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新闻业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得以增强，围绕新闻客观性的争议进一步强化，关于透明性的讨论逐渐增多。新闻透明性的基本含义是将传统的影响新闻生产的因素适度公开化。新媒体的发展为新闻透明性提供了技术可能，新闻从业者和新闻用户发展出相应的透明性实践路径。透明性目前在新闻业中还局限在那些可控性强、风险度低的范围内使用，其意义更多体现在媒体转型过程中对新闻业价值规范层面的反思。
关键词：客观性;透明性;社交媒体;参与;对话
中图分类号：G21?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2-0161-006
近年来，传统媒体面临着多种转型期的挑战，面对包括来自信息技术、商业模式以及公众层面的压力。特别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传播等这些新技术涌动的环境下，如何重塑自身核心竞争力和维系长期形成的公信力是媒体必须应对的课题。传统的、经典的新闻专业规范还能否继续生成新闻机构的专业权威，也引发了学界业界的广泛讨论。社交网络的崛起不仅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媒体机构和个人打开“后台”的窗口。作为新闻业核心原则的新闻客观性虽然自诞生起就处在各种各样的争议之中，但迄今为止它仍是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信奉的专业准则。当新闻生产走向透明时，也就产生了对客观性的挑战，透明性和客观性的关系成为新闻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新闻透明性并非全新的概念，但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关于透明性的讨论逐渐增多。技術手段为透明性的深层次发展提供了支持，互联网的开放式文化也使得透明性的理念得到认可。有学者已经将透明性提升为新的新闻业专业准则，也有人认为公开和透明不一定能增加公众对新闻业的信任。有的记者认为应当毫无保留地公开自己知道的内容，但也有记者担心过度的公开会招来偏见和质疑。在互联网环境下，增加传媒业的公信力与新闻媒体运作的“祛魅”构成了透明性的一体两面。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实践正从一种相对封闭的新闻生产体系（由传统信源和专业记者把控信息生产）向一种更加开放的体系转变。[1]开放式新闻生产是传媒发展趋势，封闭运作必然会招致公众怀疑，媒体转型的挑战之一就是用怎样的方式去推动何种程度的新闻业透明性实践，以期改善由于过度商业化和封闭化引发的传媒公信力式微问题。本文试图对新闻透明性这一浮现中的新闻业新规范做理论考察。
一、新闻客观性的争议与新闻透明性之兴起
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被广泛认为是新闻业的基本准则之一。然而客观性理念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其诞生过程受到了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交互影响。美国媒介社会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研究美国新闻业“客观性”理念的发展历史时指出，到了20世纪20年代，记者不再相信事实能够不证自明，不再坚持中立性的态度。[2]108从社会思潮看，尼采等思想家所传授的怀疑主义和质疑态度在20世纪也走入了大众教育的殿堂，民众开始意识到事实和利益之间的关联，理性自身也会受到偏见的影响。新闻界长久以来所信奉的客观性理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学界一般将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内涵概括为对“事实”的信奉和对“价值”的不信任，即“新闻从业者在报道事实的时候，对事实本身要非常尊重，对有关事实的评论要持一定的怀疑的态度。”[3]客观性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套具体的操作模式，学者塔奇曼（Gaye Tuchman）认为，“记者会情不自禁地遵循这一套程序办事。”[2]169
但客观性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围绕客观性的争论从未停止：“有人诅咒它的虚伪，有人悲叹它的式微，有人以捍卫它为借口来影响公共舆论，更有人在客观性的旗帜下与影响媒体的外部政治经济权力进行抗争。”[4]争辩并没有动摇客观性作为新闻业规范的基石地位。事实上，客观性成为了一个令人迷惑的概念，它有大量不同且有争议的定义，每种定义在具体实践中都有自己的支持者。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中提到：“这一概念最初的意义现在已经彻底被误解并且基本上被抛弃。”[5]73他们认为，原始的理念将客观性理解为一种方法，当客观性理念最初被引入新闻工作时，并没有暗示新闻工作者不受偏见的影响，而是恰好相反。来源于公众的不信任，成为威胁这一理念的关键因素。
在媒体公信力受到削弱的背景下，透明性概念的提出就与客观性所面临争议产生了交集。一部分学者认为，透明性的分量正在增强而客观性的分量有所减弱，透明性是优于客观性的呈现事实的手段。基于此，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提出，新闻工作者如果要将长期以来指导其工作的价值观坚持下去，“首先必须知道获得正确事实的规则和方法，然后想方设法让公众知道这一方法。”[5]77这项责任要求新闻工作者尽可能如实、公开地告诉受众，他们知道什么以及不知道什么。透明、公开有助于新闻工作者养成为公众服务的动机。
从本质上来看，透明性并不是要否定客观性的要求，透明性实则延续着主流新闻业的基本价值规范。关于客观性和透明性的关系，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明确表示，透明性的意思更接近于过去所谓新闻客观性的原始含义。[6]而且，透明性原则这一朴素的观念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正在于它和互联网的新型开放式架构不谋而合。[5]84透明与公开所营造出来的双向交流的空间为受众甄别信息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一个信息数量如此庞大，新闻生产如此有限的时代，已经没有机构和个人敢于声称自己掌握了全部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透明化地呈现新闻运作中的局限要比傲慢地宣称自己绝对地客观、专业更有说服力。[7]
此外，新闻工作者的性别因素也是推动新闻操作理念向透明性转向的作用力之一。[8]女权主义理论通常认为客观性是一种男性化的操作方式，客观性使得重男轻女的霸权合法化，因此客观性需要被彻底摒弃。透明性由于开放和对话的本性，则被认为是一种更女性化的获知手段。相较于客观性，女性新闻工作者可能会更倾向于接纳透明性的理念。Lasorsa的一项实证研究也指出，相较于男性，女性工作者在“推文”中明显表现出了更多的开放性。[9]
二、新闻透明性的核心理念是“后台披露”
学者们引用戈夫曼（Goffman）和梅洛维茨（Meyrowitz）阐述的“前台”与“后台”概念来描述新闻业对于社会公众的“可见性”被提升的过程，这里的可视即意味着公开和透明。根据戈夫曼的观点，每一个社会情景都可被看作是一个戏剧舞台，日常生活中的人类行为则被解释为特定场景中的角色扮演。“前台”是面向观众公开的表演区域，人们在此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进行表演，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而“后台”则是设计与排练的空间，具备一定的个性色彩。“前后台”的区分，有助于特定人群呈现其理想化的形象以及建构职业权威。
在传统的媒体运作模式中，新闻业的“前后台”区隔明显，新闻记者从事的工作由于可以接近一些特殊的人物、事件和场合，常被普通大众认为是有趣的、神秘的、难以企及的。只是在比较偶尔的情形下，新闻生产的过程才会被揭示出来，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南方周末》自2006年起推出的《后台》丛书。《后台》的出版宗旨在于：“追寻真相”的真相，“没有表达”的表达。它从一种独特的角度记录了新闻与新闻人、现实与反思者。[10]类似这种后台的揭露属于隐而不彰的“潜在写作”，“在更深一个维度上延伸了新闻的意义，也使那些前台的新闻变得更加丰满、更具立体感。”[11]“后台”的呈现，让观众对于“前台”的故事有了更全面的感知。《后台》书系可以视为媒体将后台可视化的一种主动性探索，新闻机构将原本仅存在于内部刊物的业务探讨公开出版，为大众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媒体运作和新闻话语的视窗。
通常来说，在传统的新闻生产中，非公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边界是明显的，新闻从业者和受众之间的角色也是明确的。新闻从业者扮演着事实告知的角色，而受众则会据此回应以不同程度的信任。在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业中，此种情形发生改变。新闻生产过程的透明化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趋势，为了响应公众的需求，新闻业需要将影响新闻生产的因素适度公开，这样做可以展示存在于新闻业“后台”的具体运作与媒体发掘事实真相的职业目标二者之间的联系。进入21世纪以来，以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媒体也同样逃离不了社交网络的场域。无论是作为媒体的官方代表，还是被媒体人用作个人的社交工具，这些社交媒体已经与新闻业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关联，社交媒体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新闻业。
延续着梅洛维茨关于技术推进的思路，可以研究新媒介技术对“前后台”关系的重构以及人们对新闻透明性的认知与实践。在传统媒体时代，记者的“个人角色”与“职业角色”能够得到相对明晰的划分。但是兼具社交属性与媒体属性的微博使得两种身份既有的界限被打通。“倾向于个人化的社交属性与倾向于职业性的媒体属性”交织在一起，[12]记者的私人角色扮演从幕后走到前台。研究者调查了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使用，[13]发现新闻从业者运用社交媒体披露新闻生产和新闻业“后台”的情形较为常见，曾经有过此类行为的比例达87.6%，其中最常出现的行为是“第一时间披露新闻现场或采编过程中所见所闻”。新闻从业者的社交媒体使用分为“工作运用”“常规表达”和“后台披露”三个层面，实际上，“工作运用”和“常规表达”这两种形态与新闻透明性也是相关联的。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使获取新闻线索的过程、新闻工作者的采写编摄等常规工作状态也处于部分袒露的状态。在社交媒体的条件下，从前不露面的把关人已经逐步演变成更具有对话色彩的“复合体”：兼具有新闻信息的意义阐释者、传播网络的搭建者、用户与内容产生关联的激活者等多重角色。[14]
新闻生产维度的透明化只是“前后台”理论所能提供观察视角的一个方面。在社交媒体广泛运用于信息传播过程特别是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机构的业务工作中以后，“后台”边界移动的过程较为全面地体现在新闻生产、新闻从业者、新闻文本、新闻话语与新闻机构等层面：[15]就新闻生产而言，新闻生产的过程不再神秘，甚至是“后臺”的一些失误也能被传播出来;就新闻从业者的角度而言，他们从“后台”走向“前台”，逐渐培养出自己的粉丝;从新闻文本的角度来看，新闻产品呈现“永远未完成”（permanently beta）的“液态”;对于新闻话语，很多之前藏于幕后的“行业话语”和“私人话语”为大众所看见，同时受众也能够利用“前台”与新闻从业者开展可视化的交流;新闻机构的形象不再局限于新闻产品，而变得更为立体，内部的一些特征得以展现。
三、新闻透明性对新闻职业内涵的重塑
在社交媒体时代，记者常常发现他们的权威性被受众的质疑所挑战，透明性被视为媒体应对当前挑战、建立公信力的一种职业理念。Chadha和Koliska在一项研究中通过访谈获知一线记者如何定义新闻透明性，[16]在访谈中记者们提及的定义包括：允许受众查看后台，让人们看见我们是怎么获取这些消息的，向人们解释我们是如何作出决策的，对于读者的批评保持开放的态度。除此之外，也有记者将透明性和编辑室内更好的沟通机制、对信源要诚实等联系起来。这一源自提升公信力的理念正在新闻实践中形成较为系统的职业内涵。
第一，对于新闻透明性内涵的理解存在两种思路，即分别从媒体和受众的角度来思考。这两种思路有所差别但也彼此关联，Karlsson将其对应地划分为两种模式：披露式的透明性（disclosure transparency）和参与式的透明性（participatory transparency）。[17]披露式的透明性是指新闻工作者能够解释新闻是如何选择和生产的。披露式的透明性预设了新闻机构和新闻消费者之间的共同信念，但是没有促成明确的公众参与。通过提供对原始素材的链接，披露式的透明性已经可以实现。同时，对于错误的承认和纠正也属于披露式的透明性的范畴。在网络新闻的环境下，披露式的透明性体现为在具有流动的新闻版本中强调时间和变化。而参与式的透明性则更加强调受众的参与。实现的方式包括让受众参与新闻采集、播报、出版、分析、讨论等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中。[18]Deuze建议新闻的透明性应当被解释为：“新闻业内外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去监督、核查、批判，甚至是介入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促成这种状况的途径和方法会持续地增长。”[19]另外，新闻发布之后的公共讨论也允许受众提供对新闻的修订意见。
第二，从新闻透明性的影响层次看，可以把新闻透明性划分为三个维度：生产的透明性（production transparency）、从业者的透明性（actor transparency）和对话的透明性（dialogue transparency）。[20]生产的透明性是指提供与新闻生产相关的不同方面的信息。生产透明性最突出的理念在于增加可信度，它还能够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新闻产品，同时有助于增强受众的忠诚度。从业者的透明性在向受众展现出组织目标、规章、质量标准、资金来源和所有权等信息。除此之外，记者本人的姓名、照片、简历，甚至是性格、政治偏向等资料也属于从业者透明性的范畴。值得关注的是“对话的透明性”，这是一个根本的概念差别。许多记者都提到受众是透明性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受众能够提供他们对于新闻产品的反馈（认可或者批评），促成一种媒体内自我审视的氛围。另一方面，记者们认为只有在公众要求他们解释职业行为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做，这种情况下受众的互动并非透明性的主体，而是一种促成透明性的方法。
第三，新闻透明包含了一组新闻实操中的逻辑要点。透明性如果要能够被新闻从业人员所使用以及被他人所理解，就需要将其从一个宏观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方法，正如同曾经对于客观性操作方法的具体化一样。在新闻文本方面，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中对新闻的透明提出了三个关键要素：[5]85第一，尽可能地说明新闻机构是如何得到这一信息的;第二，对处理信息的方式作出解释，包括新闻的取舍过程;第三，新闻工作者必须承认，报道中还有一些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这几年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的数据新闻，在相当程度上就契合了透明性的理念。许多数据新闻的报道都会给出报道采用的所有原始数据，这些开放的数据既可以供受众检视，又留有余地，为单篇报道中尚未解答的问题提供新的报道空间，因为同一组数据集往往还能挖掘出新的信息点。
总结来看，新闻机构和记者要实现透明性，底线是不能欺骗受众，同时要尽量做到开放和不隐瞒。Gynnild归纳了透明性的三个主要原则[21]：一是可靠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accountability），指将新闻操作中的资料和方法公开，方便获取和查看。它要求确保无争议事实的准确性，对方法手段进行阐释以及提供原始资料的接口。二是交互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teractivity），指给予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的机会。这一原则可以通过建立受众评论空间，邀请公众提供新闻素材来实现。三是背景公开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background openness），要求记者提供他们自己的个人背景信息。这些可能对新闻采集有影响的背景信息的公开将有助于增加记者工作的可信度。
四、新闻透明性的功能边界与价值限度
新闻透明性理念的积极影响集中在增加可信度、实现新闻机构的人格化以及维系受众等方面。基于一线记者的深度访谈，Groenhart 和Bardoel在将透明性划分为三个维度的同时也分别描述了各自条件下透明性的作用。[20]他们认为透明性最突出的作用在于提升可信度（Credibility）。从业者的透明性对新闻的质量以及记者自身的荣誉感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正面的形象也有助于记者去接近信息源。同时，从业者的透明性实践还能够实现新闻机构的人格化。除此之外，开放化的公共讨论也使得媒体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孙藜从媒体反思文化和受众媒介素养两个方面论述了透明性的作用和价值：“将透明性理念着陆探索的最大价值，在于鼓励新闻工作者采取一种公开自我反思的媒体文化，包括在日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对话，并且通过对话矫正自身偏见的可能。这既关涉专业的新聞生产，又密切联系着公众媒介素养的养成。”[22]正如每一种概念的出现都伴随着质疑，“就新闻伦理而言，透明性的黑暗面很少得到关注。”[23]即便是经过细致的解释之后，一些人仍然不能够赞同新闻透明性的观点。事实上，“透明性”“公开”“参与”等观念在新闻从业者和新闻受众中并不像一些学者憧憬地那样可以取得很好的认可和践行。
首先，从媒体角度看，许多媒体目前实践的只是低风险的、可以把控的透明性。Chadha和Koliska在对一些美国领先媒体的检视中发现，他们对透明性的采纳是极其有限的，具体的措施仅仅包括展现错误的修订、对引文的链接、员工的简历等。[16]这些手段似乎只是一种展示媒体开放性的表面文章，他们不会愿意让受众看到更为核心的新闻生产环节。新闻机构不情愿展现决策制定、新闻判断以及记者自身的观点。一些记者提到，透明性并非是无趣的，但是一些特定形式的公开对媒体可能是一种威胁，甚至会削弱媒体作为“诚实中间人”的形象。例如，对记者本人偏好的展示就可能招致批评公众的批评。在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媒体虽然将“后台”部分地袒露，但又形成了“深后台”场景，[24]这一方面是新闻界维护职业权威的需要，另一方面重申了传播者更为隐蔽的控制力。
其次，从新闻从业者角度看，他们对透明性的认知与对实践存在着明显的张力，这一理念由于与隐私、伦理等交织密切，尚难以达到像客观性那样的高度认知共识或者认知“正确”。Revers在一项关于记者个人Twitter使用情况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从专业性的角度来看，Twitter被视为获取信息、塑造公共讨论、提供公共服务和贴近受众的一种工具。[25]有记者在接受采访时甚至赞叹Twitter是“无价的，最棒的。”也有记者坚持不使用Twitter来发布信息，他们认为这种即时性的信息推送最终会有损于真正的好故事。对于Twitter的使用者而言，是否要彰显出自己的私人特征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要求别人对自己做到开放和透明，那么自己也应当是透明的，这类记者试图去留下一种毫无隐瞒的印象。而质疑这种看法的记者认为，完全的公开会影响到自己本身的职业行为，使得受众产生联想或是猜测，这类记者在使用社交网络时会将公私领域区分开。
再次，从受众角度看，对话式透明性也存在弊端，一方面，与受众的互动会增加工作负担，而且许多记者也不会注意到网络上的反馈意见;[20]另一方面，网络意见是自由的，记者无法掌握，公共空间存在许多不理智的言论。过度的对话透明性可能会损害媒体的中立性和专业性，甚至导致运动和民粹主义。透明性的实践实质上是媒体与受众互动的过程。学者们研究的时候更多是在关注媒体如何操作以及如何审视透明性，但对于受众的分析较少。人们为什么对媒体的信任感降低？透明性的实践有许多种具体的方式，受众会偏向于关注哪些领域，媒体公开的信息是一厢情愿，还是真正有被关注的需求呢？这些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最后，从社会层面看，英国哲学学者奥诺拉·奥尼尔指出，透明性的增加不一定会导致信任的增加。[26]她认为信任的建立和透明性之间没有太多的联系，信任会妨碍而不是需要透明。据她观察，人们并不需要他们信任的人做到透明。透明性反而可以成为欺骗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需要修复信任的话，我们应当减少欺骗和谎言而不是秘密。”某种意义上，透明性的提出是在“用户导向”逻辑下对既定的新闻职业理念和伦理规范的反思和试错，这与传统媒体面临的技术、用户、商业模式、公信力等多种挑战有关，这些新的理念和举措旨在消解新闻媒体在当前所面对的转型压力，并借此巩固自己的职业权威。[27]
美国学者David S.Allen认为哈贝马斯（Habermas）和福柯（Foucault）两位哲学家的观点对新闻透明性有更深入的启发。[23]前者提倡公共领域内良好沟通的基本原则、后者将被观察者置于“全景监狱”之下审视权力关系，这些都对我们理解透明性有借鉴之处。透明性不应当仅仅在工具价值上被认知，新闻从业者也不能只是把它当作增加其公共地位和存在合理性的途径。因此，新闻的透明所涵盖的不只是表层的原则和方法，透明性与理性、民主、现代性、伦理规范等话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哲学层面的思考似乎为透明性泼了一盆冷水，然而却有助于将这一理念思考得更为深刻，而非轻率地将其上升为新的新闻业基本原则。在社会环境和技术因素催生的新闻业剧变时期，我们探讨新闻透明性，其意义不仅在于探求新闻运作层面的创新路径，更在于反思新闻业的社会角色和功能，推动新闻业重塑自身的价值规范和职业理念，进而通过积极对话与及时调适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实践来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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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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