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是英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高寿多产的作家。他热爱旅行，云游四方，基于广泛的旅行经历留下了许多异域书写，其异域书写以展现独特的异域风情和荒诞的奇闻逸事而颇受欢迎。在作品中，他不像吉普林那样以不加掩饰的手法将东方写成“一过苏伊士以东，那是圣恩不及而兽性大发的地方”，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和记录着所见所闻。
一、作家毛姆及其游记
学术界对于毛姆的作品分析多侧重于其长篇小说，而对于毛姆有关中国的著作分析相对较少，尤其是毛姆游览中国后写下的《在中国屏风上》。但正因是游记，才可以作为史料，研究毛姆在中国体验的真正感受。虽然毛姆站在看似客观冷静的叙述者立场上，讲述着一个个引人入胜、荒诞离奇的中国见闻，但其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中国佬”，正是毛姆根深蒂固的傲慢与优越的无意识体现。在对这部作品的分析中，国内研究者多从形象学入手，主要探讨了著作中的中国形象。观点大致分为两类：其一，认为该部作品展现出中国彼时的真实场景；其二，指出毛姆带着西方人的文化视角，凭借想象构建出了一个片面、停滞、符合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中国，这是对中国的误读。毛姆对中国只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浏览，而没有进行深入的探寻。虽然毛姆对中国的描写有不少存在偏差的自我解读，但其客观冷静写实的态度以及其力图实现中西文化融合的观念是值得提倡与学习的。
学术界对于该部作品中的白人形象研究不多，主要呈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毛姆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英国人的虚伪多变，通过描写傲慢复杂的英国人来表达毛姆对于民族和同胞的反思与规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毛姆以旁观者角度对英国人形象描写是对英国行径的默许。学者陈兵认为，毛姆的东方故事，正是其自身对于英国绅士的投射，并借此途径表达并传授了恢复大英帝国的有效手段。其指出毛姆以明贬暗褒的形式肯定了殖民地中英国人的“恶行”，这种行为只是英国人为了维护自身尊严地位以及英国对于殖民地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
毛姆的中国游记对于在华洋人与中国生活、大英帝国与“潜在”殖民地的关系进行了思考。而毛姆的绅士情节，赋予了他用英国绅士角度来思考英国与中国的关系。所以，毛姆的中国游记中刻画的英国人形象反映出毛姆怎样的身份认同，以及毛姆对英国殖民行径持有怎样的态度，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三类在华生活的英国人
游记中，生活在中国的英国人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传教士、外国商人和政治家。毛姆笔下的传教士主要以救赎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受到上帝召唤，放弃了在英国的富足生活，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第二类形象是外国商人。这些商人大多是在中国成立的英国或美国烟草公司的代理人。他们几乎生活在只有英国人的圈子里，不愿意与中国人相处。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仍然没有学会中文，甚至不会用中文问路。这些商人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上都没有粉饰他们对中国人的仇恨。对于这些商人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人总是有主人，而且永远都会有主人”。政治家是第三类形象。即使在中国生活多年，他们仍然严格遵守英国的习惯和传统，谨慎严肃、穿着得体、保持形象等。但在其他英国人和毛姆的眼中，这些人变得奇怪，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学习中文与中国人打交道。（一）言行一致的英国绅士——传教士
传教士似乎是毛姆笔下的英国人中最符合绅士形象的一类人。他们品德高尚，为人正直，无私奉献。对毛姆来说，英国的传教士们充满了对百姓的善意和同情，这也是英国绅士在毛姆心目中的形象和责任的投射，即英国人应该以善意和同情来引导和对待人民。在第八章《上帝的仆人》中，毛姆描写了两个传教士，法国的传教士曾在中国进行的传教活动很难用“理智”来描述，法国传教活动压迫人民，不真切地体察人民，甚至传教活动曾三次遭到了中国人的袭击。相比之下，英国传教士则生气蓬勃，满怀善良和同情，全心全意为人民付出。在传教时，他真心实意地“分享”人民的痛苦，英国绅士的高尚情怀和怜悯之心全都融入传教士的行动里，仿佛他是一个和人民有着同样血肉的人。英国传教士也表示“他正是受到了感召，必须放弃自己的生命，让异教徒相信基督”。于是他们肩负着责任，放弃了原来的幸福生活来到了这里，他勇敢无畏，不怕遭遇袭击，反而用一种体贴、怀柔的方式，像是一个摆渡人将这些“没有信仰的”的中国人带往信仰基督的幸福天堂中。
毛姆借描写传教活动以传达对英国传教士的赞美，在他心中，传教士是完美的绅士。学者陈兵指出，毛姆一方面认为绅士阶层是英国社会的中坚，另一方面又对表面光鲜的绅士心存怀疑。但在这里，毛姆似乎找到了心目中理想的绅士形象，那就是责任感强、勇敢真实、善良宽容，这些正是真正的绅士内涵，而这些内在品质有助于帝国巩固地位和进行传教。除此之外，学者葛桂录认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对中国进行的主权侵犯、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思想文化的输入，也助长了英国文化的优越感，在这种优越感之上，也建立了他们的侵略合理意识与安适感，正因如此，毛姆认为英国的传教行为是满怀善心和同情为人民着想，为人民解决苦难，帮助人民得到重生，这也是毛姆心中英国绅士形象和责任的一种投射，即英国人要以家长的身份宽厚仁慈地指引和对待人民，以悲悯之心观照人民。对于这些传教士，毛姆并没有直接批评他们，所以他似乎默许了传教士的行为，探其根源，其实是毛姆默许传教士的行为与殖民侵略之间的关系。所以，虽然他表面上反映了传教士的虚伪，事实上，他只是将传教士的行为与英国绅士的传统进行了比较，并没有对他们的殖民行为做出根本性的批评。
（二）精神统一的英国绅士——在华的英国商人
与传教士相比，这些生活在中国的商人在言行上似乎不如传教士体面，在道德上也不像传教士那样处处为中国人着想。但在毛姆看来，无论他们对待中国人多么粗鲁，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履行着绅士和英国人的义务。在第十七章“亨德森”中，描写了毛姆和知名公司的合伙人亨德森一起坐人力三轮车时的故事。三年前，亨德森拒绝乘坐人力车，他坚持人人平等的理念，坚持那些人力车夫和他们一样，都是人类的一员，如果他坐上人力车，“这会违背他的个人尊严”。但三年后，亨德森和毛姆整个上午都坐在上海的人力车上闲逛，在酷暑中只为买一本书，他们让车夫拉着他们跑了很远的路，亨德森还骄傲地说：“你永远不要关注中国人。我们来这里只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种族。”似乎是中国改变了这个“社会主义者”，让亨德森认为他必须扮演主人的角色，承担起统治中国人民的“责任”。而面对亨德森的言行，毛姆只是保持沉默，并在后来的书中肯定亨德森的做法“他的非传统是非常传统的”。在十字路口，人力车拉错了方向，亨德森一边大骂，一边殴打中国车夫。而毛姆却形容“他的语言经常是淫秽的，不是因为他的思想不纯洁，而是因为他的倾向是民主的”。
亨德森不修边幅，言语不雅。严格来说，他不符合英国绅士的标准。但在毛姆看来，他的精神与英国人高度一致，尽管他对人力车司机的态度从表面上的尊重转变为蔑视，但他“真正”履行了英国人“管教”和“帮助”中国的义务，他认为中国人应该被统治和治理。换句话说，对于注重内在个人品质的毛姆来说，亨德森似乎是一位真正的英国绅士。显然，在毛姆看来，当完美的绅士形象缺席时，相比于上流社会的得体和时尚着装，在精神上与英国人保持高度一致性并具有“统治”责任感才更为重要，因为这样的绅士更有能力生活在复杂的东方国家，并有效地“治理”和“帮助”中国。
当毛姆面对这些商人欺负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场景时，他回避了这些问题，同时也默许了商人的说法。他同意英国人高人一等，也同意“中国人总是有主人，而且永远都会有主人”，所以毛姆同意英国的殖民统治。他对英国人的描述不是简单的陈述，是隐秘地表达出他对殖民行为的支持。
（三）维护界限的政治家
政治家是与中国人民最近又最远的人。“近”体现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必须与中国人打交道，学习中文。“远”体现在即使他们与中国人有很多接触，但他们在心理上仍然刻意地远离和排斥中国，或许是这种内外在的矛盾性让他们变得奇怪。他们在中国生活时，依旧恪守着自己的边界：保持英国传统的饮食习惯和着装风格，不主动了解中国人，更不会与中国人结婚。在毛姆看来，这也是英国绅士的体现，这种遵守界限的行为源于他们的优越感，认为自己作为英国绅士更高贵、更有尊严，因此接受或接近任何外来文化都是“对个人的侮辱”。在第三十章“领事”中，毛姆讲述了一位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英国领事——皮特。皮特是一个性格温和且严肃的人，但在中国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变得古怪起来。根据那些在中国生活了35年却不学中文的外国商人的说法，正是学习中文让他变得如此奇怪。有一天，一位与中国男子结婚的英国妇女来拜访这位领事，希望他能解决自己婚姻里的问题。这位女士自称俞女士，而领事坚持称她为兰伯特小姐，因为他不接受这位英国女子嫁给了一位中国人的事实，他坚持认为“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影响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听到这位女士的陈述后，皮特勃然大怒，他指责兰伯特随意嫁给了一个中国男人，而对于这位英国领事来说，一位来自英国的女士嫁给了一位中国人似乎是“对个人的侮辱”，这种行为显然是英国人“坚守”边界的体现。在毛姆看来，这些人的行为与中国人保持距离，值守着英国绅士的传统和界限，这反映了毛姆对国家有高低之分的认可以及对殖民行为的默许。
三、结语
在毛姆眼中，这些生活在中国的英国人，无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拥有什么性格、展示什么形象，都以自己的方式保持着英国绅士的传统。正是由于他们对英国文化的认同、对殖民行为的默许以及对外国人的偏见，他们才在异国他乡将自己孤立，从而保持英国绅士的传统，而不是平等对待中国人。英国的绅士传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不再拘泥于出身良好、受过良好教育、谈吐得体、衣着得体的英国绅士这样一成不变的形象。当没有完美的英国绅士时，毛姆对于有相对强烈的责任感、勇于治理人民和承担责任的人青睐有加，他认为这些人在其他国家生活和面对困难时不会退缩和示弱。毛姆对这些英国人保守边界的承认，也是他们对自己优越性以及大英帝国文化和殖民行为的承认。尽管毛姆以一种看似客观和批判性的方式描述了生活在中国的英国人，但他实际上表达了对这些英国人的肯定，肯定了英国人在异域环境中保持自己，保持英国的优越性，并尽其所能地遵循英国绅士传统。毛姆对这些英国人的肯定表明，他已经内化了英国的殖民主义，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恰当的。他直接描述了英国人的行为，但没有对其进行谴责和反思，这反映出毛姆对传教士行为、英国人在外国坚守边界的意识与英国殖民侵略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透彻地理解，也表明他对英国的殖民行为缺乏根本性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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