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京财经大学，南京 210023；2.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南京 210018）
一、引 言
贸易便利化是指在国际贸易的各项活动中，简化与协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贸易程序，从而创造一个协调、透明、可预见的贸易环境。贸易便利化在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等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都将其作为经贸合作协定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深层次区域合作和多边贸易发展，2016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已达9536亿美元，占同期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25%以上，其中与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速最快。贸易便利化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高效便捷的通关政策和通关程序、创造透明的海关环境，就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分析贸易便利化水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定量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对其展开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迄今为止，现有文献对贸易便利化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国际联盟的议程、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都曾对贸易便利化进行过界定。为了降低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国际联盟的议程在1923年最早提出了贸易便利化概念；世界贸易组织（2008）认为，贸易便利化是指简化和协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际贸易程序；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01年指出，贸易便利化强调在进行国际货物流通的过程中，需要简化和标准化相关的程序及信息流动。随着新科学技术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广泛应用，贸易便利化还包括了技术标准的规范化和一致化。 亚太经合组织（2000）认为，贸易便利化是指使用新的技术从而简化贸易程序，使得贸易成本得到降低，货物与服务的流动能够更通畅。
为了准确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国内外学者相继提出了一系列评估指标，目前普遍使用的是世界银行研究人员 Wilson et al.（2003）提出的方法，其将贸易便利化分为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环境等四个方面来加以衡量。当然，贸易便利化的衡量指标并不仅局限于这些方面。 比如，亚太经合组织（2004）、Raven（2001）提出了更多的衡量指标，并且对 Wilson et al.（2003）的衡量指标进行了细化，比如海关指数、港口环境指数等，包括的内容更加丰富，从而可以更为具体地量化贸易便利化水平。彭羽和陈争辉（2014）选取市场准入、商贸环境、基础设施、政府效率等四个方面作为贸易便利化的一级指标，就考虑了上海自贸区的发展目标与发展特色。沈铭辉（2009）认为，影响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因素主要是政府政策的透明性、规范性和腐败问题。
上述文献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于双边及多边贸易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可显著增加贸易双方的收益。但是，目前大部分只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于贸易参与方的影响，而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鲜有文献基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及权重大小，系统测算和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因此，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指标体系，测算“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对其展开评价，可为提高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供思路和对策。
二、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构建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关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评价体系在国际上还没有通行标准。由于贸易便利化涉及一国贸易的多个方面，因此贸易便利化的评价体系设计需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全面性、可比性和科学性。（一）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的构建
Wilson et al.（2003）测算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指标体系既有效计算了边境和境内障碍，也肯定了电子商务等新兴技术对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作用，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可。因此，本文测算 “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主要借鉴Wilson et al.（2003）提出的方法，主要包括口岸效率指数、海关环境指数、规制环境指数和电子商务环境指数等四个方面的一级指标。本文参考方晓丽和朱明侠（2013）的指标划分方法纳入多个二级指标。由于国际贸易中的运输方式主要包括海运、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因此，将口岸效率指数细分为港口设施质量、铁路设施质量和航空基础设施质量三个二级指标；将海关环境指数细分为非常规支付与行贿、海关程序负担、清廉指数三个二级指标；规制环境主要衡量一国政府的规章制度是否合理透明，因此，将规制环境指数细分为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司法独立性、法规执行的可靠性三个二级指标；电子商务环境包括诸多方面，本文主要选取了每百人中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最新技术的可获得性两个二级指标。各个指标的划分方式及其评分范围如表1所示。其中，口岸效率指数与海关环境指数反映了国际贸易中的边境障碍，规制环境指数与电子商务环境指数反映了国际贸易中的境内障碍，这四个指标可综合反映“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二）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 《全球竞争力报告 （GCR）》（2014—2015、2015—2016、2016—2017）、 透明国际公布的2014—2016年全球清廉指数（CPI）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的各国贸易数据，从而使得测算结果更具时效性。由于“一带一路”涵盖国家众多，本文选取沿线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2016年GDP高于1000亿美元的国家，其中《全球竞争力报告（GCR）》（2016—2017）中关于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三个国家的铁路设施质量的数据缺失，在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时将这三个国家剔除。由于各个二级指标的统计口径不同，因而取值范围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港口设施质量指标的评分范围是1—7，而清廉指数的评分范围为1—10，这导致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和比较有一定困难。因此，本文对原始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各二级指标分别除以该项指标的最大值，从而将所有指标的取值范围转化为0—1，其中0表示贸易便利化水平最低，1表示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数值越高则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
表1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评价体系
（三）贸易便利化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 Wilson et al.（2003）的评价方法，采用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环境等四个指标来综合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在此首先分析这四个因素对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程度大小。1.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灰色关联法展开分析，该方法可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它主要用于分析不同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程度，通过确定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和关联系数，定量描述和比较系统的变化态势。本文将考察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环境等四个因素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程度大小，拟使用灰色关联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参考程中海和孙培蕾（2014）的研究方法，本文计算 x对于x的关联度的方法如下。
（1）设置系统行为序列
公式（1）即为计算关联系数的具体公式。其中，p∈[0，1 ]，p一般取值为 0.5。 x（k）为参考序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序列；x（k）为比较序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特征的变量序列。
（2）将变量x进行无量纲化，从而得到新的数列
进行关联度计算，需要以相同的量纲为前提。由于不同变量的统计口径可能不同，因此需要将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从而便于进行计算和比较，本文以相应变量除以该变量的最大值对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使用以上得到的新的数列计算差序列
其中，Δ0，i（k）即为差序列，用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参考序列值减去相应比较序列值，并对其取绝对值得到差序列。
（4）计算差序列的最大差和最小差
其中，M为差序列的最大差，m为差序列的最小差。
（5）计算关联系数
关联程度可用曲线之间的差值大小来衡量，可通过公式（5）计算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之间的关联系数。
（6）最后求关联度
根据以上公式可计算出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之间的关联系数，但其在不同时刻的数值不止一个。为了更为准确地衡量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大小，取不同数值的算数平均值作为比较序列对于参考序列的关联度，那么r（x，x）就表示 x对于x的关联度。
2.确定分析序列
首先需要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本文研究四个一级指标对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程度大小，由于目前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具体数值暂不可得，一般而言，一国的对外贸易额越大，其贸易便利化水平就越高，即一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与该国的对外贸易额成正比，因此，参考序列设置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年的对外贸易额（单位：亿美元），表示为x（k）；本文的比较序列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中的四个一级指标，其中口岸效率表示为x（k），海关环境表示为x（k），规制环境表示为x（k），电子商务环境表示为x（k），将各国指标值代入计算，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序列 （以2015年为例），如表2所示。
根据表2所示的分析序列，计算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之间的关联系数，对不同时点的关联系数取平均值，即可计算出贸易便利化指标的关联度。
3.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分析
在贸易便利化的指标关联值中，其值越大，相应指标对一国贸易额的影响就越大，对该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也越大。根据上文的关联度计算方法以及贸易便利化影响因素的分析序列数据，本文使用MATLAB软件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出如表3所示的结果。
表2 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序列
通过表3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看出，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指标关联值排名中，口岸效率最高，其次是规制环境，电子商务环境和海关环境相对较低。2014—2016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的关联值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表明在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因素中，影响程度最大的始终是口岸效率，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额的关联度最大，因此“一带一路”国家应着力于通过提高口岸效率来提升其贸易便利化水平，从而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增长。规制环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贸易额的关联度处于第二位，对一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仅次于口岸效率。电子商务环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贸易额的关联度处于第三位（2014年为第四位），这主要得益于在信息技术水平提高的背景下，互联网、电子通关等设施的改善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最后是海关环境，它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从2014年的第三位下降到第四位，表明海关环境的改善对于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作用正在逐渐降低。
依据口岸效率、规制环境、电子商务环境和海关环境等四个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程度大小，分别赋予各个指标以相应权重并进行加权求和，即可测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表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的指标关联值及排名
三、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与评价
（一）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
对贸易便利化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口岸效率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规制环境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程度位居第二，电子商务环境和海关环境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 而 Wilson et al.（2003）通过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内部贸易流量的影响发现，1%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变化可带来9.9%的贸易流量变化。参照上述结果，并根据汪洁和全毅（2015）的计算方法，将口岸效率赋予权重50%，海关环境赋予权重10%，规制环境赋予权重25%，电子商务环境赋予权重15%。通过计算二级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可得到一级指标的数值，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口岸效率指数=（港口设施质量+铁路设施质量+航空基础设施质量）/3，海关环境指数=（非常规支付与行贿+海关程序负担+清廉指数）/3，规制环境指数=（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司法独立性+法规执行的可靠性）/3，电子商务环境指数=（每百人中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最新技术的可获得性）/2。将上述四个指标加权求和，即可得到贸易便利化指数（TFI），具体计算公式如下。TFI=口岸效率指数×0.5+海关环境指数×0.1+规制环境指数×0.25+电子商务环境指数×0.1
将2014—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数值带入公式（7）进行计算，可得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具体指标数值，对其进行排序可得如表4所示的结果。
（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评价
对于一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评价主要参考了曾铮和周茜（2008）的划分标准，从表 4 可看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差很大。从时间上看，2014—2016年“一带一路”各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变化不是很明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贸易非常便利的国家以及巴基斯坦、菲律宾等贸易不便利的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变化都不太明显。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为0.715、0.719和0.730，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从空间上看，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贸易非常便利的国家，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周边国家的转口贸易集散中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港，这除了归因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外，与该国的相关政策导向也不无关系。与世界上许多大国相比，新加坡国土面积小且自然资源贫乏，但该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努力降低货物进出口的关税，甚至对不少货物进出口实施“零关税政策”，并采取规范的通关政策、快捷的通关程序、高效的海关管理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措施，以简化货物通关过程中烦琐的通关手续与流程。与此同时，该国还大力改善基础设施、金融、交通等各方面的条件，同时大力建设发展自由贸易区，为其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此，新加坡在“一带一路”国家中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而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都小于0.6，属于贸易不便利的国家。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在 “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相对靠前，2014—2016年均为第5名，属于贸易比较便利的国家，但与贸易非常便利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可学习贸易非常便利的国家的经验，提高自身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影响贸易便利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展开了实证分析，通过赋予各个评价指标一定权重，从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算和评价，结果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属于贸易非常便利的国家，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则属于贸易不便利的国家。虽然中国属于贸易比较便利的国家，但与贸易非常便利的国家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2）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环境是贸易便利化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口岸效率，其次是规制环境，电子商务环境和海关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为进一步提高“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表4 2014—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第一，通过追加投资以增强港口、铁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足是贸易便利化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一带一路”国家若要从根本上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应大力建设本国的基础设施，其中优先建设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港口、铁路、航空基础设施，与沿线经济体加强航道合作、鼓励沿线国家的企业之间开展合作，从而实现互联互通。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解决融资问题，可进一步促进融资平台建设，其中亚投行的发展可为发展中国家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带来良好机遇，我国也可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在加强自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紧密合作，助推沿线国家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从而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第二，通过优化制度体系以促进经济体制机制创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分析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差异较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同时这些国家也都有着高度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因此，中国应借鉴这些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改革经验，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开放型经济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通过简化贸易程序提高贸易效率并降低贸易成本，有效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例如，新加坡与中国香港都是著名的自由贸易港，中国大陆可以借鉴其建设自由港的经验，加强国内自贸区建设。目前上海自贸区已采用“分送集报、自行运输”和“先入区、后报关”等模式，逐步取消进出口配额，但货物分类监管、结算兑汇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与优化。在建设自贸区的同时，还可以建设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推动区域贸易一体化，同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与沟通，促成有利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规则制定，降低贸易壁垒。
第三，通过电子信息化建设以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当前，进出口贸易与信息技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往往贸易便利化水平也较高，电子信息化建设在贸易便利化改革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中国应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将信息技术充分应用于进出口贸易的管理和服务之中，加强海关电子信息口岸平台的建设，使海关与外贸企业、外汇管理局之间的数据实现实时互动，从而实现智能联动，打造信息丝绸之路；同时，还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契机，加快建设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完善信息通道，鼓励电信通讯企业和互联网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开展合作，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第四，通过加强监管以提升海关透明度。可借鉴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的海关监管政策，如学习新加坡高效便捷的通关程序和政策，创造高效透明的海关环境，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近年来，中国开始实施的通关一体化模式与传统的口岸清关模式相比，外贸企业可以自主选择在货物进出境地海关还是企业注册地海关办理通关手续，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货物通关效率。与此同时，还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推行“一站式”电子通关系统、“绿色通道”等通关模式，实现无纸贸易，从而大幅度降低通关成本提高通关效率。另外，“一带一路”国家之间也应加强海关管理方面的合作，建立通关管理政策法规的相互通报制度，有效解决通关制度差异造成的通关障碍，提高海关监管水平和通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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