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琦

　　小说《使女的故事》是通过叙事建构起来的，阿特伍德在其小说中通过叙述策略，为女性发声，表现了女性生存的困境，同时也表现出了作者对于生态环境的关心，为人们敲响警钟。本文以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的叙事声音作为理论基础，从叙述声音的三个方面对《使女的故事》进行分析，感受阿特伍德想要表现的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忧虑以及女性权威的自我构建。阿特伍德小说主要以表现女性为主，她聚焦于女性的日常生活状态、生存方式、面对的困难和挑战。“男性话语权下女性的生存状态”一直是她作品的一大主题。在《使女的故事》中，通过奥芙弗雷德自述自我的追求——不甘于成为“行走的生育机器”，表现了一个觉醒的女性形象。她不是基列共和国极权统治之下的工具，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在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中主要是将作品视作历史、社会文献，将其中的叙述者当作真实的个体，从阅读出发评论人物或事件，对于女性的地位、所处环境进行批评，而忽略了叙事作品本身的结构技巧。而女性主义叙事学则通过叙事学的具体理论、术语等来研究作品是通过何种方法表现女性的写作特点，如此使分析更加准确、系统。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在分析探讨女性写作时，会注重一定的历史语境。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学表现——叙事学“话语”层面的“声音”。通过不同的“声音”，表现出女性想要独立的愿望，她们不愿意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将叙述声音分为三种类型：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不同类型的叙述所带来的效果也不一样，叙述者的参与度越强，叙事声音也就越有力，反之亦然。而《使女的故事》是典型的作者型和个人型叙述声音，不同于以往阿特伍德作品中出现的集体型叙述声音，《使女的故事》是以奥芙弗雷德一人的视角进行叙述，在小说中没有集体的存在，所有的集体叙述声音都被个人型叙述声音所取代。因此分析其中的作者型叙述声音和个人型叙述声音对于分析小说想要表现的女性生存的困顿与迷茫具有重要意义。

一、别样女性权威的构建——作者型叙述声音

“‘作者型叙述声音’表示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这里的“异故事”是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独立于故事的人物，并不直接参与。“作者型”这个词，也并不是单纯指作者，而是说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并没有将叙述者和作者进行严格区分。“作者型”在某些作品中其实也可以表现为“读者型”。阿特伍德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立志讲好女性故事，作者型叙述声音就是她在部分作品中使用的一种方式。女性作者在长期的男性占据话语权的时代，通过这种叙述声音，可以模糊作者的性别，参与到男性作家占主要地位的叙事权威中，从而加强女性权威。同时作者或者是隐含读者成为叙述者，与读者之间拉近距离更容易使读者信服。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使用作者型叙述声音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公开、隐藏和缺席。公开如《强盗新娘》，在小说中展示作者的身份，引导读者进行思考，从而构建女性权威。隐藏如《肉体伤害》，将作者声音和叙述者声音混合，表现女性受到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缺席最为典型的就是《使女的故事》，与公开和隐藏不同的是，缺席的作者将自己完全隐藏起来，不发表看法，而是让人物自己去讲述自己的故事，按照人物的内心发展去叙述自己的命运，客观直白地表现了女性的生存境况，从而进一步构建女性权威。小说通过叙述者的自述讲述了弗雷德身边其他人的故事，弗雷德的女儿、丈夫卢克、大学同学莫伊拉、她的母亲以及从电视上认识的赛丽娜，以全知的姿态展现了弗雷德和他人交流交往的全过程，反映了奥芙弗雷德的思想和精神状况，构筑了她的女性权威，表现出她的女性气质，并且隐含了整部小说的主题：基列共和国对女性的盘剥。

　　《使女的故事》的最后一章“史料”就是最为典型的缺席叙述者，在这一章中记录了“第十二届基列研究专题研讨会”的会议内容，在对于《使女的故事》是否真实方面，可以明确感受到与会者的戏谑。从缺席的叙述者角度来分析，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这件事的不信任，解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并且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点是，已知的发言的与会者都为男性，他们解构《使女的故事》的真实性未尝不带有自己的私心，为维护男性话语权，缺乏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和正视，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和责任。在《使女的故事》中，男女对立，冲突明显，生态问题与生育问题层出不穷，这些本应当引起重视，毕竟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可能就是当下人们可能面临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未来将要面临的。这一切都为我们敲响警钟，而那些与会者却从男性权威的角度选择去消解故事的严肃性。这就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加相信《使女的故事》，女性权威被进一步构建。

　　综上，阿特伍德以作者型叙述声音展现了在基列共和国女性生存的困境以及强权的压迫，叙述者以缺席的方式组织着故事，反而进一步构建了女性权威，体现着作家对于文本高超的控制能力和叙述技巧。这种类型的叙述声音模糊了作家的性别，从客观的角度叙述、观察女性的生活，塑造了更为立体、坚强的女性形象。

二、女性觉醒的自我追寻——个人型叙述声音

“个人型叙述声音”是指叙述者和小说的主角为同一人时，小说的主角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此种叙述声音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运用得最为广泛。前文中就已经解释过，在传统的阅读经验中，男性权威占主导地位，女性权威本来就不占优势。《使女的故事》的叙述者已经很明显是女性奥芙弗雷德，她的叙述权威已经处于被消解的境地。而个人型叙述声音因为叙述者是故事的主人公，在叙述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带有自己的主观意识，无法做到完全客观，所以权威进一步受到质疑。虽然这种叙述声音有着种种弊端，但是却有利于奥芙弗雷德自我意识的呈现，奥芙弗雷德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以自我叙述的方式展示给读者，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讲述这个故事，展现了女性独特的心理活动，表现了女性作品的特色，也借此树立了女性权威。与此同时，阿特伍德为了减少这种叙述声音带来的权威的解构，特意使奥芙弗雷德在叙述时表现出一种真实的态度，从而使读者相信叙述者，从而增强作品的可信度。

　　根据苏珊给个人型叙述声音下的定义，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人为叙述者。故事中的叙述者往往以第一人称出现，“我”是叙述者也是故事的主人公。《使女的故事》所采用的正是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通过心理时间进行叙述，仿佛在和读者交谈，娓娓道来，使读者更加信服。在叙述的过程中，阿特伍德采用了两种叙述策略，分别从两个向度对故事进行讲述，一是按照当前时间故事所发生的顺序讲述，是与故事时间同步发生的；二是在所见到的事情中不断穿插回忆，通过回忆来表现所有的事情。以这种口述的方式，构建一种心理真实，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渐相信叙述者，从而达到构建女性权威，表现女性生存困境，敲响警钟的作用。

　　在“我”的叙述中，一开始是女性莫名其妙地被单位解雇，然后是银行卡冻结没有了经济权利，之后又发展到很多女人在街头被捕不知去向，而这只是刚开始。后来基列共和国进一步区分女人的社会阶层，他们将有一定生育能力的女人划分为使女；将没有生育能力，但是愿意为国家服务的人变为马大；再将那些本来就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并且为宣传教义做出贡献的人划分成夫人；还有一些处于灰色地带的人，她们用生命去清理有毒物质。在基列共和国的制度下，使女被禁止涂抹面霜，奥芙弗雷德偷偷地将人造黄油藏起来进行润肤；不允许大主教和使女在“受精仪式”外有见面，但是她却按照主教的要求偷溜进书房和主教下棋，并且被大主教带出去参加荡妇俱乐部；不仅如此，使女作为主教的私有物品，不可以和主教以外的异性有任何接触，可是她却按照主教夫人的要求和司机里克发生关系，事后还一直偷偷联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了曾经和卢克刻骨铭心的爱情。她努力反抗，最后却依旧难以逃脱被管制的命运。她的反抗是很微弱的，但是她努力反抗这种极权的压迫，不像大多数使女一样选择被规训。她的每一段独白、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她的反抗，在反抗的过程中她实现了对于自身女性权威的构建。奥芙弗雷德在成为使女之后，经常回想起以前的事情，渴望自己能够赚钱，能够工作。当她表现出这种独立的要求时，她女性的权威开始建构，她在基列共和国的高压下讲述这个故事，表现出对于基列极权压迫的颠覆。在奥芙弗雷德的自叙中，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不停穿插，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时间上的无序，使故事和读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读者可以在阅读过程中流畅地转换，更容易感受到奥芙弗雷德在基列共和国压抑下复杂不安的内心世界。同时，读者也能够感受到奥芙弗雷德的坚强，在基列共和国如此极权的压迫下，她没有臣服，而是选择反抗，并且将这一切记录下来，为后人敲响警钟。

　　总之，作者在多种叙述声音的使用中其实都是为了凸显女性独立意识的显现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她们的存在是服务于男性和家庭的。就如同在《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共和国通过社会的压迫，将女性从各个方面进行规训，并服务于男性。奥芙弗雷德时常怀念自己和丈夫的爱情，她勇敢地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在第四十六章她以此作结：“那两个人，现在是站在左右两边，一人抓着我的一只胳膊肘拉我上车。我无从知道这究竟是我生命的结束还是新的开始：我把自己交到陌生人的手里任其发落，因为我别无选择。”没有给自己一个明确结局，将选择权交到读者手中。更加突出了她生存的困境，表现出她对于自己未来光明的不确定却又心生向往，奥芙弗雷德坚强、勇敢的女性形象得到了进一步凸显。

三、结语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通过独特的叙事学技巧，表现了她对于女性生存问题的关注。作为女性，她清楚地意识到，女性不应当是从属于家庭和社会的，也不应当听从男性的指挥。她们是独立的，她们是有自身价值的，有自己的思想，不应当将自己作为一个附属品，由于她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成长经历以及时代环境的影响，使她对于女性意识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使女的故事》中以独特的女性第一人称为视角，从女性细腻、敏感的内心出发展现女性生存的环境，构建出男性宏大叙事下独特的女性形象。在女性声音的凸显方面，阿特伍德没有呈现集体型叙事声音，而是通过作者型和个人型叙述声音对基列时代女性的生活进行客观的表述，同时又从奥芙弗雷德的内心审视这个时代，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共鸣。文学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发声方式，反映了她对于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使女的故事》中独特的叙述策略，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基列共和国对女性的一步步奴役，对女性财产权的剥夺，政治权的剥夺，甚至人权的剥夺。然后通过宗教奴役女性的思想和肉体，将她们一点点地改造成“长着双腿的子宫”。同时阿特伍德也表现出了对于生态环境的担忧，警醒着读者。总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其独特的后现代叙事技巧为女性发声的同时，其作品中也表现了阴暗的未来世界，对当下的人们也具有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