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哲学；道家；新道家；当代新道家；中西会通；创学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5-0095-005
中国改革事业正经历攻坚阶段，其难点不仅在物质层面，更在精神层面。面对急功近利、浮躁焦灼的社会现实，时代呼唤大视野、有前瞻性的文化新思想、新理论、新学派出现，以突破思想固化障碍，引领社会发展潮流。
文化处于经济与政治的中间环节，它既是经济社会改革深层突破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制度改革水到渠成的思想基础。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社会到处泛谈文化，但与改革时代相匹配的新文化理论建设却非常滞后，实用主义的文化辞藻漫天飞舞，却难看到文化理论自身更新发展。借用冯友兰先生的术语，现在中国哲学与文化“照着讲”的经学实用性研究是主流，而“接着讲”的创造发展性研究被边缘化，更缺乏成中英先生所说的“超越着讲”、“创造着讲”的环境氛围。
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不仅需要新理论建设，更需要大众的普及、新民的培养。习近平指出：“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世纪以来，“当代新儒家”思潮逐渐兴起，经过孤独而艰辛的发展，逐渐形成“三代四群”（刘述先语）的发展态势。“当代新儒家”虽然在中国哲学圈内叫响，但对社会及大众影响则不尽如人意，且随着原创性核心人物的去世，圈内影响力也有逐渐式微的倾向。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家和道家，儒道互补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主线。然而，“当代新儒家”的发展，却长期缺乏“当代新道家”的伴随，无法呈现“一阴一阳”互补发展的格局。“当代新儒家”形单影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实用经学盛行、新哲学新学派建设乏力的现状。令人高兴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科学哲学家的《当代新道家》著作问世，打破了“当代新儒家”一花独放的局面。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部书稿突破传统道家的边界，将传统道家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思想结合，推选出三名著名国外科学家作为“当代新道家”的代表，引发了学界褒贬不一的评论。
“当代新道家”是坚守传统道家的人文边界，还是拓展现代跨学科视野，其发展伊始就出现了不同的路径选择。20多年来，这两条路都有人尝试理论建构，逐渐形成了“当代新道家”的三大思潮。
一、“当代新道家”的内涵
我国本土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舆论关注的热潮迭起。除了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一种植物（青蒿）、一个人物（葛洪）和一本古方（《肘后备急方》）也成为议论焦点，不仅引发了一系列中西医有关的话题，而且引起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反思。
葛洪是《肘后备急方》的作者，书中关于治疟的医方启发了屠呦呦的灵感。冯友兰等学者称魏晋玄学为“新道家”，葛洪正是“新道家”代表人物之一。
从字面上看“当代新道家”内含三个互相联系的概念：道家、新道家、当代新道家。“原始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冯友兰等学者所称“新道家”以魏晋玄学为代表，“当代新道家”则是指20世纪90年代起探索重建“新道家”理论的思潮。
“当代新道家”一词是我国科学哲学家董光璧首先提出的。1991年董光璧发表《当代新道家兴起的时代背景》、《新道家与新启蒙运动》等论文，同年出版专著《当代新道家》，“当代新道家”一词开始进入学术界视野。
当代新道家有何标志？陈鼓应在《道家思想在当代》一文中提出：“无论新儒家或新道家，必须建立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者在思想观念上有突破、有创新的见解。”[1]陈先生强调了“当代新道家”必须有自己新理论体系建构。
对“当代新道家”范围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见解。赵卫东认为：“当代新道家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即‘当代新道家必须是道家、必须是新道家、必须是当代的新道家。”[2]这是一种狭义观，强调必须与历史上的原始道家、新道家思想保持一致。李玉用认为：“可以把认同道家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道家思想（包括道教哲学）做出诠释并为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努力的学者，通称为当代新道家。”[3]这是一种广义观，强调在认同道家传统基础上的新哲学体系建设。
简言之，“狭义当代新道家”重点关注在老庄道家理论基础上推陈出新，而“广义当代新道家” 重点关注对老庄理论局限的突破创新。一些学者认为：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道”是当代新道家的最核心概念，也是当代新道家最主要的理论特征，更是安立价值世界的根本意涵。
笔者从广义的视角，以有鲜明个性的理论建构著作为论述主线，分析当代新道家的三大思潮。由于篇幅关系，不泛谈各种相关人物或观点。
二、人文之道——人文背景的“新道家”思潮
以人文为背景的“新道家”，主要指坚守老庄哲学的人文观旨趣，结合时代发展，进行推陈出新的发展思潮。一般来说，“人文之道”属于狭义“新道家”。近年，一些学者在这一方向上进行了活跃的理论建构探索，试举几例：
（一）许抗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专著《当代新道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传统道家思想概说，而下篇则集中论述当代新道家理论构建。
该书把当代新道家体系结构归为六论：一，“道”论，当代新道家的基础理论。二，“德”论，即性论（人性论）。三，伦理价值学说，即有关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学说。四，修养论与境界论，是伦理学说一个重要内容。五，个人自由论与社会和谐论。六，社会国家管理（治理）学说。
许杭生认为，从宇宙论的视角看，“道”有宇宙本原、宇宙本体、宇宙之原初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天地万物的总理四种含义。当代新道家要发扬的是以“道”为理（规律、法则）之义，深入研究客观世界的道与理以指导人的行为，杜绝主观妄为。
当代新道家伦理价值观的核心是倡导“回归自然、回归朴实、回归和谐”的“三回归”思想。道德观念可归结为“六德”：朴德、谦德、俭德、慈德、宽德、信德。可以说，个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和谐是道家哲学的两大主题，也是传统道家和当代新道家的共同追求。
（二）胡孚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与吕锡琛合著《道学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论文《21世纪的新道家文化战略——中国道家文化的综合创新》，主张建设“21世纪新道学”。
在《新道学及其八大支柱》一文中，胡孚琛提出了新道学的八大支柱，即八个分支学科：人行道哲学、政治管理学、文艺审美学、医药养生学、宗教伦理学、自然生态学、丹道性命学、方技术数学。后来，胡孚琛对八大支柱从文化角度入手，重新加以整合即他所谓的“综合创新之道”，认为新道学应是包括究天人之际的自然学说，察古今之变的历史学说，穷性命之源的生命学说，集中自然、社会和生命的大智慧。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将道教的丹道性命学、方技术数学也列入“新道学”体系。
（三）陆建华，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专著《建立新道家之尝试》，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陆建华认为，新道家的建构从范畴的维度来看，就是不以道家现有的核心范畴为核心范畴或创造出新的范畴来建构新道家；从哲学资源的维度来看，一种方法是立足道家，吸纳道家以外的思想建构新道家，另一种方法是只借助道家自身的资源开出新的哲学；从个性与时代的维度来看，就是突出个性特点，使新道家既具有时代性，又超越时代局限性。
宇宙是充满生机的“活”的世界，宇宙中的天地万物（包括人类）都是生命存在。在此意义上，宇宙的本原就是生命的本原，天地万物的产生就是生命的诞生。老子认为宇宙的本原是道，实际上就是认为道是生命的本原。
该书尝试从生存哲学维度诠释老子哲学，从道的高度解读生命存在，由此建构新道家哲学。该书共分八章：生命的本质、生命之路、生命之患、生命的本源、生命的状态、生命之间、生命的超越、生命的归宿。
（四）赖锡三，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专著《当代新道家——多音复调与视域融合》，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版。
该书突出特点是广阔的人文跨学科视野及其面向实践的探求。共分七章，主要从存有、美学、冥契、神话四个“后牟宗三时代”的道家诠释域重新出发，一方面，冶炼多元差异于一炉；另一方面，重讲道家自然与伦理的古典新义。最后连结隐喻、叙事两种语言形式的文学性，如此共构一幅老庄之道的多音诠释与交响，文学、哲学和解互渗的文本景观。
赖锡三认为这是“老庄肉身之道”的重讲活动，也即“当代新道家”的文化实践活动，其中包括：终极性的安身立命、美学式的生活救赎、伦理性的他者关怀、语言权力的批判与活化。
三、科学之道——科学背景的“新道家”思潮
以科学为背景的“新道家”，主要指传统道家观与现代科学观结合，进行思想创新和理论建构的发展思潮，属广义“新道家”。
董光璧，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研究员，专著《当代新道家》，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1996年再版），首次提出“当代新道家”概念和思想体系。
董光璧说：“我把那些基于当代新科学的世界观向东方特别是道家某些思想复归而提倡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的学者称为当代新道家。”[4]书中称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和美国生态科学家卡普拉为“当代新道家”，认为三人的新科学世界观和新文化观的哲学基础早已蕴含在道家思想中，三人自觉不自觉地塑造了当代新道家的形象。
该书将当代新道家理论归纳为“四大基本论”，并用全书一半的篇幅进行了深入论证。这四论分别是：一，道实论。因为“道”是一种无限定物，所以用“无”指称；又因为“道”是生成万物的根源，所以用“有”指称。“道”并非空无所有，而是指“道”的质朴性；“有”也并非现实的有，而是指“道”的潜在性。“道”非空无所有，所以称为“道实论”。 二，生成论。西方宇宙思想的主流是构成论，即认为宇宙是由不变的要素的结合和分离构成的；东方宇宙思想的主流是生成论，即认为宇宙是由一些要素的产生、消灭和转化生成的。老子最早提出了生成论思想，其思想已被用来为现代科学服务。三，循环论。将老子的“返本复初”思想以及太极阳生阴、阴生阳思想与热力学和负质量理论作了比较，建立宇宙大循环思想。四，无为论。将老子的“自然无为”与西方的科学伦理思想作了比较，认为老子思想对于解决现代西方科技文明的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该书呈现出“道”与现代科学会通的不同切入点：李约瑟侧重 “道”与中国科技发展史，汤川秀树侧重“道”与科学创造思维，卡普拉侧重“道”与物理前沿、生态系统，董光璧侧重“道”与宇宙起源与演化。
令人印象深刻，该书提出了“建立新的世界文化模式”的宏愿，先是谨慎地设问：“在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危机中，当代新道家的出现，是否预示着一场新的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进而铿锵有力地断言：“我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史意义。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融合，有如黄颜色和蓝颜色调和出绿色，将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绿色文明。”[5]
四、创造之道——创造背景的“新道家”思潮
以创造为背景的“新道家”，主要指传统道家思想与现代创造观结合，进行思想创新和理论建构的发展思潮，属于广义新道家。
这一方向思想基础是张岱年的“综合创造论”。张岱年就结合时代发展，把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传》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中的“生”解读为“创造”，把天、地、人的生存发展解读为创造历程。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先生就提出：“宇宙大化由粗而精，由简而赜，由一而异。宇宙是一个创造的发展历程。”[6]370“人之作用在于自觉参加于宇宙创造大流中，而赞助自然的创造。于人，乃得宇宙之自觉。”[6]379这一“广义创造观”，把天地人发展看作“创造”历程，为传统道家主“静”的 “天人合一”观，注入了生机勃勃的创新活力，成为“动的天人合一”观（张岱年语），从而为“道法自然”的诠释拓展出一片新天地。
刘仲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张岱年指导下，出版系列丛书“古道今梦”（1999）。丛书由《新精神》《新认识》《新思维》三卷组成，论述了以“道”为最高追求，以“创”为核心范畴的新哲学理论——创学。而后，出版《中国创造学概论》（2001），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创造学结合，使偏重外在应用、以创造思维和技法为重点的西方的创造学，与偏重内在觉悟“性与天道”的中华传统文化相会通，西学“外学”与中学“内学”融为一体，形成“中西会通创学”理论体系。十几年来，中国科大等一批青年教师和博士生沿着这一方向默默探索，推动了“创学”理论进一步发展。
把玄之又玄的“道”落实为“百姓日用”之学，通过亲身实践体会，领悟道的真谛，是当代新道家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理论建构”和“大众实践”是“当代新道家”发展的两轮，缺一不可。在大众普及实践方面，刘仲林主编出版《中华文化人生亲证》（2007）、《中华文化精修入门》（2009）等普及书籍、教材。十几年来，中国科大5000多名大学生密切结合自己生活和学习实际，写出亲切“悟道”体会，选编其中有代表性文章，出版了《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2009）一书。澳门科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沈阳育才外国语学校等一批学校开设了相关的“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课程。2010年，中国科大创办学子与大众同修的“中华文化大学”，向社会开放，推动师生与社会大众共同学修中西会通的中华新文化，最大学员93岁，最小学员12岁。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许多媒体记者作了报道，中华文化大学网、在线课堂、国家视频公开课已经陆续上网。
“古道今梦”主旨是以“道”为最高追求，探索“动的天人观”理论与实践。乍看起来，与传统道家修道的方向正好反相。例如：从静的天人观看，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人要做到“致虚极、守静笃”；但从动的天人观看，就要“敢为天下先”，人要做到“致日新、参创造”。两者能够兼容吗？我们想起魏晋“新道家”主张的“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三经典）同修观，《易传》的“生生日新”与老庄的“致虚守静”共冶一炉，古代新道家能够做到，广义的“当代新道家”自然也能顺理成章做到。
当然，以创造为背景的“新道家”亦有超越传统道家的意义。一方面，它坚持以“道”为最高追求，在道的框架下建构理论，符合新道家的基本特质；另一方面，因为综创论中的“综合”不仅主张中国诸子百家综合，而且主张中西文化综合，从这个角度说，已经超越了传统道家的边界。所以归入“广义当代新道家”为宜。
五、小结与反思
谢阳举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道”是中国哲学最高的和普适性的范畴，“道”统率了整个中国哲学，因为正是“道”标志了中国古代哲学家族相似性的归属性。尽管各家所道之“道”具体内容不同，但是形式上起码有共通性。如果彻底摆脱了“道”的语境和话语规则，那么就不可能属于学术观上当代新道家的理路。这一新道家理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传承与发挥中国古代学术观的会通精神，从以“道”为学术观的总归趋上看，可以作为广义的当代新道家形式来看待。[7]
以上我们介绍了正在发展中的“当代新道家”三大思潮，“人文之道”属狭义（其中也包含在人文范围内的多学科探索），“科学之道”、“创造之道”属广义。三者关系可用下图表示，人文之道偏重“成己”，科学之道偏重“成物”，而创造之道着眼“成物”与“成己”的互补贯通。
无疑，未来“当代新道家”将是“狭义”和“广义”双向并行发展。若从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大局着眼，未来的重点应该聚焦“狭义”还是“广义”，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一般来说，狭义当代新道家，其优点是不离传统道家基本理路和基本概念，是一条稳妥、正宗的发展方向，缺点是缺乏大开大合的跨学科视野，难有大的突破，不易克服传统道家不足，理论看起来好像是古代道家思想的现代延伸。而广义当代新道家，在坚持以“道”为理论建构主线的前提下，突破了古代道家的时空局限，进行跨中西、跨古今、跨文理的大跨度探索，其优点是创新力度大，有利建设有全球视野的中华新文化，令人耳目一新；困难在打破了原有学科或学派界限，突破了传统道家范式，不像很多人印象中的道家，因而阻力多、难度大、被边缘化。
陈寅恪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8] 陈寅恪认为中国新哲学、新文化建构，一方面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另一方面要体现“道家真精神”，且认为宋明新儒家走的就是这条路。从一定意义上说，陈寅恪的观点就是一种较典型的“广义新道家”观。
由于“广义当代新道家”走的是中西文化会通之路，确实与传统道家明显有别，笔者建议用一个更简明的新词“大道家”（big-Taoist）或“大道学”（big-Taoism）来概括。历史上的宋明新儒家，将“儒、易、道、禅”融为一炉，自称“道学”，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大道学”。我们现在说的“大”，是指超越老庄单一学派的局限，以天地人“大道”的追求为主旨，融合各家学派之长，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跨学科探索东西方文化会通的道路和方法。简言之，“大道家”（或“大道学”）就是致力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综合创新的“广义当代新道家”。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文化整合交流的大变革的时代，“当代新道家”在坚持狭义和广义协同发展的同时，应对广义当代新道家的发展予以特别关注，因为这是蕴含中西文化会通的大舞台。当代新道家要获得大发展，不仅需要汲取儒、释、易等各家思想精华，也需要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特别是现代创造精神精华和现代科学技术思想精华。因为广义当代新道家虽然看起来不那么正统，但代表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中西文化会通的大方向。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光明日报社和安徽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2015年亳州老庄思想与社会治理学术论坛”上的大会发言稿整理而成）
参考文献：
[1]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20辑）[C].北京：三联书店，2003：3.
[2]赵卫东.当代新道家的理论定位[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21.
[3]李玉用.“当代新道家”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评论，2007（1）：124.
[4]董光璧.当代新道家与道教现代化[C]//罗嘉昌，等，主编.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
[5]董光璧.当代新道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4.
[6]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370.
[7]谢阳举.当代新道家探讨（笔谈）[J].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4）：20-21.
[8]刘桂生，等，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7.
（责任编辑 吴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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