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国

　　(池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安徽池州 247000)

　　重灾打击下的安徽农业生产*
——以20世纪30年代3次大灾害为中心的考察

　　汪志国

　　(池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安徽池州 247000)

　　20世纪30年代，安徽先后出现过1931年大水灾、1934年大旱灾和1938年大水灾等重大自然灾害，这3次重大自然灾害对安徽经济社会以及百姓生命财产造成重大影响，尤其对农业生产影响更大，农业生产逐步衰退，耕地大面积受损，农业产量大大减少，养殖业也受到很大冲击。

　　安徽省;重大自然灾害;农业生产

　　20世纪30年代，安徽先后出现过1931年大水灾、1934年大旱灾和1938年大水灾等重大自然灾害。1931年入夏以后，全国有16个省出现长达3个月的淫雨天气，从而造成了20世纪以来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全国性的大水灾，安徽是灾情最重的省份之一。1934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到百年不见的大旱灾，安徽约占全省总县数的90%的县发生旱灾［1］。1938年6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为“阻止”日本侵略者西进，在郑州花园口自决黄河大堤，河南、安徽、江苏3省大片土地顿成泽国，安徽的黄水灾害，以皖北最为严重。这3次重大自然灾害对安徽经济社会以及百姓生命财产造成重大影响，尤其对农业生产影响更大。农业生产是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主要劳动对象的，而动植物的整个生命过程，从生长、发育到繁殖，都必须首先和外在环境相适应、相协调，农业“受自然条件之影响最为深刻”［2］。农业生产过程对自然过程、自然环境和自然因素有极大的依赖性，每当自然灾害，尤其是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以后，往往出现土地荒芜、农业基础设施破坏、庄稼毁损等现象。本文拟以这3次重大自然灾害为个案，对灾害打击下安徽农业生产的衰退情形予以考察与透析。

一、耕地大面积受灾

耕地是一种特别珍贵、数量有限的生产资料，人类只能利用耕地，改良耕地，但不能创造比原来面积更多的耕地。20世纪30年代2次大水灾、1次大旱灾对近代安徽农业生产用地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1931年大水，长江、淮河圩堤溃破，洪水横流，江淮地区一片汪洋。据统计，长江干堤和主要支流堤防有254处溃决，淮河干堤重要决口达61处。全省遭灾耕地达32939087亩，48个县农田被淹情况分别是:怀宁县255200亩，桐城县236507亩，望江县156000亩，无为县 1120000亩，和县510000亩，宿松县560000亩，含山县121026亩，潜山县50000亩，太湖县88520亩，合肥县1301000亩，巢县80000亩，庐江县459900亩，舒城县200000亩，六安县25560亩，霍山县9000亩，宣城县726600亩，贵池县250000亩，东流县(今属东至县)111358亩，铜陵县180000亩，芜湖县 440830亩，当涂县 828000亩，繁昌县270000亩，秋浦县(今属池州市贵池区)4400亩，南陵县直208000亩，青阳县52000亩，广德县85000亩，郎溪县220000亩，凤阳县842800亩，寿县 1400000亩，凤台县 789700亩，怀远县20000亩，霍邱县36690亩，五河县5076亩，宿县116000亩，阜阳县6300000亩，蒙城县6400000亩，涡阳县6000000亩，颍上县370000亩，泗县212000亩，盱眙县(含属江苏省)125320亩，天长县94000亩，灵璧县800000亩，全椒县1026600亩，定远县 290000亩，太和县 39872亩，亳县64200 亩，滁县 7268 亩，来安县 65300 亩［3］18－21。在这48个受灾县中，芜湖县受灾最重，约80%的稻田浸泡在洪水之中。

　　1934年的大旱灾也极大破坏了安徽的土地资源，据当时的安徽省政府统计，农田受灾面积18161426亩，全省有47个县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灾，各县受灾农田分别是:怀宁县264760亩，潜山县160013亩，桐城县298559亩，望江县222234亩，宿松县350337亩，太湖县249750亩，芜湖县11300亩，当涂县72000亩，繁昌县104800亩，南陵县 336702亩，无为县 372935亩，庐江县787400亩，巢县380384亩，铜陵县92854亩，立煌县(今金寨县)92130亩，六安县1090479亩，合肥县 2755352亩，舒城县 255252亩，霍山县198400亩，寿县897500亩，定远县1010095亩，霍邱县 1302759亩，滁县 275928亩，来安县130772亩，全椒县415059亩，和县257577亩，含山县 141500亩，嘉山县 119654亩，天长县1960300亩，盱眙县(今属江苏省)203320亩，贵池县158890亩，东流县(今属东至县)80000亩，至德县(今属东至县)223000亩，青阳县103403亩，石埭县(今石台县)40022亩，太平县63646亩，宣城县778090亩，宁国县244345亩，绩溪县87800亩，泾县246220亩，旌德县115400亩，广德县 362067亩，郎溪县 287811亩，休宁县178190亩，歙县328710亩，黟县100529亩，祁门县 148759 亩［4］。

　　与前述2次水、旱灾害相比，1938年大水侵袭的农田主要位于淮河流域。是年，由于黄水南侵，淮河大堤溃决，两岸一片汪洋，皖北18个县(市)被淹农田23450000亩，各县被淹农田数量分别是:阜阳县4740000亩，太和县1750000亩，霍邱县550000亩，凤台县2230000亩，涡阳县120000亩，蒙城县210000亩，亳县160000亩，寿县2540000亩，临泉县540000亩，怀远县2240000亩，灵璧县2300000亩，凤阳县2150000亩，五河县70000亩，泗县150000亩，盱眙县(今属江苏省)1260000 亩，天长县 250000 亩［3］44－45。更为甚者，滚滚洪水把泥沙带入淮河流域，致使淮河流域连年发生水灾。自1938年以后，“每夏涨水，使夏作无法生长，仅能收获冬作一季，……泛水所及之地，河渠均已淤塞，野草杂生”［5］。阜阳县18县(市)连年洪水泛滥，皖北无年不灾，被淹土地面积分别是:1939年为13，384，530亩，1940年为 9，001，370 亩，1941年为 5，435，190亩，1942年为 5，555，296 亩，1943年为 18，924，464亩，1944年为 6，375，128亩，1945年为 4，373，570 亩(1)，1946年为 6，384，536 亩［3］48。

　　从前3次灾害所影响的地区来看，每次灾害各不相同。1931年自然发生的水灾，其受灾的县均位于长江、淮河流域，其中28个县地处长江流域，20个县地处淮河流域，而新安江流域安徽各县在这次大水灾未受到影响。1938年人为造成的大水灾，受灾区域均在淮河流域。在1934年的大旱灾中，长江流域安徽各县受灾最严重，约有32个县农田开裂，淮河流域仅有8个县发生旱灾，1931年大水灾未波及的皖南各县在本次大旱灾中也未能幸免，均遭受旱灾的侵袭，不仅如此，皖南各县地处山区，农田抵御旱灾能力较弱，当旱灾降临时，受灾程度远比安徽长江、淮流域严重。

二、农业产量大减

耕地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的生产都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对于农业生产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因灾害导致耕地面积的减少，必须影响到农业生产规模和农作物产量。

　　1931年水灾发生时，江淮地区正值农作物早季收获和晚季播种季节，长时间的阴雨天气，造成粮食减产与损失。据当时安徽省政府的初步统计，受灾六成至八成的县有16个，即怀宁、桐城、望江、无为、和县、宣城、贵池、东流、铜陵、芜湖、凤阳、寿县、凤台、怀远、霍邱、五河等;受灾四成至六成的县有12个，即宿松、含山、当涂、繁昌、宿县、阜阳、蒙城、涡阳、颖上、泗县、盱眙、天长等;受灾三成至四成的县有8个，即潜山、太湖、合肥、巢县、庐江、秋浦、灵璧、全椒等;受灾三成至四成的县有9个，即舒城、六安、霍山、南陵、定远、太和、亳县、滁县、来安等;受灾二成至三成的县有 3 个，即青阳、广德、郎溪等［6］。

　　不仅如此，大量农田被淹，土地贫瘠化日趋严重，即使洪水退后，如果不采取一些复垦措施，也无法立即耕种，从而也会导致农作物产量的减少。以水稻与棉花为例，其种植面积与产量均大大减少。先看水稻，1915年种植面积、亩产量、总产量分别是1795.14万亩、156公斤、28.08亿公斤，1931年种植面积、亩产量、总产量分别是1475.50万亩、144公斤、21.18亿公斤。时隔16年，如果不考虑水稻种植技术进步等因素，1931年与1915年相比，全省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了17.8%，总产量减少了24.6%。更为甚者，1932年安徽全省水稻种植面积仅有1471.50万亩［7］34，比1931年也减少了，这表明，1931年的大水灾影响了次年的水稻生产。再看棉花，棉花对环境因素依赖较大，光、热、水等气象因子是影响棉花数量和质量年际变的重要因子。1931年长时间的梅雨天气，使棉花的日照时数大大地减少，棉株在温暖多湿荫蔽环境中极易造成枝叶徒长、发育延滞、根量少而根层浅，从而使棉花产量蒙受重大损失。据统计，自1919年至1931年的14年间，1931年的棉花产量是最低的。1919年种植面积、单产量、总产量分别是706000亩、21斤、147000担，1931年种植面积、单产量、总产量分别是 462900 亩、9.8 斤、43050 担［7］101，1931年比1919年分别下降了34.4%、53.3%、70.7%。而且，1932年棉花生产能力还没完全恢复到灾前水平。

　　与此类似，1938年黄水南泛，使皖北地区即将成熟的农作物发芽、霉烂，农业收成大大减少，据估计，农业减收价值为 181046000 元［3］48。

　　在众多的气象灾害中，水灾对农业生产的损失最大，其次是旱灾，干旱虽对农作的是一种缓发性、生理性的危害，但如果持续无雨的时间过长，同样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8］。

　　1934年干旱持续数月之久，禾苗枯萎，子粒无收，致使粮食产量大幅度降低。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估计，1934年主要农作物与平常年收成数量相比，收成损失率分别是:水稻为62%，高粱为49%，玉米为43%，小米为18%，棉花为 89%，大豆为 37%［9］。

　　至于农作物损失具体数额，据当时安徽省政府对48个县的调查，水稻损失约50489356斤，每县平均损失1051862斤;豆黍杂粮类损失约6312651斤，每县平均损失131514斤。水稻以当时市价3.47元平均价值估计，共计损失174025267元;豆黍、杂粮、芝麻、高粱、花生、山芋等以平均价每百斤5元计算，约值31066380元;此外，棉、麻、烟草之代价约值12000000元，合计共损失 217091647元，每县平均损失4522743 元［4］。

三、养殖业严重受损

自然灾害发生后，农田荒芜，粮食欠收，必然对养殖业产生极大地冲击。1931年大水灾发生后，耕牛锐减，1916年全省共有耕牛117.7万头，1921年为151.13万头，而1931年则下降到97.7万头［10］。分别比 1916年和 1921年下降了17.0%和35.4%。仅芜湖就损失耕牛8043头［11］。马、驴、骡等也受到重大损失，1916年全省共40万匹，1921年为62.97万匹，而1931年下降到33.05万匹［10］。分别比1916年和1921年下降17.4%和47.5%。

　　此外，猪、羊、家禽也饱受摧残，产量比灾前有较大幅度地减少。全省养猪数量，1916年为371.80万头，1931年为348.60万头，1931年比1916年下降了6%;养羊数量，1921年为93.16万只，1931年为82.09万只，1931年比1921年下降了12%;家禽数量，1921年为2765.88万羽，1931年为1969.84万羽，1931年比1921年下降了29%。

　　1934年的大旱灾对养殖业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现以怀宁县大丰乡青口上保上一甲为例进行阐述。该甲共有17个村庄，194户，996人。在1934年的旱灾中，该甲粮食几乎绝收，牲畜也遭严重损失。

　　由下表可以看出，灾前猪共有174头，灾后仅剩下6头，减少了约97%;灾前鸡共有2132只，灾后仅剩下200只，减少了约91%。唯独耕牛数没有损失，因为，耕牛是主要畜力，对广大农民来说，耕牛比他们的生命要重要，宁可自己饿死，也不轻易宰杀耕牛。

　　怀宁县大丰乡青口上保上一甲牲畜损失情况，仅仅是1934年安徽遭受大旱袭击的48个县一个缩影，尽管没有留下安徽全省养殖业因灾损失的详细资料，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蠡测当时安徽养殖业受灾害影响的大致情形。

　　

　　表1 1934年怀宁县大丰乡青口上保上一甲牲畜损失统计表

　　安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又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历史悠久，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不仅可以破坏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可以毁坏经济发展已取得的成果”［12］。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农业是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关系最为密切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束缚和影响最为严重。1931年、1934年、1938年相继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无疑对近代安徽农业造成极大的损失，使安徽农业生产逐步衰退，产量递减。灾害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与民间社会采取各种措施救治灾荒。［13－14］。尽管救灾效果不甚明显，但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还是起一定的作用。

　　注释:

　　(1)该年统计数据仅为泗县、五河、凤阳、灵璧、怀远、蒙城、凤台、阜阳等8县，其它县缺。

　　［1］汪志国，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以近代安徽为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2］(日)森次勋著，中国农业之基础条件［J］.罗理，译.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4(9).

　　［3］安徽地方志办公室，安徽水灾备忘录［M］.合肥:黄山书社，1991.

　　［4］安徽省政府.安徽省二十三年度行政成绩报告·救灾［R］.安徽省政府，1935.

　　［5］马逢周.从农业工程谈黄河泛滥区复兴［］.东方杂志，1948(6).

　　［6］时报［N］.1931－9－9.

　　［7］安徽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农业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8］陈文科，等.农业灾害经济学原理［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101.

　　［9］民国二十三年各省旱灾损失估计［G］.农情报告汇编，1934.

　　［10］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G］.实业部，1935.

　　［11］皖灾周刊［N］.1931－11－21.

　　［12］刘葆金，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170.

　　［13］汪志国，预防与赈济:近代官府对安徽灾荒的救治［J］.池州学院学报，2009(1):86－94.

　　［14］汪志国，自救与赈济:近代安徽民间社会对灾荒的救助［J］.中国农史，2009(3):66－80.

　　C915

　　A

　　1001－862X(2011)06－0153－00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ZS043)

　　汪志国(1963－)，男，安徽枞县人，博士，教授，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主要研究自然灾害史。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