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丹　李若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1620；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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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中国的社区：历程与挑战*

　　周丹丹李若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1620；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社区”作为中国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自20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以来，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文章从学术史的角度勾勒社区内涵的演变历程，描述“社区”作为西方概念进入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后经历的语义转换和概念重塑。对于多义的“社区”的理解，必须将之置于历史的场景、学术史的语境和现实的背景之中，由此才能透视“社区”从社会学领域进入国家话语体系的过程。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面临公共性建构的问题。如何在社区治理中培育公共精神，如何将社区塑造成命运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这是时代开启的新的挑战。

　　社区；社会转型；精神共同体；公共性建构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区概念被纳入国家的视野，经过逐步的探索，国家从倡导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再到社区治理。时至今日，社区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建设成为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社区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社区从一个学术概念进入国家话语体系的这一发展历程提示我们，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我们需要重新聚焦社区，勾勒社区的“前世今生”，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社区演变的历程，并将之置于当代国家治理的视域之下，把握社区从学术话语走向国家话语这一转变的深刻意涵以及巨大挑战。

　　1887年，滕尼斯出版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使其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界社区概念的鼻祖，他所阐发的概念体系和内涵是后来学界不断返回的思想原点。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毕业班出版派克教授的纪念文集，“Community is not Society”难住了大家，他们“挖空心思把社字和区字相结合起来成了‘社区’”。［1］自此，围绕这个核心概念所展开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确立与发展。

一、“社区”研究的历程

社会学中的“社区与社会”这一组经典概念最早由滕尼斯提出，其著作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社会理论的正式开端”［2］。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这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滕尼斯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共同体，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可以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又可以发展为精神共同体。血缘共同体是行为的统一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人们居住在一起，精神共同体是在相同的方向上和意义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这三种类型的共同体密切相关，以我们容易理解的名称相互并存，即亲属、邻里和友谊。在共同体内部具有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即“默认一致”，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力量和同情。［3］

　　滕尼斯这一组概念的提出和阐发呼应着他所面对的时代命题。那是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3］的时代，滕尼斯心之所系的问题就是这个转型时代带来了怎样的后果以及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时代，也即传统社会解体和新的社会秩序重构的问题。以吴文藻为领军人物的燕京学派聚焦社区研究，并明确提出以社区研究作为方法论，达到社会学的中国化。吴文藻指出，社区“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4］。这样的社区至少包含三个要素，即人民、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以及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社区没有固定的规模，社区的单位是可大可小的，邻里、村落、市镇是小规模的社区，都会、国家、世界也可称为大规模的社区。［4］吴文藻提出中国社区研究的三种方法，横的或同时的研究，乡村社区的外部关系的研究，纵的或连绵的研究。他强调对村落社区的外部关系的研究可将范围扩大，地理上距离较远的，也应该放在研究之列。就能力所及，可将外部关系尽量推广，范围愈广愈好。［5］

　　吴文藻深刻认识到社区研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即是为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的核心”——社会组织的解体。这种时代状况让吴文藻这一辈知识分子热切希望通过认识中国社会进而改造中国社会。当时中国社会学者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迅速而有计划地进行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系统而详尽地搜集各社区的事实材料。民族社会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乃至海外的华侨社区。所有社会学者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由此便可以树立中国社区社会学的基础。［6］吴文藻将社区研究、中国社会学理论的产生、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建立与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紧密地结合到一起，这既赋予了社区和社区研究重要的地位，也表明中国社会学从诞生开始就直面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秉承吴文藻的学术开拓，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历程都与社区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费孝通将其一生的社区研究历程总结为三个阶段：农村调查、小城镇研究和区域发展探索。［7］在这番总结之后的10年间，伴随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费孝通的社区研究进一步聚焦城市社区。纵观费孝通的一生，如果从社区这个视角来透视他的学术历程，我们不仅能把握费孝通的学术思想随着时代发展的演进，还可以看到社区内涵在一个跨越民国与当代的学术大师身上较完整的演变过程。

　　费孝通将滕尼斯的“社区”和“社会”、涂尔干的“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对接于本土色彩的“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前者“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后者“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这是费孝通用中国本土的概念呼应外来概念的努力，更是他试图将“西方古典社会理论作为对中国社会进行分析的理论工具”［8］的努力。在费孝通对“社区”的界定中，他强调地域、人口和社会关系。社区是由是生活在一个地区的一群有社会关系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学校，一个村子，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至可以是团结在一个地球上的整个人类。只要其中的人都由社会关系结合起来，都是一个社区。”［1］

　　《江村经济》作为费孝通运用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进行的中国本土社区个案研究，被马林诺斯基称为开创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不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在30年代前一直是以被欧洲人称为的“野蛮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他们把“人类学”实际上等同于“野蛮学”。而《江村经济》则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风气，进入了开阔庞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9］此后，弗斯提出“微型社会学”用来专指马林诺斯基所说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特点。从马林诺斯基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到弗斯的“微型社会学”是一个飞跃，并为弗里德曼后来提出的“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期”开辟了道路。［9］

　　“魁阁”时期，费孝通沿着社区研究的路子继续往前走，他和同仁们完成了对“禄村”、“易村”、“玉村”、“昆厂”等社区的调查。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社区研究的实验阶段。1978年，当费孝通的学术生涯重新开始时，他认为“该把30年丢下的线头接下去，继续从事社区研究”［1］。1982年以后，费孝通的社区研究领域从农村扩大到小城镇，并发展到区域模式比较研究，通过“模式论”来继续完成对整个中国全貌的了解。80年代以后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是民国燕京学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与此同时，还伴有他深刻的反思。费孝通强调“微型社会学”的研究应该“尽可能地注重历史背景，最好的方法是和历史学者合作，使社区研究，不论研究是哪个层次的社区都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真正的‘活历史’是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巨流”［9］。这一反思表明，此时费孝通已强烈意识到需将历史维度纳入社区研究，注重小地方与宏观历史的关联和互动。

　　在他生命最后的10年间，费孝通从研究乡土社会，经过研究小城镇，伴随中国社会的城市化道路，进入大都市。［10］1999年，费孝通在上海大学成立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变化，该中心最主要的工作是进行社区建设的研究。［11］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我们看到费孝通所讨论的社区的另一种话语形态，即由国家所倡导的承接单位制解体之后的社会管理职能的社区。这一社区的内涵由国家所赋予并在文件中得以确立，费孝通自觉加入这一话语的讨论和再生产。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现在的社区是“行政意义上的”一种“组织形式”［10］，它“逐渐承担起解决居民各种困难的任务，这是从‘单位包干制’到‘社区服务制’的转移”［12］。也就是说，居民区意义上的作为地理概念的社区已被政府赋予了行政的意义。此时，费孝通开始重新思考经典城市社区理论，对芝加哥派的人文区位学意义上的“社区”进行反思，并回到滕尼斯对社区的界定中，强调community一词具有的“com”、“commune”、“communion”的意义，也就是说一群人有共同的感受，有共同关心的事情，也常常有共同的命运。［13］费孝通重新回到滕尼斯的概念原点，强调社区应该“真正成为一个守望相助的共同体”［10］，这意味深长，也极具启发意义。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社区研究之后，中国的“社区”概念因为国家话语体系的建立，也因为中国社会所处的转型时期，使得晚年的费孝通与滕尼斯再次相遇。

二、“社区”的国家化

自1933年“社区”一词创设，至费孝通晚年对社区研究的不断探索，最终在费孝通身上，我们看到学术化探讨和国家话语体系的汇流。国家话语体系中的社区不仅进入学术圈，还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而进入普通人日常生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单位制解体的背景之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变迁成为国家的关注点，此时，学术领域探讨了近半个世纪的“社区”一词首次进入国家的话语体系，成为国家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一种路径选择。而这也意味着，国家即将开始对“社区”进行政治化的内涵重构。在国家民政部的倡导下，从1986年开始，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开始起步，当时民政部的提法是“社区服务”。这是民政部为了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并将之与民政部门代表国家办的社会福利相区分而专门取的一个名称。1991年，民政部为了开拓民政工作又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1998年国务院的政府体制改革方案确定民政部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设立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意在推动社区建设在全国的发展。2000年11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社区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意见》中正式明确了“社区”的官方界定：“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2012年，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社区治理”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就推进社区治理作了重要阐述。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思路。“社区日益成为社会成员的集聚点、社会需求的交汇点、国家社会治理的着力点和执政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14］

三、“社区”的发展趋势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重新考量社区及未来的社区发展，我们面临的挑战何在？费孝通在其最后的学术生涯中已经敏锐地指出，我们要从人的观点来看问题而不是行政的观点，社区是人的共同生活，是人的需要。［15］如果说中国的社区建设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基层社会政权建设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共同体重构的双重过程，那么，费孝通一针见血为我们指明了自下而上的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所在。

　　在现代性的意义上，鲍曼为共同体谱写了一曲哀歌。共同体给人以美好的感觉，但它只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它是我们“失去的天堂”［16］。这可谓个体化时代共同体重建的基调，这是共同体重建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是共同体重建的挑战。孙立平指出，社区是培育基本的社会信任以及培养公民精神的重要场所，而这是建构共同体的必要前提。［17］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和实质是个人的觉醒与社会的成长。［18］而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以社区为基本单元进行公共性的培育。“公共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质言之，它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并以超越利己主义为旨趣。［19］当个人走出自我的狭隘领域，参与公共领域，关注公共话语，塑造公共空间，走向公共生活，培育公共精神，公共性便由此而生，此时，社区才有可能回到滕尼斯“共同体”的意涵。在这种意义上，社区作为生活的共同体、命运的共同体乃至精神的共同体才可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

　　［1］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7-17.

　　［2］李猛.“社会”的构成：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12，（10）：87-106.

　　［3］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8-58，77.

　　［4］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C］//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32，433.

　　［5］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C］//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64-472.

　　［6］吴文藻.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C］//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57，457-459，460-461.

　　［7］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4-14.

　　［8］熊毅军.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法哲学立场——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之划分谈起［J］．2005，（4）：71-74.

　　［9］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C］//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另类的功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3，47-48，64-65.

　　［10］费孝通.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在“组织与体制：上海社区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J］.社会学研究，2002，（4）：1-6.

　　［11］刘春燕.在流动的都市中重塑“邻里”——费孝通的城市社区建设思想［C］//文化主体性与历史的主人：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37-138.

　　［12］费孝通.当前城市社区建设一些思考［J］.群言，2000，（8）：23-24.

　　［13］费孝通.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J］.江海学刊，2002，（3）：15-18.

　　［14］蒋昆生.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专访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蒋昆生［J］.瞭望东方周刊，2015-01-29.

　　［15］顾骏.跟随费老研究社区［J］.社区，2005，（10）：20-22.

　　［16］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序［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7］孙立平.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育［J］.学海，2001，（4）：93-96.

　　［18］秦晖.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评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J］.书屋，2000，（2）：57-59.

　　［19］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J］.中国社会科学，2012，（4）：125-139.

　　（责任编辑木宸）

　　C9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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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862X（2016）03－012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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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上海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研究”（ZZGCD14021）

　　周丹丹（1980—），女，湖北宜昌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区治理和风景人类学；李若晖（1972—），湖南长沙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中国德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