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艺术在传统儒道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善于寻求“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统一，追求对“此岸世界”的精神性超越，在意境审美中实现对“彼岸世界”的体验与感悟，“天人合一”是中国艺术的核心美学精神。“唯一”与“真”是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核心基因，它使西方艺术长期以来重视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在创作实践中追求对真实事物的还原和客观真理的探究。然而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市场逻辑裹挟下的创作环境消弭了中西艺术的旨趣差异，影视剧、综艺、动漫等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正在经历着同质化危机。
关键词：中西艺术;天人合一;求真究理;旨趣差异
中图分类号：I106?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3-0174-006
中西艺术差异是国内艺术学理论思辨的一个经典问题，很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都有著独到的认识和见解。王建荣认为：“中西方精神理念的不同导致了艺术形态上的差异，两者分别表现为‘温柔敦厚和‘静穆哀伤。”[1]杨冬提出：“中西艺术的比较没有量化标准，分析两者的差异本质上是一个文化内涵问题。”[2]韩蕾总结了中西方传统艺术精神的文化、思想源流，认为“中国传统艺术旨趣的形成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而西方艺术旨趣的形成则要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哲学思潮，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先贤们的哲学思想”[3]。赵瑞洁提出：“中西方艺术在美学追求上分别是‘天人合一与‘认知求真，因而前者在技法上注重‘写意，而后者则推崇‘写实。”[4]当前关于中西方艺术差异的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普遍以“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来阐释中西艺术在精神理念上的差异，鲜有针对创作实践的对比分析。二是研究普遍聚焦于历史而忽略当下，全球化竞争与商业化运作使得当下的中西艺术“求同而难以存异”。本文首先围绕“天人合一”与“求真究理”核心概念，阐述中西艺术旨趣的源流及内涵。其次，以美术、音乐、文学为例，找出中西艺术旨趣在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并从理念、风格、技法、欣赏与评价五个维度详细对比二者的差异。最后，反思传媒艺术时代中西艺术旨趣的消弭现象。
一、“天人合一”：中国艺术的核心美学精神
作为中国艺术的核心美学精神，“天人合一”的“天”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儒家所说的“以真善美为突出表征的人伦教化体系”[5]，但又不止于此，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结构。二是道家所指的宇宙自然，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万千自然本体及其运行规律的总和。把两层含义结合起来，“天”就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就是自然与社会的相加，就是抽象与具象的辩证。“人”既是指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命个体，同时也有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含义，因此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特殊与一般的统一。
中国艺术旨趣是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所以“天人合一”在“道”的层面是中华传统美学精神，而从“术”的层面看，则是中国艺术的创作旨趣。艺术作品中的“天人合一”艺术旨趣往往会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教化功能”，按照“真、善、美”的统一原则传达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人文情感，注重的是人与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契合。其二是表达道法自然，寻求对“此岸世界”中功利束缚的摆脱和超越，通过在作品中构建意象或意境打开一扇神奇玄妙的“彼岸之门”，使人达到一种至高的精神自由境界，注重的是人与自然及心灵的应合。
仲呈祥先生认为：“追溯中华美学精神的源头，自然是公元前人类轴心时期的老子、孔子和庄子。是他们，开了把文艺求美放到整个社会文化、宇宙自然、人伦道德的大视野中加以观照阐释的好传统。”[6]孔子哲学思想的关注点始终在“人”上，他与弟子的对话语录中大多是围绕人与人之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展开。他在评论“《韶》乐时认为曲子音调虽然优美，但是道德伦理的宣传作用不够突出，因此作品不甚理想。在评论《武》乐时，认为此曲既有优美动听的旋律音调，又发挥出了道德教化功能，实为上佳之作”[7]。《论语·阳货》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8]“兴观群怨”是儒家对诗歌（文艺）作用的认识，把艺术创作与道德教化联系起来。宋代大儒朱熹对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思想诠释为：“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9]汉代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0]宋人张载在《正蒙》中论道：“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也。”[11]蒙培元先生指出，儒家学说中处处都体现出“万物一体”的思想。所谓“万物一体”的“物”，不仅指社会事物，还包括自然界中的事物。“而‘一体则是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如同人的身体一样，每一物都有自己的地位与作用，有一物不能‘遂其生、‘顺其性，就如同自己身体受到伤害一样。这种普遍的宇宙关怀，是仁的最高成果。”[12]总之，儒家美学思想是自然的人化，其中包含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自然事物与人的道德伦理有相似融通之处，例如“仁者”与“山”都有着沉稳、厚重的特质，而“智者”与“水”都有着灵动、变通的特质。二是自然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感应关系，万物皆可人格化，以审美的形式成为至高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
与儒家思想强调人伦教化不同，道家哲学思想旨在寻求对“此岸世界”的精神超越，指引人们从世俗功利中超脱出来，以一种纯净的、高尚的、审美的方式观照自然和参悟人生。老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独特见解，认为自然的存在法则是客观的，人生存于大千世界中要顺其自然，与万物融为一体、和谐共生。庄子对此更进一步地认为，自然界是由不同生命构成的有机系统，人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天地中的万物存在关联和呼应，并且还以口述的形式提出了“天人合一”哲学命题。老子与庄子的哲学观念为中国艺术中“天人合一”旨趣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总结道：“老、庄所推崇的道就是中国艺术家们集体追求的艺术精神，中国的哲学思想与中国的艺术精神是相通的。”[13]
二、“求真究理”：西方文艺的崇高创作理想
“唯一”和“真理”是西方哲学文化中的两大重要基因，在大多数西方人的观念里，真理应该是唯一的，而追求真理的过程则是崇高的，艺术的崇高价值在于让真理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客观地显现在众人面前，由此西方传统艺术在创作中逐渐形成了“求真究理”的艺术旨趣。“求真”这一概念至少包含有三层含义：第一是存在状态的真实，艺术形态要能真实再现客体原貌，也就是外在的形式要尽可能的逼真生动。第二是事实情理的真实，艺术内容要与现实经验有对应参照，也就是事要实，理要明，情要真。第三是艺术典型的真实，艺术形象与社会生活要密切联系。而“究理”的艺术旨趣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文社会现象的思考和批判，二是对宇宙自然的观察和探索。“究理”在西方的传统艺术作品中往往是具有“排他性”的，因为真理通常只存在一个，所以艺术的呈现应当是清晰明确的、科学严谨的、有理有据的。
从古至今，西方人在探索宇宙自然奥秘方面所表现出的执着精神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人类整体科学意识尚未萌发之时，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了“黄金分割法”学说，用几何学中的数理逻辑论证了形式美感问题，给艺术创作带来了科学理性。哥白尼敢于以“日心说”向罗马教廷发起挑战，创新人类天文学说的同时也为欧洲文艺摆脱宗教束缚，向着科学进发做出卓越贡献。伽利略在比萨斜塔进行“自由落体”实验，验证了物体的落体速度与重量并不相关，直接推翻了古希腊哲学圣人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论断，间接打破了欧洲艺术长期以来尊古崇贤的惯例。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提出：“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进步，真理亦在不断发展，因此人类要孜孜不倦探寻真理，永远不能停下。”[14]追求“唯一”和“真理”在很多西方民族中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文化心理继承和哲学思维定式。在此影响下，西方的艺术创作便将“求真究理”奉为圭臬，把对自然客体的真实再现和对社会事实的逼真表现作为崇高的创作理想。
追求“唯一”和“真理”让西方人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习惯性地“主客二分”，把“物”和“我”对立起来。在西方艺术家的眼中，客观世界中的自然万物是客体，“我”则是主体，艺术创作就是“我”在观照自然客体、在思考客观规律、在参与社会活动、在书写生命体验，艺术创作活动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和构建，物我之间泾渭分明。学者彭吉象先生曾经在评价西方艺术特征时说：“西方的哲学和文化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主客的分立。从古至今，西方人的思维里都是习惯性把主客分离的，这决定了西方艺术创作总是喜欢把主客之间分立开来。”[15]西方艺术的“主客二分”，在中世纪的时候体现为人与神的分立，文艺复兴时期是人与客观自然的分立，工业革命时期是人与工具和技术的分立，信息化时代则是人与媒介、人与人的分立。
尼采认为：“西方人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形成和对自然科学的狂热与崇拜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他曾提出过‘知识即美德的观点，把人生的终极价值与科学理想联系起来，提倡文艺也应该传播真理，让人获得知识、受到启发。”[16]苏格拉底之后，他的学生柏拉图认为艺术就是对自然的临摹、让理念显现出一个形象，应该秉承真实客观原则，并且柏拉图排斥艺术虚构、痛恨主观抒情，因为这会导致世人堕落和感伤。亚里士多德则在《诗学》第一章里开宗明义地提出“艺术模仿说”，这基本上是“一种求真写实的艺术理论，它有力地促进了古代西方‘逼真艺术的发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之后古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乃至启蒙时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西方艺术”[17]，并且引导、规范着西方艺术家们的创作理念和思维。
三、“天人合一”与“求真究理”在中西文艺中的体现
“天人合一”旨趣让中国传统艺术具有浓郁的人伦教化色彩和自由超越气质，以意境为中心连接“此岸”与“彼岸”、融合“天地”与“万物”，在审美中观照社会百态、参悟宇宙人生。“求真究理”旨趣深刻地影响着西方艺术的创作实践，千百年来西方文艺巨匠前赴后继，不断尝试突破艺术的真实极限，想方设法地促使艺术不断接近科学，下面以美术、文学与音乐为例，分析“天人合一”与“求真究理”在中西艺术创作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
西方美术在创作中以“形似”为目的，特别注重技法，画与实物越相似，越能证明创作者技艺的高超，作品也就越会被认为有价值。凝视古希腊时期的精美雕塑作品，如《掷铁饼者》《米洛斯的维纳斯》《雅典娜神像》，我们会被塑像人物优美的线条、高贵的神态和雍容的装束深深打动，不禁感叹西方雕塑在“模仿”方面的非凡技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美术具有一种独特的科学之美，例如达 ·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作品就在创作中运用了人体解剖学、数学、物理学的相关知识，因而画面中的人物比例显得十分协调、布局结构也匀称合理。荷兰画师伦勃朗被称为“光影魔术师”，它的《夜巡》《杜普教授的解剖课》等画作能够清晰地表现出光影的刹那间变幻，甚至还能惟妙惟肖地反映出人物的表情细节。与之对比，中国传统美术在真实感、立体感方面就逊色太多。唐代画师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虽然是水墨画，缺少了西方油画的那种浓墨重彩，但胜在意境浓厚，画中的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笔法虽然简练但却能够留给欣赏者丰富的联想空间。宋代画家马远所绘的《寒江独钓图》具有意境深远、意蕴悠长的审美特征，整幅画中只有一小舟、一钓者和一鱼竿，实写的元素并不丰富，但欣赏者却依然能在画面中体会到寒江钓者心中的孤独、凄清与失意，人与自然在作品中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达到了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艺术境界。
西方文学在创作中注重反映现实，善于探究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认为：“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文学和艺术的功能就是对事物的客观反映。”[18]到了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论家布瓦罗提出：“文学家要从理念出发模仿感性的自然对象，使真理具象化并实现‘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和客观世界的规律。”[19]在19世纪，西方在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这让那个时代的欧洲小说家追求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进行创作，试图让艺术变得像科学那样严谨、精确和稳定。著名的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就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写道：“严格地反映现实，不要高谈道德是非，创作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影响，而是要有一种不偏不倚的科学态度。”另一位法国作家福楼拜也说过：“创作原则是客观而无动于衷，小说作品不应该在自己的作品里表露态度倾向。”意大利小说家左拉甚至提出：“小说创作应该像科学实验一样严谨客观，用科学去解释现象和问题。”他在《娜娜》和《小酒店》等作品中用遗传学来解释人物的悲剧命运。中国文学相比之下，具有鲜明的浪漫特征和隐喻倾向。唐诗文采斐然、想象丰富，李白作诗最善运用夸张、比拟等手法，笔下名句如“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20]具有雄奇奔放、俊逸清秀的独特艺术魅力，让读者神游境中情思畅怀。明清小说追求虚与实的结合，事实未必全真，只要通情合理、意味丰富就是一部好书。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以唐代僧人行走西域基本事实为故事主线，虚构了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等角色，以唐僧师徒的超现实奇幻冒险来展现当时的社会风貌。与之类似，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书同样既“虚”又“实”，书中谈鬼说狐的故事素材看似荒诞离奇、十分虚幻缥缈，但作者正是通过“虚”来隐喻“實”，用超现实、非理性的情节内容来针砭时弊，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面。
西方古典音乐很注重旋律的错落有致和音调的高低起伏，当西方音乐家用钢琴演奏《卡门》《命运交响曲》《悲怆》等曲子时，听众往往会联想到现实，从音乐声中获得对抗命运、自强不息的勇气。而中国古典的音乐却恰恰相反，曲调大多平和舒缓，追求空灵悠长的审美意蕴，尤其是古琴曲《平湖秋月》《潇湘水云》《渔樵问答》等大多具有“绕梁三日”的意境，听者的思绪在舒缓的曲调与空灵的琴音中神游发散，但最终又往往回到本心，摆脱对现实的困惑、感悟自然生命的真谛。中西音乐风格的差异正在于两者核心美学精神的分野。
四、中西艺术旨趣之比较
由于文化积淀的不同和哲学源流的分野，中西艺术旨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主要通过艺术理念、艺术风格、艺术技法、艺术欣赏和艺术评价五个维度见出，下文逐一进行阐述。
从艺术理念的维度看，中西艺术旨趣是截然不同的，中西艺术家在建构自己的思维世界和表达情感体验时，各自遵循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传统艺术所追求的是“天”与“人”的和谐统一，这是“真、善、美”儒家人伦教化思想和“道法自然”老庄哲学精神在艺术中的体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交合形成了一种整体化艺术创作思维，中国艺术普遍都有感兴特性和玄妙的宇宙自然观。”[21]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说，中国哲学就是“‘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22]艺术与哲学是相互融通的，中国哲学的价值追求正是中国艺术的创作旨趣。而在西方艺术家的理念体系中，强调现实高于一切，推崇严谨、客观的科学创作态度。因此西方的各类艺术基本都是“求真”和“究理”的。艺术旨趣“大多围绕着个人、权利、平等、公平等诸多情感。在艺术表达上，其文学艺术表现出极强的现实逻辑性和哲理性，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贴近现实以及增强艺术对客体的表现力”[23]。
从艺术风格的维度看，“中西传统艺术旨趣体现为‘写意与‘写实的差异。”[24]因为西方的文化和哲学注重科学，因而西方的藝术大师们普遍具有典型的“写实”创作风格，追求“严谨”“理性”“明晰”和“真实”在作品中的呈现。与之相比，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更重精神性探求与生命体验，所以，体现在艺术风格的形成上，就有了鲜明的差别”[25]。概括地说，中国古代艺术家们大多崇尚“写意”的风格，所谓“写意”就是“字中有意”“画中有情”“文中有味”“乐中有言”，外在的形式不必严谨精确、不必逼真肖似，也不必过于拘泥情理逻辑，恰到好处地表达、流露出主体的思想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从艺术技法的维度看，西方艺术为了要突出“求真”与“究理”的旨趣，所以十分重视媒介的使用和技艺的打磨，力求最大化还原自然万物的本来面貌，尽量精确地揭示现象世界的原因和规律，因此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艺术媒介在不断发展进步，艺术与科学之间也在不断渗透融合。二是艺术技艺在不断提升，“求真”与“究理”的程度也在不断深化。而追求“天人合一”旨趣的中国艺术，例如书法、戏曲、水墨画等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维持着相对固定的创作模式，媒介与技艺的进步幅度远不及西方艺术。“中国艺术善于用有限的媒介表达无限的内涵，以高度抽象性的符号构建出审美意境，引导审美主体走进一扇玄妙之门，从中获得深刻的人生思考、复杂的情感体验以及丰富的自然知识”[26]，故而中国艺术对更新媒介和提升技艺的需求就远不如西方艺术那样迫切。中西方艺术的根本性差异在创作技艺上的体现是，西方艺术家善于用科学的眼光看世界，注重客观、精细地描摹与分析。而中国艺术家则“仰观俯察、远近游目，从整体来构思局部，以有限来创造无限，用意象来隐喻哲理”[27]，中国艺术因此在技法上追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
从艺术欣赏的维度看，西方艺术重在体验，擅长以华丽优美的形式和逼真生动的内容打动观众，创作者也往往为了引发欣赏者惊颤的效果，刻意在创作过程中炫技。中国艺术则是重在意境的生成，虚与实相结合、意与形相契合的作品才能够引领观赏者进入虚空灵奇的意境世界，构建出一个无限的想象性审美空间。那些逼真肖似、如实指陈的作品则难以得到精英们的认可，齐白石就曾经说过：“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媚俗，不似欺世。”西方艺术的欣赏重在获得审美感官的愉悦享受，以获得惊颤感为终极目的。中国艺术的欣赏则不去追求感官刺激，而是需要欣赏者以“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心境细细品味与感悟。
从艺术评价的维度看，真实感与科学理性在西方艺术评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艺术的逼真往往是创作者高超技艺的体现，而科学理性则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作品的审美价值，因此越真实、越科学的艺术越能够在西方社会得到较高评价，由于“真实性”与“科学性”存在量化标准，因此西方艺术评价也往往更具有客观性。而中国艺术“天人合一”的旨趣决定了评价体系以“意境”为核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有意境的诗词才有高品格，才能出现流传千古的名句。”[28]除诗歌外，意境对于其他中国传统艺术而言也同样重要，意境能够使作品具有一种抽象深邃的玄妙美感，能够激发审美者的联想和想象，历来都是评价作品美学价值的一个关键因素。
通过五个维度的分析对比，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中西艺术旨趣各有特色，前者胜在“意境之玄妙”而后者则长于“体验的惊颤”，所以二者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其次，“天人合一”与“求真究理”艺术旨趣多见于中西方的传统艺术中，尤其是在经典作品中体现得最为鲜明。最后，“天人合一”与“求真究理”是从整体上对中西传统艺术进行的笼统性概括和提炼，并不是绝对精确的，个别反例的存在无可避免。无论哪个时期，中西艺术都是多元的。
五、传媒时代中西艺术旨趣的差异消弭
自19世纪西方摄影术出现后，媒介开始深度介入艺术的创作与传播，艺术与技术的边界日益模糊。新兴的传媒艺术族群，例如电影、电视、综艺节目、网络动漫、交互式情景体验游戏等在媒介科技的加持下，往往能够带给受众更强的感官刺激和更多的瑰丽奇观，因而传媒艺术能够“压制”传统艺术，成为当代最受欢迎的艺术族群。
无论中西，传媒时代的艺术普遍具有科技化、商业化、媚俗化的特征，在全球化浪潮和市场逻辑的影响下，中西方的传媒艺术变得越来越雷同。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中国与西方都在不断学习和模仿对方的商业模式，一个好的创意往往被反复使用和改编，这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的艺术越来雷同，源自西方的一档音乐类真人秀节目《THE VOICE》引进中国后变成了《中国好声音》，两者的生产模式、内容流程、核心价值都几乎一模一样，区别仅仅是画面中人物肤色和面孔的不同。近年来拍摄的好莱坞电影开始流行聘用华人武术指导，打斗过程中的动作设计、招式组合与国产电影高度接近。动漫作为一种完全以虚拟形式制作而成的影像叙事艺术，其先天就具有全球同质化的倾向。尽管早年间中国动画学派以鲜明的“水墨画风”和“中国题材”打出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色，但是近年来热播的网络动漫剧、现象级的动漫电影几乎都在朝着“西方化”的路上大步迈进：一是在視觉造型上大量运用西方设计元素，主要是通过角色、道具和景观予以体现。二是在故事情节中融入很多西方文化内容。三是在制作技术上逐渐向西方靠拢，积极开发3D动漫作品。总的来看，当今中西方的艺术多以眼球刺激和娱乐标榜，变成了现代商业公司模式化打造的产品。同时在市场逻辑影响下，消费者成为当今时代艺术活动的“中心”，内容生产为了要满足受众之需，便不再突出艺术旨趣。
雷同快餐式艺术虽能饱腹，但咀嚼无味。如何重拾个性、延续旨趣，是当代中西方传媒艺术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建荣.美学理论视域下的中西艺术精神本体论比较研究[J].戏剧之家，2019，（22）：217-219.
[2]杨冬.浅析中西艺术的思想差异[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4，（6）：94.
[3]韩蕾.中西方艺术精神比较[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5）：45-46.
[4]赵瑞洁.天人合一与认知求真——中西美学追求之差异[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4）：51-52.
[5]胡鹏林，韩文革.天人合一与中国美学精神[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933-936.
[6]仲呈祥.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N].中国艺术报，2015-9-9（2）.
[7]崔广庆.孔子闻韶考[J].人民音乐，2013，（4）：73-75.
[8]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183.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90.
[10]桑延海.孟子、荀子和董子的“天人合一”思想探究[J].大众文艺，2019，（9）：52.
[11]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121.
[12]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0.
[1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4.
[14]伯兰特 ·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M].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41.
[15]彭吉象.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之我见[J].东北师大学报，2021，（2）：930-937.
[16]张伟.中西艺术精神的本体比较.艺术百家[J].2016，（2）：125.
[17]玄颖双.从“真”的角度比较中西艺术差异[J].中国民族博览，2017，（7）：58.
[18]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76.
[19]陈炎.科学精神对西方艺术的双重影响[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21.
[20]李白，著.陈祖美，主编.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集.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70-236.
[21]张晶.试论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特质[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5.
[2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80.
[23]王英明.解析西方艺术的精神历程[J].才智，2009，（30）：157.
[24]邓晓芒.中西艺术精神比较[J].艺术百家.2010，（4）：45.
[25]丁瑗.绘画艺术中的诗意——中西方艺术浅析[J].艺术评鉴，2017，（14）：34.
[26]樊宝英.论“天人合一”的美学精神[J].江西社会科学，2002，（7）：9-11.
[27]李旭.大生命观的美学——天人合一与中国艺术精神[J].江海学刊，2000，（3）：155.
[28]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
（责任编辑 黄胜江）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