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诗中有大量“狂”字，“狂”在唐代诗歌中所指主要有吟咏之狂、性情之狂和饮酒之狂等三个方面。唐代诗人的狂者精神在唐代的演进与唐代社会密切关联，亦与儒、释、道相关联。狂者精神具有促进唐诗的创新与超越、塑造唐代文人自信自负的人格范型等独特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狂；狂者精神；儒释道；人格范型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2-0163-005
中国历代有狂士，其中诗人最多，在中国诗歌顶峰时期的唐代尤为如此。目前，对于唐朝诗人的诗狂形象，如李白、杜甫等诗人，从单个诗人角度已有较多的研究和论述，综合性的论述少见。本文根据《全唐诗》及其补编、《唐才子传》、《唐诗纪事》、《新唐书》、《旧唐书》等文献记载，从三个方面，对唐代诗人的诗狂现象进行阐述。
一、唐代诗歌及诗人眼中“狂”字内涵
唐朝诗人中个性之狂的诗人较多，诗中写“狂”字（主要在诗歌中，极少在诗题和诗序中）的亦不少，据笔者统计，唐朝共有174位诗人在诗中用“狂”字862个。从用“狂”的词语来看，用得较多的主要有以下几类狂词：狂歌或狂吟、狂风、癫狂、楚狂、猖狂、醉狂、狂酒或酒狂。从词义来说，唐诗中的“狂”字所指称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指吟咏之狂（狂歌、狂吟等）
豪放如李白（“狂歌自此别，垂钓沧浪前”）、岑参（“酩酊醉时日正午，一曲狂歌垆上眠”）自不必说，守儒持重的杜甫也是“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狂歌过于胜，得醉即为家”，甚至如好友任华所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杨巨源也说“杜甫狂处遗天地”。小诗人、小人物们如徐凝（“长爱谢家能咏雪，今朝见雪亦狂歌”）、司马扎（“时向邻家去，狂歌夜醉归”）、翁承赞（“一尊如有地，放意且狂歌”）、张义方（“岂但小臣添兴咏，狂歌醉舞一家家”）也爱狂歌，刘禹锡（“痛饮连宵醉，狂吟满坐听”）、元稹（“沽酒过此生，狂歌眼前乐”）、白居易（“唯馀耽酒狂歌客，只有乐时无苦时”、“赖有销忧治闷药，君家浓酎我狂歌”）更是狂歌不已，甚至连参禅隐逸的诗人孟浩然（“欲识狂歌者，丘园一竖儒”）、皎然（“正论禅寂忽狂歌，莫是尘心颠倒多”）、归仁 （“一著谗书未快心，几抽胸臆纵狂吟”）、贯休（“有时狂吟入僧宅，锦囊鸟啼荔枝红”）也不甘寂寞，引吭高歌。
2.指性情之狂（楚狂、接舆狂、狂生、狂客等）
李白、韩愈、顾况、杜甫、白居易、杨虞卿、周贺、吴融、修雅等诗人都毫不讳言，以狂士自称。李白公开宣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还说“如寻楚狂子，琼树有芳枝”，“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杜甫也称李白：“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韩愈不甘落后，自呼“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顾况则以“狂生”自诩：“天下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故人穷越徼，狂生起悲愁。”杜甫饥寒交迫、垂垂老矣，却说“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白居易笑对少年人问“回头却问诸年少，作个狂夫得了无”，对朋友也戏称：“狂夫与我两相忘，故态些些亦不妨。纵酒放歌聊自乐，接舆争解教人狂。”杨虞卿、周贺、吴融自比“楚狂”，杨虞卿称：“兰质蕙心何所在，焉知过者是狂夫。”周贺称：“还知谢客名先重，肯为诗篇问楚狂。”吴融则“高歌一曲垂鞭去，尽日无人识楚狂”。僧人修雅都不讳言自狂：“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犹自问弥勒。”
韦庄、王维、韩偓、戴叔伦、权德舆、陈子昂等诗人效仿、赞赏乃至向往楚狂接舆等狂士形象。韦庄“世随渔父醉，身效接舆狂”；王维“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戴叔伦“偷归瓮间卧，逢个楚狂来”；权德舆“更置盈尊酒，时时醉楚狂”；韩偓“淋漓满襟袖，更发楚狂歌”；陈子昂“念与楚狂子，悠悠白云期”。
3.指饮酒之狂（狂醉、醉狂、狂酒、酒狂等）
王维、白居易、司空图等近80位写过“狂”字的诗人都写到酒狂状态，或狂颠如张籍“闻客语声知贵贱，持花歌咏似狂颠”，或颠狂如杜甫“尚怜诗警策，犹记酒颠狂”，或狂醉如元稹“岘亭今日颠狂醉，舞引红娘乱打人”，或狂酒如白居易“谁料平生狂酒客，如今变作酒悲人”，或如温庭筠“越溪渔客贺知章，任达怜才爱酒狂”。此外，贺知章、张旭、李适之、苏晋、拾得等诗人，现存诗作中虽未写过“狂”字，但描写过他们酒狂状态的诗歌亦不少，贺知章等人还被杜甫称为“饮中八仙”，而前所述的狂歌和狂吟，也大多在酒狂状态。
二、狂者精神演进与儒、释、道
唐朝思想开放，儒、释、道并取，诗人们思想也是如此，很难用一种思想概括某一位诗人。对于“狂”也是如此，我们把个性之狂的诗人分为“儒狂”、“道狂”和“狂禅”三类，也即在某个诗人思想总体来说，呈现以某种思想为主的“狂”态。唐代诗人狂者精神的演进背后与唐代社会密切相关，与儒、释、道思想亦有一定的关联。
1.初唐诗人之狂及其思想特征
诗人个性之狂的主要有王绩、郑世翼、崔信明、卢照邻、杨炯、王勃、杜审言、骆宾王、刘希夷、张若虚等10人。初唐诗人之狂，以恃才狂傲为主要特征。初唐王绩“箕踞散发，玄谈虚论，兀然而醉，悠然便归”。郑世翼“性倨傲，数以言辞忤物，因有轻薄之称”。崔信明“恃才蹇亢，尝自矜其文。自以为高于李百药，文章独步当代”。自小都是神童的“初唐四杰”：“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杨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曾自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旧唐书》称王勃因其恃才傲物，故为同僚所嫉。刘希夷、张若虚如郑处诲《明皇杂录》中所说：“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章盛名，俱流落不遇，恃才浮诞而然也。”杜审言更是“恃高才，傲世见疾”，为官为文都是恃才疏狂。
从诗人思想特征看，初唐诗人之狂以儒狂为主，除了王绩是道狂外，其他9人都是儒狂。他们自恃才高，文章盛名，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他们忠于朝廷，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但并不为时世所用，反为同僚所忌，这种流落不遇反映在诗歌和行为上便是放旷诗酒，或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或表现为为言行上的傲物自矜。当然，这种儒狂是少年式的儒狂，缺少盛唐时儒狂的那种慷慨气势和悲壮之情。endprint
2.盛唐诗人之狂及其思想特征
盛唐时期，个性之狂的诗人主要有李适之、苏晋、贺知章、张旭、王维、祖咏、王昌龄、常建、刘长卿、萧颖士、孟浩然、李白、杜甫、严武等14人。
盛唐诗人之狂以诗之酒狂为主要特征，是唐代诗狂的最典型代表。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八仙个个都是酒狂。《唐书·宗室宰相传》记载说，（李）适之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而苏晋长斋信佛，却嗜酒。贺知章为人旷达不羁，有“清谈风流”之誉，晚年尤加纵诞，无复礼度，自号“四明狂客”。张旭因常喝得大醉，并呼叫狂走，再落笔成书，有时以头发蘸墨书写。当然酒狂之代表李白更是“自称臣是酒中仙”。甚至诗人孟浩然也如此，采访使韩朝宗曾想把他推荐给朝廷，没想到孟浩然“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一生渴望仕途有为的孟浩然因酒而放弃入仕的机会，终为“布衣诗人”。
从诗人思想特征看，盛唐诗人之狂以道狂和儒狂为主，并且将这两种狂的形态发展到极致。诗仙李白将道狂演绎到极致。白诗中有“狂”字26个，自喻带“狂”的就有“楚狂”、“狂客”、“狂夫”、“清狂”、“佯狂”、“狂痴”等，自唐时，杜甫（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孟郊（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宋人朱长文、苏轼等更是直呼“李太白，狂士也”。无论当时后世，李白可谓公认的天下第一号“狂人”。
诗人张旭则在书法上将道狂演绎到极致。李颀《赠张旭》对此有着最为生动的描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张旭的草书被人称为“狂草”，但是其创作的心态是安闲自适，与世无争，如一位得道的仙人。
诗圣杜甫则将儒狂演绎到极致。杜甫并非一般人眼中仅是一个守儒持重的文士，实际上也是一位极为狂放的儒士。杜甫诗中有“狂”字31个，“狂歌”、“清狂”、“颠狂”、“狂走”、“狂顾”、“狂客”等都是杜诗中的自况，从中可见其早年的“清狂”、中年的“狂走”和晚年的“狂歌”。杜甫具有“三狂”精神——即“狂顾”、“狂走”和“狂歌”。这种精神使杜甫从诗人的心路历程出发，向华夏的榛莽大地走去，最终达到了古典诗歌的巅峰。[1]
3.中唐诗人之狂及其思想特征
中唐时期，诗人个性之狂的主要有顾况、崔膺、韩愈、柳宗元、马异、孟郊、卢仝、李贺、刘叉、元稹、白居易、李涉、沈亚之、姚合、寒山、拾得、怀素、皎然等18人。
中唐诗人以狂的意态怪怪奇奇为主要特征。顾况自号“狂生”。崔膺性“狂诞”。马异、卢仝为人为诗都是赋性高疏，词调怪涩，可谓“狂怪”至极。刘叉“恃故时所负，自顾俯仰不能与世合，常破履穿结，环堵而居休焉”，可谓狂谲。元稹性锋锐，见事风生，可谓“狂直”。李涉为人极端阴险，可谓“狂险”。沈亚之以文辞得名，然狂躁贪冒，辅耆为恶，颇凭陵晚达，故及于谪，可谓“狂躁”。寒山，以疯癫闻名于世，可谓“风狂”。拾得僧人，好为诗作碣，言行“狂放”。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中唐诗人之狂，袁行霈先生对韩愈之诗文所评——怪怪奇奇意态狂，既可看作对韩愈之狂的概括，也可说是对中唐诗人之狂的最恰当概括。
从诗人思想特征看，中唐诗人之狂以狂禅为特色，并和儒狂、道狂相交融。中唐狂禅以怀素和白居易为代表，怀素的狂禅主要体现在书法上，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描述其得意的狂态：“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他的狂态反社会普遍的“谦卑”，作为一个僧人本应恪守戒酒等诸多清规戒律，但是怀素在表演书法时，“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颠狂。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怀素在笔墨线条中闪动着个性自由的灵光，体现出心灵豁畅的狂禅精神，怀素在书法和言行上的“狂禅”已达到极致，以致时人称其为“狂僧”，其草书则被称为“狂草”，与张旭合称“颠张狂素”。
白居易如何界定“狂言”，其在《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说：“夫以狂简斐然之文，而归依支提法宝藏者，于意云何？我有本愿，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十方三世诸佛应知。”从白居易的诗文来看，他以佛道的准则，把“不拘礼法、放肆妄言”归于“狂言”。实际上，晚年白居易，一边热心习佛，一边过着放旷乐天的生活，他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知非》中说：“因君知非问，诠较天下事。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禅能泯人我，醉可忘荣悴。……劝君虽老大，逢酒莫回避。不然即学禅，两途同一致。”这里以马祖道一为首的洪州禅完成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的转变，将本来只属于佛教的生活态度变成如白居易一样文人士大夫们的日常生活体验。
实际上，炽盛于中唐元和之际的洪州禅，为中唐文人们广泛接受和学习，除了怀素、寒山、拾得等僧人出现狂禅习气之外，甚至一些文人儒士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孟郊、卢仝、李贺等都有狂禅心态。
4.晚唐诗人之狂及其思想特征
晚唐时期，诗人个性之狂的主要有杜牧、李商隐、薛逢、薛能、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李山甫、方干、罗隐、唐彦谦、郑谷、杜荀鹤、僧鸾、贯休等15人。
晚唐诗人之狂以狂放不拘为主要特征。如《唐才子传》言皮日休曰：“性嗜酒，且傲诞，以文章自负。”记陆龟蒙曰：“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亦罕纳。”再如罗隐：“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风生。……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晚唐这些文士对现实的不满，甚至身不逢时而产生的“玩世不恭”态度，特别是越出传统礼教的狂放，与初、盛、中唐诗人的诗歌创作和生活状态表现出很大差别。
从诗人思想特征看，晚唐诗人之狂以道狂和狂禅为主。晚唐时期，由于唐朝国运腐朽衰颓，藩镇强横，当朝者无能，文人志士仕进无路、报国无门，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李山甫、方干、罗隐、唐彦谦、杜荀鹤等文人越出礼教，心中忿忿不平，讥讽朝政，有的隐逸，有的放浪形骸，过着狂放不拘的生活。endprint
综而论之，唐朝的诗狂以李白的道狂，杜甫的儒狂，白居易的狂禅为代表；而在书法等艺术上则以颜真卿的楷书所体现的儒狂，张旭草书所体现的道狂和怀素狂草所体现的狂禅来表现，当然这在狂者精神意义上来说是对唐诗诗狂（因为书法创作时“狂”的状态和精神，唐诗中的描绘亦能体现）的印证。
三、唐代狂者精神的文化意蕴
其实，“狂”在唐代之前也有大量的出现，诗人之狂并非唐代所独有，而唐代的狂者精神更非空穴来风。在此之前的一些狂狷者，如接舆、庄周、屈原、祢衡、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等早已著称于世，并对唐代的狂者产生重要影响。唐代之后也有“狂”的出现，相较唐代之前及之后的“狂”，唐代诗人的狂者精神体现其独特的文化意蕴。
1.狂者精神促进了唐诗的创新与超越
狂者进取，他们敢于反抗社会的压迫，揭露社会的黑暗，打破社会的沉闷气氛，甚至导致思想界的争论和革命。[2]他们的这种精神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就是富有创造性，敢于创新与超越。
具体到唐诗来说，一方面如孔子所谓“狂者进取”，狂者的积极进取精神植入文人人心，赋予唐诗积极进取的思想内容。儒者之狂，如初唐四杰、杜甫、韩愈、白居易等自不必说，连道者之狂如李白，甚至狂禅如怀素也是如此。李白的一生都是为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而奋斗。虽然时作消极出世之语，但从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来说，李白和杜甫是相通的。怀素虽然是个“僧者”，但是正如苏涣《怀素上人草书歌》所说：“忽然告我游南溟，言祈亚相求大名。”连本应超然出世的僧者都有一个强烈的人生理想——“求大名”。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特别指出：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如此空前绝后的地位，其原因何在呢？首先还是内容，而内容卓越的基础，存在于其思想性之中。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有一个基本的思想：他们都不仅仅是消极的，而是积极进取者，可以说，甚至连李白也是如此。[3]
另一方面就诗歌风格而言：儒家思想占主导，关注现实、忧国忧民，诗歌风格容易走向现实主义。儒者之狂让现实主义诗歌中呈现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气质。如杜甫，“狂者”精神增强了他忧患意识的力量，增添了浪漫理想的色彩，使他的诗歌成为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典范。“狂”是杜甫文学创新、文化创造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心理动力之一。[4]而道者之狂的创作大都追求浪漫风格，其对王绩、李贺、李商隐，特别是李白大胆的想象、奇特的夸张以及狂风暴雨般的激情产生重要的影响，将浪漫主义诗学推向新的境界。狂禅则因突破传统的规范约束，坚持发挥主体的自主性，使诗歌走向世俗和通俗。如狂禅的“平常心是道”思想对白居易影响广远，其突出表现就是“写诗行文皆一任自然，娓娓道来，素朴如叙家常，不尚雕饰，不务奇险”[5]。
此外，在诗歌题材、语言等而言：韩愈“以文为诗”，白居易的狂禅诗歌开拓了诗的题材疆域；狂禅把宗教生活变为日常生活，把宗教性的语言当作艺术性的语言来体现，把包含深刻哲理的语句转化为诗歌[6]；甚至所谓的“盛唐气象”正是“狂”与儒释道相结合，这种创造精神发挥到极致的结果，“狂”为唐诗走向成熟和独具特色作出突出的贡献。
2.狂者精神塑造了唐代文人自信、自负的人格范型
人格范型，即一种人格类别。仅以人格最为典型的杜甫、李白、白居易三人为例。自宋始，杜甫开始被“圣化”，其为人为诗已然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这已是学人皆知，无需赘言。实际上，杜甫人格上也有缺点，杜甫为诗也曾有过世俗的打算，甚至逢迎权贵与小人，但是贯穿其一生的始终是积极入世，狂者的积极进取精神使得他逐渐完善人格，终至“狂狷入圣”。正如现代学者牟宗三所说：“经过狂狷两精神才达到中庸，这个中庸才是大成化境，这才是圣人境界。……所以，你想要做圣人，先要狂狷。”[7]这充分说明狂者精神对塑造杜甫圣贤人格的作用。杜甫的人格精神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莫砺锋先生所说：后人给杜甫献上“诗圣”的桂冠，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的人格精神在古代诗歌史上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辉……杜甫的人格典型地体现出中华名族的文化性格，杜甫为陶铸中华名族文化性格作出了最大贡献的少数杰出人物之一。[8]
龚自珍曾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也就是说，李白从思想上把屈原的进取和庄子的退隐选择融合，并化而为“心”，使得古代文人一直将进取与退隐无法统一的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如康震指出：“儒道矛盾的生命价值观在李白对艺术精神境界的追求中获得了对立的统一。[9]”李白的理想人生是先“进取”实现“功成”，“功成”之后再“身退”。李白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士人群体，如李白这种把执著入世与淡然出世从对立转向相融，实开后代文人心态之先河。
白居易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白居易的一生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壮年时他“兼济天下”，以儒家思想为主，后期他遭遇挫折，“独善其身”，以释、道思想为主导。白居易经过反复探索，在积极入世与保持个性独立之间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就是他所创立的“中隐”理论，中隐是儒释道多种思想的复合体，他对现实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既享受到世俗生活的好处，又避免了世俗纷争带来的麻烦。他对后世文人的人生模式和文化人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果比较三者在“狂者”精神上的不同，杜甫是儒家人格的典范，其融合积极入世的狂诞姿态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悯，是融有狂诞因素的悲悯型人格。李白是道家人格的典范，其融合“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洁之狷也”与“庄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进取之狂”，是融有悲悯因素的狂诞型人格。白居易是早期儒家人格为主，后期融入狂禅和道家思想，调和儒、释、道三家思想“为我所用”；能够以一颗狂禅的“平常心”、“非心非佛”对待人生的“进退出处”，体现三教合流的中庸人格。
参考文献：
[1]许德楠.论杜诗中的“狂顾”、“狂走”和“狂歌”[J].杜甫学刊研究，2003，（2）：21.
[2]陶新民.文人的狂狷[J].文史知识，2001，（4）：103.
[3]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M].章培恒，骆玉明，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吴怀东.自笑狂夫老更狂——论“狂”与杜甫的文化精神[J].固原师专学报，2004，（5）：41.
[5]胡遂.从“平常心是道”看白居易平易浅俗诗风[J].文学评论，2007，（1）：38.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牟宗三.周易演讲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8]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化意义[J].杜甫学刊研究，2000，（4）：17～18.
[9]康震.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J].南京师大学报，2002，（2）：143.
（责任编辑 焦德武）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