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惠栋乃乾嘉学派吴派的领军人物，《九经古义》则是其研治群经的代表作，对惠氏汉学思想的形成极为关键。全书以“古义”为著述形式，解经往往先从古训开始，后才有群经注疏，治经途径则是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该书的训释特点体现在：（一）广泛援引古训以考其源;（二）识字审音以通经传文意;（三）注重典章礼制以辨明经义;（四）校改原文以追求古义。《九经古义》的训诂学成就斐然，但也存在一些瑕疵：（一）凡古必真，有时难免疏于考辨;（二）征引赅广，往往导致博而不精;（三）疏于古音，有时也会望文生训。
关键词：乾嘉学派-吴派;惠栋;《九经古义》;训释特点;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I207.227?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4-0180-006
经学发展到清代乾嘉时期达至巅峰，作为治经工具的小学自然也到了炉火纯青之境，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学者和杰出的成果，这便是史家所称的乾嘉学派。晚清鸿儒章太炎有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1]此乃皖派、吴派分野的来历，而惠栋便是吴派的领军人物。虽然学界对整个吴派的研究略显冷寂，但对于惠栋的研究则并不乏见，大多集中于惠栋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考据特点、易学成就等等的讨论，而对于其在训诂学方面的建树则缺乏深入、系统、全面的探究。（1）
惠栋的《九经古义》纯主汉学以说经，详辨古字古音古训以释经义，对惠栋汉学思想的形成，功不可没，为惠栋研治群经的代表性成果。目前，学术界关于《九经古义》的研讨主要还是集中在经学层面，而对其训诂学成就则语焉不详，至于其在训释层面所显示的惠氏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更是乏人问津。本文拟就惠栋《九经古义》的训释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与讨论。
一、《九经古义》的训释特点
惠栋以汉学为经学的正统，遂搜辑钩稽汉儒经说，撰《九经古义》（2），以复兴汉学。《九经古义·述首》中惠栋阐述了惠氏世代治经的学术理念，并确立了汉学的治学宗旨：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2]1
《汉书·艺文志》中所载，凡称“故”“训”“解”及“章句”的都指对某经文字的训诂及诠释，凡称“传”或“说”的则指发挥六经大义。惠氏以及吴派众学者往往喜好寻章摘句，以文字音训解其经义，搜集汉儒经说加以疏通。《九经古义》的训释特点便完美体现了这种治学的旨趣。
（一）广泛援引古训以考其源
《九经古义》一书中，惠栋往往通过征引古训来考证经文。惠栋认为“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经之义存乎训”，因此“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他进一步指出要阐发经之古义，首先必须依据汉儒之说，由经史小学共证原典，以经解经，以求古义的确诂。惠栋以“好古嗜博”闻名，以“详证博考”见长，在证经、考据古字古义时，往往广征博引，几乎条条采用汉时或汉前疏证，重视收集汉家各说，并援引例证申汉儒之说。清代学者任兆麟曾言：“吴中以经术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则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3]惠栋坚守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释义释经时做到言必有据。例如：
揖巫马期而进之。
《仲尼弟子列传》云：“巫马施字子旗。”《吕氏春秋》亦云：“巫马旗。”今《论语》作“期”。孔安国注云：“弟子名施。”案《说文》云：“施，旗貌。齐栾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古人名字相配，故《白虎通》云：“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古“旌旗”字无作“期”者，当从《史记》作“旗”。[2]174
此为《论语古义》中“揖巫马期而进之”的诠解，篇幅不长，但广泛征引《仲尼弟子列传》《吕氏春秋》《论语》《说文》《白虎通》《史记》等相关文献，为“揖巫马期而进之”中“期”应作“旗”提供了实证材料。诚然，惠栋讲经之古义大要，非堆砌材料泛泛而谈，而是穿插注文加以疏通。此例中，不仅有孔安国注，还有惠栋自注。纵观《论语古义》全卷征引的古代典籍可谓丰富，据当代学者统计，《论语古义》引证的基本文献多达二十余部，以及名家论著二十七家。[4]又如：
患夷载路。
毛读“患”为“串”，郑如本字释之。《正义》云：“患夷者，患中国之夷。”栋案：董仲舒云：“书云止于一者谓之忠，持二忠者谓之患。”混夷之人荒忽无常，故谓之患夷。患夷载路，鸱鸮革响矣。一说《说文》无“串”字，古“患”字作“”，“”乃古“贯”字。《晋姜鼎》云：“令俾通。”杨南仲训为毌，与“贯”同。栋案：《明堂位》云：“崇鼎、贯鼎、大璜、封父龟。”郑氏云：“崇、贯、封父皆国名。”“贯”之与“昆”，同物同音，故《绵》诗谓之“混”，《皇矣》诗谓之“串”。《尚书大传》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六年伐崇”。郑注云：“犬夷，混夷也。”《皇矣》伐崇之詩，时混夷已平，故云“载路”。崇鼎、贯鼎皆伐二国时所得之宝，故与封父同称，则“串夷”之为“贯”无疑矣。[2]67
此为《毛诗古义》中“患夷载路”的诠解。《诗·皇矣》曰：“患夷载路。”惠栋不仅引用董仲舒的注疏、郑玄注、《正义》、《说文解字》、《尚书大传》等文献资料，还参考晋姜鼎上的语料，从金鼎彝器文字中寻觅证据予以诠解。此外，他还重视古籍中提到的文物资料。此条中，惠栋引证《礼记·明堂位》所载金石文献材料，其中的“崇鼎、贯鼎、大璜、封父龟”，与传世文献语料相结合，考证出上古患夷、混夷、贯夷、昆夷、犬夷、串夷等为同一国名或种族名，对《大雅·皇矣》中的“患夷载路”加以阐发，使疏证更为可信。
由此观之，惠栋都是藉助汉儒经说、注经来发明经之古义。他广泛引据历代字书来训释经传，不仅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古籍，还重视金鼎彝器、碑传石刻等金石文献的语料，故多所发明，往往能溯其古而求其源。
（二）识字审音以通经传文意
惠栋治经，必“识字审音”。吴派的汉学研究一般都可上溯到清初顾炎武，继承顾炎武等学者专研古经汉疏的学风。顾炎武曾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主張。惠栋紧追其后，认为治经疏义需从古文字形体及声韵入手，强调字形、字音的重要性，由此推明义理，“乃知其义”。学者钱大昕曾指出：“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5]366惠栋《九经古义》训释几乎条条引《说文》，特别是在训释字形和字义时大量引用《说文》《尔雅》等文献数据作为参考，还征引其他文字类字书，如《仓颉篇》《三仓》等;同时也非常重视古音，《九经古义》中利用谐声识义的例证处处皆是，实属常见典型。例如：
鸟兽孶尾。
《史记》作“字微”。“字”与“孳”通，“微”与“尾”通。《说文》曰：“字者，言孶乳而侵多。”《战国策》有尾生高，高诱以为鲁人，即《论语》之微生高也。《庄子》或作尾，或作微。《说文》曰：“尾，微也。”《汗简》云：“古文《尚书》‘字作‘孶。”是孳为古文“字”也。《释文》云：“孶音字。”案：“字”本有“孳”音。《士冠礼》：“字辞云：昭告尔字。”读为“滋”，与宜、之恊。《释名》曰：“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杀也。”《古今人表》有生高、生晦，师古曰：“即微生高、微生畞也。”[2]26
此为《尚书古义》中“鸟兽孶尾”的诠解。惠栋考释“孶尾”，不仅征引《史记》《说文》《战国策》《论语》《庄子》《汉简》等文献，还结合文字的形体分析，善于揭示古今异文字的构字状况及其文字之间的音韵关系，从而考辨古今异文字之间的音义情况。惠栋指出“字者，言孶乳而侵多”、“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杀也”，不单单从形体识字，还利用谐声识义，最终解释今之“孶”字，在古文当作“字”字，而今之“尾”字，在古文当作“微”字。
这里的“读为”是声训术语，不仅说明两字读音相同，还互为通假关系。如《尚书古义》中“共工方鸠僝功”条，惠栋案“‘方命之字，仍作‘方，读为‘放”，“方”与“放”读音相同，且为通假关系。
《九经古义》一书中，惠栋还使用“读若”“读如”“同物同音”“同音”等术语，用法皆与“读为”相同。如《尚书古义》中“圛读若驿”，“圛”与“驿”读音相同，“驿”为本字，“圛”为假借字;《仪礼古义》中“‘离读如‘俪偶之‘俪”，“离”与“俪”读音相同，“俪”为本字，“离”为假借字;《公羊古义》中“峻即笋也，同物同音”，“峻”与“笋”读音相同，笋”为本字，“峻”为假借字;《谷梁古义》中“‘冉与‘南同音，故亦作‘南”，“冉”与“南”读音相同，“南”为本字，“冉”为假借字。这些都是通过读音相同来探寻字的本字或古字，利用声训探寻不同字形的音义关系，从而探明经文的本义或古义。
（三）注重典章礼制以辨明经义
惠栋《九经古义》在训释过程中，往往还关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间的联系，着力于古代天文、历法、音律、史地知识的钩沉，尤其重视典章礼制，由礼制辨明经义的褒贬。他善于将多学科知识纳入解经实践中，通过考察典章礼制与文字考证相结合，以推求经义。戴震《题惠定宇校经图》曾言：“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同时评述了惠栋的治学方法：“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之典章制度，由是推求义理，确有依据。”[6]例如：
惠公者何？隐之考也。
注云：“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疏》云：“旧说云祢字示旁尔，言虽可入庙，是神示，犹自最近于已，故曰祢。”）郭景纯注《尔雅》云：“《礼记》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说文》云：“妣，殁母也。”）今世学者从之。”案：《尚书》曰“大伤厥考心”“事厥考厥长”“聪听祖考之彛训”“如丧考妣”。《公羊传》曰：“惠公者何？隠公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仓颉篇》曰：“考妣延年。”明此死生之异称矣。（顾宁人云：“古人曰父曰考，一也。自《檀弓》定为‘生曰父，死曰考之称，而为人子者当有所讳矣。”）[2]141
此为《公羊古义》中“考”的诠解。在此条中，惠栋对亲属词语“父母”生死异称现象进行了考辨，个中涉及古代礼仪制度、祭祀制度和宗法制度。他广泛征引《尔雅》《礼记》《说文》《尚书》《仓颉篇》《檀弓》等相关文献，由古代礼制入手，考释“祢”“妣”“考”等字的确切含义，以申明“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结论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又如：
兄弟毕袗玄。
注云：“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古文‘袗为‘均。”栋案：袗玄即汉之袀袨。司马彪《舆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淮南子》云：“尸祝袀袨。”高诱曰：“袀，纯服。袨墨斋衣也。”篆书“袗”与“袀”相似，古文作“均”，故《左氏·僖五年传》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玄，故谓之袀玄;戎事上下同服，故谓之均服。（服虔注《左传》，以均服为黑服。《月令》曰：“椉玄路。”郑注云：“今《月令》曰‘椉轸路，似当为‘袗字之误。”是郑意亦以“袗”为“玄”。）[2]103
此为《仪礼古义》中“兄弟毕袗玄”的诠解。《礼仪·士冠礼》曰：“兄弟毕袗玄。”郑玄注：“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古文‘袗为‘均。”惠栋以为礼制不可废，“袗玄”当作“汉之袀袨”，与祭祀之礼相关。他依据司马彪《舆服志》中“郊祀之服皆以袀玄”，以高诱注《淮南子》“袀，纯服。袨墨斋衣也”加以佐证，而篆书中“袗”与“袀”又相似，且古文作“均”，故综合考论为“祭服上下皆玄，故谓之袀玄;戎事上下同服，故谓之均服”。《月令》中“椉玄路”之“玄”，实为“袗”，郑玄注有误。惠栋尊崇汉学，有浓厚的复古思想，精研礼制，主张尊礼和守礼。
（四）校改原文以追求古义
惠栋主张以汉时文献为佐证材料，从文字、音韵、校勘等方面入手，疏通和研究经书，完全是因为他认定“宋儒经学，不惟不及汉，且不及唐，以其臆说居多而不好古也”[7]。他在《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中曾自述：“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具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采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唯《周易》一经，汉学全非。”[8]而惠栋“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断定“若经学，则断推两汉”，推崇两汉之经学。书中校改的地方多是改俗字从古字或改经文从古文，有些经书中还存在衍文、脱文的情况，惠栋也一一指出，并说明缘由。例如：
《豫·彖》曰：“四时不忒。”
京房“忒”作“”。《尚书·洪范》曰“衍忒”，《史记》引作“”。《管子》曰“如四时之不，如星辰之不变”，皆古“忒”字。《月令》云“无或差贷”，“贷”即“忒”也。《吕览》正作“忒”。“贷”当为“”字之误。[2]5
此为《周易古义》中“四时不忒”的诠解。京房认为“忒”应作“”，《史记》将《尚书》中的“忒”引作“”，《管子》中的“”皆古“忒”字，而《月令》“无或差贷”，“贷”即“忒”也，《吕览》中正作“忒”，“贷”应为“”之误。此例中，惠栋依据《尚书》《史记》《管子》《吕览》中的例证，确信“忒”即“”字，“忒”为古字，并推定《月令》中“贷”为“”误。此为校改文字的错讹。又如：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唐石经》及《释文》皆云：“我三人行，必得我师焉。”何晏注云：“言我三人行，本无贤愚。”依注当有“我”字。江熙注《谷梁》亦云：“我三人行，必有我师。”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载：“《唐石经》云‘三人行，三上多一‘我字，‘必有我师焉，‘有误为‘得，盖习于俗而忽不考耳。”[2]173
此为《论语古义》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诠解。《论语·述而》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唐石经、《释文》、何晏注及江熙注皆有“我”，惠栋认为依注当有“我”字，只是传抄有误，后来习惯使然，久而久之“我”字就被忽略了。此处原本脱“我”字，惠栋校改为“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此为校改脱文。再如：
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
《七经小传》云：“案人舞宜乐，不宜更愠，又不当渐至辟踊，此中间有遗文矣。盖本曰：‘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则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变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变而至踊，所谓孺子慕者也。”栋谓：刘氏之说是也，而以为中间有遗文者非，盖衍文也。案：古本《礼记》无“舞斯愠”及注“愠犹怒也”七字。故陆氏《释文》云：“此喜怒哀乐相对。本或于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并注皆衍文。”“喜则陶”以下叙乐之节也，“愠斯戚”以下叙哀之节也，文自相配，不须增入“人悲则斯愠”五字。古文文简而意备，非若后世之繁重也。《释文》具在，何不以取正之，而為是臆说邪？（何嗣曰“乐终则愠起”，则其悮已始于六朝，陆氏所据当是晋、宋古本。）[2]120
此为《礼记古义》中“人喜则斯陶”的诠解。《礼记·檀弓》曰：“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七经小传》中认为此句有遗文脱漏，应该在“舞斯愠”后加上“人悲则斯愠”。惠栋同意这一论断，但提出不同的见解，“以为中间有遗文者非，盖衍文也”。他考证古本《礼记》中没有“舞斯愠”及注“愠犹怒也”这七个字，顾炎武《经典释文》中也主张“本或于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并注皆衍文”，由此他得出结论：“文自相配，不须增入‘人悲则斯愠五字。”同时推导出古文文简而意备，不能繁重。此为校改衍文。
在惠栋看来，关于经籍的疏解、注释，自魏晋以后学者们大多不识古字古音，经常使经传篇章紊乱，往往牵强附会，不考古言古字的本义，而是多将古字改为俗字，随意篡改经籍，从而失去了先儒的真义。《九经古义》一书中，惠栋坚持以汉儒之说校改经文、传文，试图消除一直以来附加在古书上的误解和歪曲，恢复经书的原貌。
二、《九经古义》训释存在的问题
惠栋的《九经古义》一书纯主汉学以说经，详辨九经中“得以考见于今”的古字、古音、古训来发明经义。其广泛援引古训，藉助汉儒经说、经注阐发经之古义，溯其古而考其源，而探寻的途径也是遵循汉儒治经从文字、声音入手，重小学与典章礼制，进而通经传文意和辨明经义。为追求古义，惠栋还对经文进行了校改。这种专宗汉儒古义，以小学注经、以经解小学的治学方法和风格，为吴派后学所宗。
惠栋于诸经“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9]，在训诂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也存在阙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凡古必真，有时难免疏于考辨
惠栋尊信汉学师法家法，但有时过分强调“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在《论语古义》中他明确主张：“夫子言‘述而不作，信哉。”他信奉孔子的“述而不作”，认为治经只需收集古人的记载，无须述说自己的见解，方可保存古意，避免臆断。这样的做法过于尊古，难免会有矫枉过正之嫌，注经时会产生误读和曲解。《四库全书总目》曾评论吴派治学“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揭示了其“株守汉学、嗜博泥古”[9]的弊端。清代学者王引之《与焦里堂先生书》指出：“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10]例如：
《丰·彖》曰：日中则。
（《释文》从此。今本作“昃。）喜本作“稷”。栋案：《尚书中候握河纪》云：“昒明礼备，至于日稷。”郑康成注云：“稷读曰侧。”（《齐地记》云：“齐城西门侧，系水出，故曰稷门。”古侧、稷音相近耳）《谷梁春秋·经》云：“戊午日下稷。”《公羊》《左传》皆作“昃”。范宁曰：“稷，昃也。下昃谓晡时。”《灵台碑》云：“日稷不夏今。”《尚书》“稷”作“”，“夏”作“暇”，是“稷”与“昃”通。依《说文》，当作“ ”。[2]13
孟喜本与《尚书中候握河纪》“”作“稷”，郑玄注“稷”为“侧”，伏琛《齐地记》中“古侧、稷音相近”，《谷梁春秋》《灵台碑》也作“稷”，《公羊传》《左传》皆作“昃”，而《尚书》中“稷”作“”。惠栋罗列这些语料，没有加以分析，直接依据《说文》， 当作“”。可见，惠栋只是盲目地列举汉时或汉前的语料，当参考数据不足时，直接采取较古的说法作为论断，不进一步加以考证，也不吸收汉儒以后的看法，没有提供实质性的证据，难免缺乏说服力。
（二）征引赅广，往往导致博而不精
广征博引是惠栋治学的特点之一，与惠栋博闻强识、遍读经史百家之书不无关系，但大量引用文献，难免有所缺失。惠栋好博嗜奇，不能割爱，有博而不精的缺陷。清代学者章太炎指出惠栋治学“好博而尊闻”，然而“撰始精眇，不惑于秘闻，然亦泛滥百家”。[11]《九经古义》中有很多例证不够严谨，有些只引前人旧说但不注出处，或者征引的古注只有断章短句。例如：
《采苹》云：“干以湘之，维锜及釡。”
《传》云：“湘，亨也。”《正义》云：“《尔雅》无文，《传》以当时验之。”案：《汉书·郊祀志》云：“皆尝鬺亨上帝鬼神。”小颜云：“鬺亨，煮而祀也。《韩诗》：《采苹》曰：‘干以鬺之，唯锜及釡。”“湘”训“亨”无考，当从《韩诗》作“鬺”。《广雅》云：“鬺，饪也，音伤。”[2]50
此为《毛诗古义》中“采苹”的诠解。《诗·召南·采苹》云：“干以湘之，维锜及釡。”《毛传》云：“湘，亨也。”惠栋依据《汉书》《韩诗》，认为“‘湘训‘亨无考”，《广雅》中提出“鬺，饪也，音伤”，他认为应该作“鬺”，从而质疑《毛传》。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举证更加丰富，进一步考证，从小学角度明确指出：“湘读为鬺，假借字也。”[1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湘，假借为鬺字。”[13]而惠栋仅由《韩诗》作“鬺”，就推断“湘”作“鬺”，难免有些轻率。《四库全书总目》批评为：“栋作是书，皆搜采旧文，互相参证，其中爱博嗜奇，不能割爱者……皆不免曲徇古人，失之拘執……亦皆牵引旁文，无关训诂，未免为例不纯。”[9]
（三）疏于古音，有时也会望文生训
惠栋虽然重视古音，但其古音学造诣欠佳，“识字审音”的手法并不高明，因此，在治经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正如当代学者所言：“惠栋大倡从古字，重古音，但惠氏本人对音韵训诂并无深入专门的研究……因此惠氏在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多采用以形求义的传统训诂方法治学，有时貌似因音求义，但实际上是拘形索义或望文生训。”[14]例如：
《既夕》云：“设披。”
注云：“披辂柳棺上，贯结于戴，人居旁牵之以备倾，今文‘披皆为‘藩。”案：“披”从手，皮声。古音皮，与“蕃”同。“蕃”又“藩”通，故今文“披”作“藩”，声之误也。辨见《诗考》。[2]115
上述诠解中，郑玄注云“今文‘披皆为‘藩”，而“披，从手，皮声”。由此，惠栋以古音“皮”为媒介，对“披”和“藩”进行互证。古音“皮”与“蕃”同，又“蕃”与“藩”通，则推断出“披”可作“藩”。但他并没有提出可信的文献资料加以佐证，仅仅依据“披”“皮”“蕃”“藩”的同音关系，就推断出“披”与“藩”同，还强调“声之误也”，这样的训释难免有望文生训之嫌，无法令人信服。
《九经古义》一书中，存在不少这样的例子，惠栋停留在同音材料的互证上，没有对各自的音韵地位加以分析描写，这样的因声求义风险极大，殊不可靠。惠栋也常常只关注古注读破假借的材料，却不能正确地言明古今异文中的声义关系，往往误以讹字为古字。当代学者曾评价其“通古字而昧古音，往往拘泥于字形，不明通假”。[15]
《九经古义》一书在训释上虽然有所阙失，但“大抵原原本本，精核者多，较王应麟《诗考》、郑玄《周易注》诸书，有其过之无不及也”[9]，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影响深远。惠栋于清代学术而言，其学上承惠周惕、惠士奇，下启江声、余萧客等，有承上启下、筚路蓝缕之功。乾嘉大儒钱大昕论及惠栋时曾有以下表述：“予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5]705评价不可谓不高。
注释：
（1）有关惠栋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详细展开。惠栋研究概况可参见钱慧真《惠栋训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九经古义》之版本，除手稿本之外（上海图书馆藏），较早刊刻者有乾隆间李文藻刊潮阳县署本，其后历城周永年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据李文藻竹西书屋刻板重印，是为《贷园丛书初集》本。此后《四库全书》本及其他刊刻本皆以李文藻刊本为底本，此书翻刻颇多，流传较广。《四库全书》本、省吾堂本、《皇清经解》本、《槐庐丛书》本等皆经学者校正，校勘正谬未有定论。笔者愚见，当以《贷园丛书初集》本为佳，其他可作为参本。而《贷园丛书初集》本后由《丛书集成初编》（1937年）重印出版，最为通行。本研究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参校《四库全书》本等诸本，制作成横排本电子文本，并全部配之以西式标点，形成惠栋《九经古义》点校本。
参考文献：
[1]章太炎，刘师培，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3.
[2]惠栋.九经古义[M]//丛书集成初编（第25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任兆麟.有竹居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52.
[4]柳宏，冯晓斌.论吴派《论语》诠释特点[J].江苏社会科学，2018，（4）：202-210.
[5]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366.
[6]戴震. 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M]//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7]惠栋.九曜斋笔记[M]//丛书集成续编（第9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515.
[8]惠栋.松崖文钞[M]//丛书集成续编（第12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577.
[9]永镕.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7.
[10]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M].高邮王氏遗书刊本，民国14年（1925）.
[11]章太炎.馗书·清儒[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300.
[12]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80.
[1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117.
[14]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55.
[15]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935.
（责任编辑 黄胜江）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