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朝文棷题辞》是清代最大的一部当代文话，它有选择性地评论清代古文家三百多人，推崇文能自立之文家，有意识地将古文分成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类之文，对于释经传史之文颇加推尊。平步青将清代古文分成了三个阶段：顺治、康熙时期的古文一扫晚明文风积习，呈现出百家争流的特点;雍正、乾隆时期的古文流派众多，平步青提出了桐城、阳湖、江西、闽派、浙派五大文派之说;嘉庆迄同治，则表现出以桐城派之扩展与对抗为发展的主要趋势。平步青还从地域和家族两个角度评论了清代古文的特点，重点评论了江西、浙江、江苏、福建等九个地域和其间家族的古文发展史。对于清代的古文文体，平步青对奏疏、表文、文告、制艺文、考据文都有特别的注意，表现出异于时流又相对客观的审美趣味。可以说，《国朝文棷题辞》通过目录体的写作方式，呈现出了清代古文的基本图景。
关键词：《国朝文棷题辞》;平步青;文能自立;古文史;古文流派;古文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7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3-0167-008
《国朝文棷题辞》是晚清学者平步青所撰的一部文话，共六卷，评论清初至同治年间古文家325人，是清代最大的一部当代文话。当代学者已有关注，如黄霖所撰《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就注意到《国朝文棷题辞》在清代古文史上的三点意义：一是既注意历史轨迹的描述，又能立足于当今现实去总结以往的经验;二是对于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论，能博采众说，又有独立主见，能突出重点，又不以偏概全;三是在文学观点上，不傍门户，强调文必己出，抒写至诚。蔡德龙从地域文学角度考察《国朝文棷题辞》的文学意义，侧重在江西古文和浙江古文方面。陈莹从目录和版本角度讨论了《国朝文棷题辞》的文献价值。（1）上述诸论于我们认识此书都有一定帮助，然所论均存偏颇，如黄霖先生把此书作为一篇论文，所见自非全帙;而陈莹也仅依据三卷本《国朝文棷题辞》论述，所涉古文家仅154人，不足全本一半，这都说明对此书的关注可以再加强。
《国朝文棷题辞》的写作始于《国朝文棷》的编选。《国朝文棷》业已不存，据平步青《国朝文棷题辞序》，其编选《国朝文棷》源于咸丰十年（1860）进士不第旅居京师，于友人家中恣览群书，“于国朝诸家尤有鸡跖之合，始创意为《文棷》一书。”[1]卷六此后任职京师或监司江右，直至同治十一年（1872）辞官归田，“时时续订”，最后选录当有一千多家。但归里以后，“两度移家，散失遂多，存者亦为蟫鼠噉半。”所存者不过数百家，则《文棷》一书不复全矣。此书既未刊刻，而各卷端题辞“弃掷可惜，爰录置箧中，凡六卷，第存文目。无題辞者舍之，或有弃取得失久贮胸中，而其集不存案头，则亦姑已无如之何也”。题辞定稿时间当为光绪四年（1878），其序中言“去冬游沪又为人所陷”，此事证之平步青《<姚春木国朝文录补小传>叙》，其中又言及“去秋两过青浦为他事败兴”[1]卷三，两序所云当为同一事，而后序中明言自丙寅后“琴岩归道山已十三年，夫人弃我亦六踰寒暑”，丙寅年为1866年，慕阁夫人逝于1872年，则作序之年为1878年，《国朝文棷题辞》之成书亦可定为1878年。
《国朝文棷题辞》收录在平步青文集《樵隐昔寱》卷六至卷十一，共六卷。其著录清代古文家325人，评论诸家文集，实具目录学之功效。谢国桢认为平步青目录学“能为综合之研究”，也“善于运用寻本溯源，考治学术历史方法”[2]。《国朝文棷题辞》当然体现了平步青对清代古文发展的历史性认识，不仅于此，其成书起因于《国朝文棷》之辑，而《题辞》并非对现存文目逐一论叙，是有选择性的，即“无题辞者舍之”，因而它也体现了平步青在选录作家方面的意趣和古文写作方面的宗旨，兹分别述之。
一、文能自立：选人评文的宗旨
《国朝文棷题辞》主要作于同治时期，正是桐城文风大盛之时。其时，“湘乡派”主盟文坛，标榜方、姚，古文选本大都祖范姚鼐《古文辞类纂》。《国朝文棷题辞》则不名一家，力排门户之见。其不仅不以桐城派为樊篱，也不以唐宋八大家为门限，更多地以文能自立为上。
《樵隐昔寱》卷八、卷九所录多乾嘉古文家，乾嘉时期人称“天下文章出桐城”，但从平步青所录来看，两卷共评古文家111人，出于桐城派者仅14人，约占两卷八分之一，可见平步青对桐城派并不十分推崇，甚至于文坛誉为桐城派健将的朱仕琇[3]，平步青也有意地区别出来，突出朱仕琇古文的独特之处。平步青认为朱仕琇古文“规仿周、秦、两汉荀、屈、杨、马格韵，异军特起……古峭生动，一洗唐陈，视勺庭、尧峰以为嚣苶，更目望溪为腐木湿鼓矣”[1]卷八。平步青对自成一家者多推崇备至，如评黄宗羲：“梨洲论文薄震川而宗潜溪，不名一辙，惟视其一往深情而扩摭之。今古之情无尽，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1]卷六又如评陆陇其：“为文亦不屑规模形肖，意到笔随，直抒所见。提顿钩勒，法度井然，有德者必有言。”[1]卷七平步青所论不仅反对模仿或宗尚某家，甚至认为作文之“义法”也未必需要，反对有意为文，如评顾景星云：“文则不立间架，不讲腔调，盖扫锺袁兼扫归茅，破八家之樊槛而自成一格，非有意为之者，岂但言段落起伏呼应为工所能学步哉？”[1]卷七
清代古文自姚鼐提出“义理”“考证”“文章”相济相用后，继之者多以为法则。曾国藩又益之以“经济”，并认为“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4]。可见曾国藩之说主要是对姚鼐学说的因时补益。平步青似也受曾国藩影响，评论中对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文均并推重，并无轩轾。如评理学家汤斌：“文存不多，而一往清迥别具畦町，高古简质扫尽学究陈腐迂语。迈堂谓兼理学、经济、文章而一之者，宋惟朱子，明惟文成，我朝惟公。”[1]卷六再如评朱彝尊考证文：“其文益奇，于辩证尤精。博极群书，考据古今人物得失为最工，而经传亦多所发明，王魏二叙皆实录也。”[1]卷七又如评管同经世之文：“《言风俗书》伯韩称与柏岘《民论》同旨，而余所服膺者为《禁用洋货议》。自沈沃田《读通典职官》而后深识伟论仅见是文……孰谓文人不足经世者，亭林言有其识者不必有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1]卷十
桐城派古文家讲求的是义理、考据、辞章的三位一体或融合经济之学的四位一体，平步青则有意识地将古文分成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四类之文，从上所引可见一斑。此外，释经传史之文也为平步青所推崇。他认为乾隆以来“古文以全谢山为第一，余子不足道”[1]卷十四。而《题辞》评全祖望“文则皆以榷史，可为国史张本”[1]卷八。查《鲒埼亭集》三十八卷，所录文无外乎史传、碑志、墓表、金石题跋，可见平步青尊崇全祖望之文很大程度上是从全祖望史才、史识角度考虑的。以经史之文为古文一种，并不始于平步青。同为浙东的史学大师章学诚不仅认为“六经皆史”，甚至“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5]。既然各种文字皆是史学一种，则经史之文自与古文相通。平步青长于史学，对于章学诚自是十分敬仰，希望踵步前贤。《答章筱同书》云：“国初黄南雷、万石园兄弟，及邵念鲁、全谢山氏而下，惟令曾祖（实斋）先生远绍独肩，先生殁而浙东学术不绝如线。”[1]卷四进而远绍全祖望自是应有之义，平步青在自传中引用友人评语述及古文从全祖望而来：“蹇叟读其文，曰：‘是学鲒埼亭长者，校雠可追步东里学人。”[6]卷七《题辞》中对此类文人多作好评，如评王士禛“题跋评骘不爽，碑传书事尤得史裁”[1]卷六，评张玉书“碑版文字多为开国将相而作，纪事等篇可考兴朝掌故”[1]卷六，评朱彝尊“考据古今人物得失为最工，而经传亦多所发明，王、魏二叙皆实录也”[1]卷七，评李塨“文则恢奇变化，颇近西河，于八家蹊径极力摆脱，犹其注经也”[1]卷七，评赵一清“文亦综览百氏，反复辨难，归于精核，说经史者尤胜”[1]卷八，评钱大昕“文则段懋堂氏叙之当矣，云随意抒写皆经史之精液。其理明，其气和，其意味深，法古而无模仿之病，辨论而无叫嚣之习”[1]卷八，诸如此等，均可说明平步青对经史之文的嗜好。
清代自戴名世倡“以古文为时文”以来，古文家所作时文也多可观，而时文作为古文一体也多为文家所认同，如刘大櫆云：“谈古文者，多蔑视时文，不知此亦可为古文中之一体。要在用功深，不与世俗转移。”[7]平步青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观点，在《题辞》中多论及时文名家，且与其古文比较对应，述及古文家时文和古文相似处。如评赵佑：“鹿泉时文于江西五家外独开生面，与陈句山太仆比肩，在诸城窦东皋次，一时称两。总宪云古文亦戛戛独造。”[1]卷八又如评吴士模：“时文直逼唐、归……古文亦淡泊微至，得力震川。与毛洋溟《味蓼居初稿》可称双绝。”[1]卷九再如评时文名家储欣：“阳羡诸储以时文名世，与金沙之王、还淳之方同时鼎立，而先生称老储……而古文尤称致力寝馈八家，叙事得史法。”[1]卷七此数家古文、时文兼擅，而古文和时文或风格相近，渊源一致，或者均独开生面，不与人同。可以看出，平步青对于时文名家并不是排斥抵制的，而是對各家所长均以公心作平亭之论。
二、过程与原因：清代古文的历史呈现
《国朝文棷题辞》评论了清代二百三十年间的古文创作，因而对清代古文的历史进程有较为宏观而具体的把握。从其分卷和评论来看，平步青有意识地把清代古文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顺治、康熙时期，收在《樵隐昔寱》卷六、卷七，这一时期的古文一扫晚明文风积习，呈现出百家争流的特点。如评江西陈宏绪之文：“国初有巨源、彭、魏、石庄，上掩东乡，下启易堂，空所依傍，一洗晚明纤细通侻之习，与榆墩足称两大。湘帆、轸石尚在下风。”[1]卷六参照对象虽然是江西古文家，但依然展现了清初古文百家腾跃的特点，并且对晚明古文积习的摒除是清初古文得以自立的主要路径。又如评李世熊文：“余谓先生少好管韩庄屈，其文痛扫锺谭，并扫王李，自辟畦町。”[1]卷六也是突出李世熊对晚明古文的一种清扫。再如评赵执信：“文亦力去陈言，气象在蚕尾之亚。沈敬亭光禄叙先生早贵，才气魄力俯视侪辈……偶触于文不自知，其锋铦锷厉，激荡低昂以抒其磊落之概，可谓深知先生者矣。”[1]卷七突出的也是赵执信去除樊篱、力去陈言的文风。其他如评王猷定“开风气之先”、朱一是“无坛坫风气”、顾炎武“其至者当与天地永垂”、归庄“傲岸自异”、邱维屏“不蹈袭前人一语一意”、魏际瑞“能用法而以法胜”、汤斌“一往清迥，别具畦町”等，都说明清初古文名家众多、百花齐放的面貌。
第二阶段为雍正、乾隆时期，收在《樵隐昔寱》卷八、卷九，这一时期的古文流派众多，平步青提出了桐城、阳湖、江西、闽派、浙派五大文派。乾隆时期有“天下文章出桐城”之说，近来的研究者讨论清代古文都以“桐城派”为大宗，其他讨论“阳湖派”也特别注意阳湖派与桐城派的离合，讨论湘乡派则作为桐城派的支派考察，于其他派别多未措意。在《国朝文棷题辞》中，平步青除了注意到自成一家的古文家，对于古文流派也有特别注意，全书有流派归属的69人，此期有24人。
关于桐城派，平步青认为师承有二：一承方苞而来，如刘大櫆、陈兆仑、雷鋐、赵青藜、沈廷芳、杭世骏、王芑孙七人;一承姚鼐而来，如鲁习之、吴德旋、方东树三人，此期桐城派共十一人。对于门派，平步青判别甚严，不仅区别于师承归有光者，而且即便曾师事方苞、姚鼐等人，也以其文章宗旨为判，如朱仕琇、鲁山木，后世一般认为是桐城派名家，但平步青认为朱仕琇实为别派，盖其论文“视勺庭、尧峰以为嚣苶，更目望溪为腐木湿鼓”[1]卷八，而鲁山木虽曾师承雷鋐、姚鼐，但以朱仕琇之传人自居。
关于阳湖派，平步青认为与桐城派“异派同源”，开派宗师为恽敬，当时同其风者有秦瀛、张惠言、陆继辂、张琦、张惟成等人。时人也有根据恽敬私淑刘大櫆而认为恽敬为桐城派者，但平步青认为恽敬深造自得，与桐城派有合处，也有不合处，并不求自立门派，他认为后世以阳湖派为独立门派者“是欲破门户之见而适成门户之私言”，恽敬更多的是“但以桐城为不祧而声貌不相袭者”[1]卷九。
关于江西文派，平步青在题跋中未明言之，但论及罗有高云：“其派别与西江诸家不同。”[1]卷九则江西文风自有一贯相承者。江西派古文家一者师承魏禧，平步青认为学之者至乾隆始衰，但道光以后“复有理董识议之说而为之风会所趋”者，清代学魏禧之文较著者如王源、黄永年、涂瑞、刘愚、杨士达等人;一者师承李绂，平步青认为李绂之文“要之与望溪并称两大”[1]卷七，后之学者有李来泰、张达等人。
关于闽派，平步青认为肇自朱仕琇。其题跋云：
自闽中朱梅厓氏不餍同时方望溪侍郎，以古文名世，远绍周秦，近学昌黎，异军苍头特起，闻其风者文率以戛戛独造为古，渐流为佶屈聱牙，反成伪体。视桐城派之文从字顺剑佩相非未为胜也。闽士学梅厓者众而自龚海峰外别集余见颇稀。江右则于野与罗旭庄台山最为杰出，张棕檀诸人则涉诡，异于于野，与谢愧屋齐名，门士亦盛，山木其尤者。[1]卷八
虽然师法朱仕琇的名家大多不是闽人，但并不影响其自成一派，平步青云：“乾隆、嘉庆中闽士讲经术、工古文者多以梅厓为宗。”[1]卷十学之者主要有盛于野、罗有高、鲁山木、鲁宾之等人。
关于浙派，虽然平步青也未明言，但通过他对浙江作家师承渊源的评论，是可以看出他是有“浙派”之说的。平步青认为浙派起自黄宗羲、朱彝尊、毛奇龄三人，师法黄氏者有全祖望、黄定文、谢振定、徐时栋等人，师法朱氏者主要有盛百二，师法毛氏者有邵廷采、茹敦和、秋学礼等人。黄宗羲之文“所作皆以情胜”[1]卷六，朱彝尊“其文益奇，于辩证尤精。博极群书，考据古今人物得失为最工”[1]卷七，毛奇龄文“博奥宏整，与竹垞皆以才丰学赡雄峙浙东西”[1]卷七。
第三阶段自嘉庆迄同治四朝，以桐城派之扩展与对抗为发展的主要趋势。如论及吕璜云：“尝问业于仲伦、春木，硕士谓其笔力欲突过仲伦。以所学倡于乡，于是伯韩、子穆、翰臣、定甫先后奋起，又请业于柏岘，步趋惜抱，由是桐城一派流衍于五越间。”[1]卷十而在姚鼐以后主持文坛者为梅曾亮，平步青云：“受文法于惜抱而顿挫清壮，能自运其才，以古文主都门坛坫二十余年。”[1]卷十梅曾亮为道光时进士，咸丰六年去世，而后曾國藩又主盟文坛，可见至晚清，桐城派之影响一直甚嚣尘上。
但即使嘉道以来桐城派风气甚炽，晚清文坛仍然有大量自成一家者，而且平步青特别注意到有一些古文家有意地对桐城派进行纠编，形成一种对抗的态势。如论及李兆洛云：
其文不立间架，不讲腔调，据所见之书之，辞达而已。慎伯、定庵、默深、子潇从而和之，破八家之樊杝……谓学古文须宗两汉，非从骈体入不可，庚辰辑《骈体文钞》至以史公《答任安书》、诸葛《出师表》入之，且谓秦汉诸子皆骈。读者骇为异论疑误后人，则未知《文钞》之辑，盖病惜抱《古文辞类纂》盛行，附和者自命正宗，渐流庸苶，特辑此救正之，非真崇两汉而薄唐宋，混俪偶于散行也。[1]卷十
在《樵隐昔寱》卷十五直接表达了对姚鼐所选《古文辞类纂》的批评：
近有妄者以归震川直接欧阳，以方望溪直接震川，以姚姬传直接望溪，其余概不得与。余得其选本，甚相怪笑。小谷文自抒胸臆，不旁门户，道光中包慎伯、龚定庵、魏默深、蒋子潇诸家皆如是，实自李申耆氏开之。故持论如是。选本概指《古文辞类纂》而言。[1]卷十五
文学流派的发展也无外乎“生”“住”“异”“灭”的流转规律，桐城派也如是。平步青注意到桐城派起于清初，兴于乾嘉，而蜕变于道光时期的事实，尤其注意古文创作过程中个性的呈现，可以说已经具备文学史的眼光，这正是他能把握嘉庆以来古文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
因而，平步青在题辞中也特别注意推动清代古文发展的因素。在其题辞中，他主要从文学的内部寻找原因。他认为清代古文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前代文弊丛生，时人病文坛不振，因而矫前病以救之。如评清初王猷定云：“轸石子少即能文，其时竟陵、公安派盛行，士多效其诡琐俚碎，文格日下。轸石取裁《左》《国》，自具机杼，间模欧曾，时出新意，与石庄、榆墩树帜章门，由是易堂诸公起，咸知通经学古为高。”[1]卷六此论晚明以来文风浇漓，竟陵、公安派文风逼仄，因而清初王猷定、魏禧等人倡雄健之文，清初文风始变。再如评康雍时期黄之隽文：“其跋《壬申文选》，隐以起衰自任。文集才力雄健，意语锋耀，视貌为唐宋者有淄渑之别焉。乾隆初石笥、堇浦诸公文率奇丽、博洽，远驾班扬，先生实为首功。梅厓、台山递相祖述。”[1]卷七壬申指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初文坛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桐城派已经建立，规模唐宋八家，文风或雄或淡，也有程式化倾向，黄之隽采骈文入古文，文风奇丽博赡，推动清代古文进一步发展。
2.对同时文风不满，因而自树一帜，与主流文风成对抗之势，从而促进古文发展。如前引李兆洛病姚鼐《古文辞类纂》盛行，而纂《骈体文钞》，认为学习古文必须从骈文入门，从而扩展了清代古文的面貌。
3.不少文家自立涯涘，不骛时文，而自成一家之文，从而推动了古文的多样性和发展。这类例子甚多，如评谢济世文“《纂言》内外篇自成一子，《西北域记》奄有《考工》《尔雅》《方言》之胜”[1]卷七。关于《考工记》，范泰恒云“博奥奇古”[8]，则谢济世文风迥异于时人可知。又如评杨绳武：“其文则袁存斋叙所云‘元气鼓荡，浩乎无涯，得韩苏气脉而自出机杼。于史学最深。”[1]卷七可见杨绳武文从史学中来。正因为派别之外，有不少古文家取径异于流派而有所自立，古文发展的丰富性才有彰显。
文学外部的原因平步青当然也注意到，主要是学术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如评魏禧：“勺庭文学庄、孟、老苏，以识议胜，主于用世而不为空谈。当时与雪苑、钝翁三峰鼎峙，学者宗之无异辞。逮乾隆而稍衰，道光以后考据及桐城派渐熄，世变多故，于是复有理董识议之说而为之，风会所趋，不知其所以然者。”[1]卷七明末清初，学术丕变，清人激于晚明人空谈而务经世，如顾炎武等人皆是，影响至魏禧，其文好论兵、论政，多针对时事，这正是学风转变对文风的影响。至于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在《题辞》中其例甚多，如评清初李世熊：“文则甲申前多激发之响，乙酉后增呜咽之音。”[1]卷六一望而知甲申之变对李世熊文风的影响。评宗稷辰文云：“嘉道以来道丧文弊，士节、民风顽薄不振之故，披根见本，约旨婉思，再三致意，隐然有支拄世道之意。”[1]卷十嘉道以来，吏治腐败，士风、民风浇薄，梅曾亮指出道光时期士大夫尸位素餐：“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为大患。”[9]正因为此，宗稷辰为文“约旨婉思”，也正是政治对文风的直接影响。
三、地域与家族：清代古文演进的时空视角
文学之有地域性不同，自战国以来即有显现，刘师培撰《南北文学不同论》就对南北文学风格不同的原因与展现作了精彩的论述：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0]
刘师培从大处着眼，认为中国文学有南北之分，而平步青早于刘师培，在《题辞》中将清代古文分为九大区域，并认为各有不同，这九大区域是江西、浙江、江苏、关中、湖北、四川、福建、云南、广西。评江西、浙江、福建之文比较细致，他省则以列举为多。如评江西古文，注意江西文家在明清之际转捩文风的关键作用：
西江……国初有巨源、彭、魏、石庄，上掩东乡，下启易堂，空所依傍，一洗晚明纤细通侻之习，与榆墩足称两大。湘帆、轸石尚在下风。[1]卷六
对江西古文在清代中后期的发展同样有较多关注，如评乾隆时林有席文也论及乾嘉后江西古文的总体成就：
尝谓西江人多好言古文。乾隆时有平园，嘉庆中有李迈堂，皆享大年，勤著述，可谓一时伏杜。然掉鞅文坛，高树赤帜尚未之逮，然则古文又易言哉？[1]卷八
对浙江古文在整个清代的发展，平步青也有较多评论，如认为清初浙江之文大都师法西汉，中期文家株守毛奇龄氏文风者为多，评茹敦和云：“先生之学源出萧山毛氏，甲戌同年中范蘅洲氏、姜白岩氏、先高伯祖火莲道人皆然。盖乾隆初年浙东儒者服膺乡先辈守之勿失，不敢自辟门庭，谨慎有如此者。而先生最为精实，无西河门人叫嚣之习。”（2）乾隆以后浙江古文有浙东、浙西之分，前人论及者实少，平步青则有明确区分，如评鄞县黄定文之文：“所作虽未窥鲒埼亭堂奥，要不失浙东榘臬。”[1]卷九评秀水盛百二文云：“文亦谨守曝书亭法。盖乾隆初浙人学问西则宗朱，东则宗梨洲、西河，皆恪以乡先辈为师承，不自开设户牖，至中叶而稍出入，今则陋者或不知《西河合集》为何书？”[1]卷八“曝书亭”指浙西朱彝尊文，平步青不仅区分浙西与浙东不同，且在浙东文家中，亦有宗主不同，中期以后宗毛奇龄者渐少。而黄宗羲至全祖望一脉则为浙西正宗。
福建文学传统从宋代即已形成，陈广宏曾经讨论过闽诗传统的生成，但福建古文的传统所论者稀。平步青指出清代福建古文受朱仕琇影响很大，“乾隆、嘉庆中闽士讲经术工古文者多以梅厓为宗”[1]卷十，风格则绍法先秦，戛戛独造。平步青评朱仕琇文云：“梅厓文以立诚为本，以文从字顺各识职焉为旨归，以中有自得而能自为为究竟，高古苍郁。”[1]卷八则福建古文可见一斑。
另外六大区域则以列举为主，如关中古文重要的是王宏、李顒、李天生、李楷四家，湖北古文以清初三大家称之，江苏古文除阳湖派外，尚有宜兴诸储。四川古文清初不盛，至彭端淑昆季三人，始有声于文坛。广西古文为桐城派流传之重要地域，自吕璜受业于吴德旋以来，“由是桐城一派流衍于五越间”。[1]卷十云南古文平步青列举甚详，自清初举至乾嘉时期，凡十二家，评刘大绅时均有论及：
滇云僻居天末，通中华稍晚，国朝文人别集传世者稀。河阳赵玉峰中丞有《读书堂集》，昆明王永斋侍读有《见山楼集》，孙大令鹏有《图南文集》，钱通副有《南园集》，石民张月槎侍御有《留砚堂集》，赵州苏侍御有《海门文集》，云龙黄博士桂有《月轩文钞》，嶍峨周立厓理少有《听雨楼集》，宜良严匡山方伯有《红茗山房集》，昆明戴云帆侍御有《味雪斋文钞》。惟乾隆中赵州师荔扉大令之《金华山樵文集》最为杰出。[1]卷九
实际上，刘大绅文最为平步青激赏，其文与罗有高、彭绍升鼎足而三：“文皆有为而作，又所居远于中夏，不为时风众势所咻转，不诡于正也。”[1]卷九
家族和地域互为表里，互为依存。罗时进注意到“每个家族，都是具体地域环境中的家族……地方人文历史，从乡邦先贤的传说、散落的碑传、名达的遗址到有文字记载的方志文献，都具有文化贮聚的力量，潜移默化地熏育着乡邑后辈文人的心灵。”[11]因而，家族文学总会表现一些地域文学的特征，地域文学也深深地烙有家族文学的印记。家族文学从東汉就已出现，至明清，“艺文型家族”乃明清文学中的重要现象，平步青在《题辞》中对家族文学也有特别多的注意。如评江苏古文时论及宜兴储氏：
阳羡诸储以时文名世，与金沙之王、还淳之方同时鼎立，而先生称老储……而古文尤称致力寝馈八家，叙事得史法。[1]卷七
每一家族文学总有其相对固定之特征，如评魏世俨时论及宁都魏氏文学：“其文敛才就法，洁清峭厉，与诸父兄微别，而性情笃挚，见于文者无不入人心脾，则翠微魏氏一家之文罔弗同。”[1]卷七认为宁都魏氏古文共同特征在于“性情笃挚”，证之于魏禧论文：“吾每遇难言事，必积诚累时，待其精神与相贯注，夫然后言。”[1]卷七可见，宁都魏氏古文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家族文学之流传，或几代，或上十代，平步青也有注意，如评山阴周氏古文，对其家族古文从明代历数至同治时周沐润，凡几百年山阴周氏古文历历在目：
山阴后马邨周氏自明文忠、谕德后，国朝以元木征君、兰坡学士为杰出，几山、念山次之，乾隆中竹潭大令、世绩昆弟隶籍祥符，先后登进士。同榜族弟存斋太守理知嘉应最有声……子孙鹊起，介堂太守岱龄知保定而太守祖父也同诞七人，三成进士，五为涑人刺史星誉，长于散文，六为叔云都转，工倚声。太守为伯子，少咸从阳湖许仲青沅游，古文四六皆远宗石笥韵语，才华富有，几驾绿雪而上之。[1]卷十一
四、文体的再发现：清代古文文体的独特关注
文体学自六朝时即已兴盛，绵延至明清，分类尤繁，吴讷《文章辨体》删繁就简之后文体尚分为五十五种。众多文体之间当然有地位的差异、重视的不同，吴承学注意到，从宋代开始，在文章总集中就有对论体文的重视，以《古文关键》为例，收录论体文就占百分之八十。[12]这种现象在清代也是普遍存在，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将文体分成十三类，论体文在古文文体中至少也占百分之七十以上。（3）在《国朝文棷题辞》中，并没有对某种文体明显的偏向，而且可以发现，前人重视不够或未予重视的文体在《题辞》中多有明显的推重。如对奏疏的重视，一般古文选本中虽皆选有奏疏文，但比例是远低于论辩、纪传之文的，而在《题辞》中对六位古文家的奏疏特别指出，如评孙嘉淦：“《三习一弊疏》以不自是规圣德，可谓忧盛危明，与熊文端《万言疏》皆为我朝奏疏第一大文字。余如……诸疏指陈详尽，通达人情，虽陆宣公无以过之。”[1]卷七
表文同样是历代古文家注意较少的文体，《古文辞类纂》中仅选三首上表文，而在《题辞》中对擅长表文之作家即表彰三人，分别是吴伟业、汪由敦、纪昀。如对纪昀表文的推崇：“骈俪散行皆精赡。格意俱高，志、表、铭、传极有古人规矩，所谓学富者文无不工也。《进呈四库全书表》为集中第一大文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卷八
制艺文和古文的关系一直是明清古文家注意较多的话题，桐城派自方苞以来就认为可以“以时文为古文”，但在桐城派的主要选本中，并没有列入制艺文的篇目，而在《题辞》中，对清代的八股文大家并没有偏废，而且对十二家的时文写作作了专门的评论。如评茅星来《钝叟文集》云：“钝叟时文学荆川，参与理斋、望溪，谓胜储中子。”[1]卷七
也有一些文体，古文家极少注意，甚至并不认为是一种古文文体，在《题辞》中也有评论。例如文告，在清代古文选本中，一般是君对臣、君对民的谕告，如刘邦《入关谕告》，而平步青所评论的文告，则是地方官对百姓的告谕，如卷五评李象鹍：“同时文告，文字高出裕靖节《勉益斋偶存》。”[1]卷五再如题跋，古文家虽也有注意，但堂而皇之论述者少，而平步青表现出特别的珍爱，他对王士禛、宋琬、王锡振、黄之隽四家的题跋文都激赏不已，如评王锡振题跋：“《媭砧课女图叙》《王刚节公家传跋尾》二文深得惜抱指归，肩随致彝、经德，非浪得名。以视怡志微不逮，宗文异趣涂辙，不可诬也。”[1]卷十一
古文义法对“考据”的重视自姚鼐以来，已成为古文家老生常谈之事，但考据在古文写作中只是作为征实的一面，如姚鼐自作《登泰山记》一文。而在《题辞》中，考据文作为一种文体独立，则他人皆所未言。如前述朱彝尊之文，平步青对于其“考据古今人物”之文尤其推崇，此外如赵一清、朱筠、钱大昕、盛百二、段玉裁、武亿、阮元、吴名凤、吴骞、赵敬襄、洪颐煊、阮钟瑗、陈庚焕、胡培翚、邓瑶、黄之晋等十六家考证性古文均专门拈出，予以表彰。
从平步青提出的特殊文体来看，他注意到的这些异于时流的文体主要是两个方面：实用性文体和学术性文体。奏疏、表文、文告都是经世致用的文体，而题跋、考据文倾向于学术文体，这其实与平步青的浙东史学立场是相符的。平步青服膺于全祖望之文，倡经世致用之学，同时又根柢经学、史学，以朱彝尊为旨归。平步青著述宏富，有近百种之多，史学尤为所长，其中考证著作又有十余种，因而平步青的这种文体观的确有其独特之处。
结 论
清代古文史的写作迄今为止并无专书，在中国散文史和清代文学史的相关研究中，清代古文并没有一个全面的展现，以最近出版的《中国古代散文流变史稿》为例，除概述外，清代古文共六节，清初两节半，论述古文家10人，清中期一节，论述古文家8人，清后期两节半，论述古文家18人，而这18人分属今文学派、译著派、维新变法派、革命派。（4）也就是说，此书对清代古文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对清代古文面貌的反映远不足十分之一。
虽然对清代古文风貌的考察有多种途径，别集、选本、评点等方式入手均可，但《国朝文棷题辞》作为一种目录学著作，比之其他途径更鲜明地展现了平步青对清代古文的认识。平步青的题辞秉着史学家的客观冷静，不偏嗜一家，而以自成一家者为尊，更能展现清代古文的丰富面貌，其对清代古文历程的揭示，也能直截简明，每一时代引领文风变革的古文家，清代古文发展转变的因素，清代古文的流派、地域和家族的特点也能有深刻体现。可以说，《国朝文棷题辞》就是一部简明、深刻的清代古文史，这对于后续清代古文的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此外，平步青对古文文体的认识，也能跳出主流文学家之外，注意到清代古文的多样性，同样启发我们对文学或者古文的研究更深的思考。故此，尽管《国朝文棷题辞》评论的古文家只有三百余人，对清代主要的古文家仍有遗漏，但它构建出了清代古文的基本图景。循之以往，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逐渐清晰地描绘出清代古文的图貌。
注释：
（1）此三种文献，分别见于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74-780頁）、蔡德龙《地域文学视域下的清人论清文——国朝文棷题辞与清代文集叙录》（《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陈莹《国朝文棷题辞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2）此文不载于《国朝文棷题辞》，见《樵隐昔寱》卷十五，题作《竹香斋古文跋》。因《题辞》中未详论，并言跋已详言之，故引。
（3）据姚鼐选、高步瀛笺《古文辞类纂笺》统计，仅统计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四种文体，诏令类、碑志类、杂记类或有论体文特征，未予计入。
（4）据陈兴芜、傅德岷《中国散文流变史稿》（中华书局2013年版）目录统计，清代后期几无传统古文家，桐城派名家极少在内。同年出版的《中国散文通史》（清代卷、近代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虽稍具体，亦是粗具梗概，大都为习见名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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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M].咸丰六年刻本.
[10]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560.
[11]罗时进.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M].北京：中华书局，2017：14.
[12]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32.
（责任编辑 黄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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