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方向由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所塑造的产业比较优势所决定。通过测算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6年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知识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加权合成“综合成本”，进而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研究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与此同时，构建了产业比较优势指数，具体研究比较优势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綜合成本及其子成本上涨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综合成本总量上涨阻碍了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其子成本上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尽相同;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分样本检验表明，综合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为更好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应通过推动市场化改革，完善生产要素的定价机制;通过着力于制度创新，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通过优化资源环境税费体系，强化企业的生态自觉;通过改进外部环境，推动知识要素扩散和传播。
关键词：综合成本;产业结构升级;产业比较优势;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9?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5-0065-0010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依赖于“四高四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资本、低产出、低效率、低循环、劳动力的低工资）的传统发展方式[1]，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通常而言，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传统的工业经济就难以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只有依靠产业升级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2]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涵盖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等在内的各类成本整体上呈现出上涨态势，中国经济逐步走向“高成本”时代。当前，中国正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为企业“减负”，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营商环境，“降成本”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系统探讨综合成本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各种成本全面上涨的背景下，不少学者不约而同提出了一个比传统的生产成本覆盖面更广的“商务成本”概念[2-4]。这一概念还有多种不同表述，如“全成本”[5-7]、“综合成本”[8-9]、“一揽子成本”[10]等。尽管所采用的术语有所不同，但其表达的基本含义大致相同，皆认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会追求所付出的代价或价值牺牲最小化，通过成本-收益决策系统影响企业的具体投资决策和产业选择，并进一步影响产业和区域发展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时慧娜等（2010）[9]认为，综合成本是企业经营活动中所发生的全部费用的总和;杨青龙（2012）[6]认为，全成本概念伴随着要素多元化而产生，是使用一切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安礼伟等[11]（2004）认为，商务成本是企业在一定地区进行投资和维持经营所发生的与经营所在地相关的支出;蔡翼飞等[8]（2010）通过构建综合成本评价体系测算了中国城市高端制造业的成本敏感度。
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12]高燕（2006）[13]等认为，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从较低层次、较低附加值产业向高层次、高附加值结构转变和产业结构效益提高的过程。广义而言，产业结构升级既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14]，也包括产业深化发展[15]，还涵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16]。
关于综合成本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学者们已展开了诸多积极探索。林毅夫（2012）[17]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资本要素相对价格下降，可以促进企业用资本要素替代劳动力要素，进而促使企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方向升级。刘世锦（2005）[18]则认为，尽管低廉的要素成本和环境成本在短期可以刺激投资，但在中长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错配，所以从中长期看来这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郭万达和冯月秋（2008）[10]认为，“成本冲击”既可能加快产业升级，也可能使其受阻。Davies & Guillin（2011）[19]以及Lee et al.（2016）[2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企业青睐投资低成本、高技能的要素集聚区，不同产业会根据地区的成本结构差异分别聚集，造成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总体而言，既有文献认为综合成本上升有助于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3，21-22]，也有文献认为对东部地区而言努力降低综合成本中的交易成本才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23]。
综合而言，学者们已分别对综合成本及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这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启发和重要素材。但纵览上述文献，可发现它们仍然存在着如下不足：一是对综合成本上涨缺乏结构性分析，单凭综合成本总量上涨很难评判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确切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缺少系统的机制分析和检验，仅讨论综合成本总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难以透视综合成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路径和机制。为此，本文尝试着在明晰“综合成本”概念和系统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由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知识成本等四大子成本构成的综合成本评价指标体系，分门别类地探讨综合成本总量及其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并进一步检验了综合成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和机制，证实了比较优势这一重要的经济学变量所起的中介作用。
二、综合成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
（一）综合成本的内涵与外延
从世界发展趋势看，导致成本发生的经济资源至少包括劳动、土地、资本、制度、环境、知识等六类要素，因此可大致将综合成本分四个部分：一是生产成本。生产成本是使用劳动、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的代价，它表现为企业生产运营的直接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员工工资）、土地成本、能源及原材料成本等[3，24]。二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使用制度要素的代价。Coase（1937）[25]首次把“交易”和“成本”这两个范畴结合起来，建立了交易成本理论。目前学界对交易成本仍存在不同理解，比如，科斯认为它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阿罗认为它是“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它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和费用”[26]。总之，交易成本是交易过程中发生的间接成本，包括与市场化程度、区域经济信息可获取程度、政府部门运作效率、政府税费、基础设施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等相关的成本。三是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是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对应于人与特殊的物（生态环境）打交道的过程，由经济系统（传统要素）到生态系统（引入生态环境要素）的空间拓展而产生，在现实中表现为各种环境税费或环境价格。四是知识成本。知识成本对应于知识生产、创新、转移、消费等过程中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是使用知识要素的代价或价值牺牲。
（二）综合成本变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
1.综合成本决定了产业比较优势状况
比较优势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生产同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分工和贸易伙伴，就称这个国家（或地区）具有生产该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反之称其具有生产该种产品的比较劣势。不同时期的贸易理论在解释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动因时，存在着具体假设前提和分析角度方面的差异。在古典贸易理论的假设条件下，由于只存在劳动力一种要素，自然可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一国的比较优势;新古典贸易理论放弃了古典贸易理论“单要素”的假设前提，在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展开对分工和贸易现象的分析，并指出了比较优势的一个新来源——不同主体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在新贸易理论中，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27]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前提，认为规模经济所引起的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也可以引导国家（或地区）之间开展专业化分工。由于受到假设前提方面的限定，上述理论中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制度、生态环境和知识创新等问题，进而在其理论视野里没有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知识成本。概言之，产业比较优势基于成本的相对比较而产生;在现实世界，除生产成本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知识成本都是综合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综合成本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状况。
2.产业比较优势状况构成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
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逻辑是，社会生产所需的低端要素价格在产业发展的需求刺激下日趨上涨，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随之从劳动力、土地等低端要素发展到资本或其他高端要素，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升级促使新兴主导产业不断涌现，并迫使旧的主导产业只有通过技术进步、组织形式改进、产品升级才能延缓产业衰退，由此形成一个周而复始、由低至高的产业素质、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提升的动态过程。[17]因此，可将产业结构升级视作产业运行效率的提升或投入-产出结构的改善，表现为高端产业对低端产业的更新和替代。从本质上看，产业升级作为“产出端”升级，其高度依赖于“投入端”升级，亦即高度依赖于广义要素结构升级。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应通过尽可能地节约机会成本，才能真正提高单品价值或单位产出的增加值率。因此，在研究产业升级相关问题时，应统筹考虑多种成本，形成“综合成本”理念。各国（或地区）应该基于综合成本判断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状况，优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根据综合成本和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情况，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协同作用下适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节约机会成本并谋求最大的产业附加值，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
三、对综合成本和地区比较优势的测算与评价
（一）对综合成本的测算与评价
1.综合成本的测算方法
本文使用AHP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关于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的评价体系，在计算过程中参考蔡翼飞等（2010）[8]和安礼伟等（2004）[11]的测算体系，构建了衡量综合成本的判断矩阵，通过计算得到各子指标的权重体系，如表1所示。
生产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本文采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来衡量劳动力成本，用“城市国土流转价”来衡量土地成本。为了排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剔除价格水平后各省职工实际平均工资（W）来反映劳动力成本。下文中的土地流转价、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人均教育经费指标也要进行类似处理。其公式如下：
实际平均工资=名义平均工资/平减指数（1）
（1）式中，“名义平均工资”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来衡量。
针对土地成本，本文拟采用各省的“城市国土流转价”来衡量名义土地成本，通过平减处理，最终采用实际国土流转价来反映土地成本。
North（1990）[28]依据是否能进行市场交易为标准，将交易成本分为市场交易成本和非市场交易成本。其中能通过市场交易来衡量的那部分交易成本被称为市场交易成本（契约型交易成本），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来衡量的交易成本则被称为非市场交易成本。市场交易成本可反映市场化程度，本文主要选取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和非国企员工占比来反映。非市场交易成本主要反映制度完善程度，本文使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和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来反映政府的保障能力。此外，本文还选取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比重来衡量企业的税收负担。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已成为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稀缺要素，逐步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物品”。环境规制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环境成本与环境受损害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故本文利用“SO2排放量”和“人均绿化面积”来间接衡量环境成本。
知识成本是使用知识要素的代价。一方面，显性知识要素是那些不会因为使用而被消耗，可以不断被积累的要素。因此，显性知识要素越多，越容易获取，知识的获得成本就越低，故本文利用“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来衡量获取显性知识要素的成本。另一方面，隐性知识要素具有默会性和个体性等特点，存在着明显的“知识外溢效应”，只有较好地保护了创新者的研发成果，才能够激发创新动力并创造更多的知识要素，本文利用“各省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获取隐性知识要素的成本。
2.样本选择与处理
本文用于测算综合成本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和EPS数据库。根据综合成本的子成本与相应指标的关系，可将其分为两类，分别是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在正向指标中，指标值越大，相应的成本就越大;在逆向指标中，指标值越大，相应的成本就越小。具体而言，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城市国土流转价、SO2排放量、人均绿化面积、城镇登记失业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正向指标，其余指标为逆向指标。由于各个子成本的统计口径和计算单位存在差别，需要对各个子成本指标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使得各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均表现为正向指标。
3.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的测算结果及分析
通过计算可知，全国生产成本自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可以反映出中国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以及用地成本;全国平均水平的交易成本基本在0.6～0.7的区间波动，反映了中国较为稳定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国的环境成本在2011年前大体处于上升的趋势，2011年后略有下降;知识成本则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这表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共享知识平台等促进技术创新政策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受上述子成本变化的影响，综合成本总体上呈现上涨趋势，这也从反面衬托出当前中国推进“降成本”改革的必要性。
（二）地区产业比较优势的测算与评价
在比较优势指标中，由Balassa（1965）[29]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常被使用。本文借鉴李小平和李小克（2017）[30]的方法，构建地区比较优势指标。首先，采用（2）式计算某地区一个具体行业的产品出口比较优势。
在（2）式中，i、j、t分别表示地区、产业和时间，Exp表示产品出口额。若RCAijt>1，意味着i地区j产业的产品出口在t时期具有比较优势;反之，则具有比较劣势。
其次，计算i地区全部行业的出口比较优势指数需要考虑不同行业的产品出口结构因素。因此，本文采用i地区j行业的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地区全部行业的出口总额的比重作为权重，得到i地区全部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如下：
本文使用经EPS整理的《中国地区贸易数据库》中的各省份各行业出口贸易额计算出口比较优势指数。由于中国海关对于此数据公开报告始自2009年，因此本文收集整理了2009—2016年数据，根据上述公式计算了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年的出口比较优势指数，并用它来评价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从横向看，中国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差距巨大，其中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的比较优势相较其他地区而言较为明显;从纵向看，2009—2016年，各地区产业比较优势变化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发达沿海地区中，除广东和浙江外，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指数均有所下降，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成本上涨相较于其他地区更为严重。
四、综合成本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1.变量选择
本文主要考察中国各省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实证分析过程中涉及的各个变量分别为：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现有文献主要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衡量产业结构升级[31]。本文参考干春晖等（2011）[16]的做法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间的聚合质量，主要用于反映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可使用泰尔指数来衡量，具体如下：
（4）式中，TL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该指标越小表示产业结构越合理;Y表示产业产值，L表示产业就业人数，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
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反映产业结构从低端向高端发展的过程。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记为TS）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
（2）解释变量。主要包括综合成本（CC）、生产成本（PC）、交易成本（TC）、环境成本（EC）、知识成本（KC）等五个变量。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必须是既不属于综合成本又可能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本文选取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一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它会通过技术外溢效应、竞争效应以及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供求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影响等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32]二是固定资产投资（IND）。它会通过乘数效应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源。[33]三是金融机构年末储蓄余额（DP）。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储蓄余额）也可能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四是人均地区生产總值（PGDP）。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一个地区的生产率和财富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可能对产业升级产生影响。[34]
2.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设置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ln（Yi，t）=ln（Ci，t）+ln（FDIi，t）+ln（INDi，t）+
ln（DPi，t）+ln（PGDPi，t）+ε（5）
（5）式中，Y是产业结构合理化（TL）与产业结构高级化（TS），C是综合成本（CC）或生产成本（PC）、交易成本（TC）、环境成本（EC）、知识成本（KC），FDI是外商直接投资，IND是固定资产投资，DP是金融机构年末储蓄余额，PGDP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二）总体回归分析
经过F检验与Hausman检验，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全国各省2000—2016年的综合成本总量及其子成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知，第一，在模型1.1—1.5中，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越大，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也随之增长，由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越小表示产业结构越合理，即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上涨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现实层面，企业成本负担加重确实扭曲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这也表明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降成本”相关政策的重要性。第二，在模型1.6—1.10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综合成本上涨会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下降，由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越大表示产业结构越高端，这表明综合成本上涨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就其子成本而言，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生产成本上涨将导致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上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环境成本上涨将导致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上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知识成本上涨将导致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上升，即生产成本、环境成本和知识成本上涨将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生产成本、环境成本和知识成本上涨可以通过倒逼机制，促使企业采用更为高端的生产要素（如“机器换人”）、环境更为友好的生产方式、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和专利获取，这些措施都会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交易成本上涨会导致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下降，即交易成本上涨会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这提醒我们需要优化制度环境并努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
（三）分样本回归分析
综合成本是一个涵盖范围较广的变量，考虑到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以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整体展开分析，不足以得出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变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准确结论。为此，有必要展开分样本回归分析。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办法，将中国分成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等三大区域，具体分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表4和表5所示。
根据表3可知，第一，在模型2.1—2.5中，随着东部地区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的上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几乎都出现显著增长，即东部地区的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上涨不利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第二，在模型2.6—2.10中，对东部地区而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综合成本上涨会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上升，即综合成本上涨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其余指标与总体回归分析结果相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更为发达，制度体系更为完善，因此交易成本对综合成本的影响较小，尽管交易成本上涨仍然不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受其他成本的影响，综合成本上涨可以通过倒逼机制刺激该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
根据表4可知，第一，在模型3.1—3.5中，与总体回归分析结果一样，随着中部地区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上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出现显著增长，即中部地区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上涨不利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第二，在模型2.6—2.10中，与总体回归分析结果不同，对中部地区而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综合成本上涨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上升;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环境成本上涨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上升，即综合成本上涨和除知识成本之外的其他子成本上涨均有利于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而知识成本对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等行业具有高聚集性和广辐射性特征，这些对知识成本更为敏感的产业相对集中于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主导产业以低端制造业为主，这类产业对知识成本变化不够敏感。
根据表5可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生产成本上涨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上升，即西部地区生产成本上涨不利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综合成本上涨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降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生产成本上涨会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降低，即综合成本和生产成本上涨均不利于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其余指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更低端，这些产业可能更多地依靠传统手段进行生产，故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只对生产成本变化较为敏感。
（四）机制检验
本文参照温忠麟等（2004）[35]提出的中介效应检测步骤展开机制检验。第一步，将综合成本作为解释变量，以地区比较优势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综合成本和地区比较优势指数作为解释变量，以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展开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根据模型5.1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综合成本上涨导致地区比较优势指标减弱，这表明综合成本上涨会弱化地区产业比较优势。根据模型5.2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地区比较优势指数上升使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降低，这表明地区比较优势的增强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在此情况下，综合成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可以认定地区比较优势在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根据模型5.3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地区比较优势指数的上升使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上升，这表明地区比较优势的增强可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在此情况下，综合成本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可以认定地区比较优势在综合成本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之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重要任务之一。[36]本文首先将产业结构升级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分别考察了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变化对这两个指标的影响。结果发现，综合成本及其子成本上涨会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尽管生产成本、环境成本和知识成本会通过倒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但交易成本上涨会阻碍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导致综合成本总量上涨阻碍产业结构高级化。从对分样本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产业相对高端的地区（东部）更易受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知识成本的影响;而产业结构相对低端的地区（西部）则更易受生产成本的影响。此外，我们通过构建地区比较优势指数，证实了综合成本会通过塑造产业比较优势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逻辑。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采取动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跳出比较优势低端锁定“陷阱”，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在此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推动市场化改革，完善生产要素的定价机制。政府对诸如劳动力、土地在内的传统要素的生产成本，不宜简单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而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在要素定价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不断完善传统要素的市场定价机制，让传统要素价格充分反映其供求关系和稀缺程度。尤其是对西部地区而言，这种要素市场的构建与完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通过着力于制度创新，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强化政府的协调职能，协调资金、教育、科研、技术创新活动等资源流向高端制造业企业;通过逐步释放“制度红利”，降低制度运行成本，谋求制度比较优势，摆脱传统粗放发展方式对“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过度依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重视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公平健康的制度环境。对东部地区而言，以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显得尤为必要。
第三，通过优化资源环境税费体系，强化企业的生态自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依靠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为此，可以先从有条件的东部地区开始试点征收环境和资源税费，并适时向全国推广。环境和资源税应本着公平、中性和环保的原则，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率先从完善课税范围上打开环境税的突破口，制定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以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四，通过改进外部环境，推动知识要素扩散和传播。政府应当努力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地方法规、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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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晓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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