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海　林仲豪

　　（广东财经大学，广州510320）

　　“互联网+”、创新驱动发展与广东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李景海林仲豪

　　（广东财经大学，广州510320）

　　创新驱动发展、互联网经济与创新经济的利益协同对民营经济的整体创新能力日益重要，如何构筑民营企业竞争优势，其效率与方向一直是学界与政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联接收益是所有参与者进行“互联网+革新”的来源动力。通过引入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阐明企业嫁接互联网、驱动创新的重要性。进而，提出广东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是利用互联网+，降低交易成本；整合内外部资源，打造网络分利联盟；顺应互联网+思维，构建智慧型组织。最后，结合政府作用与市场发现的关系，给出推动广东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创新驱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路径

　　近年来，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广东省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其发展水平决定着广东省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是广东省长期占领全国经济制高点的重要因素。2013年，广东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51.6%，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6%；2009—2013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11.1%，高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1.3个百分点。[1]但是，由于沿海防卫的历史原因、国企的挤压作用与企业家的市场找寻过程，导致广东省民营经济“产业低端化”现象，广东省民营经济形成两大支柱产业：低端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因此，广东省民营经济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突出问题：产业层次较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不高、规模偏小等。当前，广东经济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要阶段，必须挖掘民营经济发展潜力，同时，提升民营经济发展质量也是广东省稳增长、调结构、扩内需的重要保障。

　　目前，创新驱动发展、互联网经济与创新经济的利益协同对民营经济的整体创新能力日益重要，如何构筑民营企业竞争优势，其效率与方向一直是学界与政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值得重视的是，“互联网+”改变了市场交易场所，拓展了市场交易时间，丰富了市场交易品类，加快了市场交易速度，节省了市场交易费用，激发了大众创新动机，引入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广阔空间和市场机会，并将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制造企业价值链中传统的以供给为主导的商业模式将逐步让位于以需求为导向的价值创造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互联网+”也成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引擎”。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方面探讨企业转型升级的具体对策，主要有：（1）要从低成本战略走向差异化战略，实现拼劳力、拼资源、拼低价向追求高附加值的转变。［2][3]（2）要改变盲目多元化战略倾向，做好核心主业，实现做“多”向做“精”的转变。［4][5]（3）要推进战略联盟和集群的发展，实现从“单打独斗”到“合作共赢”的转变。[6]（4）要从低层次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走向高层次国际运营战略，由世界工厂的“打工者”向全球资源的“整合者”转变。[7]然而，国内外研究从创新驱动发展和“互联网+”融合的视角探索广东省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还较少。有关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研究缺乏内在的逻辑架构，发展要素和分析维度的解释力也有待提高。因而基于创新驱动发展和“互联网+”大背景下探讨广东省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要素、影响机制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对建设转型路径作静态和动态分析，并对各要素进行逻辑整合，作出预设和判断，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广东省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架构，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互联网+”的概念范畴和创新驱动发展

“互联网+”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创造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或新兴产业）。互联网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广东省民营企业需要重新审视所处的生存环境，要进行思维方式的革命，需要以“开源、开放、共创、共享”的互联网思维来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并进行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战略调整。

　　（一）联接效应与比较优势

　　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信息、知识以及整合解决能力。网络外部性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互联网的信息分享的交互性、非耗费性与创造性，同时每个用户都能从使用中得到效用。网络外部效应与网络使用者的总数量有关，也创造着可资利用的“大数据”。因此，制造企业需要做好跨界与合作，学会借力和联盟，打通固有的产业之间的隔阂。

　　联接具有亲近属性，它既指人与物的联接，也指人与人的联接。联接收益是所有参与者进行“互联网+革新”的来源动力。企业借助联接是用来聚合客户，增加顾客黏性关系。客户作为价值提供者进入价值网络创新体系成为重要成员。[8]理论与实践表明，客户对企业价值创造有重大影响。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工业模式的自上而下的信息单向流动变成双向流动，因此小众需求也越来越重要。

　　一般地，比较优势的来源有成本优势和独创性优势，但“互联网+”凸显的是产业融合形成的创新优势。互联网跨越地域限制和时空限制的交互平台特性，促进网上贸易迅猛发展，资源共享化和服务对象化使得优质的客户体验传播更为便捷和瞬时，吸引大量客户拥入。同时，越来越高的客户体验和网络口碑效应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能够适应并满足客户需要，创造出客户认同、市场接受的产品或服务，这种领先将形成巨大的竞争优势。在客户诉求满足和硬件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能够实现客户体验、软件创新和硬件创新的累积循环的跨界价值创造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企业之间竞争将更充分与公开，具有竞争能力、善于创新的企业将会取得更有利的地位。同时，用户的信息搜集成本急剧下降，信息搜集能力大大增强，具有优势的竞争者更容易被找到。能够建立独特信誉和口碑的平台企业，不仅取得优势地位的产品与企业易于达到规模经济效应，还能建立寡头垄断的有利地位。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进行的创新越有效，可能实现的销量就越大，就有机会实现更多的利润，进而鼓励进一步创新，形成更良好的社会信誉。这样，创新正反馈促使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获得最高的产业地位。因此，更好的创新行为导致更高的产业地位，更高的产业地位需要更有效的创新才能维系。

　　（二）“互联网+”的价值创造

　　创新是企业构筑竞争力、获取可持续超额利润的源泉。“互联网+”是一种创新经济。在互联网上，信息与知识能够快速甚至适时地交流、分享与新生，参与主体的思路与成果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相互竞争，使得创新行为的网络外部效应大大增强。因此，“互联网+”背景下的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网络外部性。

　　网络经济重新阐释了“边际收益递增”规律，推动着结点创新与价值网络形成正反馈机制。任一结点上网络使用者的创新成果都将给网络上其他使用者创造价值。结点创新也会被迅速传播，增加所有网络使用者的价值，进而吸引更多参与者进入网络，推升了结点创新所能获得的利益可能边界。由于企业和客户通过互联网实现了良性互动，满足了客户深层次需求的智能制造，能够通过企业创新性产品来提升客户价值，促进客户增多，同时创新行为提升了双方的网络价值。这样，拥有强烈创新动力的结点企业会创造出网络需要的战略资源与创新能力，在与其他结点企业的交易互动、信息互动和关系互动中，通过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重构，建立自主发展的价值网络，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此外，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网络交易，企业需要提高精细化、专业化水平，也创造了细分市场的创业和提供发展良机。最后，企业在创造和满足消费者独特需求的特定价值活动上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或者说特殊的资源或能力，这将影响着其产业地位，并驱使着所有的企业改变原有商业模式。因此，在互联网+背景下，结点模块化是企业集中优势资源，形成创新竞争能力的载体。模块化是极致化分工和极致化合作的结果。［9]参与者企业提升某一领域的核心能力，来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有利于创新出现。因此，互联网+促进结点创新，重塑了企业创新、产业地位与价值网络的正反馈机制。

　　（三）嫁接“互联网+”和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差、核心部件对外依存度高、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突出等问题，因此创新驱动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发展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战略导向的“四新经济”，立足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嵌入和深化应用为基础，强化市场需求为根本导向，以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模式创新为四核并相互融合的新型互联网+创新经济形态。

　　制造业嫁接互联网或者信息网络化，通过互联网把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结合起来，借助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外力来汇集众智，全面改造传统工业。本文构建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来阐明嫁接互联网型创新企业与独立型（传统）创新企业成本-收益对比分析。由于创新是一种组合活动，人们加入网络中的团体越大，越多样化，创新的理论收益就会越大。在特定时限内，由于受规模经济、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制约，随着市场竞争度的提高，创新收益往往呈先递增后递减的变动趋势，而创新成本一般随着市场竞争度的提高而增加，但是独立创新型企业的成本曲线是随市场竞争度或时间是线性向上递增关系，而嫁接互联网创新型企业由于企业组织架构、信息收集与处理、交互技术决策等导致前期进入成本较高，而随着创新开展网络效应导致成本先呈现递减效应，而后由于大量企业进入、模仿以及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创新成本出现增加，如图1所示。

　　

　　图1　不同企业创新收益、成本的关系

　　由图1可见，创新收益先是递增，当市场竞争度或时间小于D1时，嫁接互联网创新型企业成本大于竞争收益，表现为市场规模效应不足，但由于网络效应扩大，创新成本递减；在D0处创新净收益达到最大，然后递减，在D2处独立创新型企业创新收益和创新成本相等，而嫁接互联网创新型企业在D3处创新收益和创新成本相等；当市场竞争度（或时间）继续增加，如超过D2或D3，创新成本便大于创新收益，创新净收益就为负值。可见，（D1，D2）是独立型创新企业的可行创新市场范围，在此区间内才能保证创新收益大于创新成本，但（D1，D3）是嫁接互联网型创新企业的可行创新市场范围，且由于连接互联网的众智（或创意）进行研发设计和大数据支撑的决策大大减少创新成本。

　　然而，研究与创造并获得技术发明，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再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整个过程需要技术转化和转移的畅通机制、成熟的人才市场、公平的市场环境、诚信的交易体系等等，而这些是当前广东民营制造业的短板。互联网+背景下，企业竞争力是由企业多方面的能力——生产经营能力、技术开发能力、形象策划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等组成，而融合创新能力更是企业综合素质的集中表现。因此，制造业企业需要嫁接互联网，从创新全流程吸取有益的创意，减小创新成本，获取最可能多的创新收益。

　　制造业是广东省所有行业繁荣的基础，转型升级需要转换成敢有想法、不断产生好想法、快速吸收新想法的经济系统配置。在互联网+时代，制造业企业与批发零售企业要充分洞察并连接顾客深层需求和价值主张，积极促进两化融合，引入创新的商业模式，形成独特性比较优势。进而，企业需要让客户（即消费者）参与生产设计与价值创造，让企业和客户紧密联接，从而企业与消费者共创价值、分享价值，并成为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最后，嵌入互联网+，通过“制造+服务”提升价值链控制力，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发展“服务”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驱动制造业创新，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

二、广东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路径：利用、整合与构筑

产业转型升级通常有两条路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链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一般表现在产业的协调发展和结构的提升，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建构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进而推动产业结构改善。产业链升级旨在产业素质与效率提高，表现在生产要素的组合优化，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的提升。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有：（1）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信息化改造（包括自主创新、产学研结合、引进技术、培育人力资本等）；（2）对传统产业进行组织结构创新（如购并、互联网贸易、国外直接投资等）；（3）对传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政企分工、公司化治理等）。当前，广东省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核心是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根本途径是要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企业组织内外部资源的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坚实基础，制造企业发展创造性地利用互联网+、提升整合资源和构筑优势的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发展方向。

　　（一）利用互联网+，降低交易成本

　　商业最大的原动力是创造更大的商业回报和价值。由于互联网是消费者查询消费信息的工具和互动交流的平台，因此企业利用互联网建立客户交流平台，能够提升对客户信息的反应，促进客户黏性，进而客户不仅是服务对象，也是企业重构价值网络的一部分。在互联网+背景下，客户需求是创新机制中至关重要的活跃因素。客户不仅享用价值网络提供的市场价值，也和企业一起增进与创造网络价值。

　　在电子商务领域，出现大量客户与企业合作创造价值的现象与应用，它们都是知识创新的受益方。例如，客户评价对随后购买者的边际贡献；客户购买量、团购量、收藏量、好评量等网购数据增加企业商业信誉价值，也降低了需求者的信息搜索成本；评价与互动还给顾客带来归属感和价值感。因此，电子商务让制造业产生了彻底的革命，不论工厂在哪里，产品都可以放在同一个无形的平台上。此外，互联网向物联网的过渡将会有更大的市场探索空间。

　　网络汇聚消费者信息，累积起来会形成大数据挖掘的商业价值。“大数据”已引起各国政府和科技界的高度关注。欧美发达国家将此作为应对金融危机、振兴经济的重点领域，旨在提高从大型复杂数字数据中抽取商业知识与观点的能力，以帮助解决国家在科学与工程中最紧迫的诸多挑战问题，增强国家创新能力与安全防卫能力，实现教育与学习的转变。事实上，互联网+产生海量的大数据，数据分析不仅可以应用服务于电子商务，而且有助于推动大众创新创业。更为重要的是，借势“互联网+”，能够培育新兴产业。

　　（二）整合内外部资源，打造网络分利联盟

　　李海舰等（2014）[9]指出：互联网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哲学。在互联网+背景下，制造企业要汲取互联网协作共享精神，打造互联网虚实互联互通的理念，实现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产品经营与资本经营、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线上与线下的交融发展。

　　互联网的“脱媒”促成供需双方在没有渠道的帮助下进行互动与交易，重构了价值创造的逻辑，促进了商业资源的有效协调。互联网+时代重塑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需要让客户参与企业生产，并主导企业生产方向，让客户从产品使用者转变成产品创造者。因此，市场结构更加倾向于消费者需求导向，而互联网+实现了市场交易双方都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互联网的共享共建特质驱动了新商业模式的发展。罗珉、李亮宇（2015）[10]提出：互联网的世界是通透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变得密切，知识溢出范围增大，知识生产难度下降，促使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商业模式通过对客户价值的定位，以及企业经由一系列活动安排创造客户价值、传递客户价值的安排来实现，涵盖了企业和客户之间在心理、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上的互动，还包括企业为了实现客户价值而组织的资源、安排的互动和付出的成本。复杂的商业模式往往需要整合多种资源才加以实现，如硬件生产商、软件供应商、内容提供者、应用推广者等，改变了多个产业的商业模式，成为价值网络设计和管理创新的新趋势。

　　互联网+提供了无边界存在的可能性，企业需要进行跨界合作。跨界是通过虚拟手段整合跨越传统的产业边界。资源是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的主要源动力。互联网+提供了资源整合和利用资源的聚合平台，通过综合性的创造性的信息处理过程，促进产品设计的发展。制造企业需要用新的方法组合现有资源，重新分配资源，组合新的资源，来创造新的或者更好商品，主动学习互联网思维制造企业的做法，如小米的核心业务——产品研发与用户沟通。

　　互联网+时代的企业需要树立开放性思维，重心放到外部。究其原因，采用更多的资源来自外部，实现更低的成本来自外部，获取更高的利润来自外部。因此，整合是需要企业发挥开创精神协同世界范围内的优质思想资源、富余资本资源和高效业务资源，构筑众智思想、众筹资本、众包业务的世界价值网络。

　　（三）顺应互联网+思维，构建智慧型组织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空间在于形成高质量的供给，从而作用于经济发展的生产力供给端，实现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传统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下，消费者的社会属性被忽略，而仅仅考虑消费者的技术与价格偏好，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在大规模生产条件下会获取优势地位。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企业需要优先考虑将便利地客户接入价值网络，激发顾客参与产品与服务的设计和制造，提供给顾客新奇的体验，构建增进型价值网络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制造业双+转型，即智能+互联网和产品+服务。与此同时，在信息时代，制造业要生存发展，规模成本的递减效应已远远不及产品研发更迭的作用。此外，互联网+加速了信息流动，促使企业重视对信息的分析。因此，利用大数据技术解读事物间相关性，带来价值链上的企业结构发生改变，会导致价值网络中企业的经营行为与制造产品的思维都发生改变，甚至引起企业内部结构发生改变。

　　互联网+时代企业个性化定制化产品将成为主流，企业与客户在定制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相互影响下创造出来增进价值。消费者碎片化的消费和网络化的选择产生海量的消费大数据，需要以用户为中心开展经营活动，重视产品差异化。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和马太效应，要让顾客参与到产品创新与品牌传播的所有环节中去，同时消费者群体也希望参与到产品创意、研发和设计环节，希望产品能够体现自己的独特意念，进而促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帕累托改进。因此，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以“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也是打造中国经济活力、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的感知能力和柔性生产能力获得大幅提升，范围经济有超越规模经济重要性的趋势。企业聚焦长尾末端需求说明：当今市场正在产生从为数较少的主流产品和市场曲线的移向数量众多的狭窄市场。互联网+时代广东民营经济宜采取模块化研发的生产方式，来积极适应生产需求的动态化和个性化。电子商务的未来是范围经济加规模经济的大规模定制体系，打造有特色的柔性化生产、个性化营销、社会化物流的基础模块，谋求全球生产网络更有利的位置。[11]由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批发零售业产生巨大的冲击，广东批发零售业要积极采用互联网思维，实行轻资产模式经营，大力发展网络营销与交易。

　　在互联网领域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也为中国企业成为世界伟大企业提供了途径。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影响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有四项核心能力：技术能力、工业能力、全球化营运能力和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一定要把互联网技能，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后台服务能力建设作为制造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三、政策建议

当前，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文献逐渐达成共识，产品是由技术决定的，技术是由制度决定的，而制度则是由理念决定的，而理念则是受市场发现与政府作用的关系影响。然而，企业是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本地化的行为主体，广东民营经济是依据本地资源禀赋特征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产物，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提升企业质量与发展水平。因此，广东民营经济发展要以智能制造作为战略引领，以大数据决策作为战略高地，以优化市场环境作为战略载体，以市场发现为战略突破口，以企业创新能力为战略目标，推动高效率、低成本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此，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一）践行中国制造2025，发展广东民营经济的智能制造

　　两大驱动性产业：金融业和信息技术业。次贷危机促使美国意识到带动经济的持续发展，难以依靠金融和互联网产业，因而必须找到一个让经济落地的产业，互联网+先进制造业是最佳组合。广东民营经济亟须将互联网作为工具，服务于广东省强大的制造业。利用这个奇妙的“化学结合”，催生“新物质”——智能制造，即通过“智能工厂、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进行制造业跳跃式升级，实现个性化生产和高效的批量生产，促进消费者与制造者实现无缝链接，从而牢牢地将客户黏住。

　　（二）着力大数据决策，发展广东民营经济的战略高地

　　“大数据”处理和应用有助于挖掘出对企业决策有参考价值的数据，形成以数据驱动支持的决策导向。广东省民营经济发展需要政府扶持民营高技术企业，推动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培育和应用特有的、规模化的、不断创新的知识资产和核心生产要素，强化广东省企业技术创新的市场空间。广东省政府需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组建大数据应用的产学研联盟平台，实现知识共享，加快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综合优势，获取最佳社会经济与技术利益，是拓展开放式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实现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一种重要途径。

　　（三）优化市场环境，激发广东民营经济的创业潜力

　　在决定区域经济主体经营模式和经济活动推动力中，要素环境、产权环境和组织环境已成为经济发展所必须考虑的三个环境。新加坡其优势便是高度开放透明的政策和一流的营商环境。

　　当前，广东依靠“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形成的政策优势正在逐步削弱，支撑快速发展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环境已经或者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广东提出“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工作总目标并要求着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充分发挥创新驱动作用，走绿色发展之路，构成了广东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经济环境。从世界大势的全局来看广东，由于中国依赖低成本要素驱动的时代即将过去，加之广东本身资源贫乏，新时期广东唯有靠完善的市场、一流的市场环境来重获世界资本的青睐。

　　积极适应新常态，重视包容性增长和共享式增长的发展理念。因此，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广东省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对社会民生福利的投入力度，完善城市基础服务设施提供，促进“产城人”融合，增加养老、失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并通过减税清费等方式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激发创业潜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善保护私有产权与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鼓励市场主体的创新精神，充分动员民营经济参与市场竞争和经济活动过程，增强“内源型”经济实力，完善市场培育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启动创新投资和产业成长的必然要求。[13]因此，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广东省各级政府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在内的法治建设，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土壤。

　　要优化创业环境，拓宽创业条件，强化引导和扶持，激发潜在创业者蕴藏的潜力和产业激情。李元华（2015）[14]指出：推动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是尊重民营经济主体创业发展的首创精神，营造宽松氛围激活民间投资，注重提高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服务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积极培育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才能提升本地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最终实现产业升级。[12]因此，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广东省各级政府要营造公平、公开、公正和透明的市场秩序，为企业的创新创业提供低交易成本的市场环境。

　　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溢出与创新再造。互联网作为一种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呈现出明显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15]因此，广东省各级政府应增加网络建设投入，提升网络接入端口，降低宽带接入资费，促进互联网的使用和信息扩散。创新（或创意）依赖于个人才智，但重要的是将个体与网络连接起来，这样个体连接个体的网络都会变得更聪明，聚集有创意的个体相互发生思想碰撞，这又有赖于和决定于城市网络联结效应。

　　（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稳定性政策支持

　　产业政策是政府引导产业发展方向，提升产业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实现特定经济发展目标的手段。改变民营企业“既被需要、又被歧视”的尴尬地位，需要消除政府各种管制性壁垒，疏导国有企业的抵制行为，地方政府要调整其作用边界，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方面，在政府部门制定好管理框架基础上，推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战略合作，引入民营企业参与公用事业、资源性产品供给竞争，最终让消费者得享低价优质服务。另一方面，互联网+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和经营模式改变会影响人才结构。政府需要继续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改革，技能培育政策要盯住本地产业发展需要和经济发展优先目标，确保技能培养是市场所需。[16]

　　广东省乃至中国经济现状特征是微观层面的中小型制造企业收益率太低。因此，广东省解决好民营企业本身的内在问题就是持续改革，减轻企业负担，减少政府干预，彻底激活民间资本的内生动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激活市场活力。

　　（五）致力制度、管理创新，提升广东民营经济的企业素质

　　制度创新和制度“诱致”是产业和政府双向作用的主要工具，弥合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与寻求多层次政策支持对产业发展和区域推动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17]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是广东省民营经济实现技术创新的有效路径。提升企业素质，民营企业要增强创新意识。一是要提高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合作，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自己的核心技术。二是要完善产权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管理模式创新。三是要培育创新型企业，推动新一轮技术改造，推进两化融合，加快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生产质量水平，降低产品成本。建立“新木桶思维”，积极与企业、研发机构、平台等广泛合作。四是要建立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的创新能力在于敢于想象、无中生有，从没有中创造出有的东西，如3D打印。要进一步更换企业运营思路，不断创新商业模式。

　　[1]宋子鹏.充分发挥潜力加快转型升级提高民营经济发展水平——2008—2013年广东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分析[EB/0L].http://www.gdstats.gov.cn/tjzl/tjfx/ 201408/t20140828_162297.html.

　　[2]王宏.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1）.

　　[3]彭晓燕，钟学旗.中小企业发展的蓝海战略理论研究[J].经济经纬，2009，（2）.

　　[4]Breger,Philip G and Eli Ofek.Diversification's EffectonFirmValue[J].JournalofFinancial Economics,1995，(37):39-65.

　　[5]Markides C..Consequences of Corporate Refocusing: Ex-anteEvidence[J].AcademyofManagement Journal,1992，(35):398-412.

　　[6]辜胜阻.发展方式转变与企业战略转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李建中.关于浙江产业转型升级的几个问题[J].浙江经济，2009,（4）.

　　[8]程立茹.互联网经济下企业价值网络创新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9）.

　　[9]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

　　[10]罗珉，李亮宇.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创造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1）.

　　[11]Coe N.,Dicken P.,Hess M..Introduction: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debates and challeng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8,(8):267-269.

　　[12]李景海.产业集聚与区域产业升级的互动机制研究——以虎门服装产业集聚为例［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1）.

　　[13]Carrado et al..Innovation and intangible investment in Europe,Japan,and the United States[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13(2):261-286.

　　[14]李元华.浙闽粤三省民营经济发展比较研究[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15]Androutsos A..Access link bandwidth externalities andendogenousinternetgrowth:along-run economicapproach[J].InternationalJournalof Network Management,2011,21(1):21-24.

　　[16]Fory F..Global policy developments towards industrial policy and skill:skill for competitiveness and growth[J]. OxfordReviewofEconomicPolicy,2013,29(2):344-360.

　　[17]李景海.以“分利联盟”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理论思考与政策改进[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7）.

　　（责任编辑吴晓妹）

　　F490

　　A

　　1001-862X（2016）02-0050-0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2CYJ0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0CYJ15）；2015年广州市建设国家级科技思想库研究课题（2015SX008）

　　李景海（1981—），河南南阳人，经济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林仲豪（1964—），湖北浠水人，经济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