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婧怡

一、《中国叙事学》的章节观点概述

《中国叙事学》一书起源于作者浦安迪的一门课程，课程中探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并通过比较文学理论的方式对比了与其他国家叙事文学的关联。本书中也采取了这种视角进行论证，在比较中西叙事文学的差异之中探寻中国叙事文体的流变。

　　导言部分，浦安迪为读者厘清了叙事与叙事学的定义，并对三大文体——抒情诗、戏剧和叙事文进行区分。在这部分，浦安迪所给出的定义更偏向于西方叙事文，因为它提到了“叙事文是一种能以较大的单元容量传达时间流中人生经验的文学体式或类型”，这里关于时间的重点强调在后文中中西叙事文体形式特色区别时被再次提及。随后，作者通过对比中外文学传统的发展历程来寻找“中国传统叙事”的基本概念。比较叙事学的研究方法贯穿全书，它主要是通过“对不同语言与文化领域的叙事作品，包括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叙事理论之间的比较与对比”“对其从各自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做更深一步的探究”①谭君强：《比较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之一途》，《江西社会科学》 2010年第3期，第35-40页。。浦安迪介绍了早期叙事文学为核心的古代地中海传统的史诗文学发展历程，总结出一套“epic-romance-novel”的主流叙事系统。与此同时，我们得出西方的Novel离不开在其之前的史诗与罗曼史的传统，其起源于更特殊的文化背景，于是这一套发展范式便无法直接简单地对应于中国古典叙事的发展历程之上。但作者选用的比较论证方法为其探寻中国古典叙事发展指出一条明路，即在中国叙事文体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能与西方叙事体系对应的节点，从而进行横向比较，这也是作者在之后论证的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以抒情诗为核心，其主流叙事系统为“三百篇—骚—赋—乐府—律诗—词曲—小说”，在这一套发展体系中，浦安迪接下来要寻找的是叙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

　　梳理史料后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叙事文体一路发展到宋元之际展开分支：一支为文言小说，另一支为白话小说。被称为“史余”的文言小说分类清晰、地位鲜明，鲁迅总结了明代胡应麟的六类划分和清人纪昀所划分的三派分流，将文言小说确立为“志怪”和“杂录”两大类别；但以白话文为主的章回小说无论是来源还是发展都众说纷纭，“五四”之后的主流说法是白话小说来自民间，属于平民化文学。郑振铎更是在自己的书中将中国古典小说的题材变化概括为从“历史”到“英雄”到“平民”的历程，这种观点实则源自“五四”时期重白话轻文言的社会风气，是适应时局而出现的论断。在对叙述者在作品中运用的修辞技巧进行一番研讨之后，浦安迪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明清长篇章回体小说应属于一种特殊的、具有共同美学原则的叙事文学作品，他称其为“文人小说”，而其中涉及的小说则被同归于“奇书文体”。其中“奇”既指内容之“奇”，又指文笔之“奇”。如果从正统文学的方向回溯，“奇书文体”这种在历史上选取真实人物和情节加工的文学和历代被统治者把控着挑选编纂的史籍有异曲同工之妙。浦安迪指出，中国文学史上虽然没有史诗，但在某种意义上史文、史书代替了史诗，起到类似的美学作用。尽管中国史文竭力营造客观真实的氛围，但这种真实是运用人为的手段营造出来的。至此，“奇书文体”的发展历程可以倒推回史学与神话的方向，从而列出一条“神话—史文—明清奇书文体”的发展途径，也就与西方“epic-romance-novel”的发展流程得以对应。细究两种文体诞生的社会背景，甚至扩大到日本的“假名草子”文学，也都与当时的社会商业文化兴盛不无关系。

　　作者首先运用原型批评讨论了神话在中国叙事文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中西神话观在题材上或许相似，但中国既没有创世神话，又不像西方那样尊崇“神本位”，而是坚守着人本的思想。在以人为重、以场面为重的叙事逻辑中，中国神话天然缺少一种叙述性，具有“非叙述、重本体、善图案”的特点。于是在中国主流文学中，也有言重于事、空间感优于时间感的特点，并且在美学上注重形式感极强的对偶结构。除此之外，作者也注重探讨奇书文体的结构，他通过总结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结构特色，梳理出一套主次结构的观点，其中主结构为十进制的“百回”定式结构，在每十回的单元之内又有内在起伏的次结构布局，典型的有“第九、十回”法和“第三、四回”法。主结构由首尾对称整体结构布局构成，高潮情节往往出现在全书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处，后续则渐有一种凋败之感。此外，时空也往往在奇书文体中具有框架的作用，季节和风水地势都在不同的小说中作为框架出现。在此之上，作者认为所有的结构都来源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阴阳五行的变式。对大框架做完分析后，浦安迪着重从多个方面分析奇书文体的修辞，对作品的骨与肉进行细致全面的研究。在叙事视角上，小说作者会特意区划出说书情境以凸显叙述者的地位，这一点在前文中有所提及；在词句选择上，小说作者会侧重在人名和言语上做双关语的文章；在文体上，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往往不拘泥于叙事文体，大量运用诗词赋曲等形式进行了叙事补充，产生多重性的修辞效果，也成为奇书文体的一种美学特点。“反讽”修辞法更是奇书文体特征的重中之重，借用语言展现书中本意和隐含的言外之意，意味悠长。最后作者借由 “寓意文学”的定义延伸到西方寓意作品的核心理论“二元对立”，但在特殊的语境之下，中国古典小说的寓意则不局限于二元对立，还涉及许多循环公式和五行理论。作者通过举例来索引古典小说的内在寓意，这一部分与中国的“艺境”理论有些相似之处。

　　在前文的反讽与寓意技巧之下，如此曲折的表意方式背后的潜在本义着实引人深思，于是浦安迪在第六章从宋明理学出发，观察奇书文体的形成与明清思想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明清“奇书文体”作品传承儒学经典和伦理价值与人性本身欲望的天然矛盾，在时代的影响下通过作品内容和情节的选择，展示了蕴含深刻哲理思辨的内核。同时他总结了奇书文体与其他文体和时代精神、思想之间的联系，便于读者对奇书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的地位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二、《中国叙事学》的论证结构特色

在谈及《中国叙事学》的章节观点概述时，更引人注目的应该是浦安迪精巧的论证结构，他采取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从概念开始介绍，随之提炼中国古典叙事文体的发展历程，将其纳入可以与西方叙事文体发展史相比的程度之后，再运用已有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古典叙事文体进行分析。于是，最为精练同时也是最能代表作者想要探讨的方向的导言部分随之生成，不同于其他书籍的引言部分，《中国叙事学》并不只是介绍研究背景或研究目的，而是在导言中就向读者介绍自己的论证逻辑。在这一部分，读者可以在六个分标题中逐渐明白许多专有词汇的定义和本书主题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粗略了解中国古典叙事的发展为何能借用西方的叙事理论进行研究与探索。导言中提及的叙事文注重“时间流”一点在第二章分析中国神话观中的叙事性时再次被提及，第四章中所讨论的反讽修辞手法也在第五章中承担着引出奇书文体作品隐含寓意的作用，逻辑闭环性极强是本文的一大特点。通读全文，不难发现浦安迪的写作手法很像串珠引线，他在每一个章节提出不同视角下的观点，随之在后面的章节里将前面提出的观点再次点明，并通过他行文的主题穿在一起，使整篇文章的结构具有整体性，达到一种平衡之感。这一点与他自己在书中分析的《刺客列传》中司马迁使用的叙事手法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司马迁通过让前面出过场的人物在最后再次登场以达到结构上的平衡，浦安迪则是在后文中反复运用前文已提出的观点进行阐释和串联，使文章结构严密、紧凑。

　　浦安迪的整体论证架构在比较叙事的方法之上，但又不是只从片面的理论进行论证，而是先厘清西方框架，然后对细节进行丰满，最后上升到深层的思想内核之行文逻辑，简明有效地梳理出中国叙事体系的架构和流变，并能在横向、纵向对比之中将中国叙事体系融于历史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触类旁通地将其他学科领域下的分析方法进行借鉴，实现文化理论的跨学科交融互通。正如全文最后的几个章节，作者通过历史背景的演变分析特定时局之下的文化思想、政治气候以及经济领域的特征，进而分析它们对于奇书文体出现和对于文体特征形成的影响。浦安迪谈到，在明清激烈的政治斗争下兴起一种犀利的批评反讽姿态，这为文人小说的修辞惯例的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成分。同时，经济在混乱与动荡之中不断地发展着，改革和闯荡刺激着商业的繁荣，这其中不止酝酿着明清思想逐渐转向探讨人性与传统道德关系的契机，也为奇书思想形成提供了重要养分。

　　浦安迪行文的优势之一在于，他能够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系统进行说明和梳理。他通过对明清经典长篇小说如《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的研究、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结构、修辞、寓意方面建构了属于中国古典叙事文体独有的理论框架，将这种按照逻辑推理的方式贯通中西叙事学的思路值得学习与借鉴。学者对他的评价是，“浦安迪在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摒弃中国明清的评点艺术，他以一个西方学者的立场，大量引用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资源，这对我们重新挖掘明清小说评点的艺术价值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①李如春：《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他不会生搬硬套，而是注重中国古代自身蕴含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解读中国古典叙事文，结合时代背景和历史根源对他所提出的“奇书文体”作品进行解读。

　　由此可见，浦安迪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如此清晰的脉络和架构，重点在于他提出了“文人小说”的观念，全书从第二章开始的分析与论述都建立在这一观点的落实上。如若“文人小说”的观点不存在，“奇书文体”说也就不复存在，全篇论证便也没了根基。浦安迪这样认为，“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西方传统的叙事理论直接套用于中国明清小说的探讨，将会出现许多悖谬之处。因此，要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明清的长篇章回小说，尚有待于若干中间理论环节的建立”②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明清长篇章回小说在近代文学史中被认为是平民文学的代表作，浦安迪在对明清学者的读后评议进行推断后提出了与“五四”主力相反的看法，他认为词句精妙、结构和立意也都超凡脱俗的这几本小说并非只是市井口耳相传便能得来的作品，故而将这几大奇书规划到正统文学的范畴。这是一种颇具新意的划分方式，它为这种叙事文体带来了可以追踪溯源的发展历程。 “文人小说”的划分就属于浦安迪所提及的“中间理论”环节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三、《中国叙事学》论证结构的不足之处

无论多么精巧的文章总有值得推敲之处，本文亦是如此。首先，整个论述结构中重中之重的概念——“文人小说”观念的提出并未得到真实史料的佐证。《金瓶梅》作者之谜至今仍未解开，奇书起源于民间发展传承还是文学家精心雕琢都无从考证，无论是郑振铎、胡适等人还是浦安迪，都只是对于扑朔迷离、未有定论的史料加以推测，真正的章回小说作者文化阶层如何至今无人盖棺定论。上文提到《中国叙事学》全篇的逻辑根基在于“文人小说”理论的提出，但若这一理论本身存疑，就使得全篇文论结构的立足点大打折扣。

　　其次，是将神话类比于史诗的划分也稍显武断，浦安迪提到过史诗的发展与地中海的文化历史背景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地中海的历史变迁孕育出的文明才能从中生出史诗这一体裁的花朵。那么既然历史背景截然不同，中国没有史诗类型的文体也不足为奇，而是在情理之中。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虽然没有史诗的体裁，但却有独属于华夏文明的诗歌体裁。从周朝开始存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大量叙事诗，先秦散文、骚体文学也都曾达到过繁盛时期并且题材广泛，既涉及神话，也刻画了众多历史人物的形象，结构精巧、语句精练，只不过篇幅不若史诗那样长。单拿神话这一概念与史诗体裁相提并论，更像是用内容和文体做比较，本质上并不相同。

　　《中国叙事学》虽存在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其还是凭借条理清晰、研究角度宽广、深入浅出的笔法在海内外广受好评，成为传播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经典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