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采用货币效用函数对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区域货币合作行为进行货币转换决策分析，并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人民币同沿线其他主要货币三个层面分别展开了区域货币合作的博弈策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同沿线国家开展货币合作具有决策的必然性，但区域货币合作进展的顺利取决于货币转换中网络外部性和货币转换成本的比较。开展区域货币合作对于沿线国家整体是一个占优策略，区域货币合作或将成为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共同选择;在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博弈格局中，中国主动推动策略是支付矩阵的纳什均衡;在人民币同“一带一路”沿线其他主要货币的博弈格局中，存在两个纳什均衡，未来人民币若想成为沿线国家的主导货币还需要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力争将“斗鸡博弈”格局转向“智猪博弈”格局。
关键词：“一带一路”;货币合作;人民币国际化;纳什均衡
中图分类号：F82?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3-0098-007
一、引 言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进展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很大机遇，但现阶段，各项政策改革的红利还未充分释放，人民币国际化進入到一个瓶颈期，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和中国现行的综合实力并不相称。纵观全球主要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可以发现，美元、英镑的国际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完成，具有不可复制性，欧元和日元的国际化模式，哪一种更适合人民币国际化，尚存在一定的争议。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一客观事实，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推进手段。已有的相关研究并未在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方案上达成一致性结论，但基于欧元的国际化经验，学者们逐渐关注到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区域货币合作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有平稳性的推进作用，但对于“一带一路”沿线中货币合作对象的选择、货币合作进程中我国的角色地位和决策行为并未有一致的研究结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在进行当中。
因此，本文结合最优货币区理论、网络外部性理论和货币竞争成本转换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一个区域整体，参考Dowd and Greenaway[1]（1993）的货币效用函数，阐述分析中国同沿线国家的货币转换决策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货币合作的博弈分析，探讨中国该如何在区域货币合作中进行货币合作对象的选择、角色定位及决策行为的制定，以此更好地规避其他世界货币的持有惯性，争取更大的货币竞争优势，扩大人民币的网络外部性，从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平稳快速上升。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结合货币竞争成本转换理论，创新性地利用货币效用函数对中国同沿线国家的货币竞争、货币合作、货币转换等决策行为进行研究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货币合作、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研究，也进一步为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货币合作提供了理论支撑。二是在研究视角上，本文突破了传统货币合作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根据货币转换决策的分析结果，创新性地对中国同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决策行为展开了博弈分析，进一步探讨中国同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进程中，中国该如何制定相关的博弈策略。
二、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合作概况
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开始，早期的货币合作局限于东亚经济圈，“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虽然为中国同沿线国家开展金融合作提供了平台，但目前仍局限于国家宏观层面的合作形式。本文对现阶段中国同沿线国家货币合作的进展情况进行梳理，见表1。
从货币合作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缺少货币政策等协调机制的建设。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的合作情况来看，中国和沿线各个地区均有合作，但不同地区在货币合作的深度、广度上有所差别，货币合作区域分布也不均衡。其中，货币合作开展比较深入的地区主要为东盟地区;在国别上，主要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俄罗斯、匈牙利等国。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数量众多，覆盖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国家的资源要素禀赋差异较大，因此，中国在推进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中或将尝试采用不同的推进方案。
三、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货币
合作的决策行为分析
（一）网络外部性理论及货币竞争成本转换理论
1.网络外部性理论。网络外部性的概念最早由Michael and Shapiro[2]（1985）提出。Michael and Shapiro指出，无论是物理网络还是虚拟网络，都存在一定的网络外部性效应：某一产品随着消费者数量的增加，每个消费者会从该产品的消费或服务中获得更大的效用满足感。此后，以太网的发明人Metcalfe在1993年提出的梅特卡夫定律也再次验证了该结论。该定律指出，互联网的用户数量和其网络价值成正比，这说明在网络消费行为中，存在着需求再次创造需求的现象。
网络外部性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性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何其他主权货币很难真正撼动美元的国际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外学者开始将该理论运用于国际货币领域的研究分析，相关研究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一旦形成，往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3-5]
2.货币竞争成本转换理论。货币竞争成本转换理论是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运用于国际货币竞争的研究中，货币交易商综合考虑货币转换成本、收益，并最终决定是否要进行货币转换。货币转换过程中会产生货币转换的交易成本、新货币的学习成本、习惯改变成本及网络外部效应的不确定性引发的其他成本。如果新货币的转换者数量不足，则新货币的网络外部性很难形成，转换新货币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学者们利用该理论对国际货币转换、货币替代、货币合作与货币竞争、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性进行应用分析，提出货币转换成本的存在会使得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往往具有一定的惯性。[6-7]
（二）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转换决策分析
结合网络外部性理论和货币竞争成本转换理论，参考Dowd and Greenaway[1]（1993）的货币效用函数，本文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货币转换决策分析。
假設在T时刻（T时刻为初始时刻），“一带一路”沿线有N个货币交易商同时使用某个共同货币（比如美元）（将每个主权国看作独立的货币交易商），该货币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随着使用者数量N的增加，货币的网络外部性会逐渐形成，货币效用（货币收益）越来越大。假定在t时刻使用者N的数量足够多（t？叟T），形成了网络外部性的市场均衡，该货币给所有货币交易商带来的效用为U（t）=α+βn[1]，其中α表示使用该货币带来的基础效用（比如使用该货币可以满足基本的商品支付结算、债务偿还的需要），β表示使用该货币的边际效用系数（货币的网络外部性越强，β越大，β也和国家地区所处地理位置、政治制度等多个因素有关）。n=lnN，表示使用该货币的边际效用。当N趋向于无穷大时，货币效用会持续翻倍增长达到一个极限值，也可以表示为limln N=+∞，可以将货币效用的翻倍持续增长看成是从T时刻到t时刻的连续复利，得到的最终效用U（t）=α+βn为连续复利的终值，贴现因子为e-r（t-T），其中r为贴现率（连续复利中，FV=PV*em，n为复利时间）。因此，可以得到所有货币交易商在初始时间T时刻的货币效用为U（t）=（α+βn）*e-r（t-T）。更进一步的，可以求出在T时刻每个货币交易商的货币效用为：
u（t）=■（α+βn）*e-r（t-T）d（t）
由于货币的网络外部性市场均衡的形成通常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不仅需要该货币的发行国有较强的综合实力，也需要合适的国际制度、历史环境背景的推动。因此，从初始时刻T到货币的网络外部性市场均衡t时刻通常会是一个不确定的漫长时间，即T？燮t？燮+∞。其中，T时刻货币交易商的货币效用函数可以整理为：
u（T）=■（α+βn）*e-r（t-T）d（t）=（α+βn）■e-r（t-T）d（t） =（α+βn）*（-■）■e-r（t-T）d（-r（t-T））
=（α+βn）*（-■）■de-r（t-T）
=（α+βn）*（-■）e-r（t-T）■
=（α+βn）*[0-（-■）]=■
假设在T*时刻，出现了一个新的货币（比如人民币），有N*个交易商使用该货币（0？燮N*？燮∞），n*=lnN*，limlnN*=+∞。和上文分析步骤相似，每个货币交易商在T*时刻获得的货币效应为：
u（T*）=■（λ+γn*）*e-r（t-T*）d（t）=■，其中λ为使用新货币的基础效用，γ为使用该货币的边际效用系数，T*？燮t？燮+∞。新旧两种货币在未来形成网络外部性市场均衡后的边际效用在理论上是趋于一致的，即n=n*。则在T*时刻，每个货币交易商考虑是否需要将原货币转换成新货币时，需要比较T*时刻两种货币带来的效用大小及货币的转换成本c。
如果■？叟c，对每个货币交易商来说，新货币的货币效用能够覆盖货币转换成本，所有货币交易商都会从旧货币转向新货币;如果■？燮c，对每个货币交易商来说，新货币的货币效用不能覆盖货币的转换成本，所有货币交易商都不会从旧货币转向新货币。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每个货币交易商的个体理性可能会带来集体的非理性。可能会存在部分货币交易商进行货币转换，一部分不进行货币转换，而每个货币交易商是否进行货币转换还要取决于对其他交易商的预期，情况会比较复杂。
如果沿线国家采用区域货币合作的形式，这种货币转换问题会更好解决，也会带来集体理性的结果。假设在T时刻，存在两个货币区i=1，2，则每个货币交易商获得的货币效用为：
ui（T）=■（αi+βini）*e-r（t-T）d（t）=■，其中ni=lnNi
假定在T时刻使用货币1的交易商数量为N1，使用货币2的交易商数量为N2，则初始T时刻的整体效用为：■。为了分析的方便，可以近似地认为在t时刻，两种货币形成网络外部性市场均衡后的基础效用和边际效用系数趋于一致，即α1=α2，β1=β2。双方采用区域货币合作可以出现三种可能性：一是所有使用货币2的交易商转向货币1，二是所有使用货币1的交易商转向货币2，三是共同转向一种新的货币。三种情况中，第一种情况是使用货币2的N2个交易商承担货币转换成本，第二种情况是使用货币1的N1个交易商承担货币转换成本，第三种情况是使用货币1和货币2的N1+N2个货币交易商都要承担货币转换成本。
则三种情况下整体福利相对于区域货币合作之前的变化情况为：
第一种情况：（N1+N2）？鄢（α+βln（N1+N2））/r-N2c
第二种情况：（N1+N2）？鄢（α+βln（N1+N2））/r-N1c
第三种情况：（N1+N2）？鄢（α+βln（N1+N2））/r-（N1+N2）c
从上述三种情况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如果N1大于N2，则第一种情况整体福利增长最多，N2个交易商转向货币1。如果N2大于N1，则第二种情况整体福利增长最多，N1个交易商转向货币2。第三种情况整体需要承担的成本是最大的，福利增长最小。
上述分析结果可以说明：沿线国家开展区域货币合作能够较好地解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是否能够完成区域货币合作，需要比较货币合作前后货币转换收益和货币转换成本的关系;在区域货币合作中多数货币交易商转向哪种货币，或者说哪一种货币会成为货币区的主导货币，取决于各种货币交易商使用的数量，即各种货币现有的网络外部性的对比情况。因此，本文认为：虽然中国同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具有货币转换决策的必然性，但货币转换的决策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四、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合作的博弈策略分析
上文梳理并分析了中国同沿线国家货币合作的开展情况及这一决策行为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货币合作中各自应该发挥怎样的角色，人民币如何在沿线国家中获得更大的競争优势，这也是未来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沿线国家整体、中国和沿线国家及人民币和其他沿线主要货币三个层面展开货币合作行为的博弈策略分析。
（一）沿线国家整体的货币合作博弈格局分析
2013年以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得沿线潜在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了4.1%。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规避汇率风险，在贸易结算、投资交易等领域，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美元、欧元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相比而言，人民币的使用比例仍然很低。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复杂多变，美元的贬值预期还会继续存在。目前，多数沿线国家持有较多的美元、欧元等外汇资产，如果不进行货币转换，继续大量地持有美元等外汇储备，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外汇资产贬值损失;如果进行部分或全部的货币转换，虽然可以避免一部分储备资产损失，获得部分的新货币收益，但同时也有产生新货币的转换成本。因此，对于沿线国家来说，需要对比货币转换前后的收益和成本，来做出一个最终选择。
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将沿线国家简化为A类和B类。两类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成本收益做出货币转换和不转换的选择。假设国家A和国家B都选择不进行货币转换，继续维持原有的旧货币资产储备，就都会面临美元等旧货币资产贬值的损失，假定各自面临的损失为7个单位。假设国家A和国家B不进行货币合作，只有其中一个选择货币转换，而另外一个不进行货币转换，则货币转换的成本由货币转换商独立承担，假定货币转换成本为8个单位，新货币的交易使用会产生一定收益，且会产生一定的网络外部效应。因此，新货币的转换收益也会使得不进行货币转换的另一方有所收益，假定货币转换方获得收益为4个单位，不进行货币转换的另一方因为新货币的网络外部效应获得的收益为3个单位。如果双方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可以共同分享货币转换收益，共同承担货币转换成本。新货币转换的交易商越多，获得的网络外部效应就越明显，获得规模经济的可能性越大。假设双方获得货币转换的收益都为6个单位，货币转换成本双方平摊，各为4个单位。
在表2支付矩阵中，国家A和国家B可能会出现双方博弈的四种结果：①国家A和国家B都不选择货币转换，其收益分别为（-7，-7）。②国家A选择转换，国家B不选择转换，则国家A的收益为4，成本为货币转换前的贬值损失+货币转换成本（7+8），净收益为-11（-7-8+4）;国家B的收益为3，成本仅为不进行货币转换承受的贬值损失7，净收益为-4（-7+3）。③国家A不进行转换，国家B选择转换，和②情况分析类似，收益分别为（-4，-11）。④国家A和国家B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共享收益，共担成本，则双方的收益各为6，成本为货币转换前的贬值损失+货币转换成本（7+4），则净收益均为-5（-7-4+6）。
上述支付矩阵说明：沿线国家如果不进行货币合作，双方会陷入均不转换的“囚徒困境”。货币合作可以改善整体的福利水平，增强整体的经济效应，且参与货币合作的国家数量越多，新货币的网络外部性才能发挥的更充分，货币转换交易商才能分享更多收益，规模经济效应也更大，实现更大的帕累托改进。由此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参与货币合作对于沿线国家整体来说是一个占优策略。“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增强了中国同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五通”建设为沿线各国带来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货币合作也终将成为沿线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选择。
（二）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合作的博弈格局分析
相对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更强，人民币的竞争优势比较明显。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在GDP总量、进出口贸易总额、外汇储备上都超过了沿线各地区，显示出明显的经济金融的竞争优势，中国最有可能成为沿线国家中货币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且中国持有较高的外汇储备，通过货币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最为强烈，推进货币合作的动力最强。中国作为货币合作的主要推动国，通过和沿线国家开展货币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货币合作收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和推动者，我国也有责任和义务在货币合作中发挥核心国的推动作用。
假设中国和沿线国家分别为博弈双方，任何一方主动推行货币合作，都需要付出推进成本（政府高层为达成货币合作协议，洽谈协商产生的谈判成本等），假定推进成本为2个单位，等待的一方不需要付出成本;中国和沿线国家相比，我国的竞争优势明显，货币合作需求更强烈，从货币合作中也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假定推行货币合作给中国和沿线国家分别带来的收益为9个单位和1个单位。
在表4的支付矩阵中，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可能会面临4种博弈结果：①中国和沿线国家都选择主动推进，中国获得收益为9，货币合作的推进成本为2，净收益为7（9-2）;沿线国家获得收益为1，货币合作的推进成本为2，则净收益为-1（1-2）。②中国选择等待，不主动推进货币合作，沿线国家选择主动推进货币合作，则中国获得净收益为9，沿线国家获得收益为1，推进货币合作的成本为2，则净收益还是为-1（1-2）。③中国选择主动推进货币合作，沿线国家选择等待，中国获得收益为9，货币合作的推进成本为2，则净收益为7（9-2），沿线国家获得净收益为1。④中国和沿线国家均选择不主动推进，都在等待，则双方都不产生推进成本，双方的净收益均为0。
综上可知，无论中国是否选择主动推进货币合作，沿线国家都会选择等待，而不会选择主动推进。因此，在沿线国家选择等待的策略下，中国选择主动推进货币合作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因此，中国和沿线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呈现出“智猪博弈”的格局，中国选择主动推进，沿线国家选择等待，成为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
（三）人民币和“一带一路”沿线其他主要货币的博弈格局分析
现阶段，人民币和美元、欧元等其他主要货币之间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哪种货币成为区域内的主导锚货币，取决于其网络外部效应的变化。目前，人民币在东盟等周边国家、地区的交易使用相对更多，但尚未在沿线所有区域实现广泛使用。人民币的网络外部效应远不及美元、欧元等传统的强势货币;和日元、卢布相比，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时间尚短，其网络外部效应的形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在逐渐加快，在沿线国家中的认可程度也在逐渐提高。
从表5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实力的竞争力强于金融实力。横向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实际GDP仅次于美国。进出口贸易和美国基本相当。在金融实力上，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比较薄弱，相对于俄罗斯有一定优势，和美国、德国、日本还有一定的差距。综合来看，中国和美国、欧元区、日本、俄罗斯之间的综合竞争力比较均衡。假设中国和美国等沿线主要货币发行国分别为博弈双方。
在表6货币合作的支付矩阵中，中国和美国等沿线主要货币发行国之间可能会出现4种博弈结果：①中国和美国等主要货币发行国都选择力争将其主权货币推进为沿线国家的主导货币，由于双方目前的综合竞争实力相当，货币竞争的结果是两者都无法实现全部替代，持续下去也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区域货币。根据成本转换理论，成员国转向一种新的货币比转向一种已经存在的货币，其需要承担的成本更高，获得的净收益更少。假定出现这种区域新货币给中国和主要货币发行国带来的净收益均为3。②中国选择不主导，美国等主权国选择力争推进美元等货币成为沿线国家的主导货币，主导国将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中国从区域货币合作中获得收益减少，假定货币主导国获得净收益为7，放弃货币主导的主权国获得净收益为4。③和第二种情况分析类似，中国选择力争推进人民币成为沿线国家的主导国家，美国等主要货币发行国选择放弃，则两者获得的净收益分别为7和4。④中国和美国等主要货币发行国都选择放弃，没有大国、核心主导国推动的区域货币合作也不会顺利开展，正如上一个“智猪博弈”的状态，其他国家都处于等待的状态，区域货币合作无法继续，双方的净收益均为0。
在表6支付矩阵呈现出的“斗鸡博弈”的四种结果来看，②和③一方主导、另一方等待都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
五、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文的研究結果，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中国同沿线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具有货币转换决策的必然性，但货币转换的决策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进程中，转向一种已经存在的、网络外部性较大的主权货币，比转向一种新的货币（比如亚元的出现）整体成本更小，整个经济体能够获得更大的福利改进。这种主导货币的选择需要综合比较区域内已有的主要货币的竞争优势，获得更大竞争优势的主权货币更有潜力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导货币。
2.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区域货币合作能够较好地解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是否能够完成区域货币合作，需要对比货币合作前后的货币转换收益和货币转换成本。在货币合作的进程中，多数货币交易商选择转向哪种货币，或者说哪一种货币会成为沿线国家的主导货币，取决于各种货币的使用数量，即各种货币网络外部性的变化情况。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参与货币合作对于区域经济整体来说是一个占优策略，货币合作或将成为沿线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选择;中国和沿线国家货币合作呈现出“智猪博弈”的格局，中国选择主动推进，沿线国家选择等待，整体获得的收益是最大的，成为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中国和沿线其他主要货币发行国之间面临着“斗鸡博弈”的格局，人民币和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之间哪一个会逐渐成为未来沿线国家的主导货币具有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同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具有决策的必然性，但仍需要我们制定并实施积极的战略对策，利用“一带一路”倡议降低转向人民币的货币转换成本，扩大人民币在沿线国家中的网络外部性，进一步增强人民币的竞争优势，才能通过区域货币合作更好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1.基于中国同沿线国家开展货币合作是占优策略这一基本事实，本文认为：中国应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提高中国和沿线国家之间政策一体化水平、金融一体化水平、经济周期的对称性、要素的流动性及经济开放度，促进最优货币区“事前”标准的达成，降低区域货币合作成本及转向人民币的货币转换成本，从而为中国同沿线国家开展中高级阶段的货币合作提供有利的支持。
2.针对中国和沿线国家之间的“智猪博弈”格局，借鉴欧元国际化的成功经验，本文认为：区域货币合作的推动需要“轴心国”的领导和推动，我国需要在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同时增强经济冲击的应对能力，创新金融调控手段提高央行等监管机构的调控效率，降低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概率，力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挥“区域稳定器”的作用，提高人民币的持币信心，扩大人民币在沿线国家中的网络外部性，争取在货币合作中发挥主要推动者的作用，实现货币合作阶段的提升。
3.针对人民币和其他主要货币发行国之间的“斗鸡博弈”格局，结合经典“斗鸡博弈”的处理原则，本文认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和推行国，中国需要利用“五通”建设进一步加强和沿线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关系，增强“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挖掘、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补齐短板，将中国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出来，才有机会使得人民币成为未来沿线国家的主导货币之一。但这一过程是渐进式的，现阶段，中国和美国、欧元区等沿线其他主要货币发行国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货币竞争将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在开展同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的进程中，需要谨慎处理和这些主要货币发行国之间的国际关系，逐渐将“斗鸡博弈”转向“智猪博弈”，力争将人民币推为沿线国家的主导货币之一，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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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吴晓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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