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政治学在“西学东渐”时期的传播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政治学建立的一个萌芽，这一过程也是晚清民国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一部分。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学科史的范畴，但是现有研究不能很好地分辨出政治学学科史与政治思想史的区别，也未能构建出学科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而言，除了需要摒弃“日本中心观”的思维定式之外，还需要重视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强调西方政治学的传入、建立、教学以及运用宣传等方面的整体性研究，同时注意西方政治学、日本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之间的差异，并分析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现实影响。
关键词：西学东渐；政治学；学科史；日本中心观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5-0112-005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经过多种渠道逐渐传入中国，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晚清学人开始逐步探索并试图构建近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学。这一过程是复杂艰难的，既有西方政治文明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碰撞，也有政治思潮传播与政治主张宣传的交融。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是晚清民国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一部分，不论是对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而言，还是对西学在晚清的传播来说，都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为学科史的研究范畴，但是晚清政治学学科史并不能等同于晚清学人引介西方政治学的传播史，而是应从学术体系、学科发展的角度去研究晚清时期政治学发展的基本情况。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立足于政治学学科之“内”，而非学科之“外”，是从学科变动的角度研究政治学学科，而非仅从知识传播的角度介绍政治学学科。本文主要介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西学东渐”时期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的基本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政治学学科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和警惕的误区。
一、国内学者对于“西学东渐”时期
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的现状
西方政治学在晚清被引介之初，便有学者对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派别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介绍。高田早苗在《政治学研究之方法》一文中提到：“（政治学）学说包甚广，宜分类研究……又有分政治学为国内政治学，及国外政治学二种者。而国内政治学中，又分宪法及行政二科，国外政治学即万国公法是也。”[1]戢翼翚对此进一步细分：“政治学者，有研究国家之关系与研究国家与国家之关系之别。研究国家之关系者，称之曰国内政治学，又曰国法学；研究国家与国家之关系者，称之曰国外政治学，又曰国际法。然二者外，又有为两学派之普通者，即国家之性质、国家之起原、国家之意义、国家存在之形态是也。研究此普通之部分，曰普通政治学。”[2]但是，晚清十余年间，对政治学学科本身进行学术探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对政治学理论的初步推介依旧是晚清士人的主要任务。
民国时期，美国政治学对于中国的影响逐渐代替了日本政治学的地位，政治学界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关注同样没有形成专题性的研究成果。譬如成书于1920年10月的《清代学术概论》，在梳理晚清学术史脉络之时，顺带提及了晚清政治学的发展状况，认为在“西学东渐”时期，晚清士人在引入西方政治学的过程中，存在“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的问题。[3]
在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彻底撤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大陆才得以恢复重建。因此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的相关成果，基本都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主题：
（一）以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为主题
虽然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脱胎于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是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衍生品，但是由于思想史研究的生态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优于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很多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研究的成果都属于政治思想史、思想文化史的范畴，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学学科史研究。
李欢从政治学、历史学的视角，简要阐释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特殊路径，提出自戊戌维新以来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和社会化的变化，以及“国家认同”的问题，其中简要提及了政治学在晚清的发展状况。[4]刘永刚、徐永志也简要概述了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大致框架，总结了学术界研究晚清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即已有研究是以“民族—民主国家”的构建为核心。[5]
（二）以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为主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成为了近代史研究的重点领域，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研究自然属于其中。
左玉河探讨了传统中国的学术分科在融入西方现代学术分科中的艰难尝试与更新变动。[6]罗志田认为以日本为主体的西学分类规范在清末得到确立并基本维持到了今天。[7]黄兴涛则认为“西学东渐”时期的学术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觉性”[8]。除此而外，还有些学者针对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方法论层面的建议和思考。桑兵认为晚清民国是中国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研究这一变动的过程特别需要注意中国固有的知识与制度体系的渊源和变化、外来知识与制度体系的具体形态和传入样式，以及中国人接受外来知识与制度的具体联系和变异变化，思想史研究要重视“去熟悉化”的研究方法。[9]
（三）以“西学东渐”为主题
以“西学东渐”为主题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很显著的特征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把握“西学东渐”过程中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脉络，不单一地进行政治学学科史研究，且研究的重心侧重于西学的“传播”而不是西学的“本土化”。
熊月之和宝成关是上世纪90年代研究“西学东渐”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他们从新名词、新学科、新译著等角度探究“西学东渐”的过程，粗略地勾画了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般框架。[10，11]孙青认为，所谓“西方政治之学”的概念在当时的西方并不存在，国人的观念乃是某种建基于自身认识条件的想象图景。[12]总体来看，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在“西学东渐”的研究框架下，很难进行微观具体的个案实证研究，即使有一些个案的研究，也会与晚清学术转型的研究相重合，不能简单地进行两分。这主要因为“西学东渐”是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描述，而目前学界的研究热点更加倾向于从微观的角度解构这一历史概念。
（四）以政治学发展历程、政治学学科体系为主题
以政治学发展历程、政治学学科体系为主题的研究是较为贴切的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
赵宝煦简要回顾了中国政治学百年发展历程，并以戊戌维新为起点介绍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概况，宏观扫描了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般历程。[13]徐大同认为中国古代并未将政治学作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有体系的独立的政治学是按照西方体系建立起来的。[14]王昆梳理了中国政治学学科建立的萌芽期即晚清时期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般脉络，从译著、讲义、教材等角度阐释了晚清时期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内容与学术体系。[15]
上述学术成果依旧只是宏观把握了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般脉络，并没有具体到每一个发展阶段特别是政治学在中国萌发期的发展状况。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界出现了以教学实践活动为切入点进行政治学学科史研究的新取向，这无疑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五）以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主题
通过梁启超、严复等人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是近年来热门的切入点，但事实上，梁启超与严复在西方政治学引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
戚学民指出严复的《政治讲义》是以英国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约翰·西莱的《政治科学导论》一书为蓝本进行翻译、修改的，研究者需要关注晚清时期的政治语境。[16]王天根认为严复对政治学学科的建构既有参酌西莱的政治学成分，也有自己学理上的深思，更有对现实政治的反省。[17]梁启超与伯伦知理国家学说这一研究领域也日益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热点，在这一问题上，孙宏云和王晓范[18，19]等人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总体来看，不论是以梁启超为研究中心，还是以严复为研究重点，大部分学者的理路依旧在传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框架之下，鲜有学者能以政治学学科史为研究脉络，这也是目前学界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之一。
二、国外学者对于“西学东渐”时期
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的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学科史的关注和研究最早来自于自然科学。东德学者Guntau和Laitko认为学科的建立必须具有三个特征：1.学科内的沟通；2.学科再生产；3.学科建制。[20]但是，目前并没有国外学者严格按照此定义来研究晚清政治学学科史（甚至是民国政治学学科史），已有研究大多也仅是围绕“西学东渐”而展开的思想史研究。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是日本学者狭间直树近年来在“西学东渐”研究领域内的一部重量级著作，微观地展现了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般风貌，但该书并未从宏观的角度构建一般性的学科发展框架。[21]川尻文彦研究了梁启超在国家理论方面对于日本的借鉴和吸收，认为梁启超的政治学实际上是立足本土，吸收日本学术成果，又加以改造的多重维度的学术建构。[22]
法国学者巴斯蒂通过对伯伦知理《国家论》文本的详细研读和对比，认定梁启超存在抄袭日本学者译著的事实，并由此更新了学术界对于梁启超国家理论的看法，启发国内学者用更加宽广的视角解读历史文献与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23]
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梳理了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即1898至1912年间日本因素对于晚清中国的重要影响，展示了留日学生的生存状况以及归国之后的影响，该书也提及了日本政治学与晚清政治学之间的互动关系。[24]
三、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缺陷与误区
（一）对微观性、结构性的学术关注少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的学者，其研究大多仅仅停留在宏观概述的层面，微观性、结构性的研究仍旧较少，缺乏成体系的研究成果。这其中，还存在着不少概念模糊和史实错误的现象。桑兵等人的学术贡献显然为研究学科史的后辈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学术借鉴，但由于他们的时间、精力所限，所以主要还是从宏观层面上研究晚清学术转型问题。从微观层面上与其他学科史相比，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显得异常薄弱。
（二）尚未出现完整而独立的政治学学科史专题
我们欣喜地发现，以梁启超、严复为中心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已成气候，大量学术成果逐渐涌现。但是，这些成果依旧是以人物及其思想为主题，而没能突破人物的束缚从学科体系构建的角度进行纵向探究。尽管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研究属于“西学东渐”研究框架内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意识和自觉性构建起完整独立的政治学学科史研究体系。从外部环境来看，对“西学东渐”的研究，日本学者已然占据优势，这对我国学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三）缺少具体的政治语境分析
虽然说孙宏云等人的研究树立了利用多语种文献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的良好典范，他们不仅利用中文文献，还广泛应用包括英文、日文在内的其他语种的文献，但是这样的研究成果很少，能够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史学研究者为数不多。此外，巴斯蒂的研究成果对于多年来研究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学者来说意义重大，这既是一种批评，更是一种启发。如果在研究中能够深度挖掘史实和史料，在此基础上跳出文献研究的思维定式，并充分配合相关的政治语境来深层次解读文献，或许我们能够收获更多。
（四）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和方法革新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非常容易变成思想家的思想研究和“追认缘由”的后见之明。思想史的研究者一定要放宽视野，把一个人的思想变化放在历史的场景中去考量，有时甚至要放在更加遥远的历史时期中去研究，这是一种横向互动，不能仅从“文献”到“文献”，而要追问“文献”背后的历史。除此而外，思想史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平面，要看到思想观念的下渗——某种思想是如何影响他者的行为，以及他者对于某种思想的接受程度及回应，这种下渗往往是不同于思想家的价值判断甚至有时是背道而驰的。而目前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在方法和理论层面，依旧没有突破以往的研究桎梏。
四、结 论
学界研究政治学学科史的学者大多是政治思想史出身，因而研究的路径依旧是历史学的理路。历史学的研究讲究“小题大做”，而政治学的研究则讲求“理论总结”。对于学科史研究来说，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一方面，宏观性、概论性的研究显然太过空洞，我们必须寻找一个适当的切入点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学科史研究的意识，不然学科史研究就会回归到经典著作汇编和名家名言选段的思想史研究。
（一）身临其境，突破思想自身束缚
思想史的研究者应具有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敏感性，而不是简单的以今天的眼光去审视曾经的历史。王汎森教授曾指出：“一个时代的思想正如一盘围棋，有很多个棋子。思想的动态也可能使两个原本离得很远的棋子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关系。”[25]这是一种横向互动，在研究的实际操作中有时可以简化为对历史文献版本差异的缘由追问以及对历史文献形成的理论溯源。除此而外，对思想史的研究也不能总是停留在思想本身的层面，还应看到思想观念的下渗状况。这可以理解为思想的纵向下渗，在研究的实际操作中有时可以简化为对不同群体思想摄取和事件关注的差异化比较，以及对不同群体对同一概念的差别理解和差异运用的研究。
（二）结合政治语境，深度解读外文文献
政治学科发展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历史在特殊条件下所酝酿出的综合产物，其自身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因如此，就要求研究该领域的学者们必须具有足够的学科分辨意识和自觉意识，从而在研究“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完整而独立的政治学学科史体系。此外，我国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政治学学科史的过程中都非常注重对国内既存文献的阅读和运用，对国外文献特别是日文文献的关注较少。但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学，特别是晚清政治学学科史，日本的影响绝不可忽视，在相关的日文文献中很多就包含了相当丰富的且连中文文献中都未曾涉及的重要历史信息。运用好这部分外文文献，尤其是日文文献，关系到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必要对其中的史实和史料进行深度整理，并在此基础上配合相关政治语境进行深层次解读。
（三）针对同样的问题，运用不一样的视角
长期以来，在所谓“学术竞争”的压力之下，史学界都热衷于从更大、更宽、更广的范围来展现研究对象的“根本特征”或“宏大面貌”，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在这样的“学术成本观”主导之下，某些研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迹象，甚至在部分研究成果中还出现了概念模糊和史实错误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相关研究产生倒行逆施的副作用。若能转换视角，摒弃一些不必要的宏观套路而改用微观视角来进行观察的话，就必将会发现一些有别于宏观视角的全新问题甚至全新方法。有鉴于此，今后从微观层面来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特别是晚清政治学学科史必将成为一项新的研究课题。
（四）逐步构建独立的政治学学科史专题
已有的研究成果初步勾勒出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的萌芽状态，但若追其根源，则是以人物和思想为主题的研究多，以学科体系构建的分析少，并未突破人物自身的束缚而从学科体系构建的角度来进行纵向探究。换言之，就是在研究的系统化层面上只注意到了作为人物的“点”和作为事件的“线”，忽略了背后作为其支撑框架的“面”，从而缺少一种“点”、“线”、“面”三者在系统层面上的有机结合。该领域的研究者应将对人物与事件的研究建立在对整个学科体系研究的基础之上，从而在研究“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完整而独立的政治学学科史体系。
（五）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
虽然“西学东渐”时期是西方政治学引入中国的萌芽期，但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大地上的初建亦有重要作用。晚清时期引入的两种政治学学术体系——“国家学”学术体系与“政治学”学术体系，事实上在民国建立后各自发展壮大。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则在两者的夹缝中初建、发展，在强调政治学研究阶级性的同时，对政治学学科自身学术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新的看法，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晚清时期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引入与建立的萌芽期。相较于西方政治学的强势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传播者并不算众多，但其在中国的政治实践，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真正魅力。国内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则较为缺乏。在目前学界主要关注西方政治学学科史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史加以必要的重视、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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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丹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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