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瑶/文

　　作为美国“迷惘一代”的代表作家，著名作家海明威描绘了一个充满战争和绝望的世界，其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徘徊在迷茫、痛苦和死亡的边缘。从存在主义视角考察海明威的作品，可以发现“在海明威看似粗犷而简略的作品中，蕴含着深刻的存在意识。[1]”以法国哲学家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常常把人物置身于对其生存极为不利的环境之中，使其“在近乎挑战极限的境遇中通过自由选择领悟自己的存在。[2]”海明威则惯于将人物置身于困境之中，由此来考验他们的能力、勇气和毅力，这也是海明威与存在主义的相通之处。

　　1937年至1938年，海明威以记者的身份前往马德里报道西班牙内战。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海明威。1940年，海明威创作了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反法西斯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三个昼夜里的有关战争、人性、选择的故事。三天时间里，主人公感受到战争带来的痛苦和迷惘，经历了他人带来的冲突和破坏，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作出了牺牲自己、保卫正义的选择。本文运用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来分析《丧钟为谁而鸣》，旨在揭示打破生存困境以及自由选择的重要意义，启迪人们直面荒谬和残酷的世界，以积极的态度来获得存在的价值。

1 “信仰缺失”的荒诞世界

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在遍布丑陋和罪行的世界里，人们有冲突、有恐惧、有斗争，一切都是荒谬的。荒谬的世界，带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和失望。西班牙内战不仅给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伤亡，更严重的是造成了人们信仰的丧失和西班牙社会的撕裂，这伤痕至今也没有愈合。在海明威的笔下，西班牙内战如同暗堡和深渊一样，极为险恶的环境里遍布暴力、丑恶和罪行，人们切身感受到荒谬和痛苦的存在，却又无能为力、无法抽身。

　　小说开篇，海明威借比拉尔之口讲述了发生在西班牙内战初始的暴力事件。巴勃罗夜袭民防军兵营，击毙了四名从来没有杀过人的民防军。原本这是一件“光荣”的事，但当比拉尔望着民防军流着血的尸体时，觉得杀戮“全都是恶劣不堪的[3]”。然而杀戮并没有停止，暴力继续升级。当堂·吉列尔莫被抓住时，大家觉得他应该死得体面，因为他当上法西斯只是跟风和讨好他那对法西斯有着虔诚感情的老婆。然而，吉列尔莫最后还是在醉鬼们的讥讽声中被暴虐无道地打死了，没有留下丝毫尊严。从此，原本为正义而战的革命情感被狂热的嗜杀心理取代了，直至最后“队伍乱了套，成了一群暴民”。如此野蛮的行为带来对人性的质疑，就连“狂热地信仰共和国”的比拉尔也感到“空落落的，心里充满了羞耻感”。这场内战犹如一部荒诞剧的背景，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暴力和野蛮的世界，而在这样一个荒谬的世界里，人们感受更多的是孤独、绝望和痛苦。

　　战争在给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带来极大精神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信仰危机。尽管巴勃罗也痛恨神父，但是他内心深处坚信天主是存在的。他原本以为神父能够体面地死去，但神父却死得很窝囊，一点都不体面，这对巴勃罗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神父是天主帝在世间的代言者，但是神父并没有表现出对信仰的忠诚，那对普通人来说天主的救赎又怎能存在呢？正如巴勃罗所说“我失去信仰了”。

　　另外，内战导致教堂被破坏，大量神父被杀害，天主教被摧毁，也使得像安塞尓莫这样的信徒丧失了和天主交流的渠道。在这场战争里，天主好像死了，人们没有了寄托，只有“虚无”支配着一切。老猎手安塞尔莫说：“在这里我们不再信天主，不再信圣子和圣灵了。谁来宽恕呀？我不知道。”信仰的丧失，不仅意味着信徒个人精神庇护所的消失殆尽，还意味着西班牙民族处于一场严峻的精神危机之中。

　　《丧钟为谁而鸣》中的战争、暴力、人性的泯灭，以及信仰的缺失，与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和“痛苦”的基本主题是相符的。从《在我们的时代》开始，海明威就已经认识到世界是个悲剧，旧的价值观不存在，人们不知走向何处。

2 “他人即地狱”的生存困境

“他人即地狱”，出自萨特的著名情景剧《禁闭》，剧中三个罪恶的鬼魂被狱卒放到一个禁闭的屋子里。屋子里没有镜子，他们彼此各怀心事，有各自的罪恶，但他们只能用眼睛监视对方，企图揭露对方的罪行。如此一来，他们的存在就成为彼此的地狱。在萨特看来，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主观立场上看待他人，始终以自己为主体，他人为客体。在生与死的冲突下，“他人”会严重威胁到自我的存在。

　　海明威笔下的乔丹，实际上是置身于死亡环境中的人格面具，他遭受着“他人即地狱”的考验。乔丹接到任务去炸毁一座敌人后援的必经之桥，在接到命令的那一刻，乔丹知道任务的危险性非常大。他面对不熟悉的地形、地势，要深入了解地方游击队，要缓和巴勃罗反对炸桥的敌对情绪。战场上的杀戮、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以及炸桥的危险，都使他置身于随时死亡的环境中，所谓“古来征战几人回”。

　　萨特在《禁闭》的前言中指出：“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被破坏，那么他人就只能是地狱。[4]”他进而指出个体如果不能和他人相处融洽，则会导致他人对个体的冷漠甚至冲突。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他人就是你的地狱。小说中，乔丹与巴勃罗的关系便是“地狱”形象的表现。巴勃罗一开始就对乔丹的炸桥计划充满“敌意”，他明确表示不会去炸桥，因为炸桥对他个人来说没有好处，还会被追捕，甚至丢了性命。实际上，乔丹和巴勃罗相处的过程始终处于抗争阶段，最后终于发展到了冲突。在即将炸桥之际，巴勃罗出尔反尔，为了炸桥不能按时进行，他在夜里偷走了爆破器材，给乔丹的炸桥计划带来障碍。虽然乔丹最后克服了巴勃罗的破坏行动，及时完成了炸桥任务，但不幸的是，乔丹和安塞尔莫以身殉职。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勃罗成为“他人即地狱”的代名词。

　　“他人即地狱”，也可以理解为“无法抗拒他人对我的自由限制，无法摆脱他人对我本质化的威胁，导致我的存在陷入无穷无尽的烦恼中[5]”。这也就是说，他人束缚“我”的自由，使“我”的人生备受苦难，充满黑暗。玛丽亚看着父母被长枪党枪毙，她还遭受到他们的肆意蹂躏，这些遭遇使玛丽亚的人生从此堕入无尽的黑暗。玛丽亚爱乔丹，但是她始终走不出地狱般的伤痛，她不断怀疑被糟蹋的自己是否值得被爱，仿佛跌落羞耻心的陷阱。“可是人家糟蹋过我，你现在不会爱我了”，她一遍又一遍地问乔丹是否还爱她，她的内心被压抑，仿佛躯体已经死去。在玛丽亚心里，这些事情像恶魔一样影响着她，带给她难以逃脱的折磨。这份伤痛和羞耻并不会因施暴者的死亡而消失，施暴者对玛丽亚来说是地狱般的存在，她将永久地遭受“他人即地狱”带来的心理创伤。

　　实际上，不论是他人的冲突导致乔丹置身危险之中，还是他人的凌辱导致玛丽亚的精神被摧毁，都表明“他人”的存在对“我”构成限制。因此，“他人”的行为像刑具一样折磨着“我”，地狱不是别的，就是他人而已。

3 “向死而生”的自由选择

萨特将人的“自由选择”作为存在主义的落脚点和归宿，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写道：“人在为自己作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6]”一旦做出抉择，人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不但对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且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也要承担责任。

　　海明威对乔丹的塑造，正是以自由选择和承担责任为焦点。当法西斯的魔爪企图扼杀西班牙人民时，乔丹投身于保卫共和国的战斗。他深知这是时代赋予他的责任，他认为“这是个没有选择的时代，法西斯攻击我们，帮我们做了选择，我们为生存而战。”在这样一个相互残斗、信仰缺失的时代，选择为信仰而战还是沦为“精神荒原”？这无疑是横亘在无数人前面的课题。乔丹坚定地作出了选择，他的选择体现了他对任务的服从，更体现了他的责任与担当。

　　人的行为出于自由选择，但他的自由选择无法摆脱他身处境遇之中的限制。存在主义的“自由”指的是人物在境遇中进行的“自由选择”，它体现了人物在生死存亡、性命攸关的境遇之中的生存选择。萨特在《为了一种境遇剧》中写道：“境遇是一种召唤，它向我们建议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由我们自己选择，为的是我们的选择更加人道。[7]”尽管这里所说的“境遇”是有自由意义的范围或境界，但是在极限境遇下，人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二择一”的问题，死亡便是其中一种。

　　海明威笔下的乔丹，便是这样一个“在极限境遇下选择向死而生”的人物形象。从乔丹选择加入西班牙志愿军的那一刻起，他便是“向死而生”的。他明知炸桥包含着某些困难和严重的后果，但他仍然选择执行。尽管他会在困难重重、随时面临死亡的情况下，怀疑自己所做的选择，他思考“一个人明知那些行不通的命令会导致什么后果，他还应该执行吗”？乔丹认为应该执行，“因为只有在执行过程中，才能证明行不通。”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乔丹没有考虑自身安危，选择了勇往直前，这正是“明知会失败，仍然选择奔赴黑暗前的黎明”的写照。

　　“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8]”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乔丹就是一个自己选择成为英雄的人物，他选择加入对抗法西斯的队伍，他还选择承担随时丧命的任务，最后他选择牺牲自己来守卫正义，由此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乔丹的死是自愿选择，是为理想而死，是为反法西斯慷慨献身。乔丹虽死犹生，他的牺牲揭示了生命的伟大意义。虽然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是虚无的，死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死亡真正到来时，人仍然会恐惧会遗憾。乔丹的死既是人生的结局，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开始，使人们认识到“向死而生”也是一种生活姿态。从某种程度上说，乔丹选择了牺牲，却获得了自由。

4 结语

存在主义来源于荒诞，但它鼓励人们在这片荒漠中去生活、去创造。从本质上来说，存在主义哲学是乐观的，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存在主义看待人生的态度看似沮丧，实则有积极的一面。它不否认世界的荒诞和人生的痛苦，但它鼓励人们在经受痛苦后去抗争，通过自由选择获得存在的价值。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揭示出战争的荒诞和人类生存的困境，而主人公面对荒诞的世界和“他人即地狱”的处境没有退缩，而是以积极状态作出“向死而生”的自由选择，这正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体现。

　　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但是他并没有将“人的虚无”当作重点来阐述，这与《丧钟为谁而鸣》中积极抗争的态度是契合的。《丧钟为谁而鸣》中主人公在残酷的战争中承担责任、为正义而战的形象，为萨特存在主义理论找到了归途，也为在迷惘社会里生活的人们寻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

　　引用

　　[1] 杜隽.海明威与存在主义[J].外国文学研究,2000(4):71-76.

　　[2] 覃承华.论海明威作品的创作特征——以存在主义为视角[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4(2):74-78.

　　[3] 欧内斯特·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M].程中瑞,程彼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4] 让-保罗·萨特.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自由选择论集[M].关群德,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5] 李克.存在与自由——萨特文学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6]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7] 罗国祥.萨特存在主义“境遇剧”与自由[J].外国文学研究,2001(02):55-61.

　　[8] 柳鸣九.萨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