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内在地要求生产力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所蕴含的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双重维度解放与发展的生态化指向，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循。进一步把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的现实诉求，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发展脉络及其生态化指向的阐释，面向生产力双重维度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从生态文化在社会各界扎根，生态文明制度的系统化、法治化和效能化，科技创新体系的绿色转型三个方面阐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生态化解放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中图分类号：D2?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5-0078-007
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在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关涉生产力双重维度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把握我国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双重维度生态化解放与发展的现实诉求及其实践进路。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发展脉络及其
生态化指向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所阐述的生产力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新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解放与发展观和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的生产力观、邓小平理论中的生产力解放与发展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三个重要节点，勾勒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发展脉络，意涵着生产力的生态化指向。
第一个重要节点是马克思对生产力基本原理的阐述。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发轫者，不仅提出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是生产力基本要素的思想，而且强调生产力的双重维度，即：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即劳动在无机界中具有的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1]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使其适應社会需要实际能力和物质力量，是在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中产生的，因其关涉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诸要素而逻辑地包括劳动之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双重”维度。其中社会生产力是由作为历史活动的劳动直接参与交换的生产力，而自然生产力不是由劳动直接参与置换的生产力，而是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本身固有的各种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是资本家私有，生产的目的在于攫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因而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必然受资本逻辑所左右。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首先，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物质源泉。马克思在考察剩余价值时指明：“如果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很高，也就是说，如果土地、水等等的自然生产力只需使用不多的劳动就能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2]人们从事生活资料生产是以土地、水等自然生产力为前提的，自然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投入的减少。马克思还进一步在经济上将外界自然条件划分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两大类，前者囊括土壤所涵养的肥力，渔业资源丰富的水域等，而后者则涵盖了奔腾不息的瀑布、通航顺畅的河流、枝繁叶茂的森林，以及可供开采的金属、煤炭等等。这些自然富源，实即客观存在于自然界同时又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紧密相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产劳动的各种自然力量的总和，它们是“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无须付代价的自然要素……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也就是，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然生产力加入生产的”[3]。这就是说，自然要素及自然力属于自然生产力的范畴。自然生产力本质上属于一种自然物、自然或生态力量，不仅阳光、土地、森林、湖泊、气候、矿藏等自然资源包括其中，而且水力、风力、电力等自然界存在的各种物质力量亦囊括其中，此外包括其中的还有来自于自然界本身的物质变换和信息传递的能力。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供养能力、吸纳能力以及承载能力，无不印证自然生产力始终存在且不断地发挥作用。进而言之，“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4]587。在马克思看来，不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来源于自然力，而且劳动者的分工也以自然生产力所展现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为基础。其次，社会生产力制约自然生产力的利用和绵延。科学发展、技术进步、机器的规模化使用、劳动分工和结合程度的提高等，都能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马克思把这种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称作“社会生产力”。诚然，人类往往需要依托自然生产力的帮助才能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4]56但社会生产力会对自然生产力产生影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为追逐剩余价值而肆意掠夺自然和耗费资源，造成自然界“物质变换的断裂”，阻断着自然生产力的绵延。只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完全的变革”[5]315，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破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才能破解资本逻辑，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4]587，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解放和发展自然生产力，保障自然生产力的合理利用和绵延不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所阐述的全面解放与发展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思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个重要节点是邓小平理论中的生产力解放与发展观。邓小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阐明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义。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373他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包含了对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两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解放生产力指向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主要是通过调整、建立或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解除生产力的束缚，焕发生产力的生机。解放生产力本质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通过自身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能够不断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进而促使生产力的活力充分涌流。正如新制度经济学派所指出的那样，经济主体行为准则等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是个动态的因果过程，由于技术不断变革，社会经济制度和结构必须进行不断改革才能有效地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发展生产力则指向生产力本身，主要是指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关系下，提高劳动者素质，改进劳动工具，拓展劳动对象，协调劳动要素关系、优化劳动分工协作，从而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生机活力的激发在其结果上往往展现为生产水平的提高，就此而言，生产力的解放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建立或完善，就此而言，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受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上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但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体制机制上仍存在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邓小平提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需要通过社会主义体制机制的改革来解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因素，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当前，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体制机制与生产力状况在总体上是相适应的，我们可以通过其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来实现生产力更大程度的解放与发展，进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说明了我国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意旨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体制机制的改革方向。
邓小平在力推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还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从植树造林、科教支撑、建章立制诸方面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张，意指生产力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他将生态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主张不仅要减少环境破坏，而且要增加环境投入，强调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6]21，即：通过植树造林来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生态安全，惠及民生福祉，造福子孙后代。面对科学技术之经济社会化、经济社会之科学技术化的发展态势，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当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先导作用，他切中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时代脉搏，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阐明了当代科学技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关联，指出“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7]，即：要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而且，生态环境保护也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例如“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8]。于此，邓小平将科学技术、生产力、生态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思考，关涉自然生产力的保护，意涵生产力双重维度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展示出邓小平理论现实性与前瞻性的高度统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绿色生产力观的生成埋下了壮实种子。
第三个重要节点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因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系统集成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并展现在其生态文明思想之中。习近平鲜明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9]，意指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内在统一。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作为社会财富、经济财富的“金山銀山”，为人民群众提供着美好生活的保障，而作为自然财富、生态财富的“绿水青山”，则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绿水青山标志着自然生产力的旺盛不竭。它在社会生产中持续“为劳动提供材料”[5]303，创造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获得金山银山量和质的双重提升。而且，“绿色生态是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10]33，绿水青山的利人效益和宜人价值，不仅会成为惠及当地群众的生态福祉，而且会吸引游客、人才和投资者，激活土地、劳动力、资产等社会生产要素，促进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推动社会生产力的生态化发展。而社会生产力的生态化发展，金山银山在量和质上的双重提升，又将绵延绿水青山的生机，提高自然生产力的活力，由此形成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良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意指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和“精神食粮”[12]。生态环境中所包含的生物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本然地通过物能的循环再生和反馈调控而生发不已、绵延不息，形成旺盛的自然生产力。如果我们在社会生产中罔顾生态本性和规律，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其结果必然是自然生产力的衰竭;我们只有在社会生产中遵循生态本性和规律，真正保护生态环境，才能永葆自然生产力的活力。就此而言，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是对自然生产力人为束缚的化解，就能解放自然生产力;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就是对生态环境生机活力的提升，亦即发展了自然生产力。这种自然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一方面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又以社会生产力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为条件，只有实行社会生产力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才能更好地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保障自然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因此，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0]34，着力于污染防治、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而要使之变成现实，则必须深化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体制机制的改革，如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0]99而今，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其重要特征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协同推进，在促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的同时，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意涵生产力双重维度更高水平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从而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
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生产力放在与社会生产力更加平等的地位，阐明了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双重维度生态化解放与发展的内在关联和持续机理，创新了我们党对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整体认识和实践运用，标志着绿色生产力观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新突破，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生产力生态化解放与发展的现实诉求
近年来，我国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成绩斐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但生产过程中资源能源的循环利用效率仍然偏低，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资源能源利用率偏低，说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生态化解放与发展如箭在弦，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表明自然生产力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任重道远。这需要我们立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着眼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双重维度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把握进一步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的现实诉求。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绿色发展理念尚需进一步深入人心。发展理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其产生既取决于经济基础，又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绿色发展理念作为因应生态环境问题破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物，在我国新时代生产力双重维度的生态化解放和发展中具有引领作用，是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必须坚持的新发展理念。进而言之，绿色是生态自然的底色，这决定了绿色发展理念在生态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因此，让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特别是使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就成为解放和发展绿色生产力之思想意识变革的现实吁求。而“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扎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3]。对照这一要求，显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尽管生态文化在我国已然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范畴，绿色发展理念的名词可谓家喻户晓，但在总体上崇尚生态文化的社会氛围尚欠浓郁，一些人对绿色发展仍停留在口头上，未能在其社会生产生活中转变成自觉行动，生产中的资源浪费依然存在，生活上的铺张浪费仍较突出，说明绿色发展理念尚未深入人心，有碍于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广泛形成和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这势必成为生产力双重维度生态化解放和发展的障碍因素，吁求我们着力这一障碍因素的化解，使绿色发展理念的践行愈益普遍地成为人们的内心自觉，以求生产力双重维度的进一步生态化解放和发展。
二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对于生产力双重维度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如果说发展理念的引领属于“软性”规范，那么制度力量的作用就属于“硬性”约束。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仅包括各项制度自身的科学、严格，而且包括这些制度对生态环境保护主体、对象和生产力所涉诸要素的全面覆盖，以及相互之间的紧密关联和有机衔接，更为重要的是要包括这些制度有效执行的体制机制。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14]，例如，资源使用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就与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覆盖不全面、管理不严格有关，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偏低、保护生态得不到合理回报等问题则与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有关。这就要求我们通过系统思考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在诸如管理者、生产者、消费者、资源开发者以及普通民众等生态环境保护主体，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海洋、土壤、大气等生态环境保护对象，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场境、劳动产品等生产力所涉要素，以及“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等制度执行体制机制上，坚持和定型既有生态文明制度中的合理要素，检视和弥补既有生态文明制度的缺环及短板，推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战略性布局和整体性完善，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对生产力双重维度生态化解放与发展的优越性进一步凸显。
三是绿色科技创新驱动的“篱笆墙”尚需进一步破除。生产力双重维度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离不开绿色科技的创新驱动，需要在科技创新体系中融入生态因素，统筹安排科技创新体系之结构与功能、运行过程、成果产出、发展机制的绿色生态化，特别是绿色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高效转化。绿色科技的基础研究、知识创新和技术构思及试验研究的主体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而后续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主要是依靠企业，政策支持和基本科技资源的供给则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但从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实际看，创新主体之间定位重叠、恶性竞争、无谓重复、浪费科技资源的问题依然存在，“各领域、各部门、各方面科技创新活动中的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碎片化现象”仍常可见，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科技进步贡献率、研发投入强度尚低于一些发达国家。我国现在的消费者对绿色产品愈发青睐，这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但绿色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一般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如果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支持和基本科技资源供给跟进不够，加之在市场上假冒伪劣绿色产品投机作祟，那么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活力和动力就会被削弱，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信心也会动摇，因而生产力双重维度的解放与发展也就受到制约。目前，尽管政府部门在绿色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的政策支持、基本科技资源的供给以及绿色产品的市场规范上已付出不少心血和智慧，但其中诸多惯性制约因素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窒碍了绿色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双重维度解放与发展的驱动。这吁求我们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入贯彻到科技创新体制以及市场规范和机制的改革之中，进一步破除绿色科技创新驱动的“篱笆墙”，切实促进生产力双重维度的解放与发展，从而协调推进我国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
三、生产力生态化解放与发展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重要特征是其整体性，它不仅涉及生产力系统诸要素的整体协调，而且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整体运动。从绿色发展的视角看，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是生产力生态化解放与发展的核心所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良性互动，势必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绿色转型产生促进作用，同时又以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绿色转型为支撑条件，其良性运行的结果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因此，对生产力生态化解放与发展的实践进路必须进行系统性思考，统筹兼顾生产力系统诸要素的绿色转型以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经济社会要素的全面绿色转型和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生產力观的生态化指向，生产力双重维度解放与发展的现实诉求，昭示出我国生产力生态化解放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理据，内在着以下三条主要的实践进路。
第一，生态文化在社会各界扎根。生态文化主要是指基于生态本性和规律认知的应然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体现了人崇尚生态文明的智慧，其要旨与绿色发展理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生态自然具有生生、协变、臻善的辩证本性，以及过程上循环再生、机制上反馈调控和状态上整体和谐的运行规律，这启示同时也要求我们在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善待自然、师法自然，将人与自然的循环相济、和谐共生确立为人对自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主体是人群，包括领导干部、社会大众和各界人士。欲使生产力获得更大程度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就得让主体在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普遍自觉践行生态文化及绿色发展理念。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及其绿色意蕴，为当今中国生态文化提供了良好基因。新时代人民群众愈益普遍、愈发强烈的生态需要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所彰显的惠民利民价值，则使生态文化拥有了良好社会根基。我们要以此为基础，通过党和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方力量的整合，各种社会、教育资源的调动和集聚，针对领导干部、企业人员、学校师生乃至离退休人员的不同特点及角色地位，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开展丰富多彩的动员、教育、宣传、创建活动，构建行之有效的生态文化培育普及体系、学校师生教育体系、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以及覆盖城乡的家庭生态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将生态文化纳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改进生态文化践行标杆和生态文明共建共享典范的激励机制，提高全社会对生态文化和生态科技的接受度和践行度，促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让生态文化及绿色发展理念在社会各界植根，同心致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环境、劳动产品的生态化，愈益青睐绿色食品、绿色服装、绿色住宅、绿色交通和生态用品，普遍崇尚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文明生活，用心落实资源利用效率的全面提高，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的巩固扩大，节能减排工作的协同推进，造林绿化工程的持续实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优化美化，能源资源的合理配置，生态安全屏障的牢固构筑，“治山理水、显山露水”新篇章的扎实谱写，从而最大限度地彰显生态文化及绿色发展理念在生产力的生态化解放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第二，生态文明制度的系统化、法治化和效能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生产力生态化解放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我国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生态文明、集中力量共襄环保盛举等制度优势转化为环境治理效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推动生态文明体系的构建、完善，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我们要接续瞄准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制度创新、供给、完善、配套和执行问题，按照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科学性取向和系统性思维，坚持我国既有实践成效显著的生态文明制度“四梁八柱”，弥补既有生态文明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主体和对象上的缺环及短板，改进生态文明制度执行的体制机制，推动生态文明制度的系统化、法治化和效能化。目前而言，就是要最严格地实行贯穿“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全过程的生态保护制度，建立全面覆盖自然资源产权、自然资源监管、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诸领域的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以统筹地上地下、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以及国家公园保护等为指向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包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环境保护全程监督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诸方面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在体制机制上，则要统筹各项制度执行督查机制的系统改进，着力林长制、河湖长制的推深做实，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监督长制的创新实施。唯有如此，才能保障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双重提升，切合我国生产力生态化解放与发展的现实诉求，实现生产生活方式与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持续改进以及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远景目标。
第三，科技创新体系的绿色转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内生要素，它不仅对劳动生产效率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而且还能够提高劳动力活劳动过程中的外部效应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收益。与此相应，绿色科技进步可以通过对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场境、劳动产品的变革而使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呈现绿色转型，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它须以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为核心，而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又内在地要求科技创新体系的绿色转型。科技创新体系绿色转型的要旨在于，突出生态本性和规律的科学探索、技术应用及其成果转化，将既有科技创新体系“绿色生态化”，实行创新主体的生态位化、运行的循环化和成果产出的绿色化。在生态系统中，种群生命体都要占据特定的生态位而维护自身的生息繁衍和生态运行的畅通高效，若其生态位发生偏离或扩张，就会影响自身的稳定发展，引起生态运行的变动甚或失序。科技创新体系的主体生态位化就是要师法自然的生态位本性，对科技创新主体进行合理定位，让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主要扮演基础研究的角色，政府部门侧重于政策和基本科技资源的聚类供给，企业注重于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由此保障各类创新主体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并育互利。在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展现为循环再生的过程，体现为生命个体及种群对其生态位资源的顺畅转化和高效利用。科技创新运行的循环化就是要模拟循环再生的生态过程，在着力改进各创新主体内部结构和创新效能、提升科研投入产出比的同时，健全绿色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政策，强化专业中介机构的服务功能，活化创新主体之间的节点和链接，从而“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15]，提高创新主体之间信息流、知识流的传递效率，达成从知识创新到技术创新再到产品创新的顺畅转化，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循环增殖。在生态系统中，作为运行过程展开结果的有机甚或无机产物，都被重新纳入到生态运行过程，对生态系统生机活力的绵延做出贡献。科技创新成果产出的绿色化就是要以绿色科技、绿色生态产品的产出为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不断深化和拓展关于生态本质和规律的具体认识及其与机械、物理、化学规律的内在关联，并通过技术应用开发将这些规律性认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劳动对象的生态化使用、劳动工具与工艺的生态化变革和劳动主体的生态化发展，从而实现产品的生态化增殖。于此，优先支持绿色科技创新、着力净化绿色产品市场至关重要。因应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绿色、智能、泛在”特征和趋势，建立和完善发展规划、科研立项、成果转化诸方面的绿色科技创新优先支持政策及其执行机制，加大市场规范力度，强化对假冒绿色产品及市场投机行为的打击，保障绿色产品的应有价位。由此拆解绿色科技创新的“篱笆墙”，使企业对绿色产品的开发投入和内部化的环保成本在市场上得到补偿，为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注入强大活力和动力，实现绿色科技创新链和绿色产业链之间的高效对接。质言之，只有通过科技创新体系及其体制机制的绿色转型，推动产业升级的绿色智能化，驱使生产力沿着生态化解放与发展的路向阔步前行，才能让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出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交相辉映的壮丽图景，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中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福祉和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0.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43.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6.
[8]冷溶，汪作玲，等.邓小平年谱（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882.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63.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09.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2.
[13]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8.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63.
[1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0.
（责任编辑 吴 楠）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