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刚 魏文秀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430072）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现象与存在， 国际冲突（international conflict）是国家间关于事实上或法律上或对某项权益所持的立场、 观点和主张不同而发生的对立和冲突。 国际冲突与争端在国与国交往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普遍存在的。国际冲突的存在往往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是影响区域甚至全球稳定格局的重要因素， 协商解决不当就会有武装冲突的风险， 甚至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 （Joseph·Nye）在《理解国际冲突》 一书中开篇即从历史逻辑出发，提出冲突是国际社会以及人类必须面对的难题，世界政治中存在着永久的冲突逻辑。“钓鱼岛事件”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争端，由于战争结局和强权政治的安排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致使钓鱼岛争端成为事关国家利益的地区性国际冲突，在考验国家政治智慧的同时，也考验新闻媒体报道的叙事思维和方式。

一、钓鱼岛事件：作为新闻的国际冲突

2012 年7 月7 日，日本政府宣布了将钓鱼岛“国有化”的计划，9 月11 日，日本政府“正式”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一度处于搁置中的钓鱼岛主权争议被提上议程。 日本政府否认领土争议的言论和“购岛”行为引起了中国强烈反对和抗议，中国对日展开了一系列“反制”措施。 作为20 世纪国际权利政治的遗留产物，钓鱼岛问题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线索，而此次钓鱼岛冲突的升级与僵持，同当下中、日、美的国际战略和国内政治环境都有着密切关系。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间利益的相互渗透程度也随之加深，国际冲突的升级和扩大化将给当事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从历史的维度考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当前国际社会中发生的一系列冲突， 国际冲突与新闻媒体之间一直都存在着紧密而又复杂的关系。加拿大学者Christopher Young 通过研究发现， 新闻媒体在国际冲突中的作用与扮演的角色主要有安全/保密义务（Security）、冲突扩大化（Escalation）、消解冲突的强度（De-escalation）、受限制的沟通者（Hostages）、作为“中间人”的媒体（Press as go-between）、 选择聚焦 （Selective Focus）、 寻找真相（Search for truth）等七个方面。可以说，新闻媒体不仅仅为受众提供报道和解释，它还作为国际冲突中的一个结构性要素参与冲突的形成和消解的过程。 在一定意义上，这决定了媒体是处于冲突中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本国民众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难以超然于事外。 当一个国家面临国际冲突时，通常也是新闻媒体最为活跃的时候。首先，当冲突发生时，公众在国家利益与民族身份认同的驱使下，需要透过新闻媒体这个平台了解冲突信息以及多层次的解释和评论等；其次，政治决策者需要透过新闻媒体管道了解民意，对国际社会发布信息、 传递立场与态度以及有意识地引导舆论等；第三，新闻媒体肩负对外传播的职责，塑造国家良好、正面的国际形象，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同时，新闻媒体对内也需要反映并理性引导民意民情，在可能的程度上影响或制约执政者的决策。

　　对于公众而言，新闻媒体是他们获取国际事务相关信息的主要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是新闻媒体将中日钓鱼岛冲突带到了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议程设置研究发现，在外交政策、政府可信度等缺少亲身经验的问题上，公众议题更容易受媒介议程的影响。 媒介议程不仅影响某个议题在公众议程上的显要性，在属性（attribute）议程设置层面，媒介可以通过选择和强调议题具体属性的某些方面来建构报道对象的形象，新闻报道的组织框架直接影响公众头脑中刻板印象的形成。“议程设置效果的显著后果之一便是视角的铺垫（priming）”， 媒介引导公众对国际事务形成意见的方向，并最终影响到公众的行为。在本轮钓鱼岛争端持续过程中，中国大陆媒体报道有两个转折：第一个转折点是香港民间保钓组织成员登上钓鱼岛事件的发生，在此之后媒体开始对中日两国民众的态度和行为有了更多的报道；第二个转折点是9 月11 日，日本政府签订“购岛”合同，标志着日本国内正式将钓鱼岛“收归国有”，媒体报道重点从日本政府转向中国国内。 从民间反日游行的爆发和进入媒体视野过程可以明显看到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互动，媒体大量集中报道钓鱼岛冲突使得该问题在公众议程上获得显要性，并促使民间反日保钓活动的活跃，民间行动又反过来影响了新闻媒体的议程。

二、单向叙事与平面思维：国际冲突报道中新闻媒体的叙事风险

通常， 国际冲突的产生都有着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以及政治、经济等背景，安定与对抗、延续与中断、混沌与无序是国际冲突的主要特点。在全球化的现实与传播语境中，无论被动还是主动，新闻媒体都不可避免成为冲突的一部分， 是冲突的公共解释者和利益斗争的象征性场域。 国际冲突报道属于国际传播的一部分，是一种政治传播，新闻传播组织的行为将无可避免地被纳入国家利益轨道。与一般新闻相比，国际冲突的报道和传播由于涉及体现和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 世界局势以及大国关系等多层次的复杂性， 使新闻媒体在报道国际冲突时，必须面对国际与国内、政府与公众、 历史与现实等多元化的冲突关系和由此而可能引发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层面的风险，而新闻媒体处置这些冲突关系的思维方式与叙事框架，则进一步影响风险的现实可能性。

　　1.国际冲突的报道中新闻媒体单向度的叙事，会面临影响公众对国际冲突复杂性认知的风险。在国际冲突中，媒介化的政治对公民价值与意识、对共同目标及身份认同以及其与政治生活的关系等都显示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国际冲突的报道过程中，当事国媒体通常以国家利益为本位，对外媒的转载和引用亦是围绕着国家甚至政府的立场择其所需，建构起一套因果逻辑。这样的编辑处置使得新闻媒体在自觉或不自觉为本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辩护之时，损失了大量的信息和观点，以致对第三方信息和观点的引用非但不能有助于打开观察分析的视角、更深入地了解各方态度，反而是用新闻媒体的幻想构筑起自我想象的封闭世界，拒绝了和外界的交流，远远背离了新闻传播的初衷。 有日本学者归纳了日本媒体在本轮钓鱼岛争端中的总体表现：未能全面、客观报道争议的来龙去脉；未能平衡、公正地呈现冲突对立一方的论点，而是采取有选择的转述；信息和观点同质化、表面化； 媒体就钓鱼岛问题主动为政府决策制造正面舆论， 片面指责中国， 主张本国的绝对正当性。反观中国大陆媒体，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信息同质化，观点单一化等问题。以对外媒的转载引用为例，除日本媒体之外，被大陆媒体转载和引用次数较多的有俄媒（俄专家）、英媒、韩媒等，新闻媒体引用的主题倾向于围绕着对军事冲突及其结果的预测、 对中日冲突的担忧和对日本政府的谴责、呼吁中日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2.在国际传播的国内传播方面，新闻媒体面临着激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粹主义倾向的风险。 香港保钓人士登陆钓鱼岛是此次冲突中刺激中国公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一个重要节点。 媒体用“出征”、“凯旋”等带有正面评价和鼓舞性情绪的词语描述登岛行为，如“保钓者‘被捕’时高喊这是中国领土”，“保钓人士跳入海中游至钓鱼岛，以砖头还击日方船” 等这类登岛细节的披露形成一种英雄式的、悲壮的话语氛围。在这次有着浓厚政治意味的登岛事件备受关注的同时， 网络上开始出现较多相关的煽情性报道。 8 月16 日的报道《中国人登钓鱼岛震惊日本 日网民叫嚣“枪决”》，将个别的日本民众泛化为“日网民”的行为，而且选择了“叫嚣”“枪决” 这样刺激性的词语作为标题。 8 月17 日，《环球时报》报道《网传日女主播扬言要杀中国人随后改口道歉》，报道中“日女主播”指的是名为“日本朝日体育主播真野子奈”的微博账号，这条“网传”消息的真实性并未经核实，制作消息标题时又置换了主语。 在舆论一边倒支持香港保钓人士之时， 这些煽情性报道进一步激升了社会上的民族主义尤其是网络民族主义情绪和仇日、反日心理。新闻媒体不仅在报道中运用主语泛化、放大煽情性细节等煽情性手法，疏忽对真实性的核实。日本政府签订“购岛合同”之后，新闻报道呈现出的图景是： 政府和社会密集发表抗议，否认、拒绝、抵制与日有关的所有事物，并且非官方的“表达权利”得到主流“尊重”，“抵制日货”、“反日”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演变成对个体行为的严厉要求。到后期，反日游行发生的打砸行为被官方媒体定性为“非理性行为”、“不妥”，对这些行为在法律层面的要求以及对公众理性爱国的呼吁的报道和理性诉求， 有效地规避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的风险。

　　3.在对外传播方面，新闻媒体面临政治风险，包括影响国家形象的构建、 两国外交前景以及冲突问题的解决等层面。 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在国际冲突中维护国家利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在经历了信息革命的21 世纪，“政治斗争围绕着确立自己的信誉和破坏别人的信誉来进行”，“政治已经变成了有关可信度的竞争”。尽管军事、 经济等硬实力在解决国际冲突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国家的信誉和国际形象也是现代国际冲突中制衡对手的有力砝码。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对于宣传所持的态度更加敏感和谨慎，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但是相比这种有目的的单向传播，在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的对外行为所反映出的国家形象更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因此，国际冲突的应对不仅有关于眼前利益的维护， 还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上的政治资本，尤其是声誉资本的维护和积累。此次中国民众游行中出现的一些过激的、 失控的情绪表达，给钓鱼岛冲突的合理化解，以及促使中日两国政府和民众之间达成谅解与重建信任都造成了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另外，媒体的预测性报道围绕着“是否会发生军事冲突”，给中日冲突营造了一种高度紧张的新闻语境，并且将“购岛行为”与侵华战争建立起前后的某种关系， 这种预测有可能成为对战争的鼓动。 中日关系从“政冷经热”到现在的“政冷经凉”，两国国内形成的对立情绪以及相互之间极不信任的舆论氛围使得两国未来的外交前景堪忧，而在经济领域，企业的跨国经营也面临着更大的政治风险。

三、制造共识：国际冲突报道与传播的焦虑及其消解

人类历史发生的国际冲突或战争显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社会，国际冲突中新闻媒体的作用与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一个媒体与传播方式愈来愈先进、公众的民主和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的现代社会，新闻媒体在现代国际冲突中的角色和影响力日益巨大。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冲突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新闻媒体需要面对涉及的多元化冲突关系和由此而可能触发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层面的风险，这些风险影响甚至左右了新闻媒体对国际冲突的处置和报道，致使新闻媒体深陷各种焦虑之中。

　　1.身份认同与新闻专业主义诉求的焦虑。 李普曼的“探照灯”和塔奇曼的“窗”的暗喻都揭示了新闻报道活动的自身局限，新闻组织选择性地突出和强调事件的某些方面，并弱化或者忽视的另一些方面， 将事实以媒介化的面貌再现给受众。 更多的时候，由于时空的距离、文化的距离、认知的局限和价值的冲突，国际冲突的报道往往成了“窗子”背后的“窗子”，“探照灯”下的“探照灯”式的呈现。 首先，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中，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可以抵达新闻现场，更多的媒体依赖于通讯社所提供新闻产品，这就意味着正如怀特的把关人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大多数编辑都是在有限的国际电讯稿之内进行选择。 其次，国际新闻的报道中，新闻工作者往往会以自文化为中心去感知、呈现和解读异文化，这个过程包含了大量的误读和偏见。 再次，“新闻无国界，但是新闻记者有自己的祖国”，也就是说，记者归属于一定的政治身份和民族身份，这种身份将以舆论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影响着媒体工作者的新闻生产实践。 尤其在冲突和矛盾最尖锐的情境中，媒体的话语偏见和煽情主义往往违背了媒体作为沟通渠道的本意，反而成了阻隔冲突双方交流对话的沟渠，冲突双方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展开积极的对话。

　　2. 国际冲突报道中国际与国内冲突的焦虑。新闻媒体的焦虑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新闻操作中。若将视野转向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同样有一个比喻——“瞭望哨”，媒体有责任发现潜在的危险并向国家发出警告。 但是在应对国际冲突时，作为 “瞭望哨” 的媒体究竟从哪个视角来瞭望，是“向内”还是“向外”？ “警报”的发出有没有先后的顺序？ 从此次钓鱼岛冲突中发生的情绪的激化可以看到媒体作为“瞭望哨”的纠结境况。 一方面，中国民众在钓鱼岛冲突中的政治参与和表达给日本政府形成直接的压力，这有利于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因此新闻媒体表现出不急于或不情愿批评游行中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情绪的失控和非理性的表达使得中日之间的隔膜更深，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实质伤害，新闻媒体必须就此问题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 事实上，大众媒体环境监视功能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就是媒体为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多元的观点，通过深度报道和解释性报道来呈现冲突在历史和现实当中的复杂性和可能性，在理性分析的前提下谨慎地预测，避免将冲突的任何一方以及冲突本身表面化和标签化。

　　3.信息多元化的焦虑。 在钓鱼岛事件中，中国的新华社和日本共同社尽管具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但是它们都宣称代表本国的声音。政府作为信源和传播政策的制定者影响着媒体的新闻生产实践。 政府作为信源，占有权威信息资源，最常见的是通过主动吹风或封锁消息等方式来对媒体实施控制。 从7 月7 日日本政府公布钓鱼岛“国有化”计划到9 月11 日完成“购岛合同”的签订，在腾讯新闻专题《钓鱼岛危机升级》中，报道主线主要围绕着外交部例会和政府声明展开， 报道中国大陆的约150 条消息中，基本都是“中方”、“外交部”作消息主体。新闻媒体陷入追求信息权威，信息相对单一，缺乏多元化的困境和焦虑之中。

　　由于国际冲突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新闻媒体在报道和叙事中，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以及政治、经济等背景与因素都是需要考量的。面对国际冲突，新闻媒体如何走出焦虑的困境，释放自身的焦虑？

　　首先，可以借鉴国际社会的积极做法。 在钓鱼岛争端中，有研究者从俄、韩对日领土争端的媒体舆论策略的研究中，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可借鉴的启示：通过寻找历史根据和创造友好国际传播氛围来保障国家信息主导权，通过国际主权宣传和国内主权教育相结合来提升国家影响力，通过国家形象建构和民族性格塑造相结合来增进国家文化“软实力”。这需要新闻媒体在面对国际冲突时， 在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框架内，保持理性和克制，展示有力、自信的国际形象。 在传播政策方面，以对出境信息的管理为例，采用“内外有别” 的政策来协调出境信息和境内信息，以期使出境信息产生最大效力。

　　其次，坚持国际视野，将国际冲突置放于国际环境中。 针对钓鱼岛领土争端中日本媒体的做法，日本学者浅井基文在分析钓鱼岛争端的国际情势之后指出，认清21 世纪复杂的国际环境，立足当下是处理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所应具备的思维和态度。这也给媒体报道国际冲突提供了启示，无论是分析预测还是引用转载，都应该力图将冲突置于更广阔的现实背景之中，置于全球利益的结构之中来辨析利害。

　　再次，尊重公众的参与，合理引导民族主义情绪。钓鱼岛领土争端中，腾讯新闻网页在呈现打砸的新闻报道时，配图选择了市民有理性、有秩序地游行示威的照片。 直到9 月15 日以后呼吁“理性反日”的声音才在媒体上呈现。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但裹挟其中的非理性的甚至是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伤害。 国家利益的冲突发展到两国民众之间情绪的对立， 媒体应避免煽动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新闻媒体在评论日本“购岛”行为时，往往将其放置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中， 与中国公众共同的民族仇恨和屈辱记忆联系在一起， 使得中日两民族之间的心理隔阂更加深重。面对当下的中日冲突，持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分析被强势的“保钓”舆论所遮蔽，弱势意见呈现出沉默的螺旋。日中新闻社社长韩晓清在《认真反思日中关系冷静评判香港保钓者行动》 一文中， 站在国家战略和未来中日关系层面来分析钓鱼岛问题，对民间保钓行为持批评态度。文章发表后被贴上“保钓害国论”的标签，当事人在舆论的压力下通过媒体就此番言论发表道歉声明。

　　最后，尊重国际准则，制造共识，争取国际冲突传播积极的舆论情境。 有国际问题观察者和研究者认为新闻媒体报道国际冲突时应该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包括：不人云亦云，不渲染炒作等；“有所为”则要明确立场，促进共识等。这其中，面对敏感而复杂的国际冲突时，新闻媒体在明确立场和态度的基础上，如何制造促进冲突的各方达成共识的舆论环境至关重要。 在钓鱼岛争端中，共识的制造，对新闻媒体而言，对外需要有国际化意识，尊重国际准则，同时明确钓鱼岛问题是事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激化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问题复杂化甚至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对冲突的解决是有害而无益的。 对内则要规避激发公众的非理性情绪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风险，“大众情绪过度发泄会削弱整个社会的理性与自治机制，对这种情绪的放任和妥协一定程度上促使原本具有建设性的行为演变成一种破坏性的、非理性的极端政治宣泄，这对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有害无益的。”尤其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保持公共的理性，达到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Tarde）所呼吁的：“使今天的理智成为明天的舆论和后天的传统”。 钓鱼岛争端中，在“国有化”的后期，我国新闻媒体与国家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将钓鱼岛争端定性为二战遗留问题以及强权政治的安排，应尊重历史保护二战成果，在寻找国际共识和法则即国家独立与主权、边界与领土不可侵犯的原则的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的努力上，争取了国际舆论，获得了积极的对外传播效果。 反观日本媒体则由于片面为国内政治斗争服务，激发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被国际舆论批评“失职”。

　　［1］［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2］Christopher Young （1991），The Role of Media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Canadian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Security， Working Paper No. 38.

　　［3］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郭镇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0.

　　［4］W·本奈特.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8.

　　［5］罗以澄，司景新.制造认同：大众传媒对国际冲突的再现[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2）：61.

　　［6］蔡孟翰.从钓鱼岛争议看日本媒体的失职[N].，联合早报，2012-9-27(4).

　　［7］马洪喜.美国主流媒体视野中的中日领土争端问题研究——以<纽约时报>（1980—2010 年） 为例[J].当代亚太，2012,（3）：38.

　　［8］文婷婷，蔡尚伟.论俄、韩对日领土争端的舆论引导对中国的启示[EB/OL].人民网传媒频道，2012-10-15.

　　［9］浅井基文.领土问题的思考观点[EB/OL].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zlwj/article_2012101169008.html.

　　［10］孙佳华.国际冲突报道的“为”与“不为[J].中国记者，2002,（9）：22.

　　［11］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