与图像的生产和二次创作，造假变成不足为奇的操作，磨灭了图像最初的神圣性。

　　在数字化技术诞生之前，摄影只是摄影师谋生的手段和特权，胶片不会撒谎，摄影师尊重自己的作品，几乎不存在造假的可能。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摄像设备的普及，摄影逐渐成为普通人的兴趣爱好，以Adobe Systems研发的Adobe Photoshop为代表的专业图像处理工具开始进入市场，使用者经过系统性学习后，可以利用此类软件添加滤镜、抠取图像、修饰图像瑕疵等功能，客观上催生了图像造假的可能。

　　智能设备的升级和普及让图像处理唾手可得。智能手机的出现将图像编辑从电脑端延伸至手机端，软件研发者也顺应媒介演化趋势，将图像处理功能设计成每个人都可以操作的大众化技术，个人可以通过拍照功能实现图像生产和编辑一体化。美图秀秀、黄油相机等修图软件预设了滤镜和图像处理机制，用户把图像置入软件后，可以任意抠图换脸、拼接图像、消除或者移动图像要素等，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造图者”。进入人工智能时代，AI为图像造假注入了新的力量，Deepfaker技术是一种换脸技术，其名字由深度机器学习（deep machine learning）和假照片（faker photo）的英文组合而成，通过编码器在数据库中抓取图像素材，分析素材的数据特征，再由解码器还原图像，就可以合成实现换脸，达到难辨真假的程度。Disco Diffusion借助服务器算法，对库内作品进行合成，让使用者可以通过上传图像为参考作画，甚至借助使用者对想象画面的语句描述生成画面，没有经过美术教育的普通人完成一幅AI灵感作品只需要20分钟，技术的演进让图像造谣唾手可得。

三、网络图像谣言的潜在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7］在现代社会，图像既可以佐证文本的真实性，也可以充当迷惑用户的撒谎者。虚假图像和真实图像同时被生产和传播，导致谣言与真相混杂出现。公众缺乏相应的辨别能力，相信并吸收接收到的信息，产生符合传播者意图的观点和行动，我们被图像“俘获并拘禁”，变成图像所构成的“蚕茧里的茧蛹”［8］，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社会后果，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全稳定。

（一）损坏政府公信力，引发信任危机

社会信任是社会凝聚和运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9］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历史》中提醒，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10］，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为“塔西佗陷阱”，其本质是社会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一旦出现裂缝，此后政府的行为或好或坏都将遭受公众的质疑与批判，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也会陷入低迷状态。

　　政治信任是政府行使公权力的民意基础，而公权力意味着政府的影响力，特别是话语权，如果政府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就能通过设置议题引导舆论，把握整体局势。传播技术升级后，话语权向公众倾斜，网络图像谣言间接影响政府形象，政府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受到挑战。如2020年疫情期间，一张合成的《人民日报》电子版截图被发布在网络上，截图上显示“暂免武汉红十字会救灾物资管理”，而后江苏卫视将截图与湖北省红十字会的官方回应拼接成新闻报道，导致虚假图像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直至人民网发布辟谣消息《网传“暂免武汉红十字会救灾物资管理”图片不实，为恶意合成》，才终止了这场乌龙事件。公众将人民日报视为党和政府代言人，截图被广泛传播依赖于人民日报的影响力，即使虚假图片事件被澄清，但公众对政府机构与大众传媒的信任度已经被消耗，在逆反心理的作用下，可能进一步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二）谋求不当经济利益，扰乱市场秩序

在消费社会中，图像不再是文字的附属物，而是成为资本市场的商品，工业社会的复制技术不仅让艺术丧失灵韵，从被膜拜的神话中跌落，也瓦解了图像的严肃性与传统性，使之成为经济市场的获利工具，“事物所有的自我成长力”被过度展示所替代［11］，当图像逐渐成为能引人注目的流行文化，其在经济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即已涉及视觉消费的诸多领域，各行各业以不同的手段对图像进行“剥削”和压榨，以谋求高额利润。

　　一方面，自媒体通过图像造假吸引眼球、获取流量。账户利用技术合成体系，制造虚假图像吸引用户，优化浏览量、点赞量等可衡量的数据，企图在同行业的流量竞争中拔得头筹，其他自媒体不甘落后、竞相模仿，导致整个自媒体行业的恶性竞争和市场失序，各种自媒体账户为了“涨粉”而制造的特效处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乱象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平台商家借助图像造假开展宣传推广，误导消费者。在南通市市场监管局的专项执法检查活动中发现，某APP上一餐厅宣称店内售卖的是长江渔获物，且菜单内也有“豉油江鮰鱼”“豉油江鲑鱼”等食物名称和配图，而市场监管局人员在店内并未发现长江渔获物，当事人表示长江鱼是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噱头，实际并非长江渔获物。商家深谙“眼球经济”的商业化逻辑，伪造食物图像吸引消费者，以此增加自己的营业额，实际是对整个餐饮市场秩序的破坏。市场经济要求商家在合法的范围内公平竞争，图像作为陈述事实的工具，只能在视觉快感上提升审美趣味，而不能放任市场过度自由化，允许无中生有、捏造歪曲等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行为出现。

（三）助长非理性之风，加剧群体极化

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群体极化”是指个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已经存在一定的态度倾向，经过群体讨论后，朝着原来的方向强化，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并在个人的头脑中占据支配性地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公众的相对剥离感较强，凡是涉及公共卫生安全、贫富冲突等问题的社会事件常常成为舆情的引爆点，图像谣言容易刺激公众的情绪，群体极化也会更加严重。

　　网络空间更容易发生群体极化现象，信息过滤机制筑起信息和观念的“隔离墙”，阻碍着多元信息的交流，相似的观点在回音室效应下不断重复，形成认知上的刻板偏见。当社会事件与自己的观点相冲撞时，情绪冲动压倒了理应思维，极易走入认知和言语的极端。如某学校食堂被反映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后，部分家长情绪激动，与校方人员产生肢体冲突，甚至在取样送检的结果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前，个别家长夜晚潜入学校食堂，随意抛洒踩踏食材，撕破食材外包装，将调味品直接撒在食材上，伪造食物发霉、变质的场景，并摆拍发布在网络空间。这些虚假的图像在朋友圈和微信群内流传，引起社会对该事件的广泛关注，不仅是学生家长，网络上的围观群体也难以查证，凭借几张图像直接定罪学校，指责学校失职，将学校置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演变为不分青红皂白的“图像的暴政”［12］。

　　“图像是某一停顿时刻的辩证法。”［13］这也意味着图像谣言与话语一般具有时间记载与复刻的能力，不仅真实的照片具有交易属性，虚假的时间承载体也变成了随手可得的大众商品。此种伪图像的增生一方面使媒介记忆不再权威［14］，权威的消失意味着大众的尊重消失，而尊重的消失与公共性的坍塌互为条件。［15］另一方面，图像谣言在网络中难以清除痕迹，从而混淆大众对事实的认知。“水猴子”等图像谣言的流传即基于大众记忆的模糊性改写媒介记忆，造成了网络谣言的广泛传播。

（四）滋生图像化谣言，威胁社会稳定

个体在社交媒体上以节点的形式生存，节点间互联构成人际传播关系网络，信息则通过人际关系网络被广泛传播，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由于时空的限制，个人在事件发生时基本处于不在场状态，对生存环境的焦虑等因素迫使图像成为臆测的最佳素材。但图像并不代表真相，很可能滋生图像化谣言。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谣言心理学》中提出了谣言的传播公式：R（谣言）=I（事件的重要性）×A（事件的暧昧性）［16］，而后荷兰莱顿大学的克洛斯认为谣言不能自行传播，其中必然包含人的参与，个人的批判意识决定谣言是否能参与信息流动过程，于是原有公式被升级为：R（谣言）=［I（事件的重要性）×A（事件的暧昧性）］/C（公众的批判意识）。［17］当重要的社会事件发生，而官方信息却滞后时，人们会习惯性地聚集起来寻求安全感，图像谣言披着事实的外衣与事实共同在信息渠道中流通，群体中丧失批判能力的个人在感染机制的作用下将伪图视为真相，导致谣言蔓延，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

　　作为内心焦虑的外在表现形态，图像谣言并未因区块链等追踪技术的出现有所消减，反而在传播技术的迭代中更具有迷惑性，传播者合成虚假的图像后，公众第一时间进行网状传播，被发现是伪图后官方再辟谣，传播者继续生产新的一轮图像谣言，图像生产和传播的速度远远超越辟谣速度，图像谣言持续波动式地影响社会的稳定。

四、网络图像谣言的防范和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治理应该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种主体作用，［7］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随着图像处理技术和网络传播工具的升级，图像造谣的成本越来越低，它所带来的利益却越来越高，图像造假者不断在法律边缘试探，接踵而来的是低俗、造谣、侵权等越轨行为的出现，严重污染互联网环境，从法律法规、监督机构、媒介素养等方面对图像谣言进行有效防范和规制势在必行。

（一）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对图像造谣的处罚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18］为网络图像谣言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基本方向。

　　网络图像谣言需要法律的有力惩治。“谣言”是对未经核实言论的通俗表达，它在法律上属于“虚假信息”的分支，我国关于谣言治理的法律体系涵盖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领域，散布谣言者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但目前还未颁布过专门针对图像造谣的法律条例，依照其他法律进行处罚，彼此间可能会构成冲突。原有的法律体系落后于社会发展步伐，难以囊括互联网上的新兴传播现象，导致有关图像造谣的法律空白日渐扩大，为蓄意造谣者留下了灰色地带。立法部门需要根据已有处罚措施，针对视频、图片和文字等不同类型的谣言，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同时删减和修改不适用于当今时代和可能互相冲突的法律条款，让任何形式的图像谣言处于法律的有效约束和管制范围之内。

　　法治是约束社会言行的底线，任何人的言行都必须遵循法律的规章制度，制造图像化谣言是冲破法律底线的行为，法律对造谣者的处罚不仅起到惩处作用，也是在间接警告试图跨越法律底线的人。在大数据时代，部分网民在技术监控下知法犯法，处罚力度不够是主要原因之一，处罚措施应该具有强烈的威慑性，而目前对无法上升至刑事责任的惩治限仅于封号、公开致歉等，威慑力不足，应该加大对造谣者的惩治力度，强制造谣者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甚至将其与个人的诚信记录相联系，让试图造谣的人“知难而退”。

（二）强化第三方监督和平台把关，维持图像传播的市场秩序

传统的谣言以口头形式蔓延，传播速度较慢，官方掌握着主导话语权，有充足的时间和充分的精力辟谣，所以谣言的持续时间较短、影响力有限。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图像成为谣言传播的新载体，公众通过互联网即时接收图像，不假思索地进行二次传播，图像谣言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脱离了控制，相关部门辟谣速度也远远滞后于造谣。虽然各地监督平台逐渐呼吁公众主动参与监督，如湖南省互联网辟谣平台积极调动群众力量，针对网络空间的图像谣言，特意将“图文不符”纳入监督范围；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也开通了专门的谣言版块，为公众举报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网络谣言提供通道。但是，图像谣言主要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传播，政府与公众脱离社交媒体搭建监督平台，并不能完全阻止图像谣言的扩散与传播。

　　首先，政府部门应该宏观调控，整体布局，联合各社交媒体设立监督机构，利用大数据技术智能监测负面言论，即时捕捉上传至网络空间的图像，尤其对形成传播链的图像严加监控，并在后台通过区块链等技术溯源核查虚实。与此同时，监督机构也可以在社交平台设立谣言举报中心，分别就图像和文字进行辟谣，一方面，鼓励平台用户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监督信息传播环境，及时举报可能存在的虚假图像；另一方面，培养平台用户的基本媒介素养，用户作为图像谣言的传播者，其质疑精神和批判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减少图像谣言的生产和扩散。

　　其次，平台强化审核把关，控制图像谣言泛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下增设“互联网信息审核员”工种，用以制定网络信息的审核规则，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也陆续颁布《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等法规条文，强调网络空间信息真实的重要性，信息审核评估成为维护网络安全的关键环节。各平台运营商应该从信源处强化审核机制，贯彻落实网络实名制的要求，强制用户输入身份信息后方可注册平台账号，从信息源头实时监测用户发布的图像，去除网络匿名性的保护，做到每一张图像都能够被溯源，每一个造谣者都能够被定位。

（三）开发图像智能识别系统，加强人工鉴别研判

一方面，加大图像智能识别技术研发，封堵图像造假漏洞。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发展，图像的视觉伪造能力增强，严重威胁公众信息获取的真实性、科学性，但也推动图像识别技术进入高级发展阶段。图像识别技术是指利用机器代替人类识别图像内容，自动筛选出不符合要求的图像，其运行逻辑主要是通过计算机模拟人脑对数据的识别和处理机制，利用深度学习算法解读抓取的大量数据，反复检测数据的真实性，以此判断图像真假，控制图像谣言的扩散。图像识别技术种类繁多，目前主要有图像分类、目标检测、关键字过滤、OCR以及图像特征检索等，这类技术目前已经能够识别深度伪造、图像拼接、后期编辑等基本图像造假手段，实现图像审核的自动化。但由于图像中通常包含图像和语言两种不同的文本，即使图像特征检索和关键字过滤等技术可以分别识别虚假图像与文字，筛选出传播过程中的错误信息，却无法有效判断图像和文字的关系，鉴别图像和文字信息的真假。因此，为避免网络造假图像成为审查的“盲区”，必须继续深研图像识别技术，加强影像鉴别能力，优化机器学习模型的图像噪点检查模式，建立科学、权威的虚假图像识别系统，快速检测网络图像的真假，判断图像否被细微篡改过，营造良好的信息传播环境。

　　另一方面，保持传统人工审核手段。虽然人工智能审核具有高效、低成本的特征，但技术缺乏人脑演绎推理的思维模式，图像造假的深度、数据样本的齐全性都有可能影响机器的识别能力，导致逃过机器审核的图像谣言在网络空间流传。基于算法的图像识别在检测中存在偏差，人工审核作为最原始的审核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人工智能的缺陷，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各平台可以将内容审核的工作外包给具有审核资质的公司，由公司雇佣专业的内容审核员，以此打通专业机器审核与人工审核的流程。科技产物只是人类发明的工具，人类始终在审核程序中占支配性地位，将人工研判纳入审核程序，与人工智能相互协作，是强化图像审核程序，控制图像谣言泛滥传播的最佳途径。

（四）提高用户视觉素养，净化网络传播生态环境

人的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实现人的现代化离不开媒介接触行为与媒介素养，突出强调对个体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的培养。轻信图像谣言是媒介素养不足的一种表现，个体缺乏良好的图文判断能力，容易迷失在信息过载与信息作假同行的虚拟空间中，接收网络空间的图文信息后，不加判断地进行二次传播。为了营造健康的网络传播生态，广大网民必须坚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正义和节制”［19］，提高自身获取、解读和生产信息的媒介素养能力，实现人的主体性复归。

　　职业工作者要遵守真实可信的传播伦理准则。对新闻工作者而言，刊载虚假图像违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准则，有悖于对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追求。对于投稿获得的图像，新闻工作者要检查图像源文件的EXIF信息，EXIF信息中包含图像基本拍摄数据，凡是经过图像处理软件后期编辑的图像，可以通过EXIF信息被检查出来。同时，源文件只能检查图像是否被更改，无法完全识别图像的真假，尤其是文字内容，为避免图文不符影响媒介公信力，新闻工作者要多方求证文字和图像的真实性，以及图文的相关性，确认无误后方可发布。

　　网民需要增强批判性思维和图像素养。在网络平台上，图像谣言泛滥传播的主因在于网民的批判能力和批判意识的缺位。面对五花八门的图像信息，网民秉持着“眼见为实”的态度，对有网络佐证的信息深信不疑，殊不知图像也是隐藏的撒谎者。网民要自觉增强自己的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学会运用网络工具科学解读媒介图像信息，提升视觉素养，［20］不盲目相信自媒体的图文，自觉抵制和阻隔虚假图像的传播。作为生产者的个人，既是信息生产者，也是传播者，要负责任地行使传播者的权利，不抱娱乐大众的心态，更不能为一己私利，自行篡改图像后上传至网络空间。要增强自我约束的能力，主动核实图像虚实，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能力，助力网络传播生态环境的净化和进化。

五、结 语

图像不会撒谎，但撒谎者却可能去造假，最后呈现的是撒谎者预设的“真相”。如米歇尔所言，“人们用精湛的技艺创造它，用无比残暴的方式毁灭它”［21］，作为纯粹的物质符号，图像本身不掺杂任何政治与经济目的，是图像生产者为控制、说服或者讨好观看者，刻意赋予图像意义，致使图像和文字模糊了真相，成为资本和权力操纵的结果。文字与图像远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接续、相互补充、相互说明、相互滋养和相得益彰的［22］，图像谣言却撕裂了图像与图像、图像与文字之间的特定关系。长此以往，图像谣言会消退用户的审美与判断能力，引发信任危机与社会失序，使媒介空有记录的程序和外壳却缺少记录的内涵和意义，产生的破坏力深入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1］，一方面，国家需要完善法律法规，设立监督机构［23］，平台强化审核程序，加强影像技术鉴别，规范用户网络图像传播行为；另一方面，公众要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自我约束，秉持交往理性，以质疑和思考的态度审视图像，尊重事实真相，营造清朗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