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贵州仡佬族小说家王华的边地叙事开拓了文学中的乡村意象。她把道德失范引入假想性和象征化的纯文学写作中，并后设了一个异质的乡村空间。这个失范的空间隐藏着令人心忧的破坏力，给乡村的主体精神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王华把对现实问题的探讨扩展到乡村文化的思辨上。其中的理论构想、思考洞见和艺术形式，对于探索传统和道德、性别和欲望、正义和文明的关系提供了实验性的材料。由此，我们得以在人和社会的关联中进行反思，在反观城乡变迁的具体情境中突破现实问题，致力于创建积极的人类精神和实践品格。这是王华边地叙事的抒写旨趣，也是她作为一个乡土写作者的理想情怀。
关键词：王华;空间;伦理;边地叙事;乡土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7.42? ? 文獻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3-0160-006
贵州仡佬族小说家王华，以书写少数民族边地乡村的时代隐痛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她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代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雪豆》《家园》《傩赐》被称为“家园三部曲”，这三部作品可以看作是王华对现代文明演进的考察，聚焦于自然环境和道德精神两个要素，揭示乡村无序的社会景象和人类精神的危机。第二阶段的《花河》《花村》《花城》被称为“花河三部曲”，这三部小说从女性、地方和社会的角度展现少数民族边地乡村社会的变迁史，提供了一个从女性处境认识乡村社会的历史视角。
一直以来，与王华作品相关的研究显得过于冷清。研究成果数量稀少，集中于文本个案批评领域，缺少整体性、宏观性的诠释。本文以空间—伦理为考察对象，对王华小说进行宏观性的阐释，力图探讨王华边地叙事中的空间意识，注重分析文学社会主题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关系，分析叙事背后的理性和责任——作家对于社会的独特影响，揭示王华乡土写作的智力品质——超越狭隘文化视野，推动边地乡村写作的意识和方法。
一、家园重建：空间、传统和道德
空间是王华写作中的关键。在家园系列中，王华实际上利用空间建立了一种叙事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王华将人类的生存问题与村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每一个村落中建立一种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认识。由此，这些故事组成了一张危机中的边地乡村图谱，而同时又形成有关伦理价值意象的象征体系。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的生产”理论，他认为空间与历史、时间、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复杂性的关系，空间是在思想和行动过程中被建构出的，空间是生成的。因此，空间不再是地理和几何意义上的那种中性的了。 它可以是被建立起来的乐土，也可以是被破坏的废墟。 空间具有自身的伦理性。 [1]这种空间的建构性认识在王华的小说中比较醒目。常年无雪、漫天灰尘的桥溪庄诡秘丑陋，自由恬静的安沙庄喜悦快乐，大雾弥漫的傩赐庄美丽忧伤。每一个空间的划分都标定了对价值和情感的组织与探讨。这不但可以区分不同空间中的不同问题，还可以在集中的分析中获得对空间和地方性问题的认识。
在《雪豆》中，王华讲述了桥溪庄附近的水泥厂对于自然环境破坏的严重危害，其中性迷狂成为揭示社会秩序混乱最艺术性的表达。如果说从修建佛像到砸毁佛像表明民间信仰在时间中的外部变化，那么乱伦事件则是对家庭和社会内部关系最直接、最快速的破坏方式，表明社会文明在空间中的根本性毁灭。自然的污染、社会的混乱、人性的泯灭，所有事态的发展引发了一个后果——男人死精和女人气胎。桥溪庄失去了最后一点大地的面貌，这是一个再也接通不了历史、社会、道德的，不可被认知的不毛之地。王华将讲述拉入人类的凶险和丑恶之中，即从对自然的关注转向对人类精神的关照，从而把桥溪庄的个体生存经验与对现存问题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性迷狂是《雪豆》中最触目惊心的表达。它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一个相当尖锐的艺术形式将乡村现实问题聚焦起来，并通过人类社会一个颠倒耻辱的印记呈现人类对于自己的捣毁过程。
在《家园》中，王华把处在同一时间中的安沙庄和冰河市两个空间并置，呈现人类家园情感的变迁。曾经的安沙庄山水大美、牛羊成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兴修发电站，村里人被迫迁徙到冰河市。短短的迁徙之途，却彻底改变了安沙人的生活形态。一瞬间，他们失去了土地、亲人和传统，他们遭遇前所未有的饥饿、灾害和欺骗，他们也学着欺骗、偷盗和陷害。如今安沙庄的旧址上毅然矗立着发电站，它为万家点燃灯火、照亮黑夜，也给人送去温暖，它向现代迈进，却让人类自明的信条变得模糊不清。故事的结尾处，为了阻止安沙庄列入市政开发计划，那个名叫依那的男人伪造出曹操墓的遗址，安沙庄成了历史文化名村。王华提供了一个询问问题的视角：如果安沙庄真的能保留下来的话，曹操墓的遗址是否就成为一个严峻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可以成为一种对抗现实的力量，那么首先它是如何从一种被操控和利用的现实中挣脱出来的呢？
在《傩赐》中，我们看到傩赐想要变美好的困难。在这里，乡村是一个女性的形象，而文化和文明则是一个男性的形象。借助这组意象，王华讲述了边地乡村是如何从苦苦挣扎与苦难的爱情中，产生了对于现实生活的再认识。在一个封闭的边地村落中，在善良的秋秋身上，蓝桐看到了整个傩赐的罪恶。在对秋秋出于同情和正义的几次施救中，蓝桐终于发现了他自身的勇气和力量——这是故事内部最活跃的人性力量。雷蒙·威廉斯曾说：“‘乡土’小说最大的弱点在于，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反射，它们排斥了除自己地域之外的一切，不仅排斥了其他地方，而且也把在其内部十分活跃的深层的社会和人性力量排除在外。”[2]对照来看，乡土之作《傩赐》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王华以秋秋和蓝桐之间的爱情作为重构傩赐的基础，同时她又把爱情升华为勇气，是一种令人想到民俗中“桐花姑姑”对于乡村包容和接纳的那种力量。傩赐庄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他们的历史和传统，关切的问题是如何弥合封闭和开放、文明和野蛮之间的裂隙，形成对于家园的眷恋和热爱。尽管重构家园的希望是微茫的，但王华仍然相信人类本性中的美德终将成为自我救赎的力量。“这一美德不可混淆于任何形式的保守主义古癖……相反，事实毋宁是，对传统的充分领会是在对未来可能性的把握中显示自身的，并且正是过去使这些未来可能性有益于现在。各种活着的传统，恰恰因为它们继续着一个尚未完成的叙事，所以就面对一个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未决而可决的特征（就它有这种特征而言）恰恰又源于过去。”[3]《傩赐》标志着王华对家园重建的考察方式，人类和乡村的真正关系，始终表现为如何看待自身的传统和美德。
总的来看，王华继承了贵州乡土文学奠基人蹇先艾的叙事传统。确切地说，其一，将反映边地乡民的故事建立在一个隐蔽的荒凉之所，强化了“老远的贵州”原始神秘的自然环境。蹇先艾的《在贵州道上》《水葬》《盐灾》《乡间的回忆》等作品和王华的家园系列之间存在一种相似性，那些关于边地乡村自然环境的大量描述，非但没有扩展边地时空，反而形成收缩的效应将故事空间压缩，使隐含的、消极的意义具体化，形成压抑的叙事氛围。其二，将书写的焦点集中放大在土风陋习上，指出贵州的“山地文化”中存在很多愚昧落后的思想传统，在批判中寻求理性的空间区划，从而瓦解过去伦理的参照系，促进新的社会空间的形成。蹇先艾的《水葬》《旧侣》《婚前（残稿）》等作品在一个基准的水平上开始了忧伤的批判和对人性的礼赞。其代表作品《水葬》，于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其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中引发了关于伦理道德的思考，而王华的书写以一种具体的形式赋予贵州乡土文学历史演进的探索。这一特征在《傩赐》中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相似性和继承性。其三，探究村落内外文明冲突的问题。这种探讨除了具有人文地理学的意义，还充满对空间和道德关系的深刻辨析。它使道德问题从一种广泛的探讨，变成了有关空间与地方性问题的深刻认识。
二、身体之争：空间、女性与欲望
长篇小说《花河》《花村》《花城》被称为“花河三部曲”，可以看作是王华以女性身体经验为中心写就的边地乡村史。三部小说的开篇都直接表现出空间与女性的关系，巧妙地将三处空间性别化，还牵涉出三个空间同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关系。一提到女性的姓名和命运时，让人联想到的往往是她们的生活空间，而不是形成她们命运的时间或历史。然而，王华将三个空间有效地连接起来形成线性的时间序列，将女性的故事置于时空之流，于是故事不但有了历史源头，而且还有流经岁月的变化，更有女性、乡村和城市关系的种种交织。总之，它随女人的故事延伸而来，在起承转合中让人们看到乡村的复杂与多变。
《花河》在大的历史视角下，呈现近半个世纪加诸白芍和红杏两姐妹身体上的政治暴力。通过对两位女性身体的审视，王华将其中的差异表现出来：一个是白芍随政治变迁越发混乱、混杂的女性身体，一个是红杏超越肉体、欲望和政治之上的女性身体。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形式上的，她们触及王华对于政治与女性身体的看法。首先是女性欲望。13岁的白芍在取宠地主王土的时候就意识到身体是女性的中心价值。她不但把王土的腐败荒淫推向极端，还巧妙地博得他人的同情，她用勤快遮掩内心的贪婪，最终成为王土家产的掌管者。相比较而言，红杏对于身体的态度代替了身体的呈现。她从不臣服于任何人的主宰，面对利用、侵犯和暴力，她顽强地抵抗，但内心不曾累积仇恨和怨怒。
其次是政治运动赋予她们之间另外的差异。身体的媚术赋予白芍借助男人/权力翻身，然而纷至沓来的政治运动不断产生异质的现实。于是白芍在选择身份和利用身体上显出惶恐，而其身体经年累月的伤痕也暴露出媚术的脆弱和羞耻。迫害妹妹红杏让白芍感到异常恐惧，但她还是选择站在当权者的一方，充当政治的急先锋。白芍的实质就是保存自我。她的欲望盖过了一切，这也注定了其身体的困厄和苦行与精神的胆怯和狡黠。在动荡的政治年代，人的身份里包含着太多的投机和伪装，而道德的机制也发生改变。同时，媚术所固有的狭隘很容易引发各种冲突，其中仇恨、自私和怨怒是政治无意识，但在客观上却强化了政治的绝对视域。就此，身体很容易被政治吞噬，很容易让大行其是的媚术危机重重。而与白芍截然不同的是红杏，她可以将个人的生命意志与政治、权力割裂开，将个人主体性的实现置于世界的边缘，于是被容忍的和被谴责的在她心中失去了明确的界限。就在王土将被枪决的时候，红杏提出与王土合欢。这是王华十分大胆的一笔，也是一个跨越生死的提议，这使它看上去既荒诞又圣洁。红杏对于身体的理解，在她与女儿之间也产生了特别的关系。这一次红杏将身体转换成性爱的宣讲，而女儿栀子正借助引导从人生的至暗处走出来。红杏把身体的力量置于伦理道德之上，她借助身体的行动因此得到了新的意义。身体不应该成为囚禁生命的世俗之地，人也不可能在摒弃肉体的同时获得精神的价值。对于王华来说，描写女性身体在历史和政治中的状态，主要是为了描写两种人生观的交锋，她就是要在这场交锋中表现女性的两种历史。即便她们的人生无法在一个统一的层面上进行归纳，但她们却共同构筑了《花河》历史的维度。
《花村》可以看作是王华最激进的作品。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王华的乡村叙事显然是一场道德论争。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催生出大规模的“打工潮”，年轻的壮劳力出走乡村，一时间“空心村”成了很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夫妻长期分居，双方都忍受着孤独和情感的煎熬。久而久之，出现了两种特殊的家庭关系：一个是乡村内部的家庭乱伦，一个是城市里的露水夫妻。正是在乡村传统家庭结构瓦解的层面上，王华描写了留守妇女独守乡村的艰辛。她们整日来往于田地和作坊之间，还要独立肩负起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全部责任，但是她们私密性的情感一直得不到及时的安慰和关照。在负担和肩负中，身体上的道德约束越来越多，而她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失去的也越来越多。我们惊恐于年轻媳妇和男性长辈，甚至是村里疯子、傻子之间情欲宣泄的混沌场面。在封闭虚弱的花村里，男女老少堂而皇之地挑逗、遮遮掩掩地偷欢、鬼鬼祟祟地偷听，他们干尽了丢人现眼的事，但是他们转而把这称为“渡人”，渡人于苦难、渡人于欲海。所有这些都颠覆了乡村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直接导致乡村的衰败和毁灭。
王华围绕花村中女性身体的困厄，勾画出城乡之间道德变迁的历史。这部历史的发展是否理所当然地要以牺牲乡村为代价？还是乡村本就处于自然的衰退中？乡村究竟是负罪者还是负债者？城市在把自己引向文明的时候，是否珍惜过乡村的忍让和牺牲？还是说，城市在把自己引向更高价值追求的时候，应该把文明和向善带入发展的同步进程中，关注乡村在这场历史变革中的需要和被需要？被城市抛弃的女孩木子带着刚出生的孩子返回花村，与村里的傻子组成了家庭。这是王华根本而直接的提问：乡村退缩式的重建意味着乡村会重振旗鼓吗？还是就此已经宣告乡村会彻底消失？年轻的媳妇们集体地向城市奔赴而去，乡村还剩下什么？还能保留什么？正是由于急速的发展变革，传统、民俗、观念、情感、责任、义务，等等，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它们在其中被重新看待、对待和估价，与此同时也形成新的需要、渴求和希望。对于传统的违反和新生活的追求形成了亟待解决的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个过程是非常迅速的，而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还没有及时跟进。但事实毋宁是，乡村的隐痛就是整个社会的隐痛，可以预料到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招致牺牲乡村的报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华把受情感煎熬的女性身体推到台前，在读者的阅读中引起强烈不适感，促成某些艺术效果，形成对于小说问题指向的意义功能。《花村》是王華笔下最脆弱的一幅乡村景观图，从中传达出深深的失落感。王华还是无奈地把花村交给了弱者。这样的处理成了《花村》所要表达的重点，花村就是城市留给乡村挥之不去的伤痛。眼下的花村只是遥对城市的一个乡村意象、一个衰败不堪的故里。
《花城》显然是《花河》和《花村》的续篇，《花城》呈现了打工妹的两种身体形态：一种是受工业化损害的劳动者的女性身体，一种是介于宽容与压制之间的女性身体。对金钱草的书写，王华呈现了女工被劳累、长久劳作、恶劣的工作环境拖垮了的女性身体。她们处于封闭的状态，集体生活在工厂里，有严格的作息安排和工作要求。每个女孩自身都被强有力的“女工”之名概括。她们被抽象为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大规模、批量化、规范而富有经济性。“这种压榨式的经济使城市文明成为可能。它痛苦地编织出‘城市’与‘农村’的内涵。”[4]但现实并不止于此，因为无法获得暂住证，她们成了治安管理中最受诟病的对象。任何人都可以抓捕和惩处她们，而她们避免不了被罚款、被拘留，甚至是被强奸。女工们的身体不但是被经济压榨的身体，同时还成了任人驱赶和侮辱的身体。她们的心灵手巧和劳形苦心，与正在发生的城乡变迁融合在一起。
王华还书写了冒险做传销、诈骗和卖淫的女性身体。与工厂受机器管控的女性处境不同，这些女性试图直接利用和控制自己的身体。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概括为冲动、欲望和贪婪，然而谴责是否可以取代工业化的经济压迫，还是可以制止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欺辱？她们之所以在城市沦落，就是因为她们游离于社会管理的视野范畴，得不到及时的帮助和指导。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群打工妹们未能结成统一的集体，她们分散行事、各有各的主意和盘算，但最终她们又都被局限在相似的、危险的处境中。她们把花城看作是自己的彼岸世界，然而到头来这个彼岸世界以一场残暴的械斗把自己埋葬。她们身体上已经附着了最沉重之物，精神上亦如此。如果说城市文明代表着进步的理想，那么她们为何会和正义、道德失散？王华指出了当前社会的“非社会性”的问题的不良作用——“而人类社会的‘非社会性’（这无非是所有个体成员的集体自我的非社会性）以及与之相随的所有这些个体对个体性、优越于其他个体自我以及独立性的感情，造成了该社会的伦理问题”。[5]
王华的“花河三部曲” 从女性的精神空间中更进一步地衍生出一个社会历史空间。在这里，各种政治的、制度的、歷史的、权力的力量围绕着女性的身体并打上种种标记，记录着所发生的一切。 在乡土文学中并不缺少此类创作，然而王华的特点却在于持久地把乡村作为空间来关注，把女性的不同观念看作是一种“可视性”矛盾的社会趋势，从而呈现一个敞开的既圣洁又不圣洁的女性空间。这是一个由女性的生活、感知和精神形成的空间，它有着自身的文化或文化模式。这是一个绝对的同时也是相对男性的女性空间、相对中心的边地空间。
三、边地乡村：空间、正义和文明
王华对于空间的关注，首先表现为她对于乡村现实问题的揭示，诸如自然环境恶化、传统文化衰落、民风民俗遗失、社会关系变化等。虽然各个空间都是独立的，但它们却以相互联系的形式表明乡村内部的紧张和纷乱。由此也阐明由于城乡变迁而造成的城市和乡村明显的差异和对立。在王华的创作中，可以看见的是被破坏的乡村对应崛起的城市。这种“相对”远非空间、经济和精神上的对立，它致力于表现在一个不断扩展的世界里人心与人心之间具有威胁性的鸿沟。
王华写作中隐含着对一个失范的人类世界的揭示，即便桥溪庄和花村都在向情欲的煎熬做着最后的抵抗，但是一种威胁性、无法控制的强力以迅猛之式扑倒了乡村，也捣毁了它的尊严和品格。王华预告了乡村的沦落，并澄明乡村沦落的过程。 卢卡奇的分析可作为重要的提示：“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是由生活中形而上的不和谐来规定的，它把这种不和谐作为一种自身内完美的总体基础来加以肯定和塑造：由此产生的世界的情绪特性、人和事件的氛围都是由威胁着形式的危险所决定的，从这种危险中尚未产生出完全化解了的不和谐。”[6]
王华的书写扩大了留守妇女内心的压抑程度，制造了一个被女性情欲笼罩的乡村，指明了乡村的疑难问题。王华意识到乡村与女性关系面临着深刻转折。当年轻男性都进了城，女人便占据乡村主要位置。王华一直在留守妇女身体上叠加各种内容，诸如寂寞、孤独、疲倦、劳累、情欲，如此等等。女性的身体被欲望和空虚占据了中心，这一表达在无意识中揭示了一直被掩盖的乡村女性的生存现实。她们不是乡村的主体，一旦社会发生变化或者离开男人，她们便会失去生活的重心，变得惊慌、脆弱、极其不稳定。王华的意图非常明显，她要探究留守妇女的身体形态，以便在乡村谱系中加添另一种乡村样态——乡村不再从经济形式、文化模式或地理形态被定义，而是作为情感的需要、精神的支柱、欲望的场所为人们所认知。
《花村》在城乡变迁描写上的突围，打开了一个由留守女性标定的乡村世界。女性精神的缺失成为乡村沦落的根本原因。肉体的欲望加深了精神匮乏的程度，然而乱伦更加剧乡村的腐败。这一块土地上再无代际传承的乡土精神，也失去自创未来的民族精神。王华在创设花村的同时也强调了乡村的社会秩序是以男性为基础。仅靠男耕女织的方式维持乡村的发展已经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从现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出发重新组建联合体，从而把留守妇女从精神的困厄中解救出来，激发她们的主体意识和社会意识，让她们找到自己的出路和乡村的出路。王华对于“乱伦”的描写恰好作为一种形式的难题，成为《花村》中最刺目的艺术表达。但它也确实通过伦理力量和审美力量的合力，把城乡问题引入一种有效的区分。这种区分不只是反映社会变迁中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打破故有的城乡对峙的观念。未来乡村的建设必然是由更多女性主动积极参与的，它也将在新的价值和意义上诠释正义和文明。这是花村的历史过程，也是许许多多个花村必经的历史过程。
托马斯·索维尔曾经指出：“知识分子与其他拥有构想的人相同，都有着某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转、什么事情会引起什么后果的直接感觉。有这样一种构想，它使得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往往成为其拥趸，它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将其自身区别于当代社会其他人群中流行的构想，或者也使它自身区别于早期流行于精英或大众之中的构想。”[7]那么包含在王华乡土写作中的社会构想是什么？她内心深处是怎样一种乡土情怀？她最终要在写作中抉择什么？可以看到的是，乡村和女性之间的关系结构变化，不但包括王华纯粹深思最内在的东西，更有展开来与这个时代相关的颇具代表性的信条。这种表达始终与她塑造的女性人物紧密相连，也与王华本人的伦理观形成统一的关系。在她的六部长篇小说中，可以说《花河》和《傩赐》在形式和意图、美学和伦理之间反映出王华对于乡村决定性东西的把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们一再地显现出处于乡村边缘的女性映像，尽管她们对现有秩序进行最彻底的反抗，但是她们仍然把存在和生命的尊严归属给了乡村。
在《花河》中，王华创造了超越权利、政治和伦理之上的女性人物红杏。人们不能忘记，性爱在她自身行动中的那些大胆场景。王土作为专政对象被执行枪决时，她提出要与王土再合欢一次。在生活受到禁令限制的政治时期，花河冰冷的河水里汩汩地流淌着她和一个男人极尽热烈的欢愉。她甚至无所禁忌把性爱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传递给精神萎靡的女儿。对此，有论者指出，这些性描写显得粗俗且不可信，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且损害了小说应有的严肃和高尚的审美品格。[8]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王华的书写恰恰表明红杏这一人物并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典型性，但她的确又是特立独行的。就此而言，红杏本身也是一个典型。她的性爱行为并不意味个体的屈服或堕落，更多的还是一个反抗者的挺身而出。她所做的一切旨在表明，通过她的身体让那些衰萎的生命个体可以在激烈的政治岁月中体味到一丝生命的温情和力量，人们便可以不被一个无可挽回的世界全部吞没。在这个意义上，王华的书写正在澄明一种女性生命的本质，即把女性的生命本能地看作是不被利用、征服的不断演进的正义之躯。这是从乡村中摄取的女性精神，既可以重新审视过去，亦可以指引未来。
在《傩赐》中，王华则塑造了一个从厌恶和死亡中挣扎出来的忍辱负重的女性人物秋秋。她从傩赐的受害者转变为行善者，她对于命运的态度亦如对于傩赐的态度，在反抗现实的过程中培植了对于现实的巨大同情，并据以作为区别善恶的依据。为什么秋秋会在惊恐和痛苦中激起仁慈的情感？她为何能够谅解那些不义和不道德？她為什么可以放弃与乡村的对抗，而乐意把自己的幸福抛弃，选择在苦难中建设秩序？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年代里，对《傩赐》的提问不应该单单考虑秋秋的行为动机，而应以此为视点去观察整个乡土社会的现实，从而获得更加全面的经验性认识。正像王华指出的那样：“《傩赐》中一个女人嫁三个丈夫，在现实生活中看似不存在，但纯文学就是要研究这种可能。”[9] 王华正是意识到乡土写作应该突破对现实的批判，从思辨的思路中开掘新的问题意识，从而在全面的思考中分析乡村现实问题。面对今天的乡土写作，《傩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展现了一个外来者（秋秋）对乡土传统文化的接续。这包含着王华对乡村的尊重和理解，也是其乡土情怀的真切表达。对秋秋的塑造表明，王华要在经年累月被大雾包裹的傩赐里寻找到太阳。这种对乡村文明的理解，将不再表现为一种批判或反叛，而是作为有关乡村尊严的理性被接受。乡村并没有丢失正义和文明，正义和文明交织于我们对于历史和传统的理解中，《傩赐》中的秋秋将这个道理讲述了出来。
结 语
在对边地乡村的书写中，王华呈现了一个动态的乡土世界，它们连接而成为一个整体，一个有关乡土中国的地理图示。同时，她又引入边缘与中心、空间与道德、正义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意义上对乡村展开新的观察和提问，形成了一种从纯文学视角开拓乡村认识的写作实践。更重要的是，她把一种女性的空间确立为一种表征性空间，于此，“边地” 已经作为方法和问题来讨论。王华把边地乡村女性化时，就已经为写作明确了属性——她用性别强调文明的独断，从而引入边地世界里隐藏的历史和力量，以异质性确立边地的正统和公共身份。她的创作是艺术化的，也是本土化的。她赢得了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美名，也获得了一个思想者的称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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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世进.血泪写心史? 悲悯赎罪孽——评王华的长篇小说《花河》[E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3/2013-06-20/165098.html.
[9]曹雯，王华.仡佬族女作家王华：与人心走得更近[N].贵州日报，2015-02-06（13）.
（责任编辑 黄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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