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立了消费者冷静期制度并将其纳入“经营者的义务”一章，置于“三包”制度之后。这种安排涉及对这项制度法律属性与立法定位的理解，值得斟酌。通过辨析该制度与相关的试用买卖制度、产品质量“三包”制度的区别，可以看出消费者冷静期制度旨在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在基本属性上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的体现与延伸，应重新界定这一制度的立法定位，将其调整到“消费者的权利”一章，以完善消费者的权利体系；同时在“经营者的义务”一章增添相关内容，以完善消费者冷静期制度在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体系架构。
关键词：消费者冷静期制度；试用买卖制度；“三包”制度；合同撤销权；合同解除权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1-0116-005
2014年3月1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开始正式实施。其中第二十五条新增“无理由退货权”（1），也称为消费者冷静期制度。该项制度规定，在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这项制度为处于信息和认知弱势一方的消费者在特殊消费领域行使反悔权提供了法律保障，是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大亮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我国刚刚诞生的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仍有一些不够完善之处，涉及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的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令人欣慰的是，2016年8月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内容涉及对消费者冷静期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界定和处理，这无疑是进一步完善这项制度的大好时机。笔者利用这一时机，对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之法律属性的理解与立法定位的界定提出不同看法。
一、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区分
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与民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其他相关制度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这是对此项制度之法律属性与立法定位产生不同看法的重要原因。最容易与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产生混淆的是试用买卖制度与“三包”制度。要厘清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法律属性与立法定位，必须对这项制度与试用买卖制度及“三包”制度的相似点与不同处进行仔细辨析。
（一）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与试用买卖制度
在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中，消费者可以在冷静期内对所购买的商品进行试用并决定去留，这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种特殊的买卖方式——试用买卖。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试用买卖的当事人可以约定标的物的试用期间。对试用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由出卖人确定。”《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接着规定：“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可以购买标的物，也可以拒绝购买。试用期间届满，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
由这两条规定可以看出，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与试用买卖制度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第一，两者都规定了一个期间，在此期间内消费者可以依自己的意思决定商品或服务的去留；第二，在两种制度框架下，消费者若对商品或服务拒绝购买，都需要在规定或约定的期间内向经营者作出明示。
然而，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与试用买卖制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若将二者加以混淆，则极易在实践中引起混乱，不利于这两种制度的分别实施。事实上，这两种制度存在着根本区别。第一，两者的法律属性不同。消费者冷静期制度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制，是一项法定权利，体现着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具有国家干预色彩；而试用买卖制度受《合同法》调整，是一项意定权利，体现著双方的合同自由，具有意思自治色彩。第二，两者的适用期间不同。在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中，冷静期的行使期间为自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起七天内，该期限已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直接规定；而在试用买卖制度中，试用买卖的行使期间由双方当事人在试用买卖合同中约定。第三，两者的适用条件不同。在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中，冷静期的行使需要满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效果等方面的规定等条件；而在试用买卖制度中，试用买卖中买受人的拒绝购买权需要满足对商品或服务的不认可这一条件。第四，两者的合同效力不同。在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中，当经营者将商品交付给消费者之时，标的物的所有权与风险负担就已经转移，合同成立并生效；而在试用买卖制度中，若买受人不认可商品，那么合同虽已成立，但并未生效，合同的生效要件为买受人的认可，因此试用买卖是一种附生效条件的买卖合同。
（二）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与“三包”制度
消费者冷静期制度，其实质是一种特定消费领域中的无理由退货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也涉及一个退货制度（2），这就是被称为包修、包换、包退的产品质量“三包”制度。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与“三包”制度这两款相邻的法条被置放在一起，是否代表着两者属于法律属性相同的制度或两者之间具有逻辑关系呢？仔细探究可知，事实并非如此，两种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并且亦无逻辑关系。
第一，两者的产生根源不同。“三包”制度产生的退货根源为商品或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具有有因性。而消费者冷静期制度导致的退货原因并不要求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问题，具有无因性。第二，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三包”制度适用于所有存在质量问题的商品或服务，不论种类性质。而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适用范围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明文限制，诸如定作商品、鲜活易腐、报刊杂志、数字化商品等，皆因性质原因不可适用于无理由退货。第三，两者的退货期限不同。“三包”制度产生的退货期限可以由双方约定或按国家规定，若没有约定或规定则在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仍可退货。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产生的退货期限则由法律直接规定为七日；当然，若经营者承诺的期限超过七日的，自然可以适用对消费者更为有利的期限。第四，两者退货费用的承担主体不同。“三包”制度产生的退货行为由于过错方为经营者，因此，法律规定应当由经营者承担相关必要费用。而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产生的退货行为是基于消费者的自身喜好，所以由消费者承担退货运费较为合理。当然，基于意思自治原则，若经营者与消费者另有约定的，则从其约定。第五，两者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三包”制度的侧重点，在于强调经营者和销售者的义务和责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条规定，销售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承担“三包”责任：产品质量不符合样品和说明的，产品不符合包装上的产品标准的，产品不具备应有性能而未告知消费者的。而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侧重点，在于强调消费者的权利，即规定消费者在特定消费领域拥有无理由退货权。
综上所述，通过辨析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与试用买卖制度、产品质量“三包”制度的区别，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与上述法律制度的法律属性均有差异。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该项制度的法律属性呢？
二、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法律属性
关于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核心内容——七日无理由退货权的法律属性问题，首先应明确它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一种权利，属于法律权利范畴。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网络销售、无固定地点销售、跨区域销售等新型销售方式的快速兴起，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了在这些新型销售领域保护消费者在特定期限内无理由退货权的法律制度。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欧盟、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都陆续规定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widerrufsrecht）或者与其类似的冷却期制度（cooling-off period），使消费者在订立合同后仍有机会修正其可能比较仓促的法律行为决定。[1]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消费者在特定消费方式中的七日无理由退货权，大众媒体一般习惯性称之为“后悔权”或“反悔权”等。纵然名称各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也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它们都属于消费者的一种权利。
在明确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于赋予消费者特定法律权利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究，它属于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关于这一问题，目前法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冷静期之内的无理由退货制度属于与消费行为相关的制度，在性质上应当看作是一项经济法范畴的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实质，是现代合同法理念对合同自由原则加以限制的表现形式之一，它赋予消费者在特定期限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权[2]。
笔者认为，消费者冷静期制度属于民法规制范畴，并且既然被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就应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权利范围内去界定它的法律属性。具体来说，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所享有的九项权利中（3），消费者冷静期制度所涉及的内容应该看作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的体现与延伸。
第一，消费者冷静期制度赋予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通过远程交易模式对所购商品的七日无理由退货权，旨在充分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属于消费者知情权范畴。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中，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但在远程交易模式中，由于经营者与消费者身处异地，需要通过网络、电视、电话等远程通讯手段来进行交易，消费者就无法与商品进行零距离接触与感知，只能反复对着电脑或电视屏幕里那些五花八门甚至夸大其词的宣传、真真假假的评价进行想象、甄别与挑选，就算看花了眼睛、费尽了心思，也只能基于自身的推测与分析。这就产生了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天然的不平等——信息不对称。这种经营模式所带来的商品质量上的误差，会给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带来一系列风险。因此，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使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最大程度的落实。消费者有了接收到实物时的心安，才能确保其远程消费行为不因每次的不安心理而背上沉重的包袱。
第二，消费者冷静期制度赋予消费者对通过特定途径进行商品交易的反悔权，是旨在充分保护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属于消费者自主选择权范畴。在有了知情权落实的基础上，还需要自主选择权作为保障与后盾。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中，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内涵丰富，包括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自由选择商品品种或服务方式、接受或不接受某种商品或服务、自由与不受干扰地比较与挑选商品等内容。而在远程交易模式中，消费者签收了快递、打开了包裹、验证了商品，其知情权固然由此获得了保护。然而，若是到此为止必须接收商品、不能退货，那么信息不对称这一天然屏障仍然矗立在那儿没有被打破，纵使知情权得到了贯彻落实，也是枉然与徒劳。某些商家利用优势地位进行夸大宣传，消费者在“验明真身”后才恍然大悟，产生了受欺骗的心理。此时若退货无门，近则打击消费积极性，挫败消费心理，远则不利于远程交易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国家整体市场秩序的稳定。因此，自主选择权给消费者打了一针强心剂，让消费者不再产生对未知的担忧，为消费者起到了保驾護航的积极作用。
在民法上，冷静期制度属于什么性质，对此众说纷纭。学术界主要有合同撤销权与合同解除权两种观点。对于特殊法定解除权，例如委托合同、不定期租赁合同中双方享有的任意解除权，加工承揽合同的定作人、货运合同的托运人、保险合同的投保人等一方享有的任意解除权等，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在特定情形下非违约方享有的法定解除权，合同类型已法定化，冷静期制度自然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一般法定解除权主要针对不可抗力及违约等原因而设定，也与冷静期制度有所差别。仔细探究可知，网络购物所带来的冷静期的行使，主要原因在于空间距离所带来的对商品认知上的差异。经营者的不准确描述、经营者的故意夸大宣传、电脑显示屏分辨率的千差万别等原因，都会导致消费者在网站上获取的图片信息与收到的实物不尽相同。这种误差可以归结为一种重大误解或欺诈，会导致意思表示上的瑕疵。因此笔者认为，冷静期制度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合同撤销权。当然，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三、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立法定位
关于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立法定位，在2009年11月2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之条款被设定在“消费者的权利”一章。 然而，在2013年4月28日公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在提到消费者冷静期制度是为了保护消费者选择权的同时，又将其置于“经营者的义务”一章，这样的变更不禁让人感到困惑与不解。变更后的法律架构是否能够真正揭示出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法律属性与应有定位？ 答案似乎值得斟酌。
尽管权利与义务总是相生相伴，但从体系设计来看，将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与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并列作为“消费者的权利”比纳入到“经营者的义务”中更为妥当，也更符合发达国家的通行立法例。[3]
首先，一种制度的立法定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自身的法律属性。基于上文对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之法律属性的阐述可知，消费者冷静期制度赋予消费者的七日无理由退货权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的体现与扩张。法律条文中“消费者有权……”这一描述，也直接反映了它的权利属性。那么，将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置于“消费者的权利”一章，从逻辑上说就是一种当然的选择。
其次，现行法律将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置于“经营者的义务”一章，尤其是置于“三包”制度之后，这就进一步带来了混乱。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对二者的区别进行了一番比较，明确了二者分属不同的制度，在逻辑上不存在直接关系。同时，将其置于“经营者的义务”一章中，显然无法完全包含消费者冷静期制度所体现的“消费者的权利”这一更为重要的内涵。因此笔者认为，将消费者冷静期制度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定位进行调整，由“经营者的义务”一章调整到“消费者的权利”一章，或许更为合理。
最后，权利与义务不可分割、相伴而生，这点不可否认，在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中也同时体现了消费者的权利与经营者的义务。但从法律体系设计的角度看来，一方面，将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纳入“消费者的权利”，将会完善消费者的权利体系，也更符合发达国家的通行立法体例；与此同时，在“经营者的义务”中同时设置在发生退货情形时经营者应当承担的对应义务，以便形成前后呼应，甚至可以增添“当经营者不履行告知义务时将会延长冷静期的起算点与期限”这一我国消费者法律的空白点，将会完善消费者冷静期制度在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体系架构。英国、韩国的相关法律根据经营者的不履行告知义务、经营者住所变更、物流延迟、宣传与实物不符等情形合理设定了不同的冷静期起算点，显示了相关立法的细致性与完备性；德国、英国、美国、欧盟等相关法律也存在着若经营者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冷静期的期间将予以延长的法律规定，对经营者起到了相当程度的警示作用，体现了相对高超的立法水平。这样的立法将经营者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同冷静期起算点与期限延长给其带来的交易风险相挂钩，着重强调了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加重了经营者一方的法律责任，以此来促使经营者主动承担披露义务，值得借鉴。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纳入“经营者的义务”一章，置于“三包”制度之后，这涉及对这项制度的定性和定位，即将其法律属性确定为经营者的义务，并在立法框架中置于“经营者的义务”之中。关于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法律属性，一不同于受《合同法》调整、重在表达具有意思自治色彩的消费者意定权利的试用买卖制度，二不同于虽同样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但重在强调经营者和销售者的义务与责任的产品质量“三包”制度，三不同于撤销合同权利之行使必须符合具有胁迫、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等前提条件的合同撤销权制度，四不同于以明确限定合同类型为前提的合同解除权制度。在其基本的法律属性上，消费者冷静期制度属于消费者的权利范畴，具有法律上的权利属性。在民法上，其内涵更接近于合同撤销权中的重大误解或欺诈。与此相对应，在立法定位上，应将其纳入“消费者的权利”范畴，在法律条文的设置上，应将其由现在的“经营者的义务”一章调整到“消费者的权利”一章。作这样的调整之后，不仅有利于促使这项制度回归其作为消费者权利的基本属性，也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在远程交易等特殊消费领域作为弱势一方的合法权利。本文在辨析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与相关法律制度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对这项制度的基本属性与立法定位进行重新界定，以期为有关国家机关在制定新消法实施细则提供一点参考。我们期待着国家有关部门在征求拟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过程中，对社会各界提出的涉及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新观点、新建议，能在充分研究与反复探讨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吸收，制定更加完善的配套细则与法律解释，以便不断完善这项新生的法律制度，推动消费者冷静期制度在我国更好地贯彻实施，更加充分地保护我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注释：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貨，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一）消费者定作的；（二）鲜活易腐的；（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四）交付的报纸、期刊。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依照前款规定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
（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至第十五条规定，消费者所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九项：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建立维权组织权、获取消费知识权、人格尊严受尊重权与监督权。
参考文献：
[1]王洪亮.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基础[J].法学，2010，（12）：96-107.
[2]杨立新.非传统销售方式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反悔权及其适用[J].法学，2014，（2）：30-38.
[3]凌学东.法国消费者合同撤回权立法及启示[J].比较法研究，2015，28（4）：172-184.
（责任编辑 明 笃）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