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 军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024；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03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甚至因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十九大报告的这一判断是基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作出的，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各种终端的快速发展，不同社会思潮快速传播，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巨大考验。尤其是“替代性媒体”的快速发展，让各类社会思潮得以传播。认识替代性媒体及其在社会思潮传播中的作用、可能引起的社会风险，是当前亟须注意的问题。

一、替代性媒体与多元社会思潮的传播

（一）替代性媒体的内涵

替代性媒体（Alternative media，又称另类媒体），是指相对于大众媒体的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媒体。替代性媒体一是强调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差异共容，二是强调创造替代主导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可能性。其主要特征被总结为：不追求利润的非商业性团体；阅听者与制作人的双向互动；媒体运作强调民主决策过程；观点多来自民间，且有鲜明的政治取向等。西方对替代性媒体的研究时间较长，但是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其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概念，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清晰。这里借用到社会思潮传播，主要是“相对于主流媒体而言的，通常提供不同观点，支持社会变迁，服务被主流媒体忽视的受众”。这里更多的是从传播的内容来界定这类媒体，而不是传播的样式，因此整体来看，当前以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为代表的“三微一端”既有替代性媒体的特征，又有主流媒体的内容——主流媒体和政务媒体已经成为当前新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替代性媒体的角度出发，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社区电台、BBS、电子杂志、独立网站等，凡是负载着“反对霸权文化和某一政治实践的潜在场所”、提供主流媒体“相反信息”的媒体，均称为替代性媒体。

　　之所以以内容为导向界定替代性媒体，是因为媒介融合的趋势逐渐明显，特别是“互联网+”的特殊作用，使一切信息均可以呈现在互联网上，简单地以主流媒体和替代性媒体相分不再恰当。以功能为取向，替代性媒体在当前舆论生态中传播着多元的社会思潮，这些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二）社会结构分化与社会思潮的涌现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有着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工人、农民、干部等身份相对固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简单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分化，出现了更多的群体或者阶层。2015年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认为，我国出现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则把中国社会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等十大社会阶层。不管如何区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为社会由舆论一律、一元价值观向多元舆论、多元意见以及多元社会思潮转变奠定了基础。这场由经济领域向思想意识领域渗透的变革，正在影响着当前中国和今后中国的发展，西方价值观以经济、新媒介技术等为载体，正在悄然改变中国，如果应对不力，将有巨大风险。

　　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当前中国出现了多种社会思潮。人民论坛统计显示，2017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生态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激进左派、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十大社会思潮关注度较高。萧功秦教授总结当前有六种社会思潮：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程恩富教授则把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复古主义、折衷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等作为当前社会思潮的主要内容。

　　不可否认，社会思潮的丰富与多元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社会思潮广泛传播带来的危险。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展仍虎视眈眈，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玫瑰革命”“橙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占中”或“雨伞革命”等充分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从来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计划从来没有放弃，社会思潮是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开展颜色革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如果不关注社会思潮对国家治理的危害，就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地位方面造成威胁，甚至会抢夺主流意识形态的“霸主地位”。

（三）替代性媒体传播社会思潮的特点与作用

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当前替代性媒体越来越多，信息的传递也越来越丰富。然而，正如桑斯坦所言：近来由于传播选择的激增，出现无所不在的信息超载危机——太多选择、太多话题、太多观点，很不协调。特别是价值观尚未成型的青年学生，他们使用新媒体的时间长，受到的影响大。新技术的采用与新媒体的发展是青年学生接受方式变化的技术基础，技术不只是一种手段，而成为人们的生活话语与自觉意识，成为人们重要的意识形态。社会思潮通过这些媒介经过感性化、形象化包装之后影响着青年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对社会思潮接受方式来看，替代性媒体具有碎片化、生活化、非主流化、隐性化等特征。传统社会思潮的影响多建立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基础上，当前社会思潮通过各种终端，可以说无处不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电脑，随时随地就可能受到影响。一是碎片化，主要体现在内容碎片化和时间的碎片化上。内容的碎片化是信息的零散性、多样化，这也是电子传播时代的典型特征。这形成了知识与信息间的断层、断裂，就社会思潮而言，容易出现只言片语、煽动性强的信息，没有论证，甚至逻辑上不通的信息。因为以个人为主的替代性媒体“难以准确、客观、具体、完整地描述事件，这导致更易于传播的不是事件信息，而是情绪信息。个人情绪经过传播发酵变成社会情绪之后更容易进入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渠道，自上而下地影响议程设置框架，因而更具有了舆论功能”。时间的碎片化是指替代性媒体中传播者和接收者时间的不确定性，空间的限制打破后，时间上也变得随时随地、不受约束。二是生活化。社会思潮是一种社会现象，传统社会中社会思潮的形成与传播有着严格的生产程序和传播渠道，但是在替代性媒体时代，消息被戏谑、无厘头、日常琐事消解了，严肃的立场体现在一张图片、一个符号、一次转发之中。三是非主流化。替代性媒体多是个性化媒体，个人的性格、思维彰显其中，特别是一些年轻受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吸引眼球，故意体现自己的与众不同、离经叛道，以体现出与主流不同的风格。在社会思潮传播过程中，主流价值观容易被消解，其他的价值观却大行其道。四是隐性化。考虑到网络管理与政治观点表达的风险，不少传播者通过图片、符号、段子、拼音、替代字、歌谣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给替代性媒体管理带来了挑战。

　　替代性媒体在传播社会思潮过程中，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舆论界造成了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裂；对价值观的形成形成了扰乱，带来了人们的信仰危机；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价值观的传递，危害国家稳定……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是国家发展、强大的短板。

二、替代性媒体传播社会思潮的策略

如前所言，社会思潮的多样化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但是仍有一些社会思潮扰乱了社会秩序，不利于国家治理以及公众价值观的形成。这里主要考察的是不利于社会的社会思潮的传播策略。

（一）借西方事件，影射我国制度

社会制度的优劣需要实践来检验，事实证明，我国已经取得了让西方国家羡慕的成就。然而，还有些人认为我国制度存在缺陷，他们通过转发、评论西方社会事件，传播负面社会思潮。比如卡扎菲死后，有些人刻意评价他的《绿皮书》及其统治方法，不是客观地呈现信息，而是影射、放大我国国家治理中可能存在的缺点。2016年，前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自媒体中充满猎奇、噱头的信息铺天盖地，对卡斯特罗一生功勋做出客观、冷静的评价却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中。

（二）利用谣言，快速扩散信息

谣言是人们信息需求的表现，但信息不透明或者信息不足时，谣言便会滋生。替代性媒体时代，由于信息把关机制的缺乏，虚假信息、谣言就很容易滋生。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利益冲突不断，不少民众有不满、不安、怀疑、仇恨等心理，这些情感因素也增加了信谣和传谣的概率。

（三）炒作热点事件，传播社会思潮

热点事件多关涉公共利益，能引起公众注意，这对事件的解决以及行政规范性有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也发现，不少社会思潮借助热点事情广泛传播，比如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胡耀邦逝世25周年、电影《归来》放映、王伟光发表《坚持人民主专政，一点也不输理》等事件中，不同社会思潮不断出现，“左”“右”争锋激烈。这类思潮往往借助历史材料进行传播，但是在传播中利用替代性媒体传播碎片化的特征，要么断章取义，利用某个有利于承载思潮观点和主张的史料片段进行言说，或将某些片段化的史料进行嫁接或整合，佐证思潮观点；要么对存疑或有缺陷的史料进行发挥、想象、虚构，支撑思潮观点；要么对一些枝节性史料进行放大，作为主要支持材料。

（四）以戏谑之态，解构严肃话题

主流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重要传播渠道，具有严肃性。但是在网络等新媒体时代，传播者变成了普通大众，“网络狂欢”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社会成员的“第二生活”，就像尼尔·波兹曼说的那样：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而戏谑成为替代性媒体时代大众最常用的方法。以戏谑的方式消解主流价值观常用的方式是段子。段子除了娱乐功能外，还有批判功能，以段子中的“灰段子”为例，常常成为负面舆情的重要载体。灰段子的传播可能指向对政府的不满、排斥，从而强化了“官”与“民”的区隔。从本质上看，这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是用戏谑化的段子来传播一定的社会思潮。

（五）利用链式传播，替代大众传播

替代性媒体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传播形式的多样性，既有点对点的人际传播，也有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为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机会，对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与负面社会思潮治理带来了挑战。特别是通过人际间的传播，由于传播的茧房化——圈子化社交关系导致传播的固化现象，人们只和自己取向一致的人交往——信息得以快速在圈子中传播，随着圈层关系的扩大，造成信息的链式传播，产生指数式影响。有专家发现，网络时代，社会思潮容易形成小群体，并存在一个或多个核心，并以一个或多个核心向外围扩大。除了小群体核心外，社会思潮由三个圈层组成：一是具有地缘接近性圈层，对社会思潮传播或舆论领袖举办的活动具有较高忠诚度；二是会员圈层，是指以会员形式加入的社会思潮传播团体；三是被动参与圈层，主要是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或公众人物，由于受他们其他方面成就的影响，一些人被动接受了其传播的社会思潮。从圈层化可以看出，替代性媒体时代，社会思潮传播的复杂性、广泛性。

（六）关注底层群体，实操抗争武器

近年来，以替代性媒体为主要渠道，掀起了网络民粹主义的波澜。以邓玉娇案、李天一案、唐慧案、夏俊峰案等为代表，网民往往站在道德高地，对当前的制度、体制进行批判。不少事件确实令人同情，但是也有不少网民罔顾法律，以“同情”为武器，借助对底层的关注，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夏俊峰案在网络上被构建起城管-小贩冲突的范式，让小贩成为了弱者、受害方，加上一些明星、大V的支持、传播，给司法判决带来了巨大压力。由于替代性媒体表达的便利性，大多数人认为，“弱势群体”是沉默的，没有话语权的，而这一群体应该被倾听、被尊重，具有道德上的优势。正如怀尔斯（Wiles）界定的那样：美德只存在普通人身上，他们是占绝对优势的大多数。所以，替代性媒体上掀起了一波波的舆论热潮，通过这些“舆论热点”，实现对权利的诉求。

三、负面社会思潮传播的治理之道

对于替代性媒体传播负面社会思潮的治理，首先要明确替代性媒体的角色。替代性媒体不是主流媒体的对立面，其传播的社会思潮也并非都是负面的。这里的治理之道，指专门针对负面社会思潮而提。首先，要把握替代性媒体传播规律，对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有清晰的认识；其次，要注意社会思潮引领的方式，把握网民心理，尽量不产生心理对抗；再次，要在话语方式、内容传递、方式创新等方面符合替代性媒体传播规律，做到有效传播。

（一）创新方式方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这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跟进式引领社会思潮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一个社会的发展，要有主心骨、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起着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

　　相对来说，核心价值观一般都是比较抽象的、高度凝练的，只有这样才能概括我们时代的精神。但是抽象、凝练的内容不利于传播、记忆。在替代性媒体上传播时需要创新形式、内容，以便于受众的接收。十九大报告要求：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一是要等高传播。随着互联网等的发展，受众接收信息的渠道变多，要想达到传播效果，需要站在受众的立场上，深入到群众中去，通过平等对话了解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难点和切入点。二是注重参与式传播。通过调动传播主体的积极性，让他们关注、接收，并愿意主动传播，在参与过程中达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三是从显性机制到隐性方法的使用。在替代性媒体传播中，要注重“润物细无声”式的传播，通过案例、故事，图片、视频等形式，负载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让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产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二）掌握话语权，牢牢占领舆论主阵地

引领社会思潮的前提，是占领话语权主阵地，牢牢地掌握话语权。一个没有话语权的民族，将会任人摆布，没有话语权，就没有传播主流思想的能力和机会。实际上，从葛兰西的“领导权”到福柯的“权力话语”，都强调了话语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重要性。福柯认为，话语是团体确立其社会地位的过程。当前，社会思潮在替代性媒体上的传播，要充分利用话语权，通过话语权的占有，达到传播的目的。

　　替代性媒体中话语权的建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任感的确立。研究证明，只有存在信任心理，才能达到传播效果。因此，社会思潮的引导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信任感来源于三个方面：公信力、权威性、自律性。二是魅力的呈现。在传播过程中，最好由有魅力的组织或个人进行传播。大众传播中有晕轮效应，接收者对一个人或组织形成好的印象后，就会形成光环，对其其他方面的传播也会产生认同。在替代性媒体传播主流价值观过程中，要选择认同度高的媒体或个人，选择公众熟悉的传播者和传播内容，尽量增加和传播对象的接近性，增加话语的吸引力。三是重点打造几个传播龙头。要形成大事发生找某媒体的局面，抢夺流量入口。能形成几个口碑好、拥有稀缺信息资源的新媒体，特别是政务新媒体，通过权威、及时、真实的话语传播，引领社会思潮走向。四是注重贴近群众。话语权的建构还要注重群众性，要通过有趣、有形、有内涵的信息传播，形成“我和群众”的共同体，增加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的知晓度、认同度、接受度。

（三）把握互联网思维，提供观点论证的场所

替代性媒体之所以特殊，不仅是其偏离主流媒体、主流话语之外，而且其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叠加在一起，因此，在社会思潮治理过程中要强调互联网思维。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是指互联网强调开放透明、参与协作、去中心化，这些都有利于传授双方的平等交往。总的来看，互联网思维有助于增强自主理念，提升参与意识，促进公平法治的发展。

　　在此前提下，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观点论证场所的作用，通过积极的论证，最终达到意见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的，是严密而完备的科学体系。当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本身就是通过批评、斗争错误思潮而形成的。因此，我们有理论自信，不怕争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替代性媒体正好提供了观点竞争的“市场”，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自净化”的功能，实现主流社会思潮的传播。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思潮的传播更加隐蔽，受众对信息的接触更加全面，正面信息很难被受众接收，相反，通过论争、交锋的结论更容易被吸收。在观点论争过程中，要有意识地进行参与、引导，使互联网成为温和说理的地方，而不是情绪发泄之地。

（四）用法治思维治理替代性媒体

替代性媒体是主流媒体的有益补充，虽然监管相对薄弱，但是也并非社会思潮传播的“法外之地”。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互联网安全时说，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利用网络实施的攻击、恐怖、淫秽、贩毒、洗钱等犯罪活动时有发生，网络谣言、网络低俗信息等屡见不鲜，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突出问题。要在大众传播既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新媒体、替代性媒体的特殊规律，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维护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要结合《网络安全法》，通过技术治理和依法治理的双轮驱动，实现互联网、替代性媒体等的有效治理。一是要加快立法进程，明确个人在网络和替代性媒体中的责任和义务。二是规范互联网企业的行为。三是提升网民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自觉维护互联网等的秩序。

（五）建立立体的舆情引导机制

社会思潮的传播往往和热点舆情事件共生，要治理替代性媒体中的负面社会思潮，需要建立立体的舆情引导新格局。

　　构建政务新媒体传播平台。通过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平台，第一时间消除公众的不确定性，降低流言、谣言产生的可能性。做突发事件的第一定义人。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要通过及时、快速、真实的信息播报，消除负面社会思潮传播的空间。提高政府识网、用网的能力，替代性媒体多和新媒体相重合，要通过提升政府应对新媒体的舆情能力，减少负面社会思潮的传播。进一步发挥传统媒体的作用，替代性媒体时代，随着碎片化、情绪化、虚假性信息的泛滥与传播，很多网民期待权威信息的出现，这时候可以利用传统媒体具有权威的特性，予以引导。

四、总结与反思

马克思一直强调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体，他在《资本论》序言中就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当前社会思潮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何适应新的形式，充分化解负面社会思潮的影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特别是当前互联网和替代性媒体的不断变化，不少社会思潮通过媒体的感性化、形象化包装后，潜移默化地走进大众心中，这为我们防范西方意识形态入侵敲响了警钟。特别是对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成型的青年人，他们使用新媒体时间长，接受程度高，这种错误社会思潮的影响更大。而有些错误社会思潮则利用热点事件，让人防不胜防。比如魏则西事件、雷洋事件，在表达公众安全诉求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不和谐的声音，这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是一种伤害。

　　实际上，对社会思潮的治理与引导是世界通行的做法。美国通过控制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国家意志；通过宗教的宣扬，增加公众对国家的认同度；通过对外输出文化产品，输出价值观。韩国通过宣扬孝道，传播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在新媒体和替代性媒体时代，确实要注意社会思潮治理的隐性与显性的结合、社会思潮传播主体的培养，以及网民生活方式的健康化，从而降低负面社会思潮传播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