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数字化保护即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手段对碑刻进行数据采集，然后将碑刻图片进行二维处理及三维立体重建，并以虚拟现实技术立体呈现碑刻原貌。碑刻与数字化融化发展，除了得益于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也离不开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视。关于永顺老司城遗址，学术界关于其文化遗产价值、旅游价值研究较多，但缺少对其碑刻文化的关注。本文将目光聚焦于湘西碑刻，尤其以永顺老司城为重点，将深挖碑刻的价值意义与促进数字化初步融合发展并举，旨在让碑刻“活”起来，在中华文化的长河里得以保存、传播与发展。
一、湘西地区碑刻价值概述
湘西地区碑刻众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金石通纂》中收录摩崖69处，塔坊23处，墓碑192通，单碑466通。［1］除此之外，蒋欢宜等人于2021年在湘西州永顺县田野调查时新发现了一通单碑。［2］由此可见，湘西碑碣摩崖内容丰富，涵盖今湘西州内吉首市、永顺县、龙山县、保靖县、凤凰县、花垣县、古丈县、泸溪县一市七县的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信仰崇拜、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内容，具有较为重要的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因而保护湘西碑刻、推动其数字化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一）历史研究价值
碑刻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记录的历史事件、人物志是研究湘西地区历史、人物的重要资料。例如位于永顺县王村镇的溪州铜柱，建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柱高3.98米（现残高3.3米），呈八棱柱状，边宽0.15米，重约2.5吨。后晋刻有阴文楷书2100余字，宋代补刻490余字，铭文总字数2613字，主要记述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罢兵盟约；位于龙山县三元乡大岩村的永定章程碑，碑高1.6米，宽0.3米，青石质，清光绪十年（1884年）立，额题“永定章程”为楷书，记载当地禁娼、禁赌、禁宰耕牛等乡规民约，对研究当地司法很有帮助；位于靖州苗族自治县的汉苗同居碑，碑高1.97米，宽0.8米，青石质地，是清雍正三年（1725年）立，记载官府为使汉苗永相和好而颁布的革除各陋习的禁令。（二）文化研究价值
湘西碑刻文献的文化价值体现在碑文记载的丧葬传统和民族信仰上。老司城土司墓为劵顶砖字墓，多由主室和左右双耳室组成，这是汉族贵族墓葬的典型形制。通过墓碑上的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土司的生平、土司入葬时的一系列仪式等重要历史细节，了解土司贵族的丧葬制度。例如位于龙山县西湖乡卸甲村的创业碑，立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记载土家族村民每逢三月十五、十七日进神堂祭神等习俗；位于龙山县的召市匾联碑，记载乡民祈神保佑之事。由此可见，湘西碑刻文化底蕴浓厚，值得深入研究。（三）艺术研究价值
湘西地区碑刻的艺术价值体现在各式各样的造型艺术、雕刻艺术和书法艺术上。例如位于凤凰县的御封碑，碑顶呈券形，两侧镂雕九龙，栩栩如生；位于枫香岗乡的玉皇洞石窟，坐落于在麻空山南麓的悬崖峭壁上，岩洞众多，民间艺术家们利用这些岩洞的自然生态，因势雕刻了人像、狮、兽、鳌鱼、牛头马面以及大量诗词楹联，并按八个自然岩洞的高低顺序，分为天堂、人间和地府三层，每个洞穴中的内容又相对独立和完整，各有特色，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凿塑者的匠心独运和精湛技艺；在老司城紫金山、莲花座明代土司墓葬区发现的一批墓志铭，如由北京刑部主事王世隆所撰的《明故彭淑人刘氏墓志铭》和《彭宗舜墓志铭》，由内阁首辅徐阶所撰的《彭翼南墓志铭》，由湖广乡进士乔迁所撰的《彭世麟墓志铭》等。［3］上面的文字对研究相关人士的书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二、永顺地区碑刻现状综述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永顺发现的古代碑铭有88通，其中一通是北宋的《明溪新寨题名记》，其余均是土司时期的出土文献。可分为三大类别：墓志、碑碣、摩崖题刻，其中墓志有21通，碑碣有29通，另有摩崖题刻10处。［4］这为研究永顺地区土司文化提供了较大帮助。而老司城是永顺彭氏土司统治的行政中心，位于老司城东门的紫金山，是彭氏土司的历代土司王和土司亲属的陵寝之地，据相关文献记载和文物部门的统计，紫金山大约有109座陵墓。［5］可见老司城碑刻资料相对丰富，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意义。
但是由于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碑刻的保存情况较差，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碑刻的研究与传播。与此同时，永顺老司城不如其他已充分将碑刻数字化提上日程的地区，例如云南少数民族碑刻、黑龙江流域古碑刻、重庆大足石刻、庐陵碑刻等地域碑刻数字化已引起重视并投入研究，永顺地区碑刻还处于较为原始的文本采集收纳阶段，单纯采录成册，既缺少有关其数字化的研究文献，也缺乏具体的数字化措施。永顺老司城碑刻的现状即湘西碑刻现状的缩影，加强永顺地区碑刻数字化研究，不论是对于永顺本地碑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还是对于湘西地区乃至全国的碑刻整理与收录工作，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内部因素限制碑刻传播
老司城遗址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灵犀镇司城村，史籍称“福石城”，民间称“老司城”，村落区域属于黑山山脉山地中的中低段，地形地势上属于高山峡谷地区，周围群山环抱，形成天然屏障，呈现“万马归朝”之势，地理位置相对偏远。自然环境的限制影响碑刻“走出去”的进程，使其长期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不利于碑刻文化的传播。老司城遗址很多碑刻散落于野外，久经风雨，漫漶严重，尽管大部分碑刻原件已经被老司城博物馆和永顺县文物局收录保存，但是由于前期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碑刻表面诸多文字、图案模糊不清，对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就碑刻自身而言，这是古人保存记忆的一种手法，是永顺土司文化的鲜活化石，对于当下传承和弘扬本土的区域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由于碑刻本身是古人作品，文字晦涩难懂，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较为枯燥。虽然碑刻上可能会记载某些人物生平、历史事件，研读起来别有一番趣味，但对于不了解时代背景且来去匆忙的游客而言，很难静下心细细品味。
（二）外部因素阻碍碑刻发展
2015年7月4日，老司城遗址与湖北恩施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合为“土司遗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湖南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尽管申遗成功后相关部门对老司城遗址的文化旅游进行了指导性开发，当地基础设施也得以全面完善，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老司城碑刻的知名度，但是碑刻文化的外宣工作仍旧面临难题。老司城遗址位于群山深处，公路蜿蜒曲折，徒步较难，永顺地区开往老司城遗址的大巴车仅仅停在“万马归朝”观景台处，该位置仍距老司城遗址有较远的距离，且缺少明确的地标指向牌，联系到老司城遗址的观光车有一定的困难且需另付费，对于非自驾游的游客较为不便。因而交通的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游客数量，也不利于发掘碑刻潜在的受众群体。
相较于附近其他的景区而言，老司城遗址虽然处于大湘西黄金旅游线路中，但其附近景区有芙蓉镇、猛洞河漂流景区两个4A级景区，湖南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不二门、户外拓展基地湘西明珠马拉河、塔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等七个景区，相较之下，老司城遗址对游客的吸引力就显得薄弱。
除此之外，老司城遗址主要通过传统媒体传播，但是由于传播媒介单一、受众范围狭窄等，当地宣传不到位，减少了碑刻在大众面前的曝光度。老司城遗址的传播目前以微信公众号、微博为主，受众范围相对狭窄，并且缺乏其他的新兴传播方式，没有充分利用哔哩哔哩、抖音直播等社交软件功能扩大影响力，难以广泛地吸引游客。［6］
三、永顺老司城碑刻数字化初步融合发展的具体策略
由于自然、人为破坏严重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不力等，永顺老司城碑刻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损坏。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文化遗产信息的数字化日渐成为可行而十分有效的保护方法，其中数字文化遗产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手段，依托信息技术解决或缓解上述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合理利用现代数字化手段，能为永顺老司城乃至湘西碑刻的保护、研究、修复以及虚拟旅游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平台，能有效缓解碑刻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增大湘西碑刻资源受众面，为地区和国家文化事业发展提供高科技支撑。此外还有不少论文、专著对碑刻与数字化融合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指向性建议，永顺老司城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模仿借鉴具体可操作性的方法，将数字化手段充分运用到碑刻保存、传播、发展中，使其成为当地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一）构建掌上虚拟现实碑刻展厅
结合虚拟现实技术的优势，在永顺老司城博物馆内已设有碑刻展厅，展厅内采用数字显示屏导览动画，类似数字化设备可以提升用户游览趣味性，但线下展厅只能在固定时间空间观展，如果能充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摆脱时空限制，通过24小时随时观展提升老司城碑刻的曝光度，能够更好地吸引外来游客。以敦煌洞窟为例，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目标与任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对莫高窟全部洞窟以及周边地区进行室内外的真三维建模，构建完整的数字档案和虚拟演示平台，以供恢复和重建研究使用，同时也可以供游人参观；其次，进行壁画色彩学复原与重建；最后，在虚拟环境中实现敦煌壁画历史故事的三维演绎。这样，用户就可以通过App或者小程序“实景”游览敦煌洞窟并且观看动画呈现的敦煌壁画上的故事。永顺老司城可以吸取敦煌的经验，构建掌上虚拟现实碑刻展厅，尽力复原其原始面貌，挖掘碑刻背后的文化故事，促使碑刻走进大众视野。
（二）建立碑刻图像数据库及网站
永顺老司城碑刻资源丰富，推动碑刻与数字化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碑刻文化的保存与传播，也对永顺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有所裨益。一方面，永顺政府可以通过广泛的资料收集整理以及系统的数据分析，利用高清相机等手段进行图像采集，对立体碑文进行三维扫描，进而构建数字档案，实现电子地图对碑刻位置的精准标记，实现网络状态下的3d空间展示。这种数字化管理的方式不仅可以全方位保存碑刻信息，也可让线上和线下的游客都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碑刻的魅力，提高碑刻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如此，碑刻图像的系统化采集也为专业学者提供了文献资料，有助于他们对碑刻文化的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随着自主性更强的“学习型”旅游时代的到来，游客对于文化旅游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对旅游地的工作者发起了新的挑战。因而永顺老司城想要推广碑刻文化，必须重视文旅人才培养。与此同时，也要大力推动碑刻与数字化的融合发展，在数据库中针对普通群众和专业学者设立不同的模式，既满足了游客的文化旅游需要，助力老司城文旅发展，又进一步传播了碑刻文化，推动了科学研究。
（三）拓宽新兴媒体宣传渠道
永顺老司城遗址拥有摆手堂、祖师殿等建筑遗存，溪州铜柱、德政碑、“子孙永享”牌坊等丰富的文物遗存，还有独具特色的摆手舞、打溜子等特色文化活动，这些组成了永顺老司城深厚的文化标签和艺术产物，因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特色吸引游客、宣传碑刻文化。目前，永顺老司城碑刻对外传播过程普遍以传统媒介为主，创新意识薄弱，传播观念尚待更新。因而除了传统的媒介以外，老司城遗址还可以学习敦煌莫高窟的旅游模式，全面应用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兴媒体，让碑刻“活”起来，使大众能够多渠道、全方位地认识当地的碑刻文化。例如永顺老司城遗址相关机构可以尝试借助网络社交平台，对老司城碑刻进行宣传报道，逐步完善对碑刻的保护与传承。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当地的民族特色优势，培养专业文旅人才，通过云直播等网络方式宣传，促使碑刻走向大众视野，为碑刻的创新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
（四）开启“随心”、DIY文创新时代
近几年，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文创的迅速崛起使得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创新有了全新风貌。就永顺老司城碑刻而言，碑刻本身的艺术性和文创能产性欠佳，而且碑刻的内容也具有一定的门槛，对大多数游客来说缺乏吸引力。因此我们可以从碑刻本身这种艺术形式下手，创建一个碑刻过程云讲解程序，用户可以云刻画自己的雕刻内容，通过机器操纵实现生产并快递运输到用户手中。除了云端DIY雕刻，古碑刻在元宇宙数字藏品NFT方向上也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由于目前的技术限制和受众面较为狭窄的因素，该方法还有待考量和探索。
综上所述，永顺老司城碑刻见证了永顺地区的发展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促进永顺老司城碑刻与数字化融合发展不仅有助于充分发挥碑刻文化的价值，还能带动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虽然数字化与碑刻的保存、传播、发展的进程相融合并非朝夕之功，但是相信未来在更多文化传承者的努力下，一定能够把碑刻文化打造成一张熠熠生辉的中华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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