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诏图传》概述
《南诏图传》为纸本设色， 长580.2厘米，宽31.5厘米，由南诏最后一任统治者——“中兴皇帝”舜化贞命大臣王奉宗、张顺等人主持，由两人带领的画工团队绘制而成，现藏于日本国近畿地方京都府藤井有邻馆。因画卷末载有“中兴二年三月十四日……等谨”字样而得名，《南诏图传》（以下简称《图传》），又称《南诏中兴画卷》《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图传》分为图画卷和文字卷两部分，图画卷主要分为四个部分：观音幻化，蒙氏开国；梵僧化度蛮夷部族；文武皇帝礼佛图；西洱河图。文字卷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圣僧七化；中兴皇帝敕书；王奉宗和张顺所写的“赞颂”。《图传》的年代、版本真伪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笔者对其进行了整理与归纳。
虽然《图传》原稿应为中兴二年（502年）所作，但图画卷中“文武皇帝礼佛”这一内容明显为后来加入，故关于现存《图传》画卷的年代问题，学界众说纷纭。对《图传》年代的考察最早可追溯到清人张照，近现代如海伦嘉萍、方国瑜、向达、李霖灿、汪宁生、杜成辉、A. G.Wenley等国内外一众学者也都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同时，现存《图传》画卷的版本问题，其究竟是当时所绘草稿，还是后世补绘、临绘稿本等问题，也同样颇具争议。这种争议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现存《图传》为后世摹本，如嘉萍、向达、李霖灿、汪宁生等人均认为《图传》为后世摹本；一派认为《图传》为原本真迹，最早可追溯到清人张照，其后方国瑜先生也认为补绘部分年代虽不能确定，但画卷之“中兴二年”题记以上应为舜化时作，不能因有补作而疑原件之年代。
二、文字卷的史料价值
（一）文字载史：作为史料的文字卷
《图传》文字卷在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宗教、文学、艺术）多个方面为研究南诏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笔者选取其中的几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图传》为我们研究南诏时期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钱大昕曾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可见考察人物职官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图传》中出现的职官名有信博士、内常侍、酋望、忍爽，均为《图传》创作者之一张顺的身份称谓。结合《新唐书》《僰古通纪浅述》等文献记载与唐代职官设置进行分析，不仅可以知晓张顺的身份为“通晓圣教源流、侍奉于内廷、位高权重的皇帝近臣”，同时通过对南诏宫廷内部行政制度的了解，可以得出南诏职官设置深受唐代影响的结论。
其次，在宗教方面，《图传》为佛教传入南诏的路线及时间的研究提供了更多依据，并详细说明了观音信仰是如何在南诏逐步建立起来的。关于佛教传入南诏的路线、时间有多种观点，可总结为三种：中土传入、吐蕃传入和多源说。《图传》的文字卷记载：“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弈代相传，敬仰无异。”这呼应了佛教传入的路线为多线的观点，同时为多线传入的具体来源提供了新资料，以供学者证明或证伪。例如付君琴的硕士论文《吐蕃道与南诏大理国佛教研究》，以《图传》文字卷“第七化”及中兴皇帝敕文部分为论据论证了吐蕃道的交流情况及吐蕃佛教对于南诏佛教的影响。同时，虽然众多学者认为文字卷的内容有神话传说的成分，不完全可信，但据文字卷记载，可以推断出“佛教在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期的罗晟时代，已开始传入洱海地区，这与众多文献记载的情况是一致的。”
最后，《图传》文字记载还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南诏国民族文学、艺术观念的窗口。通过对《图传》文字卷的书风分析，可以获悉南诏官方对唐代书风、王羲之书风的推崇。顾峰在研究中说：“《南诏图传》文字卷的书法风貌是很规范的羲之风格，循规蹈矩，一笔不拘，也许是奉敕而书，故极为工整，以正楷为主，兼有行书风味，很接近冯承素摹写的《兰亭序》。”除此之外，“文字卷在文字叙述方面，条理清晰；王奉宗、张顺的进奉，很注意对仗和韵律，具有浓郁的辞、赋风格。”“而且也不见唐代曾通行的那些俗字及武则天时的新造字，可见不是出自汉人学士之手，而很可能出自当地乌蛮或白蛮人士之手。”由此可见文字卷在南诏民族文学、艺术方面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参考。
（二）以文入史：文字卷的文本加工
《图传》的文字卷记载一直以来具有众多争议，有人将其视为珍贵的史料，有人将其视为“虚幻之神话”。部分学者认为《图传》中有非客观的对历史的加工，如张乐尽求“禅位”的历史记载并不像《图传》所描绘的那么和平，更有研究者认为《图传》的整个故事均为对历史的篡改和伪造。罗炤指出，《图传》中梵僧授记这一类似于君权神授的故事模式是直接模仿唐代的政治预言，文章第一部分通过对比隋文帝时的“神尼”智仙、武则天时造伪经的和尚、唐玄宗时的万回与梵僧行为的相似性，作者提出《图传》为伪造的质疑。第二部分作者论述了梵僧与唐代神僧“僧伽”的共性，加之第三部分提出的疑问：为何如此重要的梵僧竟无名姓记载，从而推论出《图传》撰文的虚构性，认为其是以唐代神僧僧伽为原型而改编杜撰出来的。
笔者认为仅凭事件、人物间的共性为由来推断《图传》之记载全为杜撰未免有失偏颇，但正如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具有二重性，史书编纂中都会出现“客观与主观、天命与人事、直书与曲笔、实录与名教”等的不可调和性。《图传》并非严格意义上较正统的“史书”，其中的文字记载是否具有人为加工成分，加工修饰的程度有多少以及分别在哪些方面，这类问题在有确凿证据前仍然不应轻易盖棺定论。
三、图画卷的史料价值
（一）图像证史：作为史料的图画卷
《图传》除文字记载外，图像描绘中也有与其他史料记载相呼应的地方，并且以与文字卷迥异的具象形式拓展了已有史料的深度和广度，笔者主要将其分为三个部分进行探讨，分别是科学技术、审美观念与民族交流。《图传》中出现了众多“物”的形象，有日常器物、兵器、乐器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南诏国常用器物的图像资料，同时也折射出当时南诏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新唐书》记载“大和三年，南蛮围成都”，这一历史事件中南诏大军将四川的大量能工巧匠掠夺回国，使南诏国的生产技术得到了提高，这在图像史料中得到了体现：由“第一化”及“第四化”中的盔甲、马镫、矛、剑、戟等冶炼兵器可以推测当时南诏国的冶铁锻造技术以及工艺水平具有一定高度。此外，据学者考证，《图传》“祭铁柱图”中的铁柱原型，被认为是大理弥渡县一古庙中立于南诏世隆（公元872年）时的铁柱，其柱表面附有一层致密的保护层，应为当时化学技术手段的运用，《图传》中的铁柱造型也显示了当时南诏国的生产制造技术水平。
南诏与中原的关系虽时常变化，但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却密不可分，其审美观念也必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然而审美观念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要显现出来必须有其载体，《图传》图画卷中的具体形象为我们呈现出这一点。首先，图画卷的形式为描金设色纸本，与同时期的唐代宫廷趣味相符。图卷中形象的绘制使用铁线描笔法，“设色方面主要使用青绿、浅红和熟赭等，常于绘成之后使用白色勾勒轮廓线。”［9］从图像的用笔、设色、构图布局中可以明显见到谢赫“六法论”的影响。其次，图画卷中“第一化”绘制南诏开国皇帝蒙细奴逻家中的祥瑞故事，家中器物布置排列有序，浔弥脚与梦讳身后的墙上挂有一幅山水画，笔者认为这很有可能与当时南诏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有关，以此来附庸风雅。《图传》为张顺等人蒙诏而作，其形式与内容的呈现无疑需要符合当时宫廷的规范，显示出当时皇家的审美观念。
不像文字卷以抽象的文字形式呈现，图画卷以众多器物的具体形象显示出南诏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最明显的莫过于人物服饰，从人物服饰的形制来看，虽然不那么华丽，但无论是宽袍广袖还是半袖短衣风格都与唐朝的着装相近。此外，“第一化”亭台走廊中的博山炉、“祭铁柱图”中的祭器“豆”以及仙女弹奏的乐器如横笛等无不显现出南诏国与中原文化的交流。
除了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外，南诏还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如图画卷中的梵僧形象，据朴城君的研究，其形貌具有异域特征，“浓重的八字须和络腮羌髯最惹人注目”，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梵僧的莲花冠与藏传佛教或吐蕃佛教有关，图画卷保存的众多形象为研究南诏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以史释图：图像阐释的多义性
由于图像形式的特殊性，其所保存下来的史料价值往往在于直接的形象而非抽象事物的道理、意义或隐喻。正如陆机所言“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图画卷中的“西洱河图”这部分没有确切地表明其中蕴含的宗教、文化寓意，所以学者结合历史文献，对其含义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解读，试图接近被掩埋的历史真相。在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西洱河图”中蛇与螺的形象具有宗教或文化的重要寓意，但在具体的象征寓意上有着不同的观点。例如李惠铨认为蛇是凶神；张旭认为蛇是长寿的象征；侯冲赞同李惠铨的观点一样，认为双蛇为凶神，而金鱼、金螺为善神；杨跃雄、王笛在蛇为善神的基础上认为其为白族的祖先蛇，在金鱼、金螺之后逐渐与“河神”形象相联系。除了蛇、螺单独形象的寓意之外，学者们对于图像主题的观点也各不相同。例如虽然同样认为“西洱河图”为祈求祥瑞的主题。杨跃雄、王笛认为图中双蛇为祖先蛇，交尾具有繁衍后代之意，人们对其的祭祀是为了获取这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这与田怀清认为蛇为交尾，具有生殖繁衍的意义相似；而李惠铨认为两蛇相交构成的区域覆盖洱海中心和大部分水域，洱海人民是将其作为农业与渔业的水神来祭祀崇拜的，同样为祥瑞的含义，前两者偏向生殖繁衍，而后者则侧重农业的丰收。
图像作为史料，若不结合表意指事的文字，易于在传播、迭代的过程中产生歧义乃至误读。例如《本草纲目》最开始绘制了插图却最终没有使用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本草纲目》是以木刻印刷进行传播流通的，比较容易产生错漏的情况，《图传》只作为纸本作品，不像印刷流传过程中易于出现种种问题，但同样也存在相似的情况。例如，关于《图传》的补绘部分有争议，一说是长和国时期文武皇帝郑买嗣，一说是义宁国皇帝杨干贞；《图传》的版本问题，其究竟为原本、摹本也颇具争议。这些模糊、不确定的因素影响着学者们对于《图传》的内容解读和创作意图的研究。图画卷作为史料来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但对于这些部分的取舍运用、辅证研究是需要谨慎的。
四、结语
文章从史学角度出发对《南诏图传》图画卷与文字卷的史料价值进行梳理与归纳：图像卷与文字卷分别提供了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历史文献资料，同样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不应只注重一方而忽略另一方。但是在作为文献的同时，文字卷与图画卷都分别具有自身的模糊性、多义性与不确定性，仍具有待讨论之处，对其存疑之处应保持谨慎求实的态度进行探讨，而不应轻易盖棺定论。虽然由于相关史料的缺失、不可考，部分研究结论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确定，但《图传》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现存资料的基础上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并且呼应了部分文字史料，增加了其可信度，为研究南诏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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