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芹

　　1980年，短篇小说《受戒》在文坛引发轰动，作为该篇小说作者的汪曾祺，则按文学史惯例被描述为是一位在新时期“复出”的老作家——在此之前，汪曾祺的小说写作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停笔”。

　　复出后的汪曾祺持续发力，接连发表《异秉》《大淖记事》《故里杂记》等小说，批评家们也开始从各个角度对其小说进行品评，文坛内一时形成一股不小的“汪曾祺热”。总结彼时的评论文章，“和谐与美”“淡泊闲适”“散文化小说”“现代抒情传统”等是当时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当然，还有业已成为标签的“最后一个士大夫”。

　　在这股“汪曾祺热”中，“最后一个士大夫”可以说是他身上黏性最强的一个标签，直到今天仍影响不减。2014年孙郁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一书出版，将这一标签再次带进读者的视野。

一、尽善尽美 锦上添花

用“士大夫”来形容汪曾祺并非孙郁的首创，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学者提出汪曾祺的作品中蕴含一种“士大夫气质”。该说法经后来评论家们的借用演绎，由形容其文的“士大夫气质”固定为如今形容其人的“最后一个士大夫”，此过程显示了汪曾祺与文坛间的紧密互动和各方文学力量的涌动交织。孙郁继续沿用前人的说法，即表明他同意该定位及其诞生的历史逻辑和生成路径，而加上“革命时代”作为前缀来修饰限定“士大夫”则表明在前人说法的基础上，对于汪曾祺“士大夫”的一面孙郁有自己独特的定位和思考。笔者认为，要深入了解孙郁的独到之处，前提是理清“士大夫”加在汪曾祺身上并逐步成为标签的过程。

　　1988年9月，《北京文学》在京举办“汪曾祺作品研讨会”，这是汪曾祺生前唯一一次作品研讨会。与会者阵容豪华，除开好友林斤澜，还有李陀、黄子平、陈平原等国内著名学者及法国的安妮·居里安等外国汉学家。会后，陈红军将会上发言整理成《汪曾祺作品研讨会纪要》一文发表于1989年第1期《北京文学》。

　　会议纪要中记录参会的李庆西在会上谈道：“汪曾祺的作品很独特，具有‘中国特色’，这就在于汪曾祺在叙述态度上有种‘士大夫气’。汪曾祺的小说是发乎情、止乎礼……汪曾祺的归宿是回到了士大夫传统，是内儒外道。”［1］并且还进一步提出“士大夫气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2］。一般认为用“士大夫”来形容汪曾祺的说法，来源即在于此。可见彼时评论界所认同的“士大夫气”是指汪曾祺作品中蕴含的一种怡然自得、不干涉和过问政治的文人气，以及关注民间和生命个体的儒者风范。

　　孙郁对汪曾祺所秉有的儒家精神有深入的阐发，在《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中开篇即把汪曾祺定位为“一个儒者”，此后的论断均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具有提纲挈领的学术眼光，此为后论。

　　到了20世纪90年代，该说法在不同批评家那里得到延伸：如胡河清在《汪曾祺论》中认为“汪曾祺可谓是一个典型的汉文化中心地域中产生出来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相当深刻的认同感”［3］。摩罗《末世的温馨：汪曾祺创作论》中则认为：“从明之唐伯虎、袁宏道，到清之袁枚、李渔，到今人周作人、林语堂、陈寅恪、钱锺书无不属此，可谓渊源有自，血脉旺盛。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背景中，汪菊生汪曾祺父子出现了，他们正好继其余脉，成为了中国末代士大夫。”［4］这两篇文章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汪曾祺的评论文章中颇具有代表性。从“士大夫气质”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再到“末代士大夫”，汪曾祺的文学形象在批评中逐渐清晰起来。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去世，许多文界人士纷纷撰文回忆，汪曾祺的写作和生活情趣展现在众多传记、采访和回忆录之中，借由20世纪90年代大众传媒的影响，迅速传播开来。一时间汪曾祺获得了“酒仙”“汪夫子”“诗酒风雅人士”“书画大家”等各种称号。不难看出，从文本之内延伸到文本之外，汪曾祺的文格和人格高度统一于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之下。由形容其文章的“士大夫气”到比喻其人的“士大夫”，汪曾祺的文学形象在批评和回忆中逐渐稳定和固化下来。

　　孙郁也正是在这样双重的意义上理解汪曾祺的士大夫内涵，但他避免了用一个简单的称号将汪曾祺和其作品窄化的倾向，而多角度探究了士大夫的“内”与“外”。首先，他认为汪曾祺身上士大夫气质的形成离不开高邮故土对他的滋养：“高邮的水色，给了他柔软、温和的性格。自然，那些浪漫的遗产地，也暗示着生命的情趣。”［5］这些浪漫的遗产不仅塑造了汪曾祺的性格，也给他的作品铺就了一层温暖悲悯的底色。此外，孙郁认为传统儒商家庭的熏陶培养了汪曾祺“江南才子式”的审美感受力和领悟力，他选取的写作素材并不局限于表层的民俗风情，还提供了诸多文化人类学的谈资。

　　孙郁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拓展了汪曾祺“士大夫”气质的内涵和外延，认为汪曾祺的“士大夫”气质既有水土、教育等外部因素促成，也有汪曾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选择、展示的内化过程。王尧在谈及汪曾祺研究时提到：如今的汪曾祺研究中存在着过度解读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在文中过分把玩汪曾祺的生活趣味，将士大夫式的生活方式过度渲染”［6］。孙郁很好地掌握了其中的分寸，避免了将汪曾祺的性情和作品渲染为一种文化消费的局面。

二、闲雅文风 自成一派

及至当下，汪曾祺研究已走过40多个年头。相比之下，论文较多，专著偏少，代表性的作品有邰宇所著的《汪曾祺研究》、杨红莉所著的《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汪曾祺小说文体论》、杨学民所著的《站在边缘处对话——汪曾祺新论》等数部。这些专著或研究汪曾祺作品的一个侧面，或借用文学史视角阐释汪曾祺在文坛的独特位置。

　　而孙郁的这本《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则另辟蹊径，既非研究汪曾祺的学术论著，也非汪曾祺的个人传记。孙郁在本书的后记中谈道：“我在教书之余，陆续用了两年时间写作此书，这本书，是对自己年轻时期的记忆的一次回溯，自然也有内心的寄托在。”［7］可见本书虽记录汪曾祺，却掺杂了作者的私人情感，有所寄托和抒发；他直言：“我只是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不都那么冲动，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这些文人数目不多，在五十年代已经溃不成军，但其余绪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大概和他们的存在大有关系。”［8］可见，孙郁是以汪曾祺为中心人物，不断从汪曾祺出发而抵达其他作家，再从其他作家那里返回到汪曾祺。如此，一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传统脉络便清晰可辨：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流变。

　　作者已然昭示此为一部掺杂了私人情感的著作，那么必定与其他结构严谨的学术之作不同。诚然，从孙郁给本书的命名《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就能看出，并非汪曾祺“研究”，也非汪曾祺“新论”，而是“闲录”。尽管孙郁自己并未就此“闲”字做出专门的解释，但结合个人的阅读感受，此处的“闲”包含“闲话”的意味。纵览全书，孙郁没有使用任何高深的学术名词，也没有使用任何西式的批评理论，有的只是从容自如的随性而谈，这和“五四”时期散文创作中的“闲话风”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散文创作中，“闲话风”是指用“闲话”的笔调来进行创作的语体风格，鲁迅的《朝花夕拾》即是该种风格的代表之作，鲁迅在其中“重提旧事”，充满了对童年往事的追忆与模拟，于是乎形成了该类散文自然亲切、和谐宽松的特殊氛围。孙郁虽写的不是散文，却有散文的风致，例如在论及汪曾祺的字画时，能从画到字、从随笔到清词、从陈师曾到齐白石侃侃而谈，既能站在专业的角度论述文人画的精神流变，也能以印象式的方式品评汪曾祺的字画，兼论各路各派画家的风格，学识丰厚广博，文风散淡亲切。

　　如果说 “闲话风”散文的出现是对“五四”时期盛行的“我（作者）说你（读者）听，我启你蒙”，强制灌输的、布道式的演讲风散文的一种历史的否定和反拨。那么孙郁此著中呈现出来的“闲话风”式评论则是对现行僵硬的学术体制的一次挣脱和超越。因为“闲话风”不仅具有文体解放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所秉持的叙说姿态：即把读者与作者平等放置，袒露真心，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联想、议论甚至诘难。有学者认为“当下时代学术研究文章的写作方式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或许是受制于所谓学术体制压力的缘故，我们的学术文章越写越死板，越写越充满了一种八股意味”［9］，古人云：文无定法。如何有效地挣脱学术体制的束缚与羁绊，孙郁的写作给了我们一份可供参考的答案。区别于其他研究汪曾祺的专论著作，中国古代的批评是弥散式的诗话传统，孙郁得其文采，用闲话的方式漫谈汪曾祺的一生，既是一次突破学术体制的尝试，又是一次汪曾祺研究中的创新。

三、散中有序 贯通融汇

虽然说孙郁在《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中是一种随性而谈的“闲话风”文体，但并不意味着该份研究就毫无章法可寻。按照孙郁的说法，此书的写作重点有二：一是汪曾祺；二是包括沈从文、废名、黄裳在内的其他十多位作家。以汪曾祺作为中心向外扩散是其基本的评论框架。全书共有三十一章，但细读下来，又可根据内容划分为三大类别：

　　第一类是以汪曾祺的人生经历为基础，阐明为何将他定位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主要包括“一个儒者”“在昆明”“诗人教授”“拍曲”“午门上”“大众之音”“安之若命”“样板戏”“美国之行”。这些章节基本还原了汪曾祺的重要人生阶段。

　　第二类则是从汪曾祺的文本出发，探究他作品中诸多特质形成的缘由；主要包括“文道”“革命话语”“乡土气”“人间世”“梨园内”“文人画”“杂学”“聊斋新义”“狂放之舞”“食与色”“墨痕内”。这些章节从文本出发，而又旁逸斜出文本之外，但均聚焦于士大夫趣味和士大夫审美，古今中外、新旧雅俗，为读者进入汪曾祺的作品提供了多样的路径和体悟的方法。

　　第三类则是将汪曾祺放于其他同类作家中进行比较，凸显汪曾祺的思想艺术个性；这些作家（或章节）包括“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黄裳”“老舍先生”“废名”“贾平凹”“林斤澜”“各自的路”“张爱玲的眼光”。孙郁采用的参照对象既有读者熟知的、明显具有师承关系的废名，也有从未听说过的浦江清、黄裳等，既丰富了汪曾祺的文学交游关系，也为读者提供了另类的他者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个章节，无论如何划分，所围绕的中心话题都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以其为中心，编织了一张翔实精致的汪曾祺文学交游网。

四、小结

通过三个方面的突破和创新，孙郁呈现了一个在读者认知中既熟悉又陌生的汪曾祺形象，以“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为圆心，向外扩散，写了一群人的文游与交往，既探究汪曾祺的士大夫气质，也提醒自己不忘作为文人的士大夫精神：

　　现在学界的争论很多，派别林立，是不可免的生态。在我看来，无论左与右，都失去了暖意的叙述，缺乏智性的文本，青年人是不会亲近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张中行、汪曾祺的文章还在被不断地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有人性的温度。［10］

　　在笔者看来，汪曾祺的温度被孙郁真诚地保存了下来。孙郁谈及汪曾祺的评论文字时这样说：“我那时候看到他写的评论短文，也没有一点时风，古雅、散谈、形象，弥漫着悠然的美意。真的就像民国时的书评，学识和诗趣竞放其间，深切而美丽。作家的书评写得好的，一是茅盾，二是王蒙，三是孙犁，汪曾祺可谓紧随其后吧。读汪曾祺的书，其实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某种风气。那是一代人的风尚，我们看了，除了感叹，还有神往。这在别的作家那里，很难见到。”［11］

　　这段文字同样适用于在本著作中作为研究者的孙郁，闲适散淡，博采众长，在当下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时代，温和地敲响了坚守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