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义

　　（浙江万里学院，浙江宁波 315100）

一、国际规范建构中的二律背反现象

国际规范建构之二律背反问题是应对全球治理不可逾越的议题。它不仅反映于单元体关系互动层面，而且也体现于体系层面。

　　在单元体关系层面，尽管《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规范或准则确立了主权平等、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普遍的原则，但在现实层面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僭越《联合国宪章》、滥用集体安全权利、对他国进行先发制人式侵犯的现象。甚而，一些国家的思维范式仍停留于意识形态的对峙阶段，并不时进行价值输出、鼓噪颜色革命，并造成地区动荡、主权国家政权坍塌，甚至大规模的流血与冲突。

　　在体系暨全球治理层面，尽管《千禧年宣言》与《全球伦理宣言》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包容不同文明、尊重文化多元化，保护地球环境、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但在现实中，文化优越论、文化帝国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仍大行其道，并造成宗教分野、恐怖主义肆虐。

　　此外，规范的二律背反问题还涉及经济体系、信息体系、金融体系、航运航空体系、外层太空体系、极地体系，甚至技术创新诸多领域。比如，在技术与道德关系层面，“半兽人”、“智能机器人”的试验与运用问题已引起警戒。很显然，如果没有一套规范可循，这种跨越性的技术将会使人类陷入困境。

　　诚然，就权利哲学而言，造成上述国际规范的二律背反现象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它隐含着单元体国家对于实力或强权谋取利益的迷恋，隐含着个别国家推崇武力强行进行价值输出的理念；隐含着国家行为体在处置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上的困惑；从推进规范的意义看，隐含着国家行为体对国际规范的主体性、普适性问题的认知差异，以及对国际规范的话语权的争夺；并集中表现于大国或霸权国意志对国际规范制定和裁决。易言之，如果在国际规范建构上达不成认同，将影响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的正常合作，全球治理亦将陷入困境。

二、解决国际规范二律背反问题的路径

国家是社会意义的人，具有目的、意愿、主体感、情感、社会意识等特征，国家或体系的心理原理告诉我们，通过社会建构或心理干预可以达到找到破解国际规范二律背反问题的路径。［1］

（一）培育共在的秩序理念，慎用军事干预方式

秩序问题向来是政治治理的关键。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如果在总体秩序问题达不成认同，在对体系和单元的构成没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比如现代主权制度），那么，国际社会不是失序就是面临崩塌的危险。

　　对于秩序的认知问题，说到底是关乎谁是规范的制定者、仲裁者，即主体性问题。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已是共识，全球国际社会的普遍联系性、脆弱性促使人类不得不用一种全镜头的思维理解这个世界——整个世界成了一个体系、一个循环系统、一个命运共同体，套用哲学的话语讲就是人类存在于一个“共在”的世界中。［2］

　　弱肉强食的时代已遭到唾弃，强权政治已违逆时代潮流。故此，国际社会要慎用军事干预模式。就效用而言，霸权国家须对过去一些强权政治的模式进行反思。比如，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国与北约发动的利比亚战争，以及当下美欧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军事博弈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治理目的？如何解决上述战争或冲突的后遗症以期让国际关系与国际体系沿着正常与健康的路径发展？

　　任何霸权或结盟形式都将会引起囚徒困境的不断重复，从而引起反制衡，更不用说国家过度的扩张或将导致其本身的消亡。军事干预、武力侵犯不但达不到赢得民心的效用，反而会加剧民粹主义、帝国主义乃至恐怖主义的生成，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9·11足可以印证这一点。

（二）树立新安全观，尝试建立或重建有效的全球风险预警机制

当下而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发展的不确定性亟须人类对遇到的各种潜在风险进行预测，进而建立与时俱进的全球风险预警机制。

　　近年来，安全从内核、定义、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因素有温室效应导致的气候问题、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地区一体化、核扩散、种族或部族冲突、恐怖主义、黑客、媒体效应、海盗、贩毒、人口走私以及由自然灾害造成的虫害、洪灾、水灾、地震、海啸等等。上述危机或问题已给国际社会造成空前的挑战，它亟须国际社会在风险预警机制上进行合作并付诸行动。问题是，如何在建立全球风险预警机制上达成认同，进而进行有效的合作呢？

　　首先，主导型国家须在安全的标准、内容、范围以及应对安全的机制上有必要形成共识。

　　固然，在全球体系与国际体系并存的场景下，维护国家利益作为一种法理诉求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但“公地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新的安全问题。上世纪90年代，巴瑞·布赞（Bu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aever）等学者就提出了与“安全化”相关的复合安全理论，倡议各种行为体就安全的主体、保护的对象、威胁的内容和范围、安全的听众等达成认同，并认为，安全化与国际合作、国际规范存在着重大的关联。［3］联系近些年发生的的中东乱局、欧债危机、恐怖主义泛滥等事实，尤其是一些典型事件如由维基泄密事件引起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事件所引发的信息安全问题，以及核扩散、核泄漏、地震、海啸等社会与自然的安全问题，这些现象提醒我们：复合安全理论仍没有过时，在全球社会面临的各种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安全隐患越来越多的情势下，主权国家须在安全认知上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

　　如果过度强调狭隘的国家利益或强行进行价值输出，就极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危机，甚而引起战争或灾难并导致人类文明的终结，其自身极有可能产生政治衰败。推动治理科学化可谓是一项全球治理工程。帝国的心态曾在历史上摧毁过数个帝国，过犹不及有可能从外部摧毁一个国家，忽视民众诉求则会从内部引发反叛，体系或革命的发生同科学的治理存在着重大的关联。所以在建立全球预警机制中，尤其须虑及国家安全政策制定上的狭隘性，并推进多层面发挥集体安全责任机制的建立。

　　其次，须发挥现行的国际组织在预警机制组织中的协调功能。

　　国际组织作为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一个主要行为体，“其功能、作用和影响日益增长，每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已与国际组织密切相关”［4］，它们不仅帮助创造世界政治的崭新结构，而且致力于创造和建构崭新的国内社会”。［5］228-249

　　主导型国家至少要改变传统的旧思维——把国际官僚描绘成无私无权的国家代理人，并赋予国际组织对世界秩序的建构作用，“国际组织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中心的行为体。它们并不只是一些规则或者结构，它们是全球变化的积极施动者。”［5］8联合国、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绿色和平组织、保护动物者协会等国际组织对于当代的全球治理的作用日益彰显，它们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也是国际规范建构的推动者。

　　国际组织不仅要发挥监管、早期预警和协调的功能，而且要考虑建立全球层面的风险和早期预警机制。［6］当然，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具有独立影响的命题并不意味着普适于一切国家或行为体，所以，对现有的国际规范或机制的效用不能作出绝对的判断。国际制度有时不仅仅成不了“仁慈的管理者”，反而成为“邪恶的剥夺者”。因此，这就要求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就具体的合作议题、权力分配、运作机制等问题进行具体的协调与合作。

（三）虑及国际规范国内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因素，在互动中促进认同

规范的形成是群体互动的结果，而只有良性的互动才能促成规范的认同实现，罔视互动的作用，即便建立起来的规范也是不可持续的。社会认同学家指出，规范可促成群体心智、引发从众行为，激发认知改变、信息交往，从而促使单元体对自我范畴或主观不确定性 （subjective uncertainty）进行反思或转换，加大社会凝聚力，最后形成共识并使其具有规定性（prescriptive），因而共识也就成为一种社会规范。

　　国际规范影响政策变化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能够在目标国取得支持和认同，而在国际规范的国内化过程中，国内结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国内结构，是指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连接两者的政策网络。国内结构既包含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组织结构、惯例、决策规则和程序（这些都包含在法律和传统之中），也包含内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和规范。［7］139-140国际规范国内化的过程，是指国家抵制、调整、适应直至最后内化国际规范的过程。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的匹配问题是影响国际规范普及的重要变量，规范或文化的不匹配将会导致冲突。［7］146

　　因此，国际规范的国内化首先必须克服两个障碍：第一，国际规范必须有渠道进入“目标国”的政治体系；第二，国际规范必须能在目标国产生支持力量或者有助于这些力量的产生，以便目标国的决策能够向着他们所期望的方向变化。

　　学理上，在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融合上，无论是多边主义、单边主义还是一元论者、二元论者，都要涉及规范的主体性问题，即由谁制定的问题。在当下全球体系与国际体系并存的场景下，“一元论”的模式至少不能从心源上解决问题。或许，多元或“二元论”的思维能为国际规范的融合提供借鉴，因为，“二元协调思维不将内外政治分离、分割开来，相反，却从两种政治合作统筹的角度，重视内外政治的对话协商，追求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的平衡，探寻国内问题和全球问题的综合治理观”。［8］

（四）包容多元文明，在整体意识上推进体系的综合进步。

霸权国或集团已无力包揽全球治理的一切事务，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是一种趋势，人类文明的进步体现于其开放性、包容性与多元性，和而不同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使然。因此，在推进规范建构的方式上，霸道的、强行的或激进的方式达不到的预期的效果。如果不计方式、后果进行价值输出，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在实践中，处于体系前沿的大国须考虑勇于“分权”给新兴工业国家。新兴大国之间的融合与协作已对现有的世界格局形成了挑战；世界大国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崛起以及对世界新秩序所产生的多重、连锁影响已显而易见。所以，安德鲁·F·库珀总结说：“如何在维持既有结构和保持既有决策方式的基础上应对新兴国家，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9］

　　科学家和文化社会学家已得出结论，全人类基因99.99%相似，人类的目的意识殊途同归。社会组织进化不断趋同的事实、主流宗教在人类归宿上的认同，尤其是人类的学习与意识的进化能力将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对此，我们应抱有信心。

三、中国与国际规范建构

全球化场景下的制度改革不仅涉及国内体制，还须考虑国际场景。国内规范与全球规范的融合与嫁接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历史的积淀与人类社会的文明诸成果体现于器物、制度与理念，那么，规范建构的内容从根本上也不应脱臼于它们。就器物文明而言，中国的社会治理历史（比如朝贡体系）与器物的贡献（比如四大发明）已人所共知，汤因比等历史学家曾赋予其崇高的评价和地位。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中国当代政治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它也与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息息相关。就此而言，制度建构不仅成为执政党的一项工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使命

　　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就必须慎思国际规范的中国化、中国的规范国际化，或者说中国规范与国际规范之间的衔接与融合问题，进而“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10］；规范重建或重塑不仅构成中国文化体制重塑和建设的核心，也是振兴中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的出路所在，同时也是振兴民族精神、重塑核心价值观之根本。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和有机的世界，妄自菲薄、高傲自大绝不会进步。有学者称：“中国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想要有朝一日成为国际事务中积极负责任的一方，或者说成为一个‘仁慈的超级大国‘，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拥有一种国际公共利益感，和由此种公共利益感而带动起来的一批新精英。”［11］

　　故之，在此意义上须对中国的现状、世界历史以及与大国关系的历史有一个客观的了解，还须培养有一种学习和融合的精神，特别是要学会理性的爱国、维护权益。中国在国际上所取得骄人业绩增强了国民的自信心，爱国心。但是，如果在外力因素面前失去了一个平常心，那么自满或过高地估计自己很容易引发膨胀心理，使得经济问题政治化，从而搅扰“中国梦”的实现进程。

　　赋予全球责任于理念建构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容。从中国对于全人类作出贡献的假设而言，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崛起问题，而且关乎世界运行的机理及我们自身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复兴在于器物、制度与理念共同复兴，党内党外、社会精英与广大民众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达成认同。

　　［1］张全义．人、国家与体系心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一种诠释［J］.国际观察，2014，（7）：38-51.

　　［2］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62、174.

　　［3］潘亚玲．安全化、国际合作与国际规范的动态发展［J］.外交评论，2008，（6）：51-52.

　　［4］叶小青．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深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J］.行政论坛，2009，（2）：77-80.

　　［5］［美］迈克尔·巴尔特，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M］.薄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28-249.

　　［6］秦亚青．世界格局、国际制度与全球秩序［J］.现代国际关系（庆典特刊），2010：11.

　　［7］林民旺，朱立群．国际规范的国内化：国内结构的影响及其传播机制［J］.当代亚太，2011，（1）.

　　［8］苏长和．中国与全球治理——进程、行为、结构与知识［J］.国际政治研究，2011，（1）：36.

　　［9］［加拿大］安德鲁·F·库珀，［波兰］阿加塔·安特科维茨.全球治理中的新兴国家——来自海利根达姆进程的试验［M］.史明涛，马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

　　［10］赵海乐．是国际造法还是国家间契约——“竞争中立”国际规则形成之惑［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11］［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