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科技自立自强;发轫理路;现实逻辑;实践路向
中图分类号：F062.4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2-0065-007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将成为我国新征程发展路线的总体研判，既是保证国家科技和经济安全的必要之举，也是塑造未来科技竞争优势的内在支撑。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科技大国，在国际环境波谲云诡的当下，科技如果不自立，将时刻受制于人;如果不自强，就没有内外联动的基础。新时代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正是我们主动求变、识变、应变，因时因势而动的战略选择，是对科技创新规律认识的丰富和深化。如何通过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以解决“卡脖子”的堵点和梗阻，从根本上改变基础、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赢得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动权，解决国家民族之所急、所痛、所需，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的现实问题。对此，有两个问题亟须厘清：其一，科技自立自强的发轫之处;其二，已具备的现实根基与存在的现实难题。通过找准“内生化”问题，多策并举、取长补短，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一、科技自立自强的发轫理路
“十四五”开局之年的科技盛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重要讲话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
（一）理论之源：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的延续与发展
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的形成是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唯物史观的阐发和革命实践活动的推进，从萌芽走向成熟和深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虽然马克思的科技创新思想当中贯穿着科技异化观点[1]，但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这一观点毋庸置疑，主要体现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两个层面。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与《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肯定了农业和工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是增加劳动生产力的首要办法。”[2]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的力量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再者，马克思直接表明科技创新在变革生产关系中的作用。他曾形象地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即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类文明形态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3]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视角来阐释科技创新理论，正是新时代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理论基因，二者的价值旨归是高度契合的。[4]
（二）民族之基：自力更生精神标识的提炼升华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一条凝重清晰的生命线跃然纸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中华民族不断的根、不灭的魂。[5]“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古至今，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在这一民族精神的激励下追求真理、保家卫国，使得伟大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巍然屹立，使得灿烂的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在远古的传说和历史中，面对“洪水”，西方人民大多选择逆来顺受，不断迁徙。而我国古代先民相信人定胜天，凭借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治水困难并掌握了独有的农田灌溉排水技术，形成了中华大地的沃土。由于生存和生活需要，伏羲氏发明“结网技术”，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氏发明农业、创制“耒”“耜”、发现药材，嫘祖发明“蚕丝”等。[6]唐宋时期，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科技发展，通过改善耕作工具和兴修水利提高了粮食产量，造纸业和纺织业的兴起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简言之，自力更生的奋斗意识在我国古代历史的回音中不断得以提炼升华，新时代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与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精神标识正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7]
（三）历史之势：建党百年科技思想演变的深刻镜鉴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百年征程中始终坚持“科技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救治、改造和發展中国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初步阐释若干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的基本观点，开始萌发科技救国的理性自觉。1965年，邓小平指出：“自力更生，并不是不同国际接触……而是主要靠自己。”这一时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共产党人科技思想的主基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由革命范式转变为发展范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是科技事业由乱到治、由衰到兴的“拐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成为时代难题。1995年，江泽民同志强调：“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格局。”自主创新便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主旋律。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加激烈的大国博弈和科技竞争，科技创新成为赢得发展主动权、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关键变量。[8]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历经百年征程，党的科技认知更加深刻、科技思想更加系统，为新时代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深刻镜鉴。[9]
（四）时代之策：国内外科技发展大势的深层洞见
新时代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是科技大势所趋、国际形势所迫、民族复兴所需。“察势者智，驭势者赢。”从科技发展大势看，科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影响下，全球创新版图正在重构、经济结构正在重塑。[10]唯有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才能塑造未来科技战略优势。从外因看，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正在接近世界前沿水平，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在科技创新和国际分工领域的优先权和主动权，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封锁，甚至会通过各种手段减缓其科技创新的步伐。如《瓦森纳协定》“沃尔夫条款”，特别是美国政府频繁发动针对我国科技型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及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禁运活动，遏制我国科技进步。[11]只有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才有利于防范化解经济、社会、政治等重要领域的重大风险。从内因看，我国正处于新发展阶段的起步时期，能否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经济体系，满足国内大循环发展新战略，关键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尤其在当今新冠肺炎疫情下，稳定和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势在必行。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利用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新动力、新模式和新优势，抢占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只有这样，才能够面对国际风险挑战淡定自若，面对国内“创新鸿沟”轻松跳跃。[12]
二、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根基
回首建党百年历程，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科技创新能力已今非昔比。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我国既有基础和条件，也有底气和信心。这源于我国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有力的要素支撑、丰富的创新载体和持续的创新动能。
（一）制度优势：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百年来党始终依据国家战略需求对各个关键节点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为各个阶段科技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充分展现了党对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导力、组织力和号召力。如早期提出科学技术为抗战和建国服务、向科学进军、经济与科技相结合，改革开放之后提出“三步走”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新时期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推动力度和政策出台密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科技实力迈向质的飞跃和系统能力提升。党的领导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够跃上大台阶的前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则是关键。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从“两弹一星”到 “人造太阳”持续“燃烧”、人工合成淀粉等，这些国之重器、国之利器的孵化绝非一己之力，而是各方面的智力、技术、资源与配套能力汇聚并实现高效配置后的产出成果，是在充分发挥我国体制优势基础上，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等多个创新主体协同发力的成果。总之，党的领导和制度优势是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进程中的坚强保障。[13]
（二）科研要素：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条件
从科研要素来看，我国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为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有力支撐。一方面，拥有量质齐升的科技人力资源，是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先行基础。就其数量来看，根据《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十三五”期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年均增速超过7%，已从2016年的387.8万人年增长到2020年的523.5万人年，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就各国科研人员数量对比而言，截至2020年底，中国科研人员数量达520万人，美国142万人，日本63万人，德国43万人。另一方面，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研发经费投入这个基座。根据《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整理得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及强度持续保持匀速增加态势，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及其占比保持同等态势。2012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及投入强度分别为10298.4亿元、1.98%，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及占比分别为498.8亿元、4.8%。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则达到24393.1亿元，位居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强度到达2.4%，接近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其中基础研究投入涨幅明显，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达1467亿元，研发经费占比首次突破6%。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到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增长。”由此，我国正在向世界典型创新型国家看齐，重视增加研发投入这一关键要素。[14]
（三）创新载体：科技自立自强的内核支撑
从我国基础科研成效来看，近年来我国建成了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创新载体，为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增加了底气。“十三五”期间，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投资数量比‘十一五时期增加了近两倍，建设运行从以跟跑为主，逐步转到跟跑、并跑，有的已经实现了领跑，产生了一大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催生了一批战略性产业技术。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布局建设的科技重大设施总体规模和水平已经处于国际前列，数量上仅次于美国。一方面，我国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解决了一批事关产业创新发展和社会民生的重大科技问题。另一方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为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懂科学、懂技术、懂工程、懂管理的领军人物，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进程中能够更好地开展国际创新合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着力打造国之重器是我国努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一招。根据科技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我国已成功组建首批9个国家实验室。截至2020年底，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数量为1636家，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为522个，相对于2019年增加7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含国家工程实验室）350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212家。这些创新载体将为我国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提供重要的内核支撑。
（四）创新动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棋眼”
从创新动能来看，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坚持从区域资源禀赋实际出发，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动能，分类施策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为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多个创新集聚区和“3+4”区域创新布局。各个区域创新高地遵循创新集聚规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成为全国原创性重大科技成果和颠覆性技术产出的主力军。此外，政府部门通过支持企业牵头承担重大科技任务，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得知，截至2020年底，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达到1173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数量为2386家。2021年上半年全球共有独角兽企业749家，其中中国独角兽企业有177家。这些优质且充满无限发展潜力的科技企业为中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引擎”。当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动能也得到进一步增强。根据我国科技部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3450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签订技术合同近42万项，合同金额达到940亿元。随着各区域和各主体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创新能力和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唯一跻身全球创新型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提升到2021年的第12位。
三、科技自立自强的问题探析
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为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在全球科技大环境中，我国面临的挑战依然艰巨。因此，新时代推进科技自立自强，需要以系统思维剖析以下问题。
（一）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薄弱
我国科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主要表现为我国还未实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发动机的成功转型，如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等依然牢牢掌握在他人手中，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标准、技术开发等方面与典型创新型国家仍存在不小差距，“缺芯之痛”的痼疾难以破除，制造业转型升级受到限制。例如，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消费市场，但90%依赖进口，自给比例仅10%左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化缘要不来，花钱买不来，市场换不来。”我国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的背后正是由于国家创新体系中缺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有力牵引，各创新载体的功能不够明晰且彼此之间缺少高效协同和联合攻关默契等多重因素的存在。其中高水平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首要衡量标准，也是打造良好科技竞争格局的重要创新载体。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提升基础研究能力的创新主体，在我国却面临缺位和错位等问题，尤其是国家实验室仍处于新创和重组、迭代和跃迁阶段。因此我国缺乏面向关键核心技术与未来产业系统性、全局性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来承担国家科技重任，无法聚焦当前科技领域中最突出的难题以实现尽快“突围”，快速、高效地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二）科技成果产出质量不高，本土企业内在驱动不足
高水平的科技产出质量和效率同样是科技自立自强的衡量标准之一，也是我国打造科技竞争格局的硬性条件。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科技创新大国，但仍被掣肘，尤其在高水平科技成果产出方面与世界科技强国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我国长期以来追求短平快和个人利益导向的科技价值取向，无法对关键核心技术进行长期战略性攻关，未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主要表现在企业这一创新主体盲目追求短期利润，忽略掌握核心技术这一关键环节，且在国内特定领域处于行业垄断地位，以至于产出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的驱动力不足。一方面，在可以轻易获得外来技术的情况下，本土企业感受不到开展独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压力，忽略建立自己技术创新能力，不重视开发自己的新技术、新产品，如以联想为代表的一类企业。另一方面，本土科技企业的核心零部件大多不用本土零部件供应商的产品，导致本土零部件供应商几乎没有机会得到成长，反过来加剧了本土科技企业对国外零部件的依赖，例如芯片、半导体存储、光刻机等，造成了整个供应链生态恶化的局面。只有逐步引导其面向国际竞争，相关领域方能得到长足发展。
（三）创新链条存在瓶颈制约，技术创新存在“脱节现象”
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分工地位整体上仍处于中低端，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的外部复杂竞争环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创新步伐。世界科技强国牢牢掌握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大量基础研究原理和核心前沿技术，将我国锁定在“两头在外”的状态。当然就我国自身创新链条存在的突出问题而言，我国科研机构在应用研究环节的突出矛盾是研究课题与市场需求存在脱节现象;关键核心技术在中试环节投入不足，关键技术商业化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科研机构作为我国的重要创新主体，热衷于“申请课题、开展研究、通过评审、再申请课题”的循环，而产业部门则陷入“引进技术、生产产品、技术落后、再引进技术”的循环，科研部门和产业部门分别各自“闭循环”，甚至同国家战略布局脱节严重，评价机制问题也难以跟上。实际上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并没有参与产业界的直面竞争，无法真正把控技术领域的短期和长期需求，无法量化其成果。因此基础源头创新链上游未能了解当前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以准确把握技术创新的方向，无法提高创新链从前端到后端的技术转化效率。此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领军科技企业等创新主体的科研力量存在目标分散、科研组织协同性不高等问题，原有的科研院所走向产业市场化后也未能承担行业核心和共性技术开发等重大任务。
（四）科技创新模式亟须改变，科技人才结构有待调整
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模式既是科技自立自强的衡量标准之一，也是打造良好科技竞争格局的重要软性条件。当前，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深度影响和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世界竞争格局正在重塑，人类未来的主导力量正在改变。未来中国需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和原始创新引领力，传统产业要向高端智能、信息化和数字化方向不断升级。但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仍是一种追赶模式，多项创新活动以跟踪模仿为主，传统的科技创新遵循自上而下的模式，而新产业革命更看重创造、互动、社会资本、開放共享及数字化转型。因此我国传统科技创新模式不利于原始性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成长，无法适应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亟须进行重大变革。近年来随着科技人才政策改革和制度创新，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规模素质均大幅提高，科技人才效能得以发挥，科技人才优势逐步显现。但从比较视野来看，与世界典型创新型国家对比，我国科技领军人才偏少，高层次创新人才匮乏，尚未创造出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的创新生态，这是中国目前科技人才结构的短板。正如科技部人才中心副主任陈宝明所言：“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人才发展仍然存在不足之处，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R&D人员投入强度仍然较低，高端科技人才缺乏的问题仍然突出。”
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实践路向
科技自立自强有底气，但也要补齐短板，增加硬气。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支撑，新时代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把握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要义和衡量标准，以点破面，由大变强，推进科技创新事业行稳致远。
（一）以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为目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时期是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时期，我国将着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構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需要较强的技术积累、扎实的基础研究能力、突破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阻碍等多重要素，也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其效能。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可从使命定位、体制优化和要素聚合三个维度得以强化。首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发挥大国先锋的作用，充分发挥建制化、体系化优势，着力解决一批影响和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领域的燃眉之急。[15]勇做科研旗舰，带领各路科技大军闯入科技“无人区”，组织开展协同攻关，打通创新链条，形成有效的“联合作战体系”。其次，在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重要时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大国重器，应对照国际先进经验，跳出陈规窠臼，以灵活高效为根本原则，以开放透明为管理特色，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努力成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成功模板。再次，通过多个创新主体协同共建，实现科技领域中人、财、技等要素的聚合与共享。合理布局、统筹建设国际创新平台和国之重器，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
（二）以提升企业科创能力为导向，持续优化技术创新体系
“十四五”时期我国科技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持续优化技术创新体系。当前，企业缺乏技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足是技术创新体系不够完善的主要表现。[16]因此，做好这一工作需要重点发挥企业这一创新创造生力军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7]一方面，企业作为整体创新链条的下游环节，距离市场最近，应鄙弃传统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思维，依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动向提出自主创新的强烈愿望。特别是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业环境变动不定，相关部门要多措并举解决中小科技企业融资难问题，鼓励和引导企业进一步加大对技术创新和自主攻关的投入力度，提高科技成果产出质量和效率，加深科技企业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紧密程度。另一方面，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优化技术创新体系绝非一个企业一己之力，而应鼓励企业加强合作，由领军企业牵头合作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发系统性、有效性的创新合作方式。以解决国家重大科技需求为导向，聚焦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新时代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持久的科技创新动力。[18]
（三）以完善整体创新链条为关键，实现创新主体协同发力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一般而言，整体创新链条是指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完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明确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在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激发其创新激情和活力。[19]当前，我国创新链条上中下游各个主体未能有效衔接，整条创新链侧重于产业化应用而偏离科技一体化趋势。对此，自上而下的资源投入，多元主体的协同发力对于完善并巩固创新链薄弱环节是必要之举。首先，作为创新链上游的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中心应合理配置科研经费，改善对前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与中后端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理关系，保障整体创新链条良性发展。其次，作为创新链中游的国家实验室和大型科创企业应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开放共享机制，搭建上下游信息平台。并为上游提供部件级验证、集成和系统测试这一“创新鸿沟”阶段的工作，为下游进行演示验证，推动技术成果向产业应用领域转移转化，发挥溢出效应。再次，作为创新链下游的高科技企业，依据上中游提供的准确信息，主动将创新成果进行产业化应用，缩短基础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之间的供需距离。
（四）以优化技术创新模式为核心，保障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一步是改变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式，构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最大限度发挥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新的科技创新模式要依据我国科技需求和供给两端交互驱动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进行结构性调整。通过优化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管理模式，着力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多主体协同、全方位推进的创新局面。[20]力争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从“跟跑者”“追赶者”向“发明者”和“创造者”成功转变。当然，技术创新还要在开放合作上发力，合理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和市场，掌握创新发展的自主权，促进技术能力“乘势而上”。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21]新时代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应以人才强国战略为导向，把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作为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引进和用好科技人才的关键是为其提供一流的创新载体和平台、形成合理的评价体系。对此，我国应整合和依托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由科学家参与或牵头发起若干新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在各个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使其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同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科技领军人才松绑和赋权，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形成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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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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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梦启（1997—），女，河南遂平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科技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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