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芬

　　伽达默尔曾说：“一切翻译都是阐释。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1］翻译的实质是以不同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原文内涵和意义，其目的是重现原文，因此也可以说翻译是对原文的思想内涵和表达形式的阐释。乔治·斯坦纳作为阐释学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继承了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思想，将阐释学引入翻译研究领域中，发表作品《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认为“解释即翻译”，语言永远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语言的产生及理解都是翻译的过程［2］。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在西方翻译研究学界中掷地有声，为西方译界的翻译研究转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自20世纪80年代阐释学翻译理论引入我国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围绕其展开研究和应用，为我国译者的翻译工作和翻译研究拓宽了视野。

　　随着译者地位的提升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风潮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都逐渐肯定译者的价值，支持译者在翻译工作中充分发挥自主意识，鼓励译者从幕后走向台前。与传统译论的观点不同，如今译者所肩负的任务逐渐多元化，译者在原作前是读者身份，在生产译作时又是作者身份。在原作面前，译者无须做一个默默无闻的耕耘者，将原作的果实一步步挪到他国的原野中，而是具有超乎想象的能动性，并不是没有思想的空壳搬运工。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很多译论开始过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逐渐偏离对翻译本质的追求，这也是很多翻译工作者在实际翻译中容易步入的误区。不过，依据阐释学翻译理论的观点，译者应对原作负责，应当慎用手中的自主权，切忌掉入肆意发挥能动性的泥潭。译者若掉入能动性的泥潭，对自我的认知就会发生偏离，其翻译工作会变成在原作上借题发挥，导致原作意义的缺失，违背了译者任务的本质。所以，保持原文与译文的平衡，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牢记的原则之一。

一、阐释学“四步论”概述

斯坦纳将自己对翻译过程的理解看成是一种认知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步骤：信任，进攻、侵入，吸收和补偿。阐释学“四步论”被认为是斯坦纳的著作《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的核心概念。第一个步骤“信任”可以理解为，译者要信任翻译的文学作品，相信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意义，通过翻译可以使更多的外国读者接触到翻译作品。同时，译者相信这部作品是可译的，进而是可以被理解和感受的；译者相信自己的翻译工作是有价值的，能够接受时间的考验。第二步是进攻、入侵。译者看到源语文本就像将士搜刮敌国国库，译者将文本的意义统统收入译者的语言中，如同将巨大宝库打开，一一拿起，将稀缺的宝藏据为己有，为自己所用，以被更多人看到。的确，历史上有很多文本是通过翻译才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到原文本的存在。第三步是吸收。译者理解原文本的内容和意义后，如何流畅准确地将原文本的意义内容转变为译者语言呢？关键在于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策略，有很多推崇直译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学家认为将原作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才是对原作文本的尊重和保护，遵循这样的翻译策略不会对原作文本产生误解，将其扭曲变形。但是，对目的语读者阅读直译的译作，难免会产生不知所云的想法，并不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和原作保持一致的视域。作者隐藏在原作中的内涵意义无法直接被目的语读者所领悟，并不利于原作的传播，也枉费了译者兢兢业业的翻译工作。所以斯坦纳认为译者应当灵活地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将原作的意义内容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重生。最后一步是补偿。补偿是一种互惠的行为，补偿使原文和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一定的平衡，译者在翻译工作完成后，将被打破的原作语言、风格、句法等不可译因素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另外，翻译可以增强原文文本的影响力，很多不为人知的著作，经过翻译之后能成为传世经典之作。不过，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四步论”并不是割裂的四个独立个体，“事实上，四个步骤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非泾渭分明。四个步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不能简单按照时间顺序割裂”［3］。作为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应当将翻译理论融合到实际中为我所用。

　　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译论中翻译标准唯一性的铁律，让学界更多学者认识到翻译的相对性。按照斯坦纳的观点，可以知道无论是古代的文言文还是现代畅销青春小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翻译——翻译就是解释，听歌传意、眉目传情、思想交流都是翻译。中国译者对中岛敦的《山月记》进行的翻译及重译使翻译、作者、读者、译者、文本之间形成了一个“解释学的循环”，译者的首要职责便是以诠释的态度成为四者间的牵引人，传递原作者的意图和信息。由于译者所处环境、所受教育等的不同，其对文本的理解是主观的，所以不存在翻译对错，这是一个相对性问题。所谓翻译并没有好坏之分，而是“既是……又是……”。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语读者，答案也可以随之变化。译者在理解原文本的过程中改变或增减原文本的含义在所难免，译文无法完全反映出原文的意义。接受了这一点，才能客观看待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问题。

二、《李陵》汉译过程的阐释学评析

《李陵》篇章中出现了三位人物，分别是李陵、苏武和司马迁。在中岛敦的笔下，三位史书记载中的人物立体鲜活了起来。异国作家跨越文化语言的障碍，诠释了三位主人公在同一历史背景下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走向各自的命运终途。笔者将通过举例分析译文如何在阐释学“四步论”的角度下重新再现原文的风貌。

（一）信任

斯坦纳认为，译者在选择源语文本进行翻译活动时，需要确认源语文本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或者传播价值，即作品的“可译性”。中岛敦出生于汉学世家，对汉学造诣颇深，在《山月记》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物与事迹，具有高度的文学审美价值。其中《李陵》一篇中，引用并参考了中国的《史记》《汉书》《文选》的资料，可以看出中岛敦对小说的创作有严谨深厚的背景考究功力。中岛敦于1942年离世，1943年我国便将他的作品译介到国内，直至今日已有长达八十年的译介与研究过程，《山月记》的中译本多达十几种，可见中国译者和学者对中岛敦文学的肯定和着迷。中岛敦属于英年早逝的天才作家，自其逝世后，作品如遗落人间的明珠，被世人发现。中日两国至今都在围绕中岛敦展开一系列研究，可见他的文学作品极具文学审美价值，使中日两国学者乃至世界学者为之着迷。

　　本文选择的中译本译者为陆求实，是一名优秀的日本文学译者，他从事日本文学译介多年，主要译作有《人间失格》《虞美人草》《阴翳礼赞》《新平家物语》等。陆求实曾于2011年获得日本讲谈社颁发的“野间文学翻译奖”，他对中岛敦《山月记》的汉译，是译者的主动选择，是文人之间的默契与欣赏，也是中日文学交流碰撞下无比璀璨的明珠。

（二）进攻、侵入

中岛敦原文：考えることの嫌いな彼は、イライラしてくると、いつも独ひとり駿馬を駆って曠野に飛び出す。［4］

　　陆译：向来不喜自寻烦恼的李陵，每当这种时候，便一个人骑着骏马在旷野上驱驰狂奔。［5］

　　原文描写主人公李陵长久挣扎在匈奴与汉朝之间，对汉武帝杀戮家人心怀仇恨，却无法真正归顺于匈奴。每思及此处，内心便烦恼不堪。译者并没有将「考えることの嫌い」照搬为“不喜欢思考”或者“讨厌思考”，而是灵活地将其处理为“向来不喜自寻烦恼”。译者在将原文译成目标语时，由于和原作者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和文化背景，在“侵入”步骤中，译者和作者的“冲突”就会体现出来。译者需要靠自身对原文的理解，将原文语句剖开，释放其内涵。原文中李陵长期纠结于匈奴与汉朝之间，却并没有真正做出取舍，他多年都在权衡利弊，想找出既能保全性命又能荣归故里、名扬天下的两全方法，左思右想，却始终不敢踏出一步，而是选择保持原貌。所以，译者通读原文，在充分理解原作意义的基础上，译为“向来不喜自寻烦恼”，不仅与原文情景相吻合，且完全符合主人公李陵懦弱胆小的内心写照。

（三）吸收

中岛敦原文：自ら首刎ねて辱ずかしめを免まぬかれるか、それとも今一応は敵に従っておいてその中に機を見て脱走する——敗軍の責を償うに足る手柄を土産として——か、この二つの外に途は無いのだが、李陵は、後者を選ぶことに心を決めたのである。［4］

　　陆译：对他来说，眼前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自刎而死以免受辱，或者暂时假降于敌，然后带着足以抵偿战败之罪的“厚礼”伺机逃回大汉。李陵决定选择后者。［5］

　　译者在逐个发掘原文语句中蕴藏内容含义之后，进入“吸收”步骤，译者将原文信息在包袱中揉碎重组，通过译语的形式重新释放出它的原本信息，简而言之，是“对原文文本的移植”，此步骤十分重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吸收”后产生两个结果：一是译者将原句的信息和语音照单全收，直接融入另一种语言体系当中；二是将原文语句中蕴藏的文化因素保留。原文中李陵计划将单于的人头拿下，回去献给汉武帝将功补过。所以用“土産”指代“这份功劳”。陆译本基于对源语文本充分的了解熟悉，将其精练的表达方式吸收，将原句中的“土産”译作二字“厚礼”，既保持了日文原文的含义和文化意义，也在中文语言体系中找到对应的可以维系日文原文中的词汇。中文的“厚礼”不仅有实物的礼物之意，在此处也代指李陵欲给汉武帝将功赎罪的厚礼之意。引号注以强调，表现出李陵对立功、光宗耀祖的急切。陆译本体现了对源语文本文化因素的吸收，保持了原文与译文之间文化因素的互通对等，译文努力在向原文靠近，尽力表现原文的精髓。

（四）补偿

中岛敦原文：その髪も椎結とて既に中国の風ではない。［4］

　　陆译：他的头发像匈奴人那样挽着锥髻，早已不是汉家的样式了。［5］

　　这句话在描写李陵面对老友任立政真诚劝说自己返汉时沉默不语的场景。在《日本国语大辞典》中，该词意为「髷（まげ）の一種。頭髪を後方に垂らし、その先端を椎状に髻（もとどり）とする結い方。中国の蛮夷の風習とされる」。虽然追其溯源，源语文本中使用的该日语词汇来自中国古代，但是也符合中岛敦汉学家的身份和其庞大的知识储备。语言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产生变形的可能性极大，译者在翻译这类词汇时，万不可望文生义。陆译本译作“锥髻”，这是该词的原本写法，同时，陆译本采用了加注的策略，在书页下方注明：“锥髻：又叫锥结，即将头发挽成向后翘起的一撮，其形如锥，与左衽一样是中国古代边远少数民族常见的妆饰习俗。”陆译本的翻译策略，既便于现代年轻中国读者理解接受，又给源语文本增加了补充说明，给予了补偿，实现了原文与译文的平衡。然而，有的译者常常忽视了这一步骤，因为只有实现了原文与译文的平衡，才能证明译者翻译工作的完成。补偿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原作语言和译作语言之间的不平衡，优秀的译者在补偿这一步骤中可以将原作的思想意义在另一种语言中延续，更好地体现原作的文学意义和价值。

三、结语

在中岛敦《山月记》的《李陵》篇中，李陵、苏武和司马迁三位人物都是中岛敦对自己人生的映射。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挖掘出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从他们不同的命运遭遇中发现与他命运的相似点，中岛敦的视域与历史人物的视域相结合成为第三种视域，即文本视域。译者在阅读原作的过程中以读者的视角带入自己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之后，原作价值才能打破语言的桎梏，突破时代背景的束缚，然后在译者的桥梁作用下，将日文原作翻译成中文文本，再让中国读者来揭开本应尘封在中国历史中的人物故事如何经一名日本作家之手，远渡重洋从海的对面重新进入中国读者眼中。

　　《山月记》的译本众多，本文通过选取代表性的陆求实译本，举例分析了在阐释学翻译理论视角下译者的具体翻译过程。这表明，阐释学翻译理论在翻译工作中，特别是文学翻译领域内，仍然具有指导作用和不可多得的价值。经典文学作品通过译者们不断翻译、重译的过程，才能够抵挡住历史长河的冲刷，给人类文明留下不可多得的遗产。在文学作品永葆生命力的过程中，译者的作用毋庸置疑，作为译者，应当肩负起译者的任务，在进行翻译工作时发挥主体性，不能生搬硬套，要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此外，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也给文学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