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奇学

　　摘要：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邵作舟以富民强国为目标，力主财政改革，翻新古代财政指导思想作为财政改革纲领，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务本兴利为民求富，去冗食以筹巨款，学习西方，大办洋务新政以强国，并提出设立战略储备以应对外敌入侵等重大突发事件。他所设想的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可谓洋务运动时期最杰出的财政思想家，为近代中国财政思想史写下新的篇章。

　　关键词：邵作舟;财政思想;轻徭薄赋;务本兴利;去冗食

　　中图分类号：F812?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5-0043-006

　　邵作舟（1858—1898），安徽绩溪人，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力主政治改革，包括财政改革，其目的是“安内攘外”[1]223，或者说是“富民强国”[2]259，代表作《邵氏危言》（原名《危言》）。迄今，有关他的思想研究论文不多（1），有关其财政改革的专题论文尚付阙如。

　　邵作舟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关于使国家富强盛大之术虽有百端，不外乎“轻徭薄赋、务本业、去冗食”。尽管时人多以此为老生常谈，“天下之迂言”，他坚定地认为，“用以砭当时之弊，谋万世之安者”，非此三端不可。[3]他不是简单地继承传统的财政思想，而是通过对这三端作出新的诠释，表达出富有浓郁近代色彩的改革诉求，其终极目标是：民富国强，从根本上实现“安内攘外”，他的财政改革思想以此为中心展开。

　　一、轻徭薄赋以纾民困、兴百业

　　“轻徭薄赋、务本业”和“去冗食”是邵作舟财政改革思想的两个重要支点。

　　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严重，何者须优先解决，思想界有不同看法。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普遍认识到，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对列强环伺、侵华日深一日、中国日弱一日忧心忡忡;时当太平天国等农民造反运动被镇压之后，他们对于民众的极端困苦和民众中强烈的反抗意识认识不足。邵作舟与众不同，他既看到英、法、俄、日等国对华虎视眈眈，“待衅而发”，又指出这些强国或是国内问题严重，或是尚未准备好。因此，“虽中国日弱，敌志益张，其骎骎不可支柱之勢，必皆在数十岁之外”，真正的“至可忧者，陛下之民也”。民之可忧原因在于民不聊生，陷入严重生存危机之中，国本动摇。当此之际，遇有严重的水旱灾害，如有人乘机“揭杆大呼，臣疑有张角三十六万之众同日而起，赭回诸寇事已见于前矣”。[4]“赭”指太平天国，就是说大规模民变随时可能发生，二三十年内，对清王朝的安危而言，民变甚于外敌入侵。

　　造成民众生存危机的原因有很多，基本原因是苛捐杂税太多，百姓额外负担太重。邵作舟深知民间疾苦，他指出，自太平军造反以后，赋税大大增加，新税种如厘金之税、盐厘之税、百物厘捐，本为临时加征，然而“一征而不复免”。[5]265其他各种苛细无名之捐皆有增无减，国家新增税赋每年达八千七百余万，较太平军造反之前几乎增加一倍。由于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民之转徙于锋镝之中，人口损失过半，即以半数之民承担“再倍之赋”。[5]266不仅如此，官吏以全副精神智虑聚敛，民之所负担者实际数倍于八千余万，达到三万万多两，多收的部分全部落入官吏私囊。例如“地丁漕粟之赋，民非倍之不能入于官”，仅此一项就要多交三千万;厘金名义上是二千万，官吏中饱之数要超过它;官吏多收关征、杂税，中饱达三四千万;私收舟车之算、百货之榷数百万;公私取用、逐捕、践更等取于房屋捐、市肆之捐上千万;州县兴作建设费皆出于民，每岁数百万;百姓讼诉之贿，胥吏上下啖食，一年达数千万。此外还有征发徭役、车马供亿等费。“马之力竭矣，而御者不止”。[5]266他希望政府对百姓“少宽其力，无使尽毙而已”，否则，“晋明之祸”可能“复见于今”。

　　如何解决民困，并从根本上缓和政府和百姓的矛盾？邵作舟提出两条办法，一是从整顿吏治入手，诛杀一批“苟且欺饰及尤贪劣不职、玩视民瘼者”;二是从财税改革入手，“轻徭薄赋以纾民困，务本兴利以振民偷”。[4]232即以减轻百姓负担为第一步，重要的是使民富庶，从根本上使社会安定，并像西方诸国那样，在民富的基础上使国家强盛。求民富是早期维新派共同关心的问题。西方国家皆以工商立国。早期维新派也纷纷反对“崇本抑末”重农轻商，主张以工商为本。但他们中大多数往往对农业和农民有所忽视。邵作舟提出要“务本兴利”，对农商各业都很重视。农业要“田野辟，仓廪实，地尽其宝，人尽其力”。同时大力推动各种经济作物生产和发展工商运输各业。更要“前民利用”，引导百姓学习西方富强之术。西方之长技不下数十百种，其中铁路、采矿、汽机、纺织、钢铁、化工、建筑、各种日用品制造等是“富国之大者”。[2]258政府方面要以三代圣王为师，有为民求富的思想，引导、鼓励百姓求富;在财政税收方面要给予实惠，对于百姓经营各业，“若父兄之养子弟，盖并无取与之可言”。[6]272又说，“司马迁曰：‘太上化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2）批评“今之所以理财者，其殆近于争矣！”又说：“厘金百税者，病国之参茸也。”国有大病，不得已可一用，但在天下已定之时仍然服用，再遇祸乱，必将无药可用。[6]272-273为国家眼前计和长远计，都应罢併厘金、杂赋、钞关、物质之税等。

　　裁撤厘金。厘金不仅给商民增加很重的负担，还有三大副作用。其一，失信于民。厘金产生于镇压太平军之时，为罗掘军饷而设。设卡征厘之始，恩威并用，宣称此乃“一日之急，少累吾民，期于事已，而必罢之矣”。[5]266然而，太平天国被平定迄今已二十余年，厘卡不仅未撤，“网罟且亦密矣，何以示信？”其二，成为列强要求增加利权的理由。《烟台条约》规定，洋商运往内地的洋货、收购外销的土货不须交厘金，只须交大大低于厘金的子口税。厘金制度显然有利于洋商，不利于华商。为了更多地洋货内销、土货外运，洋商不断要求中国政府增加通商口岸，“自是遇一事则开一口，增一约则失一利”。其三，洋商不时批评厘金制度不利于商贸，为华商叫屈。保护中国商贾为中国政府的职责，“而为民请命者，乃出于异域邻国，我第以无可奈何而姑许之，上则失国体，下则失利柄”。一些华商为利益驱动，投靠到洋商名下，狐假虎威，公然抗衡中国榷吏。简而言之，厘金制度利于洋商，不利于华商，既使利益外流，又驱人心向外，可悲可叹！

　　厘金是各省重要的收入，地方大员无不反对裁撤厘金。邵作舟知道遽罢厘金绝无可能，只能逐步废除，“要宜视最密之处先罢其半，使节目疏阔”。并以厘金收入“专为铁路学校诸事之费”，一二十年后，铁路既广，实业大兴，关税所溢至千万以上，“则尽罢厘金，不复再榷”。他的思路很清楚，先废半数厘卡以利商贸;并用暂时保留的半数厘卡收入发展铁路和新式教育等，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待经贸发展之后，税收增加，再尽罢厘金。

　　取消杂税。晚清杂税名目繁多，与民生相关的各行各业之交易，莫不有税。然而国家所得极其有限，不过百数十万两，而民所交则以千万计，绝大部分都落入胥吏官僚之手。杂税全部罢免，国家仅少收百余万，而民少交数千万，是惠民之政。

　　废併内地钞关税口。钞关是设于水运码头的税收机构，起于明代，至晚清，数量大大多于初设之时。各关吏卒百计千方盘剥水运业者和商民，严重阻滞商业和运输业发展。邵作舟大胆提议：举凡内地各钞关税口一概废罢，“唯江海之有新关者，其商舶钞关之税，尽归之新关”。“新关”即新设的海关。“废旧吏卒不用，别厘定其法，使税务司兼征之而董其成于监督，一如今新关之制”。即以海关接管钞关，由外国税务司负责管理。他长期在北洋任职，对海关和洋人比较了解，知道他们办事比中国关吏认真负责，能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如此，每年220万两钞关收入不但不会减少，而会溢增数百万两，商民和运输业者每年则会少交数千万两，“此事凿然可预卜者”。

　　废除物质之税。“物质”即煤、铁等矿产以及竹木、齿革之类材料。邵作舟批评“物质之税”极有害于中国矿业及各种原材料开发。例如煤，中国军工企业和水师等每年用煤数百万石，全部购自外国，费银百万两以上。而中国煤矿甚多，由于税重，开采煤矿无利可图，故无人去开采，只能外购。如果能“听民自凿”煤矿，政府不仅不收税，还给予一定扶持，如此，中国的煤矿将会大开，所采之煤不可胜计，煤价会下降至一半，政府可以少付五十万购煤之银，且五十万购煤之款全部归国人所得。政府所失仅少收税银十万而已。[6]271-272显而易见，不收“物质之税”，中国矿业和原材料各业会快速发展。

　　如此十年，蠲免予民者，将不可胜计，社会经济将会有很大发展，国家富强可期。

　　二、去冗食，为兴办洋务新政筹集巨款

　　洋务运动时期，一方面国家每年收入达到创记录的八千多万两白银，另一方面财政紧张，上下交困，缺少御侮、赈灾乃至官府房舍、器物坏敝维修之费，至于洋务新政，更是欲为而不能。“所独患者无财而已”。财政何以如此紧张？“国之冗食累之也。冗食之实孰为大？兵为大”。甲午前，清军有三部分，八旗、绿营、防勇。“兵之冗食孰为大？旗兵绿营为大”。八旗兵曾经披坚执锐，以一当百，所向无敌，夺取了天下，为建立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可是，此后十余世，分散驻扎于京师及各重镇，很快蜕化，“习于纨袴”，耳不闻鼓鼙之声，目不见兵革，岁时简阅懵然走走过场，“问其名则兵也，察其实则民也”。三十余万人，“未闻上下以为一人之恃也”。咸丰年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防卫京师的二十万旗兵，“蝟伏鼠窜，无南向发一矢者”。绿营亦复如此，曾经骁勇异常、立功无数，但至嘉道间，已不是一支能打胜仗的部队，士兵薪水太低，岁不过数金，平常做些小生意，当差之日仅做些仆役奔走之事，非当值之日负贩如故。他们都有妻子家室之累，毫无斗志。每逢内乱外侮，六十余万人，“未闻上下以为一人之恃也”。八旗、绿营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存在价值？防勇虽不如二十年前勇猛，但还有生气，“其血气犹足以犯霜露，其膂力犹足以决死生”。国家真正可以依赖的依然是他们。邵作舟还有一个考虑，绿营兵实际上另有职业营生，又有家室，如果罢遣得法，不至于生乱。防勇则不然，离开乡村，以当兵为业，多骁悍无赖，一旦罢遣，很可能流为盗贼，为害社会，甚至成为国家“腹心莫大之患”，因此不可轻易裁撤。

　　八旗兵30余万人，岁饷一千三四百万两，绿营兵60万人，岁饷1500万两，防勇54万人，岁饷3400余万两，三者相加共需银约6300万两，占清政府总用度7800万两的八成以上，财政紧张也就不难理解了。邵作舟提出，八旗绿营尽撤，防勇缩编为40万人，以原防勇为基础，八旗绿营中少数骁健者可编入防勇。大规模裁军牵涉面大，不可一蹴而就，八旗分五年裁撤以尽，绿营期三年全部裁撤。40万防勇岁需饷银2800万两，较原来每年可省下3500万两军饷，省下的这一大笔钱可以大办洋务新政，“广学校可也，兴本业可也，增海军可也，造铁道可也……”[7]267-268

　　按照邵作舟计算，减税后虽然国家财政总收入将由8700万两降至7700万两，但是由于省下大笔军费，国家财政反而更为宽裕。每年，宫府内外廪禄、祭祀、驿传、营缮、采办、赏恤等杂事费用1500万两;赈贷、河工、屯田、兴利等费用500万两;防勇2800万两，洋务新政2200万两，合计为7000万两，每年可节余700万两。[8]269-270

　　邵作舟想用这笔2200万两巨款为中国学习西方开创更大更长久的局面，规模之大非现时洋务派兴办的新政所能比拟。李鸿章是洋务派当仁不让的旗手，所开创、经营的洋务新政最多。他在其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建议朝廷在有海防的省份設立洋学局，培养新式人才，开办洋务，庶几“二十年后制器驶船自强之功效见矣”。[9]可见李鸿章认为，沿海数省学习西方二十年即可。他也知道必先富而后能强，但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有守土之责，更重视“强”，即使是兴办民用企业，也考虑到军事用途，“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10]邵作舟真正把富民作为强国之基础，富民自然是全国之民都要富，故主张全国二十三个行省和三个边疆区域都要学习西方，兴办洋务新政。他认为中国要培养出大批新式人才，至少要作六十年规划。涉及国防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性项目由国家出资去办，支持力度更大，他的宏大计划是：海防经费每年500万两，为当时每年约200万两的2.5倍;军工每年500万两，是实际约160万两的3倍;铁路每年计划修2000里，实际上至1888年，中国铁路里长仅为260里。为了真正了解中国国土和资源，每年拨银100万两，用于国土测绘和地质勘探。大手笔还表现在教育方面，每年200万两用于全国26个省区办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夫以富民强国之计，不能无藉于（西方）诸学……而西士终不可用。然则其道必出于自为，传其艺，广其业，使之才智日出而益多，业日扩而益盛”。西方富强之学门类甚多，如铁舰、雷艇、枪炮、各种机械、纺织、矿冶、电学、化学、营筑、测绘等大者有40多种，具有此“诸艺可倚伏（家藏本作杖）者”每省区不可少于200人，即全国至少有5200人。其时中国通西学者只能数以十计。为了能培养出大批人才，每年出资100万两，选派2000人出国留学各专其艺，每科四五十人，期以10年学成，总共花费1000万两。而李鸿章主持的幼童赴美，120人前后10年总共花费120万两。然后每10年派2000人出国学习，30年可得“精诸艺者”6000人，这6000人分赴各省，一面施展其所学于实际，一面教授学生，假定每人教10名学生，亦以10年为期，40年后，中国当增加6万名精通西学之人，如此循环，“迟之五六十岁，而人才不可胜用矣！”[2]258-259

　　此外，他还提出由政府“下发帑金”组织力量“大译泰西有用之书”。当时有识之士几乎一致主张多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师夷长技以制夷。邵作舟与众不同，他主张不仅要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之书，更要首当译泰西政教之书，“诚大译诸国史乘、地志、氏族、职官、礼乐、学校、律令事例、赋税程式、人情风俗、典章制度之书，官为刊集，遍布海内，则天下之有志于时势者，不必通其文字语言，而皆可以读其书，究其事，朝得而学之，夕可起而行之，内则择其善政，斟酌损益，以补我之所未备;外则洞知其强弱、治乱、向背、善恶，有所盟约论议，则以知其张弛操纵，而恫喝之术穷，知其异同得失，而举措之机当。”[11]256中国外交会出现新气象。另一方面，他相信中国周公孔子之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将来必大行于全世界。因此，他建议朝廷广招多儒与通泰西文字者合作将《四书》《五经》《大清会典》、律例及伦常义理诸书翻译成外文，遍赠外国君主、卿士、大夫与学者，使他们知中国“圣道之大且精、纲纪法度之焕然美备，而不敢于轻中国，功之大，效之远，盖莫过于此者。”[11]257价值如此之大，所以他把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列入财政改革计划。

　　三、双管齐下，设立战略储备

　　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邵作舟提出要设立充足的战略储备，“备征讨守御”之用。他建议从两方面入手准备，一是政府方面，按他的设想，每年政府财政可节余700万两，其中四五百万两用作储备款银，京师积粟80万石，各省储粮450万石。[8]270

　　但这远远不够，一场战争所需动以千万两计算，国家财力显然不足，他提议战略储备主要靠民间力量。首先，学习泰西诸国，泰西诸国所行之政策，“近于老氏‘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术”。当天下无事时“食租衣税，听民自为，生息休养而不之扰”，一旦国有大难府库空虚，則厘金、杂赋等嚣然并征，而休养生息之后，“民之力犹少足以给之，而天下亦或谅其出于一时之急”。藏富于民，有急征调，民也可以体谅国家之不得已。[6]273

　　另一方面，更要把相对富裕的东南数省作为国家主要储备力量。其所谓东南数省，即苏、浙、闽、粤、湘、鄂、川七省。这七省是中国富庶之区，国家财政之费，漕粮、诸边军费，一皆取于此，东南适成“今日立国之大命”。但是，从国家长远安全角度考虑，全国各省区都应当有穷有富，不能让东南数省和他省一样贫穷。否则，如有急难，国将无所恃，不能一战。而今日中国计不能长久者，便与“竭东南之力以供诸边之饷”有莫大关系。每年国家从东南诸省额外调集数达千万两白银给新疆、甘肃、辽宁、云南、贵州、广西、台湾等省，以致东南诸省有富之名，无富之实，“非地不富也，敛厚民无所积也”。以东南之力，协饷诸边，虽可解一时之困，却“非万世之计也”，他提出，“当使诸边岁饷无待于外协，少宽此数州之力，使得内积货财，外应强敌”，当国家需要兴大徭役、大兵革时，“取此数州之余力以赡之，然后国本乃有所立，不可摇拔”。

　　减东南诸省负担不是最难，关键是如何让边远省区可以不依赖东南协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邵作舟指出，边远地区自然条件虽较东南诸省恶劣，但并非不具备自立能力，在历史上，今之所谓诸边，东有高句丽、渤海、契丹，北方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鞑靼，西边有西藏、吐蕃、西夏，南方有南诏、爨，边内，辽有公孙、慕容，秦凉有张昌、乞伏、秃发、赫连、沮渠等。他们据有瘴疠沙碛、穷荒不毛之地，先后割裂自立，建立政权，号称帝王，其大者拥精兵健马，来如飘风，去如急雨，方盛之时，连兵百万，四出攻伐，甚至陵暴中原王朝，中原王朝帝王往往忍气吞声，拱手流涕，和亲纳币;其小者，崛强于一隅之地，亦往往称兵内犯，造成中原不安。事实说明，他们虽居于穷边瘠土，但也能“辟地却敌沛然而有余者”。“天之生是民也，苟使之聚于一隅之地，则其一隅之人才物力，自足扞乎一隅之患，其平居足以谋其礼乐，其有事足以谋其守备”。[12]273-275做到了“自赡其常也而外救其变”，只有在敌人十分强大时，才需要借外力以救。今日以外救为常，绝非长久之策。他指出，诸边有大量资源，东三省有林木、皮革、鸟兽、水产、金石、粮食，东方有马、牛、羊，西域有金玉、毛织品、粮食、瓜果，云贵多矿产，广西有草木、药材等，调动这些地区人民的积极性，“其聪明智虑，皆足以殖生业、兴术艺”，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再“假以便宜”，有关官员以民为重，“从容拊循，为民兴利”[12]274，宽以岁日，这些地区必能自给。同时给予东南减负，平常“此数州之民俯仰有余、艺业日盛，晓然知朝廷藏富休息、不忍累民之意，颂声作而民志固”，一旦有事，东南之民当能执持大体，踊跃捐输以救国难。“宽东南之力，开瘠土之业，使无事足以自立，有事足以相救，臣以为万世之计，无急于此。”[12]275

　　邵作舟的战略储备设想，见解独到，目光远大。

　　四、余 论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财政紧张，问题甚多，对此新派人士无不表示关心，或多或少提出财政改革要求。与他们相比，邵作舟的财政改革思想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次提出比较全面并具有近代意义的财政改革主张。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财政改革要求涉及面较大，但基本上还是局限于传统范围内。其他新派人士有关财政改革要求比较具体而零碎，如铸币、举国债、废厘金等，价值和意义有限。唯有邵作舟翻新“轻徭薄赋，务本业，去冗食”作为新时期财政改革纲领，提出较为全面的财政改革主张，从根本上解决了财政问题。

　　第二，目标宏大。其财政改革是为了富民强国、安内攘外、国家“万世之安”。而其他新派人士或是为了解决某一具体收支问题，或是堵塞“漏卮”——不使利益外泄。邵作舟则是以民富国强为目的展开改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是他比任何一位新派人士都更了解生民困苦，更重视民的生存、发展，把古代民本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古代贤者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主张“使民以时”，不可盘剥过度致民不聊生，造成社会动荡。虽然也有人提出“藏富于民”，实际上最多也就是求家给人足，并没有考虑真正的使民富庶。近代思想家看到西方之民比中国之民富，也想学习，但他们着重于如何发展民间资本（3），对于如何使亿万百姓富起来几乎未作考虑。邵作舟非常重视民生问题，主张分两步走，首先“省民疾苦”，“轻徭薄赋以纾民力”;继之“务本兴利以振民偷”，使民振奋精神，发展各行各业，并“前民利用”，学习西方求富之术，“谋乐利之源，创富有之业”。[4]232人民富庶，社会自然安定，从而又为国之强盛奠定了基础。二是更大规模兴办洋务新政。洋务派欲办的新政多在自己管辖区域，不过一省两省。李鸿章也只想在沿海省份办洋务新政。邵作舟提议每年从裁撤八旗绿营省出的军费中拿出2200万两，在全国26个省区开办洋务新政（其时，实际上清政府用于洋务新政的约为400万两），海防、军工、铁路、教育、国际文化交流、国土勘测等由财政拨款国家去办，一般的民用工业鼓励民间资本兴办。这种分工更为合理。

　　第三，对既得利益者的极大打击。改革总是有破有立，破和立如影随形、相反相成，与大立相伴是大破。邵作舟的财政改革既有为“万世之安”大立，则与“万世之安”相违的便在大破之列。全国百姓承担的税赋由3亿多两降到7千多万两，减少的2亿多两都是正税之外的苛捐杂费，因此对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不大，而数以百万的各级官员和胥吏则少了大量收入。各级官员和胥吏每年正当收入不过一千多万两白银，额外收入是正当收入的十几二十倍。裁撤八旗绿营则意味着近百万军人需要重谋生路，各级军官和满族权贵更是收入锐减，损失惨重。邵作舟的财政改革力度之大为有清以来所未有。

　　第四，所设想的战略储备极具远见卓识。中国是个大国，晚清是多事之年代，外侮、内乱、自然灾害等无年无之，常常叠加而来，没有战略储备，每临大事，张皇无措，结果小事变大，牺牲无算。有备方可无患，像邵作舟这样主张建立战略储备，在当时绝无仅有。

　　然而，邵作舟的财政改革方案过于理想化，不完备处甚多，最大的问题是对改革阻力之大似无足够考虑。改革是改革力量和既得利益者的博弈。改革既然断了数以百万计官、吏的财路，砸了近百万八旗绿营士兵饭碗，断了其背后各级将领和满族权贵各种权益，因此，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如果清政府真要实施邵作舟的方案，反对声浪将会铺天盖地而来，反对派将会竭尽全力，迅速摧毁改革，和切身利益相关，势必如此。“断于一人，变于一旦”[13]，邵作舟把改革希望仅寄于皇帝一人。封建君主权力确实很大，但也受到很多制约，任性而为会产生严重后果，甚至国亡身灭。光绪帝的权力更是十分有限，数年后决心变法，百日刚过，变法失败，自己被软禁。邵作舟鼓吹改革之时，光绪刚刚亲政，权力不大，而邵作舟的改革方案对既得利益者损害更大，如果光绪采纳了他的方案，失败之快，下场之惨，可以想见。认为皇帝力量大到无边，是君主专制时代改革派很容易犯的错误，正因为如此，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反复上书皇帝，他说：“以皇上之明，居莫强之势，有独揽之权，不欲自强则已耳，若皇上真欲自强，则孔子所谓欲仁仁至、孟子所谓王者反手。盖惟中国之势为然。”[14]

　　邵作舟的财政改革要求在当时虽然不可能实现，但代表了新的发展趋向，他为近代中国财政思想史写下了新的篇章。

　　注释：

　　（1）至目前，能查到的公开发表的有关论著仅有熊月之：《邵作舟思想探究》，《江淮文史》2016年第1期;熊月之：《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导言》;邹振环：《危言三种·导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张小平：《邵作舟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研究现状》，《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亦有所论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另见硕士论文一篇，叶顺意：《〈邵氏危言〉研究》，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年。

　　（2）转引自邵作舟《薄敛》，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第272页。这段话在中华书局版《史记·货殖列传》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益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21页。

　　（3）民间资本即通常所称之民族资本。笔者认为，资本应这样划分：首先按国分，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其次按持有者不同，中国资本分为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民间资本、买办资本，买办资本附属于外国资本。

　　参考文献：

　　[1]邵作舟.正本[M]//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邵作舟.习艺[M]//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邵作舟.势狃[M]//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65.

　　[4]邵作舟.忧内[M]//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5]邵作舟.厚赋[M]//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6]邵作舟.薄敛[M]//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7]邵作舟.冗食[M]//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8]邵作舟.国计[M]//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9]李鸿章.筹议海防折[M]//李文忠公奏稿（卷24）.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23-24.

　　[10]李鸿章.请设南北洋电报片[M]//李文忠公奏稿（卷38）.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16.

　　[11]邵作舟.译书[M]//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2]邵作舟.东南[M]//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3]邵作舟.穷敝下[M]//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26.

　　[14]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M]//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153.

　　（责任编辑? 郭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