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传播中群体类别化标签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其生成与流行往往伴随着复杂的话语建构过程。以“小镇做题家”观之，文本层面，在场与缺席的三组概念之横向组合及纵向聚合，赋予这一标签以特殊意义。话语实践层面，负向情感的相互交织和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需要，成为话语生成与扩散的动力，且公共传播中的话语接合又使其在破圈过程中出现复杂的意义变迁。社会实践层面，一方面，话语源于社会现实，这一标签式话语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镜像再现，反映了寒门大学生所遭遇的双重脱嵌困境;另一方面，话语建构社会现实，这一话语也体现出小镇学子通过话语建构实现“逆袭”的心理。
关键词：网络群体;类别化标签;“小镇做题家”;话语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3-0148-006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方法
近年来，伴随着各类网络流行语的盛行，网络场域中自发产生的标签化行为也开始层出不穷，这种网络标签往往表征着某一特定的群体类别并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与意义。无论是“白富美”还是“名媛”，抑或“社畜”还是“打工人”，这种类别化标签大多是以话语建構的方式进行的命名。无数具有相同特质、类似经历的个体在标签之下得以聚合，因而标签不仅能够起到划分群体的作用，又能通过群体之特征折射不断变化中的社会现实。当下，网络标签因其自身逐渐扩散的影响力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比如，有学者讨论了佛系标签下的“90”后青年价值追求的变迁[1];也有学者以“打工人”这一群体标签作为研究对象，将“打工人”的迷因传播与网络文化环境以及网民的自嘲心理联系起来，为其标签扩散提供了合理归因[2];还有学者则进一步跳出标签的内在意涵，将其与商业领域相连接，考察了品牌在营销过程中利用群体标签对受众展开说服的营销策略。[3]不过，这些学者围绕网络标签这一现象所展开的分析，往往更多地关注标签使用者的心理动机，而忽视了网络标签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静态探究标签自身的文本内涵，而缺少了对网络标签复杂的话语建构过程的考察。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将以“小镇做题家”这一典型的网络群体为例，从话语建构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其类别化标签的建构，通过分析其生成与传播的过程，揭示标签式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2020年5月10日，豆瓣平台成立了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小组，在这个小组中，求学或毕业于985和211高校却自称“废物”的青年人分享着自己的失败故事。他们在交流中发现，经历各种不如意的小组成员们却大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出身小镇，通过埋头苦读和擅长应试跻身名校。于是，他们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新的群体标签——“小镇做题家”，并开始组建新的网络社群。这一网络标签诞生后激起了众多青年的共鸣，迅速出圈，随着媒体的跟进报道，一时流行于各媒介平台，成为一个网络流行语。
“小镇做题家”看似是一个称呼，一个概念，一种身份标签，但其生成与扩散的背后涉及复杂的话语建构过程。本研究主要采用英国著名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竭力探明以下问题：“小镇做题家”话语是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的？它缘何出现，又为何会被扩散至公共话语空间？其话语实践过程体现出何种社会文化意义？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首先以“小镇做题家”为关键词，在豆瓣网的“985废物引进计划”与“小镇做题家”小组中检索出1861篇文本，采用人工筛选的方式，选取相关文本331篇;之后，依照“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的三维分析框架，在对文本话语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小镇做题家”话语从个体框架拓展至社会框架的过程，进而透视这一话语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内涵。
二、文本：标签话语的在场与缺席
概念是话语的基础构成单位与符号载体，话语的想象力往往是在概念维度上展开的。[4] “小镇做题家”作为一个复合体，可以被视为由“小镇”“做题”与“家”三个独立部分叠加而构成的一个独特概念，围绕这一概念产生了诸多话语表达。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不难发现这一概念中的三个部分又分别指向空间、行动与行动者，网络标签的各种话语建构正是围绕这三者，通过在场和缺席的二元对立来展开的。
（一）空间：小镇与城市
“小镇”与“城市”是典型的空间区域单位，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看，二者之间是一种空间关系。“小镇”代表着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社会资源和狭窄的视野，而“城市”喻示的则是发达的经济、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开阔的视野。做题家话语中时常可见关于这种悬殊区隔的感慨。
我出生于一个小镇，进大学后发现自己跟别人视野真的差异很大。[5]
由于显著的资源差异，从小镇到城市常常是小镇学子的理想。在“小镇做题家”的话语表述中，“小镇”与“城市”的空间对立关系时常被转化为“起点与目标”之间的动态关系。在这种语境下，“小镇”与“城市”分别成为了这些学子实现社会流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离开小镇进入城市表面上看似乎是水平的空间流动，实际上，这种横向流动的背后暗含着纵向的阶层跨越的含义，因此在城市扎根往往成为“小镇做题家”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
（二）行动：题海战术与素质教育
从行动方面来考察，做题家话语中的“做题”更准确地表达其实是众多学子挂在嘴边的“刷题”，它指向的是“题海战术”——一种应试教育的标准路径。身处应试教育的环境之下，为了获得高分，实现自己的升学目标，刷题就成为小镇学子自觉的行动选择。而且，为了迎合“唯分是举”的评价标准，他们往往只在意自己能否借此行动路径成为应试教育体系下的“成功者”，既无兴趣也无时间关心自身其他素质的提升。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
初中开始就每天五六点起床，晚上十点下课，日日夜夜都在昨天。初中每周放半天假。高中则是每个月两天，同样是从早到晚做题。我没有时间留给我自己和我的爱好。[6]
其实，这种看似主动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一方面，“小镇做题家”由于所处环境中教育资源的匮乏，并不具备接受素质教育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及家庭教育理念的局限，他们相信以升学为目标的应试教育更能助力其实现梦想，而强调受教育者思想品德、能力、个性、健康等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在他们听来并不实际。因此，他们在文山题海中拼搏，不过，素质教育的缺位让他们在考上大学步入城市，面对多元能力需求、多元评价体系的时候，经常会感到力不从心。
（三）行动者：专家与普通人
在汉语中，“家”通常是指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有丰富实践经验，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不过，学生的做题活动显然并不适合被归于此范畴，而擅长做题的学生被称为“做题家”，显然有夸大与戏谑的成分。所谓“做题家”，实际上就是一群普通的小镇学子，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眼界等各项指标平平无奇，唯一的长处就是刷题。一旦考上大学，进入一个对人的综合素质有着更高要求的环境中，他们的“短板”就会暴露出来，成为继续发展的障碍。在“小镇做题家”讨论小组中，有一位网友曾发帖调查：“作为小镇做题家，你们认为自己的主要短板在哪里？”[7]在豆瓣网友的回帖中，“眼界”“见识”与“沟通”是最常被提及的几个方面。正是眼界、格局、社交能力等方面的不足阻碍了“小镇做题家”们的进一步发展，这时再回看“做题家”这一标签，确实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三、话语实践：生成、扩散与变迁
通过剖析“小镇做题家”的文本结构，我们明晰了这一话语的特定含义。然而，话语的意义不仅与文本有关，还与话语的实践过程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小镇做题家”话语的生成与扩散缘由，以及在扩散中经历的变迁过程，从而在动态与发展的视角下理解“小镇做题家”为何能成为一种流行的群体类别化网络标签。
（一）话语的生成：身份认同的情感动力
当我们从静态的文本走向动态的话语生产过程时，首先就要弄清楚这一话语缘何而生，其背后的主要推手与动力是什么。考察有关“小镇做题家”的各类文本，笔者发现，一篇篇个体故事在共同的网络群组交错叠加，相似的经历为做题家们带来了相似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推动了新话语的产生。具体而言，这群号称“小镇做题家”的青年学子，一来都是头顶高分光环考入名校的学霸，以前深受老师的器重并被同学仰视;二来都出身小镇，身上不仅承载着整个家庭的期望，而且他们也有较高的自我期许，教育对他们而言还绑定着出人头地的遐想。然而，当他们凭借高考这块敲门砖推开名校的大门，却发现生活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一方面，大学的综合考察与评价体系让习惯了应试教育的他们有些“水土不服”，干巴巴的成绩不再是人生的全部筹码，他们在多元赛道的竞争中体味到的是深深的挫败感与乏力感。有一位就读于北京某985大学的网友就发出了如下的感叹：
同学们都很优秀，课堂展示，各种比赛上表现出来的素质都让我很佩服。而我……论文写的一塌糊涂，对各种竞赛，调研，国创也厌恶至极。 [8]
另一方面，他们发现自己早已输在了起跑线上。城市孩子所拥有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人脉资源、得体的谈吐与举止，让出身小镇的他们只能羡慕。
我们知道，当情境中的行动者预期与经历高度不一致时，情感唤起也就随之发生。[9]当施展才华、出人头地的期待纷纷落空时，面对社会现实造成的落差，“小镇做题家”们开始为自己的底层出身感到自卑，对自己的发展不顺感到痛苦，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焦虑。在这三种相互交织的负向情感的萦绕下，他们产生了自我怀疑，并开始反思自己是如何从希望之星陨落至平庸之辈的。在这种反思中，他们看到了自身的局限，也怀念昔日的辉煌，于是在巨大的情感落差下，为自己贴上了“小镇做题家”的标签。简言之，上述几种交织的负面情感是這群小镇青年将自己命名为“小镇做题家”的原初动力。
事实上，这群学子既不同于当年那些没考进大学的人，也不同于那些由城市考入大学的人，他们处于这两端之间。从这群小镇学子在豆瓣小组的互动交流中不难发现，他们凭借题海战术考入名校，与那些没考入大学的小镇学子相比，他们是被寄予厚望的“寒门贵子”;但与来自城市具有巨大优势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却只是“高考暴发户”。正是意识到这种种差异，他们也迫切想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换言之，他们需要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有学者早已指出，身份认同包括对自己所归属群体的同一性和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的认知。[10]于是，基于对“我群”与“他群”的划分，这群小镇学子对现实语言进行重组，在网络空间中生产出这样一种新的话语来指代自身。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主体可以通过建构新的话语来重塑身份认同。[11]而“小镇做题家”的话语生成生动地再现了这一逻辑，新话语与新标签此时标志着一个新群体对身份认同的建构。
（二）话语的扩散与变迁：从个体走向社会的破圈
如前所述，“小镇做题家”是个体为寻求身份认同而进行的自我命名。但此话语一经生产出来，便迅速引起了广泛的传播与讨论，在此过程中，经由动态的话语接合实践，其意义也在不断变迁。沿其扩散路径，我们不难找到这一话语变迁的轨迹。
早期的“小镇做题家”话语聚焦个体经历，主要在具有趣缘社群性质的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与“小镇做题家”中传播。这些寒门学子在大城市的生存游戏中踽踽前行，因缺乏试错成本与人脉支持常常无奈且焦灼地感叹命运的不公，于是，“985废物”与“做题家”这样的小组成了他们互诉心声的场域。当他们的成长故事、失意经历以及自我反省等各种话语大量生成并聚合于新媒体平台时，这些“小镇做题家”们突然发现他们所面对的并非是个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正是这种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触发了大批小镇学子的情感共鸣。在这种情感共鸣的驱动下，关注、分享、转发、评论等行为随之发生，“小镇做题家”的诸多话语表达于是被带进了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并迅速引起围观。随后，光明日报、澎湃新闻、南方周末等新闻媒体以及微博大V、自媒体人纷纷跟进，撰文发表对“小镇做题家”的看法。由此，这一话语开始破圈，走向公共领域。在传播过程中，“小镇做题家”的话语实践开始超越微观的个体成长框架，被建构成一种流行于公共领域的社会现象，一种社会机制层面的质疑与反思。围绕这一身份标签的，有对阶层流动、城乡二元结构、教育资源分配以及教育体制的探讨，也有对同辈压力、青年生存状态的关注。总之，“这个带有自嘲意味的名词走红背后，不仅透露出位于城乡之间的无数小镇的生活面貌，更揭示了教育公平这一宏大命题背后的结构性难题。”[12]从以上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话语的扩散，“个人困扰”这时已经被明确地转换成“社会问题”。
在此后的传播过程中，“小镇做题家”也不时被“接合”到其他话语或议题上。“接合”这一概念从理论来源看，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阿尔都塞和葛兰西，而真正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并作出明晰阐述的是拉克劳。[13]另外，霍尔也同样对接合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让“接合”成了“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产性的概念之一”[14]。在霍尔看来，“接合”是在一定条件下使两个不同的元素形成一个统一体的连接形式。[15] 比如，当“小镇做题家”话语与性别议题相连接时，诞生了“女性小镇做题家”这一新名词，它承继了原来“小镇做题家”的内涵，但又折射出女性所面临的性别歧视与婚育压力等问题。而当“小镇做题家”话语被接合进关于婚恋议题的讨论时，这一群体又被赋予了“凤凰男”的新含义。再者，当“做题家”们一贯信奉的自我奋斗变成了一种疯狂的“内卷”行为，意识到凭借自身努力根本无法实现阶层跃升时，他们又开始用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合理化自己的人生抉择，这也为当下流行的“躺平”之说提供了合理性。当然，接合绝非是静态的，它实际上是“解接合与再接合之间的一个斗争过程”[15]。有关“小镇做题家”的各类话语也正是在一种动态的“接合”实践中经历意义的变迁。
总体来看，三种相互交织的情感推动了“小镇做题家”话语的生成，而社会问题所激发的情感共鸣是该话语扩散的主要动力。以后，随着破圈扩散，传播过程中各类话语的“接合”实践又使得这一话语的意义产生漂移与变迁。
四、现实镜像与抗争实践：话语的深层意涵
批判性话语分析注重将文本分析与社会语境连接起来，将话语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情境中进行考察，进而揭示话语背后的复杂内涵。沿着这一路径，我们进一步将“语言‘内嵌于’社会文化本身”[16]，去考察“小镇做题家”这一标签式话语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并思索其话语实践所呈现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作为现实镜像的话语：“小镇做题家”的社会嵌入与脱嵌
话语由现实社会所形塑，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镜像反映，其生成与扩散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复杂社会问题。“小镇做题家”话语正是这样一种现实表征，映射出社会变迁语境下小镇大学生在发展过程中遭遇诸多现实阻碍进而发生脱嵌的经历。
以前，考上大学常被人们戏称为“鲤鱼跳龙门”，那些出身寒门的大学生往往被称为“寒门贵子”。从这一说法可见，高考能够帮助贫困学生改变命运，从金字塔的底端上移，实现新的社会嵌入。一般而言，社会嵌入包括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嵌入。从结构性嵌入的视角看，读大学基本能确保这些寒门学子拥有一个锦绣前程，帮助他们实现梦寐以求的向上流动，完成阶层跃升;从关系性嵌入的视角来看，他们在进入大学后，通过与大学同学结成稳定的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与学历所代表的文化资本同样重要的社会资本。当然，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并不是独立运行的两个体系，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17]这些寒门学子积累的社会资本越多，越有利于他们牢固地嵌入新的社会阶层，也有利于以后进一步地向上流动。
但如今，这些寒门学子却在流动的过程中被悬置于一个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位置，陷入了双重脱嵌的窘境。一方面，他们脱离了原有的社会阶层，而更高的社会阶层又难以进入。我们知道，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大学文凭逐渐贬值，学历已经从“社会流动的良币”转变成“求职的入场券”[18]，传统的通过上大学实现阶層跃升的通道越来越狭窄。这也意味着，这些“小镇做题家”很难仅仅凭借读了大学就进入到更高的社会阶层，取得与其学历相当的社会地位，实现人生的逆袭。另一方面，他们还面临着社会关系网络脱嵌的困境。这些寒门学子从小镇进入城市的高等院校，毕业后又大多留在城市，与早年家乡的人际关系已渐行渐远，故乡成了他们“回不去的远方”。但与此同时，城乡文化间的异质性又让他们遭遇新的困境，由于早年生活环境及成长经历的限制，这些寒门学子往往见识不足，甚至还有些许自卑心理，这也让他们难以真正适应和融入新的环境，与新同学或新同事建立一种融洽的关系。由此可见，“小镇做题家”标签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类话语无非是对这一双重脱嵌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它以略带戏谑化的成长叙事来揭示那种让人不安的社会断裂。
（二）作为抗争实践的话语：从自我污名化到对立认同
虽然话语是由现实建构的，无法摆脱语境的限制，不过，主体同样具有能动性。“小镇做题家”这一网络标签就是主体为了摆脱社会困境而建构的一种抗争性话语。从其抗争实践的具体过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自我污名化与对立认同这样两条线索，前者是主体发起的一种软性话语抵抗，后者则展现为一种抱团取暖式的直接抗争行动。
正如前文所述，令“小镇做题家”们难以接受的不只是失败，还包括纵有过人之处却仍要泯然众人的无奈，是明明见过更高远的天空，却只能安守柴庐的不甘。在这种情感冲击之下，他们出于自卫动机，开始自我污名化。不过，这种自我污名不同于帕特里克·克里甘（Patrick Corrigan）所定义的“当公众污名产生之后伴随出现的自我低评价和自我低效能”[19]，它是个体主动通过自我贬损、自我降格、自我矮化而完成的自我命名，换言之，就是自己为自己贴上负面标签。学者早已指出，“贴标签过程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权力分配结构”[20]。不过，在传统的贴标签理论中，一般都是有权势的社会阶层给那些弱势群体贴上标签。而在这里，“小镇做题家”却使得贴标签从一种被压迫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反抗的行为。他们在网络上宣称自己是“持续混吃等死，间歇踌躇满志”的“废物”，通过这种自我污名化的方式，对难以融入的社会结构展开一种自嘲式的对抗。不过，它只是一种以负向的自我防卫为目的的“消极”抗争，是一种将话语作为武器的软性抵抗，它所呈现的是“我知道我是什么人而且我还就这样”的逻辑。其本质还是个体希望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宣泄情绪、消解压力，让自己暂时逃避现实中的挫败感与无力感，并通过新标签来“呼朋引伴”，进而完成关于“我属于哪个群体”的社会身份认同建构。
通过自我标签化，“小镇做题家”构建起具有话语认同的群体类别，并努力达成“由于大家共有某种反对的东西而形成的联合”[21]。换言之，“小镇做题家”通过“抱团取暖”，建构起“想象的共同体”[22]。在这个共同体的羽翼下，他们一边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互相安慰，互相激励;一边利用新媒体平台建构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行自救。比如，有人发表了名为“打造做题家关系网”的帖子，倡导做题家们创造互相支持的平台，抱团取暖。豆瓣网站上甚至还出现了名为“拯救小镇做题家”的小组，号召“小镇做题家”按照做题家的思维去贯彻执行生活中的种种事情，“团结起来，改变世界”[23] 。
由此可见，“小镇做题家”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群体类别化标签，一边反映了使用主体对社会阶层流动之期待，一边又折射出其自身始终无法冲破阶层固化之困局的无奈。但我们对此无须惶恐与焦虑，与其将“小镇做题家”这一标签所凝结的情感夸大为某种不稳定因素，不如将其视为帮助我们发现社会问题的契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4] 或许努力缩小“小镇青年”与“城市青年”之间教育资源的分配差异，通过强调公平、优化社会结构、淡化竞争等举措，努力营造一个更为和谐的社会氛围，才是纾解“小镇做题家”群体之心灵迷惘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网络标签的形成与传播往往会经历复杂的话语建构过程，就“小镇做题家”这一标签而言，其概念的在场与缺席使之生成了独特的意义，此后，在青年群体的情感共鸣中，它又进一步扩散与变迁。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观察，这一话语呈现的依然是社会现实，并且借助自我污名化与对立认同，形成了独特的话语抗争实践。诚然，这类话语中所隐含的落败情绪的确会带来比较消极的影响，但与其陷于情绪本身，我们更需要掌握“将私人忧虑转换为公共问题，以及反过来，从私人麻烦中洞悉并指示其公共问题的性质”[25]的技艺，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话语实践也才能发挥其建设性力量。
参考文献：
[1]张敏，Yang Fei.佛系标签下的“90后”青年价值观多维透析与塑造[J].当代青年研究，2018，（6）：12-16.
[2]杨娟，梁锋，刘依.迷因理论视角下的网络“爆梗”传播——以“打工人”为例[J].青年记者，2021，（24）：50-52.
[3]吴来安，刘欣颖.图像分层理论下网络流行语的品牌营销与传播策略——基于“打工人”个案的考察[J].传媒观察，2022，（2）：27-35.
[4]刘涛，姚文苑. 风险话语如何嵌入女性议题？——风险议题建构的性别逻辑与符号接合实践[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72-83.
[5]最近才发现小镇做题家竟是我自己[EB/O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08125136/.
[6]原来我不是一个人[EB/O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6651194.
[7]调查：作为小镇做题家，你们认为自己的主要短板在哪里？[EB/O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81923360/.
[8]上大学后完全破罐子破摔的fw心态[EB/O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14700059/.
[9]王鹏，侯钧生.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J].社会，2005，（4）：70-87.
[10]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1）：21-27.
[11]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J].文艺理论研究，2013，（1）：121-129.
[12]贾敏，季寺.谁是小镇做题家;右翼想象中的antifa[EB/OL].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747764.
[13]萧俊明.新葛兰西派的理论贡献：接合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2002，（2）：33-39.
[14]Jennifer Daryl Slack.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C]//David Morley，Kuan-Hsing Che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Routledge，1996：112.
[15]和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流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08，115.
[16]李敬.传播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内在分野[J].国际新闻界，2014，（7）：6-19.
[17]岳璐，蔡骐.游弋于嵌入与脱嵌间：视频直播粉丝的情感劳动[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24-136.
[18]吴晓林.“阶层复制”还是“精英循环”——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再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3）：43-47，61.
[19]管健.污名研究：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互视角分析[J].江淮论坛，2007，（5）：110-115.
[20][英]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基本概念[M].王修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50.
[21][美]肯尼斯·博克，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M].常昌富，顾宝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61.
[22]陈龙.对立认同与新媒体空间的对抗性话语再生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1）：70-79，126.
[23]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87390037/2021-08-12.
[24]鞠鵬.习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N].人民日报，2016-9-10（01）.
[25][英]齐格蒙·鲍曼.寻找政治[M].洪涛，周顺，郭台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34.
（责任编辑 焦德武）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