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晟

　　（吉林大学法学院，长春 130012）

　　论刑事司法领域下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

　　曲晟

　　（吉林大学法学院，长春 130012）

　　法律正义是基本正义，社会正义是更高标准的正义，两者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碰撞、矛盾时有发生，给刑事司法活动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现象除了是由法律正义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以外，还归咎于社会公众基础法律意识的缺失。本文致力于寻求融通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之径向，包括提高社会公众于法律正义的接受限度；理性对待公众舆论，合理引导民意走向；适度考量公众舆论，保障司法独立；确保司法透明、信息公开、判决说理等方面。

　　刑事司法；法律正义；社会正义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司法活动作为公力救济的一种手段，承载了人们对公正审判的渴望，这种诉求可以归结为人类所一直追求的一种价值理想——正义。正义是法学的一项基本价值，但是关于什么是正义，一直是一个未解的命题。“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可见，正义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内涵。法律正义是指法律之内的正义，是法律认可和保障的正义。法律正义虽然也是一种正义，但它归属于法的范畴，是一种法律规范，它的内涵受法的调整范围的限制，是以成形的制度形式表现出来的有形正义，是兼有理性强制和国家强制双重强制属性的正义。[2]社会正义是指社会大众普遍认同和追求的正义。社会正义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正义，属于伦理规范，与法律正义相比，它的价值要求更高。法律正义是基本的正义，而社会正义是更高标准的正义，就像塞西尔所说的那样，“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正义并不要求一个人有恩必报，或者应当乐善好施；它只要求一个人应当对别人遵守信义，违约是不公道的，加害于人是不公道的，但在未经约定的情况下没有感恩戴德，则不算不公道，因此法律并不纠正忘恩负义的行为。”[3]

　　在中国的法治发展进程中，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碰撞、矛盾时有发生，近年来，很多刑事案件受到社会的强烈关注，就是因为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在个案中出现了错位。同时，民众对社会正义的朴素追求所形成的强大公众舆论和民意倾向又会使司法活动备受压力，影响案件的审判过程及最终结果。以较为典型的许霆案为例来分析。许霆案经历了一审判决、二审裁定发回重审、一审重审、二审终审这样的曲折经历，受到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牵动了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神经，可以说许霆案最终的审判结果是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博弈的结果。首先，许霆案的原一审判决结果合法但不合理，引发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冲突，推动本案发回重审。原一审法官在法律程序、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上都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情况出现，这一审判结果是完全合法的。但是这一结果严重偏离了社会公众对正义的期盼和长期以来涵化的伦理情感，打翻了公众心中的正义天平，舆论普遍认为这一裁判结果量刑过重，反对之声铺天盖地，舆论压力推动了本案发回重审。其次，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强烈碰撞，促使新的判决结果回应了民意。本案的重审法官认为，基于许霆的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较轻，依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即使判处最低档无期徒刑，仍然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以启动了特殊减刑制度，判处许霆5年有期徒刑。可见重审法院是在尊重了民意的基础上，看到了在许霆案中法律的僵化适用导致个体正义受到损害的情况，重新进行价值判断，在法律制度内进行补救和纠偏，这是对民意的一种善意回应。

　　许霆案所折射的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实践中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就许霆案而言，公众舆论与民意导向促成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裁判结果出现，但是同时也给司法带来了不可回避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导致司法公信力的降低。法律的最高价值和终极目标就是公平正义，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主要依赖于对司法个案的裁判结果是否公正的评价。当人们发现依照法律规范做出的刑事判决结果屡屡偏离大众的普遍公正标准，那么法律和社会之间的隔阂就会加深，公众对法律权威性的认可度就会降低，进而不信任司法。另一方面，司法独立受到干预。当法律适用结果所体现出的法律正义与社会大众所尊崇的社会正义不符时，民众就会以民意、舆论的形式来表达这种不满，并且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来“修正”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法律正义，这样就必然会干预到司法的独立，甚至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可见，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囿于价值理念层面，已然对司法实践产生不利影响，并且其覆盖面和影响面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应该受到学者的重视。

二、追问：刑事司法领域下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缘何错位？

为什么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很多个案的法律适用，会出现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的严重错位，导致社会民众的质疑和不接受？我国现有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差距，真的大到足以使法律与社会之间产生隔阂吗？这种公众舆论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是理性的、妥当的吗？在此我们先要理性地去分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才能正视问题，避免盲从。

　　第一，法律正义具有实践的局限性。这是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在具体案件中会出现严重错位与分离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律正义不是司法操作者的单极正义,它事实上是一个受到供需双方影响的变量。[4]一方面，法律正义只是正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是有限的。因为法制不是全能的，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有限，只调整那些基本的社会关系和事项，因此蕴含其中的法律正义的内涵也是有限的。由于法律正义的内涵要小于社会正义，所以那些道德程度要求比较高的社会正义，就无法在法律正义中得到实现，这就会引发一部分不了解法律的民众质疑法律及法律正义。另一方面，法律正义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是本质，程序正义是保障。在司法实践中追求法律正义的实现时，往往会出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冲突，由于坚持程序正义而损害实体正义的情况，因而法律正义的实现也是有限的。法律正义在实践上的局限性是与生俱来的，无法消除的，但是能否以此认定，法律正义就可以被任意牺牲，就可以用社会正义感和民意来代替法律，为了实现所谓的社会正义而放弃法治？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法律本身就是承载民意的规范，我国法律是人民制定的，立法是吸纳民意的过程，而司法则是依据民意裁判的过程，即法律是公意的体现，公民既是立法者，同时也是法律的最终评判者。[5]所以法律规范是体现了人民的利益要求和价值选择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在本质上是不矛盾的。即使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个案的处理不公正，我们也要保证法律的刚性，坚守法律的神圣与权威，否则，如果失去了法治，以非理性的、错误的民意来干预司法活动，就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正义的实现更无从谈起。正如英国学者金斯伯格所说：“正义观念的核心是消除任意性，特别是消除任意权，因此合法性的发展就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因此人是受法的统治而不是受人的统治的观念就涌现出来。正义的历史大部分是反对法的迟误，反对任意适用法律规范，反对法律本身的不法的这些运动。”[6]

　　第二，社会公众基础法律意识缺失。在很多背景和语境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评价，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还比较薄弱，学法、守法、用法的程度还不够高。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法律基础教育严重缺失，造成多数民众不知法、不懂法。我国的法律教育是从高等教育开始起步的，始于大专、本科，如果没有进入大学，那就一直不会有接受法律教育的可能性。中国的教育体制，是通过高考来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据教育部统计，2010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946万，计划招生657万人，尽管近年来的高考招生比率在不断上升，但是每年还是会有数百万的孩子被挡在大学的门外，也就失去了接受法律教育的机会。再看进入大学的学生，除了法学专业的同学要接受系统教育外，各学校只是在非法学专业设立公共课程——法律基础，授课时间少，课程内容概略，学生只能简单了解到法律的一些基本知识与制度。 如此看来，就全国人口比例来说，接受过法律基础教育的人数就很少，学习法律专业的人数更少，这就形成了一种法律精英教育的局面，学习法律的、懂得法律的都是社会的精英层。那么没有了法律基础教育，社会大众了解和接触法律的途径，除了极少数的自身经历外，基本上都是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近几年各种法制栏目、法律热线、以案说法之类的节目和板块丰富着人民的精神生活，虽然也起到了一定的的普法宣传和教育的效果，但是缺乏一定的专业性和体系性，普通民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还是相当有限。这种情况下，当一些具体个案进入大众视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之时，在社会民众之间出现的各种舆论阵营，多数都是从道德角度出发的，少有真正的法律问题之争，也就是说很多被各种媒体、舆论口诛笔伐的案件，很多民愤甚重的案件，其真正的冲突点并不是法律正义不符合社会大众的正义观，只是人们把对社会各种腐败、不公正等现象的不满情绪发泄在这些焦点案例上。

　　第三，公众舆论与社会民意具有不稳定性特质。近年来，随着各种新闻媒介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的四通八达，言论更加自由，表达更加便利，社会舆论对法治的监督也更加多面和有力。法律公正的实现是需要社会监督的，但是，这种监督是有限度的，不能以监督为名来破坏司法独立，要避免“舆论审判”、“媒介审判”情况的发生。因为公众舆论并不总是正义的，民意也可能是激情多于理性，具有不稳定性、情绪性、随意性等特点，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媒体铺天盖地，以其超大的信息量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重大案件或典型案件受到社会民众的关注，都与媒体的大力报道和渲染相关。但是媒体报道毕竟不是案件写实通报，往往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在报道和评论时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和主观性，可能会对案件的某些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进行不实或片面的报道，混淆是非，而同时民众的情绪很容易被各种消息、报道所影响，表现出不稳定性。例如在马加爵案中，当其惨杀4名同学的案情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公愤，但之后媒体披露其坎坷经历后，公众又产生同情和惋惜。另一方面，网络的发达也给社会民众提供一个发表言论的自由舞台，在网络上消息传播的更为快捷和广泛，很多公众舆论和民意就是从网络爆发出来的。但是，网络上的信息总是良莠不齐、鱼目混珠，而三人成虎，任何一个假信息都可能对社会造成损害，使社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7]而且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与隐蔽性，民意的表达可能更为大胆和肆意，甚至恶意诽谤，形成误导。甚至，有时真实的信息由于网络的放大，也可能被不断影响、累加、歪曲，汪洋肆意，使得事件的本来面目不复存在，导致网民以情绪的宣泄代替理性的思考。加之社会公众又存在一种从众心理，一旦针对某一案件形成一种强大的民意民愿，甚至是民愤时，司法人员基于传媒的影响或迫于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有时会做出有失公正的判决。[8]

三、融通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之径向

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虽然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两者并不是绝对排斥的，两者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是共通的，所以在理性面对法律正义与公众正义的矛盾冲突之后，我们应该致力于寻求融通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之径向。

　　第一，提高社会公众于法律正义的接受限度。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很多情况下民众对一些特定刑事案件的进展或裁判结果不满和有异议，是因为对法律规范的不了解或者不理解，所以，要减少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之间的不合理错位，首要的是增强民众的法律素养。首先，加强法制宣传的深度和广度。虽然现在有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和网络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法律新闻和法律知识，但是这些法律案件或法律新闻的报道更突出其“新闻”特质，对法律知识和法律理念的宣传涉及甚少，即使是专门的法制节目，也多数是偏重于故事性和背后的人性分析与道德思考，鲜有以某一案例来进行法条教说和法理分析的，这样一来虽然法制节目很多，但是对法律的宣传深度仍不够，还需要更为专业和系统的路径，比如在相关报道或节目后面增加一段法律小贴士，附上相关的法律规定和背后的法治精神，可能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培养起公众的法律意识。另外，一些中小城镇、农村和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法制宣传和普法现状更为严峻，应作为普法工作的重点。其次，强化法律基础教育工作。法律知识的匮乏，法律意识的欠缺，很大程度上要归责于法律基础教育做的不好，这样会降低公众对法律正义的认同感和接受度。如前分析，社会公众对某一案件的评判，对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的估算都与他们的法律素养息息相关，从我国现实的国情来看，民众的法律素养不高，这就很容易出现法院量刑与民愤不一致的情况。[9]笔者建议可以先在高中阶段加设法律基础课程，教授法律基础理论和基本法律制度，在大学阶段继续开设法律基础课程，但是在内容上更为详细和丰富，并且增加教学课时，使法律基础教育能够真正有效地实施到位，而不只是流于形式。

　　第二，理性对待公众舆论，合理引导民意走向。法院在办理案件时必须重视舆论和民意的导向，因为一方面，法院不能置社会舆论于不顾，否则即可能处于社会矛盾的中心，而这与法院的社会角色不相称；另一方面，“公众舆论的背后是人类的欲望、希望和要求，它们通过人类本身使人类感到它们的存在，并使它们在司法中、在撰写法律著作和立法史中有所作用。这样，如果我们要充分地了解它的话，我们就不能忽视在这个过程中积极行为的人”。[10]良性的公众舆论能够对司法活动起到有效监督作用，包括检验司法公正、促使司法审判过程公开透明、保障司法审判独立。异化的公众舆论就会对司法活动起到负面作用，包括干预司法独立、影响公正审判。民众的社会正义感也是不稳定的，容易被影响而有所偏颇，当民意在表达时如果为了宣泄的畅快与释放的满足而脱离客观、失去理性，加之有着盲从与偏信的推动，使民意的效能走向负面时，[11]那就必须有一股力量来引导公众舆论和民意回归理性的方向。应该以法治精神来进行引导，让公众在法律的框架内更好的理解个案，使舆论争点更加的接近个案争点，让法律正义更能被社会民众所接受。当某一刑事案件成为社会焦点时，引导民意的任务主要应由媒体和网络来完成，因为如前所述，媒体和网络是当今社会民众获得信息和表达意愿的最主要途径，主流媒体应该担当起引导舆论走向的责任，以客观全面的信息、理性的分析论辩来使民众冷静下来，恢复理性，必要时还需要相应的司法机关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回答媒体和公众的问题，澄清误解，以保障民意表达的客观真实。

　　第三，适度考量公众舆论，保障司法独立。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坚持依法办事，维护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当存在外界压力时，法官要恪守职责，不能轻易被动摇而出现“舆情决断”或“民意审判”的结果。这对法官个人的素质要求就比较高，我们要注重培养法官在这方面的能力，使法官更为专业和理性，裁判结果在合法的同时更加合理，令民众的接受度更高。首先，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严格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案件事实是法官作出裁判的基础，法律法规是法官作出裁判的依据，但是法官在定罪量刑之时并不是机械、僵硬地适用法律，还应在法律框架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面考察案件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以及各种法定、酌定的情节，结合我国现行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遵守法律程序，做出科学合理的裁判结果，从本源上消减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矛盾。其次，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恪守职责，坚持独立审判，不受外界干扰。因为司法审判是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都十分强的一个行业，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任的，只有经过专业学习和取得职业资格许可的人才可以承担此项工作，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该坚守法律职业人的专业优势，以冷静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来应对各种感性的、情绪化的、甚至偏激的民意，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和法制的刚性。最后，法官在做出裁判时，应该对公众舆论进行适度的考量。因为通过对舆论的把握，法官可以更好地衡量法律价值和正义标准，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但是要控制在法制允许的限度内。这里要强调的是法官是要主动去考虑民意和舆论，考虑案件的社会效果，但是这种考虑是在做任何案件裁判之时都要做的分内工作，并不是当某一案件成为社会焦点、受到强烈关注时才回过头来去考量舆论走向，进而随风倒，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是背离法治精神的，更无法从实质上来彰显正义。

　　第四，确保司法透明、信息公开、判决说理。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屡屡碰撞，并不是我国的法律度无法适应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很多时候社会公众的质疑和不满是针对司法活动的的不透明和信息的不公开，由于相关信息的无法获得，公众对于案件的猜测会越来越多，对于政府和司法的不信任会越来越大，这是十分危险的。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 《论犯罪与刑罚》中便指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12]司法机关保证司法活动的公开透明，才能树立良好的形象姿态，才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特别是那些热点焦点案件中，司法机关如果不能做到公开透明，就会导致舆论的背离。我们应该吸取以往的教训，让司法机关在必要时能站出来，例如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客观准确地公开信息，以稳定民意，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另外，法院在对案件作出判决时，要给出详细的、有说服力的判决理由，增进诉讼各方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这样才能使民众更好的了解法律，接受刑事裁判结果，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以达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的效果。其实很多时候，民众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接受，并不是全盘的不接受，而是对该结果的产生过程或者理由有疑问，如果有足够充分、合法、合理的理由说明，那么相当大一部分的质疑声音就会消失，法律正义就会被更好地接受。

　　[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61.

　　[2]周旺生.论作为第三种规范的法律正义[J].政法论坛，2003（4）:34.

　　[3][英]塞西尔.保守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09.

　　[4]谭义军.论司法正义之供需关系及其模式转换[J],求索,2010（12）:153-155.

　　[5]张国平.试论不正义法律的道德约束力[J].求索, 2011（3）:154.

　　[6]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52.

　　[7]蔡艺生.平民的胜利抑或失败[N].检察日报,2009-11-12.

　　[8]陈爱蓓.刑事裁判中的事实误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10.

　　[9]赖早兴.刑法平等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28.

　　[10][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M].曹玉堂、杨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15.

　　[11]莫晓宇.民意的刑事政策分析——一种双向考量后的扬弃[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3):87.

　　[12][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20.

　　（责任编辑 梦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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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862X(2012)02-0144-005

　　曲晟（1983-），女，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人，吉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