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视野中，现代化是历时性和共时性兼具的概念，其特质在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现代性与传统性相统一。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西方现代化将现代化的内涵予以格式化、抽象化和工具化，导致其内在矛盾和制度困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成功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兼具人民性与世界性“大历史”观特质，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文明形态;资本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16?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3-0113-00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不仅进一步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在于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还在大历史观时空中洞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路向。追溯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揭示其资本逻辑的本质，能够进一步认识西方串联式现代化的困境。摒弃现代化发展的格式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生成逻辑和本质内涵，对促进现代化的实践发展，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进程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西方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与制度困境
现代化作为一种现象，一种过程，是历时性和共时性兼具的概念，一度被广泛地描述为工业化、都市化、“欧化”或者“西化”等等说法。本文所指的“西方现代化”，意指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之路具有的相应内涵、特质及其结果。“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实践方案，这其中包含具有现代化的普遍性和“西方现代化”的特殊性共存问题。从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大历史观审视，需要将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地结合并进行辩证分析。
在西歐社会，自然法牵引的数千年传统改头换面，华丽转身，现代成为“自培根和笛卡尔时代以来欧洲思想所特有的自我理解的一部分”。[1]11“现代”这个语词的最初概念也从基督教世界用来区别于旧时代而日渐具有新的内涵。抛开其颠倒的世界观，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就是一部现代化社会解读的“代表作”。现代或现代社会是一个质的概念，与其他人类社会形态相比较而言，它是对特定社会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内涵与特质的描述与概括。现代化的进程促成了现代社会的生成，从这个意义讲，现代化和现代社会都不是抽象的存在，是人类文明在特定历史形态的存在方式。但是它反映了某一特定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继发性和潜隐性。它是“转换”和“获取”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状态，“转换”意味着新旧时代社会的更替，“获取”意味着历史转折中的新生。现代“体现了一个完整时代特征所内含的历史与文化、时间与空间相互叠加、交错运动的实质性内容”[2]，其核心要旨在于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转换。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现代化，即以经济与政治关系转换为逻辑起始，经过长时间的运动而激发出的一种结构效应、组织效应、文化效应以及社会效应。（1）
曾几何时，现代化一度被涵盖了“进步”的所有意义，当人们谈到“进步”时与谈论现代化几乎没有什么两样。（2）与对现代化现实“收益”层面的关注倾向不同，从事现代性研究的思想家们对现代化的反思则要谨慎得多，吉登斯在尝试着给现代性定义时就加了“不妨大致简要地”这样的限定词。（3）显然，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与澄清同样也兼具了对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系列后果的重视。因此，解读现代化需要把形而上与形而下相互结合，既要从现代性维度透视现代化，又不脱离现实具体技术层要素诠释现代化，即从“ 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现代化理论研究一般把16世纪的航海大发现、17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欧的大变革、新教运动和启蒙思想的产生和扩散，以及18世纪的工业革命，各种政治变革、阶级与民族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作为查审现代化发展的重大事件。这种研究进路在时空上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是紧密相应的。某些“自信”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的唯一模式，是“历史的终结”。这种观点反映了西方现代化单一线性的特质，是对主张科学技术作为动力之现代化的盲目自信，究其本质矛盾是关于现代化的世界观出现了颠倒。换言之，是把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现代化现象视作了资本制度的本身。这种现代化的形而上学，恰恰是在商业化和工业化现实展开的基础上满足资本主义制度构建所带来的后果。一般来说，商业化衍生使得社会展现出世俗性、理性化与经济性的特质。工业化衍生的则是科层制、主体性与集群性的特质。商业化与工业化联手促成了现代社会全面彻底地告别了传统的保守封闭，同时也成就了资本文明的社会统治。但是，资本文明在包容吸纳与创新的同时，也固化了自己的主体逻辑，即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体系中，现代化蕴涵的文明成分如民主、平等、自由均在相当程度上被资本逻辑所兑换。资本主义的自由本质是以商品化为逻辑起点、以财产权为核心的经济自由。“天赋人权”最终转换为“商赋人权”。“西方现代化”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实践方案一经产生就呈现出“现代化陷阱”，其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制度陷阱”，也即在方向和内容上赖以运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为继。所谓现代性后果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后果。一些西方学者对现代化持有积极与乐观的同时（4），“西方现代化”在没有完全展示其全部面貌之时就已经显露其“狰狞”的一面，即经济与政治的世界性扩张。受限于资本主义经济性社会的本质化结构及其金融垄断资本导控下的政治“崩溃”，资本本身包含着自身不能克服的“限制性”与“否定性”。单以“资本文明”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必然是单向度的、地域性的、排他的，“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早有洞察并得出“两个必然”的历史结论。诚然，众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没有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的历史，没有资本主义经济霸权扩张的历史。但是，站起来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就像马克思所说“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与超越
“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3]64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和历史境遇中寻求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中华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发生碰撞，中国无法接受“现代化要求中国实施一套向西方引进文化和技术的完整方案”。[4]27西方“串联式”现代化的技术路线对于中国而言并不适用。马克思指出关于私有财产及其相关的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5]178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把中国人对命运的抗争推向了更高的“质变”。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标志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开始发生重大的时代转换，这种现代化探索具有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双重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解决了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相应地，人类历史也进入到一个新的“一球两制”为主导的并存状态。与“西方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不同，中国通过“三大改造”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一开始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孕育和发展过程。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提出，“我们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6]1461953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其主要任务有两点，即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和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始彰显，并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60年，毛澤东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7]116 。“四个现代化”最早的提法则源自1963年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8]412。同时，“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也日渐清晰地被提出来。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全面实现现代化，使中国走在世界前列。这个时期的中国现代化探索可以视为中华文明力图凤凰涅槃的过程，不过作为新式社会主义文明的现代化方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清晰的定论。但是因为有了崭新的社会制度为基础，从而为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物质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突破点在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突破“非西即中”、“非资即社”阶级斗争思维的契机在于邓小平基于生产力也即物质层面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再启程的鲜明旗帜。“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9]150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现代化成功的两个决定性条件，即国内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和持久的国际和平环境。可见，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则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主要体现便是以放活市场为起点的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改革尤其是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作用问题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机构改革都围绕着经济改革要求，不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0]172党的十四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发展动能。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再起航以放开市场为逻辑起始就等于抓住了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要害之处。“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判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11]当然，在突出强调改革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的同时，还需要讲究改革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只讲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全面的，改革必须有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因为制度化改革的诸多方面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改革过程中的阻力、障碍、偏差等又会传导到现代化战略布局与发展过程中，直接的影响后果则是内容与执行的分离、目标与手段的背离，乃至全面改革演变为改革不全面。因此，邓小平指出“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2]144，“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12]353，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改革动力的辩证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明确了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由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完善的具体形态。在此进程中，关乎新型现代化模式的方向和道路也日渐呈现出真正的中国特色。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初步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此后，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乃至党的十九大主题报告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始终是关键词。可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原则问题，也是考量与“西方现代化”本质区别的分水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2]173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指出“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12]110。“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11]64。
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发清晰而坚定。作为“并联式”现代化，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呈现叠加发展的特征，换言之，欧美以递进式现代化为主要模式特征的线性发展在中国则表现为“超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愈加清晰明确的态势下，现代化战略才能趋于理性与科学，在此基础上，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部署也成为改革开放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任务之一。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日臻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后二者更是高度相关，密不可分。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9]276从世界大历史发展的宏阔比较视野看，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的确是世纪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之后还要现代化，这只有在中國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这便是对世纪之问的深刻回答。
三、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意蕴与现实展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立足于“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推动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回答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推进到新发展阶段。
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本质的解答恰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的追问，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动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持续彰显的追问。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3]351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其内涵在于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发展的新的时代定位，指出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制定了新的战略安排。
中国式现代化不再是一般性的语词表达，已成为一个契合中国实际的特定概念。其本质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根本目标追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以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美丽为内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首先，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最主要经验，又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永续发展的最重要政治保证。这已经被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历史、现实所明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大优势，这不仅是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要牢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3]37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近代百年来社会革命运动中生成的，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合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克服弊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愿。再次，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标追求。习近平指出：“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13]58中国式现代化的“初心”“使命”即在于此。为世界谋大同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进程中价值追求的体现，更是规避发达国家现代化陷阱，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榜样以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和勇于担当的体现。最后，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美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丰富内涵的凝练表达，它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相互协同，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阔步前行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13]80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动力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13]81新时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因为“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因此，“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1]当然，我们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向的同时通过全面深化制度改革不断提升现代化建设的质量。“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13]86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科学判断以及国内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14]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既阐释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途径等重大问题，又丰富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方法论，明晰了我国现代化发展动力的根本所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牢牢守住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瞄准人的现代化，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蹄疾步稳”，贯彻落实好顶层设计和战略安排，以有效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落地生根，使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
同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发展、同步推进，其中核心的影响因素是制度体系的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5]105改革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彻底的。但是，“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10]127。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为根本追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实践中则要努力“形成一体推动、一体落实的有效工作机制”，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久久为功方能达到最终目标。
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担当。近代以来，中国革命进程无时不与世界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6]61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歷史看，现代化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和方向，吸收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势在必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积极打造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超越发展，彰显中国始终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必然选择。[10]194
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17]“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全新选择”。传承了中华文明优良基因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今世界最符合人民大众美好生活需求的文明形态，[18]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多样化的发展。这是“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的时代。“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3]208
当今世界仍旧是一个不平衡的世界，充满着重重矛盾，制度的竞争、发展的差异、强权霸权的威胁、民粹主义的盲动、信仰的多元、恐怖主义的阴影依然存在。随着人类越来越多地遭遇到共同的风险和挑战，选择何种共处方式将直接决定着人类未来能否有效地迎接挑战并战胜困难。什么是世界的潮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13]211。相比于世界，中国还有着进一步“开眼看世界”的空间;相较于中国，世界还有诸多“认知上的误读，也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中国式现代化不能沉陷于世界发展的陈旧逻辑，而是要积极有为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不仅仅是思想认知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超越问题。“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可以说，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既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世界的承诺，更是我们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3]217这体现了为世界谋大同的重要价值立场和目标指向。同时，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这不仅仅是宣言书，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的定位，更是对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客观描述。
注释：
（1）罗荣渠先生对现代化进程提出广义和狭义的解释，“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序言第5页。
（2）哈贝马斯关于现代解释比较具有代表性，他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变无限发展”。参见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3）吉登斯把现代性界定为“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参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4）西里尔·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一书将现代化经典性地定义为“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17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8世纪至20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参见《比较现代化》，杨豫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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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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