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国际经济大环境恶化，我国经济面临多重压力。长三角作为我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如何发现长三角区域健康发展问题、积极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挑战，是长三角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在总结健康发展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及所遇到的问题，从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强化创新引擎、发展“双碳”经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四个方面提出健康发展路径，为新时代长三角区域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长三角区域;健康发展;经济韧性
中图分类号：F127?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3-0054-009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内外疫情持续和全球突发性事件等不稳定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减弱、供给冲击、预期降低的三重压力。如何抵抗外部冲击、增强经济韧性、更好地实现双循环，对经济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长三角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示范区，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对我国更具有现实意义。
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GDP达27.61万亿元，以不到4%的国土面积，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24.14%，三省一市的GDP增速都达到8%以上，整体增速在全国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是全国最具活力、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群。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健康发展路径及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对新时代下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健康发展的时代内涵
（一）健康发展的定义
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会议中经常提及经济健康发展，相关研究多聚焦在高质量发展，即在增强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同时，保证经济的绿色可持续性。[1]有学者根据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根本矛盾，基于人民幸福感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2]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在兼顾发展效率和高质量供给需求的同时还应兼顾经济运行的稳定性。[3]“十三五”以来更多聚焦于从五大新发展理念角度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4]
经济健康发展在兼顾效率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魏婕（2012）从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生态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等方面测度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为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5]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意外冲击，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如何增强经济韧性，应对重大公共事件冲击成为当下研究重点。经济韧性是衡量经济主体面对复杂外部环境和抵抗危机并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孙久文等（2017）认为提高经济韧性使区域在面对复杂国外市场环境冲击时能够平稳运行及时调节，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动力。[6]本文在高质量发展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经济健康发展要同时兼顾经济安全稳定性，增加经济体抗冲击能力，确保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二）经济健康发展的五大目标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区域健康发展五大目标：
1.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是指一、二、三产业互相协调发展，通过互相配合实现各部门之间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推动产业结构从低层次结构向高层次结构演变，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稳定发展。到产业层面，提高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产业多样化布局，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和高质量现代化服务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各产业技术水平，淘汰落后产能，逐步形成以高科技农业为基础，高新产业为支柱，基础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化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实现经济的高效可持续发展。
2.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优化进出口结构。利用国内统一大市场优势，利用国内价值链，通过对国内外人才、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吸引，推动国内价值链地位提升，从而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出口方面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重视进口对于推动产品升级和平衡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作用。
3.发展“双碳”经济，降低单位能耗和污染排放。结合我国“碳中和”和“碳达峰”的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淘汰高耗能传统制造业。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加快发展可再生新能源如光伏、核电和水电等的使用，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实现系统性变革，提升国家能源安全水平。
4.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高数字经济地位。强调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重要性，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高度融合，实现要素配置优化，助推制造业优化升级。硬件上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智能化综合性数字平台，加快5G网络建设，推动5G商用，加快大数据和云平台建设，为制造业数字化创造条件。制度上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注重数据安全。数据的泄露不仅对企业造成严重损失，同时也将威胁到公共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和确保数字安全性。
5.增强区域经济韧性，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稳定性。制度方面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的监管者角色。政策方面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国企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做好出口和吸引国外资本投资避险。政府做好投资相关配套设施，补贴民营企业投资研发活动，促进技术创新，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面对重大事件冲击时，稳定供应链体系，聚焦重点产业，做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7]
二、長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及特征
（一）经济增长
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保证经济稳定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一个重要目标。2011年起，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GDP占比从23.76%增长到24.14%。具体到各省市差异明显，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GDP分别从2011年的1.92万亿元、4.91万亿元、3.23万亿元、1.53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87万亿元、10.27万亿元、6.46万亿元、3.87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依次达到8.11%、8.54%、8%和10.85%。江苏在GDP总量上居于领先地位，增速也领先上海和浙江，安徽的经济增长势头领先其他三省市，且与江浙沪的差距不断缩小，有望在未来两年赶超上海。与GDP情况稍有不同，上海人均GDP显著高于江苏和浙江，相对差距分别从2011年的1.39倍、1.47倍到2020年的1.28倍、1.55倍。安徽人均GDP显著低于江浙，但增速较高，与江浙两省差距不断缩小，从2011年的2.27倍、2.14倍缩小到2020年的1.91倍、1.59倍。总体来看，安徽作为内陆省份与江浙沪沿海省市相比，无论GDP还是人均GDP都存在较大差距，但可以看见十年来安徽经济发展态势很好，与江浙沪的差距有减少趋势。从细分区域看，皖北、浙西、苏北等地区发展相对较落后，是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后进地区。
（二）产业结构
2011—2021年间，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总体表现为第一产业占比小幅下降，第二产业占比下降明显，第三产业占比显著上升。具体三省一市的产业结构变化存在较大差异。上海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占比逐年升高，从2011年的58.01%上升到2021年的73.27%，同时第二产业占比逐年缩小，从41.3%减少到26.49%。2020年之前，江浙两省第二产业占比逐年下降，从2019年开始下降速度减慢，2021年两省第二产业占比均略有上升。从2011年到2020年间，两省第三产业占比逐年上升，从2017年开始江苏第三产业占比超过50%，并保持上升趋势，直到2021年首次下降，但仍超过50%;2016年以来浙江第三产业占比超50%，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并于2021年出现下降。相比沿海三省市，安徽第一产业占比最高，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在2020年出现上升势头，近年来一直保持在8%左右。2011年安徽第二產业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占比达54.31%，到2020年占比下降到40.52%，虽然在2021年有上升势头，但产业结构总体脱实向虚趋势明显。从整体来看三省一市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第二产业占比呈现上升的势头，第三产业占比开始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等行业冲击很大，并在短期内难以恢复，这导致了第三产业占比十年来首次下降。
2010—2020年三省一市主要年份的制造业主导产业一直在变动。上海工业主导产业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时大力发展汽车制造业，引进了特斯拉等一批先进车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业，有选择地发展化工原料和化学制品等传统制造业。从2010年开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一直是江苏制造业细分行业中排名第一的行业，且产值远高于上海同行业。因为环保等因素，江苏逐渐有意识淘汰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其占比逐年降低，在主导行业排名中从2010年的第二位下降到2020年的第四位。浙江的制造业逐渐从轻工业为主向重工业过渡，2010年纺织业在制造业中占比很大，在工业细分行业中总产值排名第一。后来逐步发展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高新产业。相比之下，安徽制造业规模较小，且以煤炭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主，近年来大力发展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是全国重要的家电制造基地，但是总产值相较沿海三省市依然很小。总体上三省一市的制造业呈现出产业高级化特征，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制造业方向转变。
（三）对外贸易
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我国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2020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外贸进出口额1.71万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超1/3。江浙沪对外贸易依存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作为国际贸易中心，2011年外贸依存度达到147.22%，之后下行趋势明显，2020年降至89.83%，江苏和浙江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一直缓慢下降，江苏下降速度较快，从2014年起外贸依存度始终低于浙江。从进出口总额来看，十年来上海对外贸易额总体保持稳定，增长幅度不大，江苏进出口总额波动较大，但是总体保持上升态势，安徽和浙江增长较明显。
从进出口结构来看，上海进口规模增加明显，2018年开始每年举办进博会更是显著促进了进口贸易。相比之下，上海市出口数据一直比较稳定，在2000亿美元左右波动，出口依存度一直在降低，贸易逆差持续增加，2020年贸易逆差达1077.44亿美元。江浙两省出口贡献较大，十年间江苏出口增长了27%，浙江增长了67.83%，但两省出口依存度都有缓慢下降的趋势。两省外贸顺差比较明显，2020年江苏和浙江贸易顺差分别为1494.22亿美元和2376.77亿美元。安徽进出口贸易增速很快但额度仍很少，出口贸易依存度未超过10%，2020年出口455.79亿美元，进口331.25亿美元。
（四）绿色经济
长三角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同时也是我国单位国土面积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强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在新时代要用绿色发展新动能替代传统模式。2011—2020年，三省一市的单位产出能耗一直保持下降的趋势，其中上海和安徽下降幅度较大，上海从2011年的0.55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20年的0.29吨标准煤/万元，降幅达47.27%。安徽单位产值能耗从2011年0.69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20年的0.38吨标准煤/万元，降幅44.93%。结合上文分析，上海处于“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绝对主导地位，并且占比持续上升，第三产业的特性对能源消耗显著低于第二产业，所以单位产出能耗下降较明显。安徽第二产业产占比下降较快，有脱实向虚趋势，且工业行业由传统的非金属矿物制品相关产业转变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产业结构升级导致单位产出能耗下降。江苏和浙江随着制造业升级和第三产业占比提升，单位产出能耗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与单位产出能耗下降相对应的是，从2011年开始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单位产出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量都呈现减少态势，减排效果明显。分省市分析，安徽绿色发展情况欠佳，单位产出废气排放量和单位产出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多，2020年单位产出排放量是上海的20.07倍，江苏的2.55倍，浙江的3.51倍，高达34.60吨/亿元。单位产出烟（粉）尘排放量分别是上海、江苏、浙江的12.44倍、2.15倍和2.53倍，达25.96吨/亿元，固体废物产生量分别是上海、江苏、浙江的7.2倍、3倍和4.5倍，达到了0.75吨/万元。这主要因为安徽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而第二产业中又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高污染行业为主。
（五）数字经济
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8.6%，增速达9.7%。其中长三角数字经济总量达10.83万亿元，相比2019年增长2.23万亿元，占长三角GDP的比重为44.26%，相比2019年，增加了3.26个百分点。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首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为具体衡量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借鉴赵涛等（2020）方法，采用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产出、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和数字金融发展等五方面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三省一市2011—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8]其中数字金融发展采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9]从表1看，长三角三省一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保持上升的态势，其中上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其他省份，并与第二名浙江的差距不断加大，2011年上海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是浙江的1.15倍，2020年时增长为1.38倍。江苏和安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别位于第三和第四名，数字经济水平增长迅猛，与浙江差距不断缩小，2011年，浙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别是江苏和安徽的1.63倍和2.83倍，2020年时减少为1.32倍和1.81倍。
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迅猛离不开政策支持，为鼓励数字经济发展，长三角省级层面数字经济政策密集出台。2019年上海發布《上海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1年7月通过《推进上海经济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3）》，计划到2023年将上海打造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示范区、经济数字化转型建设示范区。浙江2018年发布《浙江省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2021年通过《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江苏先后出台《智慧江苏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关于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意见》和《江苏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安徽也出台《安徽省“十三五”软件和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和《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政策》等政策性文件。这些政策密集出台有效地促进了长三角区域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突出问题
上文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五个方面分析了长三角三省一市经济发展现状。然而，长三角在经济健康发展的进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具体反映在创新活力、进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韧性等四个方面。下文将立足经济健康发展的要点，详细分析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重点探究背后的原因，确保长三角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一）创新活力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创新也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10]长三角三省一市中，相对于江浙两省，上海和安徽创新能力偏弱。在创新投入方面，安徽研发投入增长明显，从2011年的162.83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639.42亿元，增长了2.93倍。江苏和浙江分别从2011年的899.89亿元、479.91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381.69亿元和1395.9亿元，增长了1.64倍和1.91倍。上海增长最慢，从2011年的343.76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635.01亿元，仅增长0.85倍，远落后于江浙皖三省。2020年浙江研发投入资金是上海的2.2倍，江苏是上海的3.75倍。2011年安徽研发投入仅有上海的47.37%，2020年时已经赶超上海。
创新产出方面，无论是专利申请数量还是专利授权数量，江苏和浙江仍然领先上海和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的专利申请数由2011年的34.84万件、17.71万件、8.02万件、4.86万件，增长到2020年的71.92万件、50.71万件、21.03万件、20.23万件。其中2013—2018年安徽专利申请数超过上海，专利授权数变化与专利申请数大体一致。通过对于三省一市的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安徽创新能力进步明显，上海增长缓慢且逐渐落后于江浙皖三省。
结合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来看，上海创新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两部分因素，2020年上海R&D经费投入强度仅有1.64%，而同期江苏为2.32%，浙江为2.16%，安徽仍有1.65%。研发投入的巨大差距使得上海研发创新后劲不足，是上海打造创新之城的阻碍。2020年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研发全时人员数分别为65.63万人、54.03万人、23.88万人、18.52万人。可以看到江苏、浙江两省创新要素集聚最多，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和人才支持。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企业，高新企业数量反映一个地区的创新实力，截至2020年，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分别拥有3.26万家、2.22万家、1.7万家、0.86万家高新企业，上海也是明显少于江浙两省，这些都反映了上海的创新能力将在未来落后于其他三省。
（二）进出口结构
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20年长三角出口产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海出口机电产品1369.0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占出口总额的69.11%。江苏出口机电产品2658.38亿美元，增长2.4%，占出口总额的67.11%，同一时期，江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684.65亿美元，增长1.1%。同年浙江出口商品中前三名为机电产品、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其中机电产品占首要地位，出口额达1645.7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9%，占出口总额的45.32%，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位于其次，出口460.1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2.67%，高新产品出口了293.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8.08%。安徽出口机电产品270.2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9%，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8.3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8.17%。
进口商品中，长三角地区主要进口半导体相关制品、半导体制造设备以及其他高新技术产品。2020年上海进口半导体相关制品达430.74亿美元，相比上年增长13.2%。江苏进口商品主要是集成电路，进口了594.81亿美元，增长18.8%，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43.54亿美元，增长13.8%。同期农产品进口162.35亿美元，增长12.3%。浙江进口机电产品211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132.51亿美元。安徽进口机电产品128.71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38.86%，高新技术产品108.88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32.87%，进口集成电路35.68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10.77%。高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面临“卡脖子”问题日益严峻。企业过度依赖进口高技术产品，容易产生路径依赖，从而失去自主研发创新的动力，这些问题急需解决。
（三）產业结构
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比较突出，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较为激烈。2020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制造业门类前五为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从区位集聚度来看，以前五行业为代表的制造业体现出区域产业同质化程度高的特点。对于“十四五期间”新兴战略产业规划，三省一市的计划几乎都是新能源、新一代通信技术、新材料、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产业。
此外，2011—2020年，三省一市第二产业占比下降过快，第三产业陆续成为主导产业，有脱实向虚的倾向，其中尤以安徽最为严重。从国际发展规律来看，国际上进入高等收入之后，制造业比重才开始下降，相比之下长三角制造业比重下降过早、过快。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长三角地区环保压力等，制造业企业成本日益上升，产业转移不可避免。
（四）经济韧性
面对重大公共事件冲击，经济韧性越大，经济波动就越小，反之，经济波动就越大。新冠肺炎疫情的疫情管控对于上海和安徽的影响比较明显，两省市的经济韧性下降明显。经济韧性的测算有很多指标，是当下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就业率是反映城市经济状况的关键指标，因此本文参考苏任刚（2020）的方法，采用就业增长率指标测算三省一市的经济韧性。[11]计算公式为ER=■-■■，其中■表示省市从业人员变化率，■表示全国从业人员变化率。韧性大于0位表示韧性强，韧性小于0表示韧性弱，测度结果见图1。可以看出，2011—2020年浙江经济韧性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即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也没有太多影响，说明浙江的经济稳定性好，有较强的抗冲击能力。2020年之前上海、江苏和安徽经济韧性也都大于0，说明三省市经济韧性良好，其中上海和安徽波动较大，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给三地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三省市经济韧性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安徽和上海经济韧性下降较多，反映两省市经济抗冲击能力较差，与两地服务业占比较高有很大关系，疫情防控对服务业冲击较大。
四、长三角健康发展的思路与发展路径
长三角区域经济健康发展是新常态时期一个重要工程。结合经济健康发展的五大目标，把握长三角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现状和突出问题的同时，从提高产业能力、激发创新活力、促进绿色发展、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四个方面着手，提出科学的发展路径，保证长三角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具体路径如下：
（一）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是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产业结构多样化、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产业结构多样化，塑造产业集群。在生产专业化分工不断细化的背景下，合理布局三大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的产业布局，做好产业多样化布局，包括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12]，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也能增强经济韧性。[13]上海以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现代金融业为支柱，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金融、航运等智能性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如会计、审计、战略研究产业，可以服务长三角、全国乃至全球;苏州紧邻上海，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和纺织相关产业为主，重点发展汽车及零部件、集成电路等配套产业;南京作为老牌工业基地，以电子、石化、汽车、钢铁为支柱，大力发展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产业;家用电器和装备制造业是合肥的优势产业，并着重打造人工智能、智能家电、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杭州民营经济发达，信息软件、文化创意、旅游金融等产业实力雄厚，并着力发展电子商务、云计算与大数据、视频安防等数字经济。其他城市支柱产业多集中于电子信息、汽车、石油化工。长三角城市群基于传统产业，继续发展已经具有一定基础，且与原有产业存在横向关联的产业，结合周边配套产业，延长产业链，逐步形成多个产业集群齐头并进发展。[14]此外结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5G、6G）、新材料、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产业。针对长三角产业同质化与区域分工定位方面，未来在一体化进程中，可以由政府间协同探索能够实现产业兼并收购与市场出清的机制，使得经过竞争之后被市场验证实力不济的企业能够被淘汰出局，实现市场的均衡和产业的优化。
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制造业企业通过制造业服务化方式，从原来注重生产到注重提供服务转变，从而达到提升企业竞争优势、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目的，同时实现国内价值链重构，进而提升全球价值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法律服务等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利用好三省一市各自的比较优势，既考虑产业间的协同分工，也要考虑产业内产品间的协同分工。上海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占比七成以上，主要是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第二产业主要是高新技术制造业。上海的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三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通过产业转移带动其他省份发展。江苏制造业实力雄厚，主要是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化工行业为主，浙江以数字经济、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为主，安徽主要是家电制造业。三省主动对接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功能”，积极利用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新制造新服务，不断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利用上海的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中商务服务、科技服务等业态破解制造业上游关键核心技术和下游需求场景，显著延长制造业从研发设计至营销推广等产业链长度，生产性服务业与传统产业协同，通过商务服务和科技服务推动传统工艺改进，提升各环节分工效率。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长三角抢抓数字经济变革时间窗口，已经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要兼顾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个方面。数字产业化指以数据为关键要素、数字技术为手段，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在数字产业化方面，未来长三角要以电子器件、信息通信、集成电路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继续前进，也要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数字产业领域加大发展力度。分省市来看，上海作为芯片企业的主要孵化地，依托中芯国际等龙头企业，布局半导体产业。浙江打造电子元器件及材料、应用电子以及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南京依托软件与信息服务、电子信息制造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着力发展新型显示、信息通讯设备、物联网等行业。无锡聚力推动以物联网为龙头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建成全国首个高标准全光网城市。安徽以合肥为核心，聚焦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发展智能家电制造业。产业数字化是利用数字技术对产业本身进行升级改造，长三角各省市可以利用区域数字信息水平，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业进行升级改造。在需求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营销，对消费者偏好信息进行分析，有效获取消费信息促进数字消费。在供给端，促进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装备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打造智能生产体系，解决各部门之间信息障碍，促进企业由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变，实现有目的生产。
（二）強化创新引擎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长三角三省一市存在创新发展不协调、创新强度不足等现实问题，结合产业结构同质化问题，各省市应协调联动，打造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世界级创新基地。
打造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共建创新基地。全球城市经济已由投资驱动转向技术驱动，科技创新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讲到：希望大家勇于创新，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重视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有效调动员工创造力，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十四五”期间应突出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2020年，长三角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28%，是重要的创新基地。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依托“双一流”高校及科研院所，完善科技创业苗圃、孵化器和加速器等创业服务链，鼓励和支持民间力量参与科技创业孵化器的建设和运营，共建国家级科技成果孵化基地，争取在“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三省一市协调联动发展。长三角三省一市要加强跨行政区域互动，提升一体化水平，形成以上海为龙头，江浙皖三省各领所长的发展新格局。上海围绕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等五个中心建设，提升自身服务功能，以上海为中心，打造南向沪杭甬产业带，西向沪宁合产业带。江苏发挥自身制造业发达、科教资源丰富等优势，依托苏锡通产业园区，推进长江沿线产业带创新发展，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和高端制造业基地。浙江利用自身数字经济优势、民营经济发达和轻纺工业发达，与上海、江苏形成互补，打造全国数字经济高地和纺织行业标杆。安徽依托内陆腹地优势，建设合芜蚌国家级高新区，与江浙沪三省市形成产业互补，承接三省市产业转移，发展与之配套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化工产业以及自身特色的家电行业和信息技术行业。通过跨区域协调联动，促进要素流动，注重发挥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的科研资源优势，强化上海、皖南、皖北、苏南、苏北、浙南、浙北之间的地区联系和创新关联，发挥创新联动性。[14]
（三）发展“双碳”经济
2022年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3060双碳目标”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能源革命、产业变革，开辟我国“双碳”经济新模式。
优化能源结构，从供需两侧推进绿色发展。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制造业基地，能源消耗巨大，其中仍以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为主。要实现绿色发展，第一，推进传统高能耗行业升级转型，提升能源利用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立节能降耗市场化运行机制。[15]比如上海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延压加工业，江浙两省的化学和钢铁相关行业，安徽的煤炭等非金属矿物等产业。同时有针对性地制定绿色标准体系，推进相关企业进行低碳技术改造，减少能源消耗。第二，增加新能源使用比例，从供给侧，长三角是我国重要的风机和光伏产业基地，利用自身制造业优势，促进技术进步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有序发展风电、核电和太阳能。结合市场需求，有序多元布局新能源配套储能产业，确保绿电有调节入网。从需求侧，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和新能源交易市场，建立和推广碳账户机制与碳市场管理相结合，有效解决企业绿色能源消费和节能减排的量化，通过市场手段，引导低碳生产生活方式，释放新能源供需双方的发展潜力。
布局新能源产业。第一，加大新能源装备制造和研发。能源装备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部分，长三角是全国高端设备制造业基础基地，可以通过依托相关领域重点企业，打造全国先进能源装备制造业集群，为新能源发展保驾护航。核电方面，依托上海电气上海核工院等重点企业和科研院所，打造全国核电产业基地，风力发电设备方面，形成主要以远景能源、运达风电、上海电气等为代表的风电制造基地。光伏发电方面，江苏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重点光伏制造企业，形成从硅料提取、电池生产到系统应用的一整套完备产业链，利用产业链优势，打造集制造和服务一体化的智能企业。在能源装备制造业形成以上海和江苏为主导，浙江和安徽从事细分领域零部件的局面，促进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发展。第二，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汽车制造业是三省一市的重要支柱产业，全球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是新能源化，长三角地区是国内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三省一市通过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上海发布《上海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年）》，计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500亿元。江苏发布《关于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计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过100万辆，并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知名品牌。浙江通过《浙江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计划到2025年汽车产量达到60万辆。安徽发布《安徽省十四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依托上海汽车、特斯拉汽车和安徽蔚来汽车等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和苏州、宁波、南通、无锡、南京等汽车零部件企业，以雁阵模式，在长三角形成大规模产业集群，助推新能源汽车发展。
（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保证外贸外资平稳发展，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外贸环境双重压力下，要注重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优化进出口结构;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多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优化进出口结构。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产业链跨区域延伸，塑造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新的优势，要多举措并行，提升产业链水平，促进进出口结构优化。一是打造产业领军企业，围绕领军企业建设零部件供应企业集群，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集群发展。鼓励优秀企业延伸产业链，开拓国内国际新市场，提升竞争力，利用当下产业链重构机会，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二是利用长三角一体化优势，推进跨省市合作创新发展，促进创新要素跨区域集聚，提升总体创新能力。三是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于低层次加工贸易行业，限制银行贷款，鼓励市场出清。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增加研发支出，逐步向自主品牌发展，支持安徽承接从江浙沪转移的加工贸易。四是积极扩大进口。利用上海每年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机会，鼓励进口重要原材料、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零部件，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重视进口对于推动产业升级和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性。
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开放区域经济。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地区承担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2020年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分别达到了802.06亿美元、1571.07亿美元、1513.77亿美元、190.25亿美元。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发挥长三角在新能源、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领域的优势，鼓励各行业龙头企业走出去，基于国内产业链在沿线国家整个市场资源，提升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地位，打造新时代产业链主导者。充分发挥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作用，吸引全球资本，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劲资本支持。通过人才引进政策以及利用自身高等教育资源，推动与沿线国家学历、资格认证，在重点领域进行合作，吸引人才团队、打造人才高地，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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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晓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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