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梦月

一、“南风北渐”的概念及北魏元怿墓壁画的文化背景

（一）“南风北渐”的概念

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实行全面、激进的汉化改革，胡汉民族进入主动融合发展的新时期。北魏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活动还是文化艺术都全面效仿南朝，使南朝学风北传。当时，北方士族在心理上已经普遍认同北魏王朝的正统性，步入十六国以来民族交融发展的全盛时期，真正实现了拓跋鲜卑从草原游牧文明到中原农耕文明的文化转变。不仅拓跋鲜卑的社会风潮由“武治”转变为“文治”，进入“以文治国”和民族融合的新时期，而且北魏在经史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主张文章致用，文风趋向质朴，表现出鲜明的文质化。所以，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方审美趣尚日益倾向南朝，“南风北渐”成为北魏洛阳时期艺术风格发展的主流趋势。这不仅改变了北魏平城时期“粗犷杂糅”的风格特征，而且在“南风北渐”和南北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清峻典雅”的艺术面貌。

　　经过拓跋鲜卑全面的汉化改革，胡汉两族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在“南朝化”的时代主流下，胡族文化主动、全面地融入汉文化之中，变胡风为汉风，民族融合快速发展。“南风北渐”成为此时期文化艺术演变的大致走向。

（二）北魏元怿墓壁画的文化背景概述

北魏迁都后的洛阳城在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冷落后，再次成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迁都之后，孝文帝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全面且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南北文化艺术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和密切。与此同时，统治者尤其倾慕江左风流（魏晋河洛新学），追随和模仿南朝成为彼时北朝文化艺术的主流趋向，这使北方的文化审美情趣普遍追随南朝。拓跋鲜卑也因此逐渐脱离游牧民族的粗犷质拙之气，而变得儒雅风流，南北文化艺术出现了共同繁荣，审美风尚趋于统一。

　　与文化艺术相得益彰的是，北魏都城地区的墓葬对官方丧葬礼仪制度贯彻得最为严格，也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墓葬文化。北魏迁都洛阳后，不仅汉族的孝行观念受到极大的重视，举孝廉之风日益隆盛，而且厚葬之风也愈演愈烈。洛阳地区的墓葬在继承平城墓葬文化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全面地吸收南朝文化新风，墓葬的等级制度更加完善，并形成了北魏后期的墓葬规制。《魏书》记载，孝文帝“及迁洛阳，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可见他已把邙山定为最高规格的皇族墓葬区，并要求南迁的鲜卑各族人死后必须葬入这个墓区内，不许归葬代北。本文所讨论的王元怿墓明确地反映了这一历史。

　　北魏洛阳时代晚期的墓葬图像，主要见于盝顶方形墓志、石葬具与墓葬壁画三种载体上。汉魏壁画传统是其发展的源头，更多的是直接吸收、继承了东北地区、河西地区的魏晋因素，促进了北魏早期壁画墓的产生。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开始学习、吸收南朝墓葬装饰艺术，不断引入佛教艺术形式，在融会贯通后形成了北魏特有的墓葬装饰艺术。这一时期的艺术不仅有平城时代葬制的延续，最为关键的是其杂糅并采纳各类艺术形象和文化因素，形成了全新的组合图像内容、线刻技术和艺术风格，从而明显区别于此前和之后一段时期的墓葬装饰艺术。北魏元氏墓志是少数民族拓跋氏文化融合汉文化之后兴起的艺术形式，这种多元艺术、多民族的有机融合，成就了崭新的北魏文化面貌。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北魏洛阳时期元氏墓葬的资料十分丰富，出土的墓志收藏在河南博物院与洛阳博物馆等多个文化展馆，体量大、内容丰富，有无穷的研究探索空间。

（三）简述北魏元怿墓

洛阳北魏元怿墓葬由墓道、前甬道、石门、后甬道、墓室构成。墓室及甬道绘有壁画，因盗窃和雨水冲刷严重，墓室内部壁画已遭到损坏，内容无法辨识，仅甬道两侧所绘仪卫武士尚存，并在墓室前部淤泥中发现一彩绘陶俑头。墓中绘制武士在汉墓中已比较常见，洛阳地区新莽和东汉时期的墓葬常常在墓室内部绘壁画或在墓门内绘制门卫和武士形象，北魏时期沿袭了汉魏以来的丧葬习俗。不同的是，北魏清河王元怿墓利用墓门以外的甬道空间绘制仪卫武士壁画以显示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此类做法目前所知年代较早。这样的布局安排使所绘武士除了具有守卫墓主人之意外，更增添了显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作用。墓中出土北魏《元怿墓志》，孝昌元年（525年）十一月二十日立，形制完整、规格较高，高95.5厘米，宽99厘米，志文32行，满行32字，现藏于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二、“南风北渐”视角下浅析北魏元怿墓壁画

（一）“南风北渐”视角下壁画人物的“秀骨清像”形态

北魏的墓葬审美从平城时代的多元杂糅发展到洛阳时代的趋于一统，平城时代面露凶相的武士图像逐渐卸下铠甲、舒展眉头，仪态平和，不怒自威。例如北魏平城时期的怀仁丹阳王墓甬道两侧绘制的武士图像，西壁武士身形健硕，上身裸露，穿短裙，打赤足，周身缠绕帔帛，周围装饰莲花。其中西壁武士有三头，左手持长柄锤，右手持长兵器；东壁武士有四臂，右手叉腰和上举，左手持长兵器和长柄锤。怀仁丹阳王墓武士双目圆睁、三头四臂，与后世天王极为相似，应该是中国较早的天王形象。而北魏迁都洛阳后，裲裆衫被纳入等级体系，作为正装、朝服。壁画中人物的衣着也从平城时代的铠甲改为礼仪性质突出的裲裆，这种图像变化恰与北魏后期的文化转型相契合。在侍从、仪卫服饰由窄袖衣袴转变为广袖大袴的洛阳时代，身着广袖袴褶、裲裆甲且拄刀的门卫图像逐渐流行，遍及造像碑、葬具、壁画乃至俑具造型。画中的人物，不仅细节刻画得更为精准，而且面部表情、体态、举止和装束等都不见丝毫鲜卑气息，具有浓重的儒雅气息，神韵、风骨毕现，呈现出典型的南朝士大夫形象。在洛阳时代 “家有吉凶，务求胜异”的厚葬氛围中，文质化图像逐渐成为高级贵族普遍青睐的丧仪形式，进而影响了门卫图像与丧葬俑具。

　　壁画上的门卫形象造型比例准确写实，神态威严庄重，可谓惟妙惟肖、有骨有肉。门卫拄刀而立，站姿稳健；面容略显严肃却不显怒目圆瞪的窘态，形神俱佳；四肢丰腴，不见清瘦矍铄之态。不同于平城时期的“瘦骨清像”，这时的北魏艺术已经逐渐有了“人物造型体态丰壮，面容丰腴适度、 两腮圆润”的绘画倾向。北魏迁都前的太原时期，葬具画像人物形象迥然不同，多面容瘦削、体型修长，极具飘逸之感。可见，南朝与东晋截然不同的文化审美在北魏结合，故而北魏形成了一种独特、丰富的文化样貌。受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影响，拓跋鲜卑全面激进地仿效南朝，上到国家建构下到生活习俗，无不以南朝为范。体现在绘画上，北魏洛阳时期的人物形象也完全改变了平城时期的面相丰圆饱满、体型壮硕、胡服装束，不论是外来佛像还是忠心贯日的臣属，皆呈现出一派“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南朝高人逸士形象。

（二）北魏元怿墓壁画人物“形容端雅”的服饰特点

墓葬门卫服饰的偏好成为洛阳时代文化、政治动向的一面镜子，映射出北魏汉化进程中的一个细节。

　　甬道壁上的四位武士穿着相仿，衣冠服饰完全是中原汉族的装束，上身穿广领长袖衣，下身穿白色缚腿裤，十分有趣的是，武士的穿搭是汉服与鲜卑服的“混搭”，他头上的小冠和上身的长袖衣是汉人的服饰，而下衣的缚腿裤则是鲜卑族的袴褶服。袴褶本是鲜卑族为方便骑马而设计的，裤腿较窄且紧身，并在膝上系带加缚以固定。进入洛阳时代以后，为了配合宽衣大袖式的衣衫，文武官员所穿的袴褶开始向宽广发展，增肥后更符合汉族传统审美中下裳的飘逸之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孝文帝施行的服饰改革政策，并不是单纯的汉化，而是需要因地制宜，把本民族服饰中合理的部分继承保留了下来。在已出土的北魏洛阳时期墓葬壁画中，门卫图像与拄刀文吏俑虽然均存在“直袖”与“广袖”，但广袖袴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这种人物形象具有“形容端雅”的特点，加之在追求文雅时尚的洛阳贵族眼中，“端雅”的广袖袴褶仪卫受到青睐，故而这一时期的门卫服饰以广袖袴褶、裲裆甲为主，配上仪刀，从而形成了洛阳时代文质彬彬的门卫图像。

（三）北魏元怿墓壁画的题材特征

根据北魏洛阳时期墓葬绘画的发现情况，与平城时期相比，首先在题材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平城时代墓葬壁画中的门卫形象大体呈现出“传统门吏”“胡人、武士、侍者”“护法神式门卫”三元分立的局面。北朝初期的墓葬壁画以草原风格为主，隐含着“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观，后汲取南朝优长，融合西域画风，兼容并蓄，形成特色。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墓葬图像集中于葬具，门卫图像在洛阳时代则整体转向世俗化与规制化。平城时代墓葬中的“护法神式门卫”图像在这一时期的葬具中急剧衰减，“世俗门卫”形象成为主流图样。此外，北魏洛阳时期墓葬中护法神与供养天人的图像锐减，传统的墓葬图像如仙人、四神、畏兽等则大量出现，这在元怿墓葬壁画中尤为明显。在北魏平城时期的墓葬中，虽然出现龙、虎等走兽的刻画，但并未成为葬具的主要图像。四神并未有序排列，而是以并列的方式出现，尚未出现具有方位意义的四神图。但是到了北魏洛阳时期，四神图重新与方位对应，具备方位意义。可以说到了北魏洛阳时期，新旧葬俗相互融合又继承发展，一方面佛教图像的表现，诸如护法神与供养天人的表现大为减少；另一方面形成了具有北魏特色的汉化墓葬图像新传统。

（四）北魏元怿墓壁画的绘画风格

北魏元怿墓壁画以深色线条勾勒基础形态，用红、白两色为图像着色。画中用线粗细均匀、沉稳大气，简单明快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形象和衣纹走势，达到了“曲尽其妙、简易标美”的水平。线条流畅简洁、清爽明快，简练地概括出门卫大致形态与衣纹走势。门卫衣纹生动有灵气，线条果断且不乏细腻变化，由北魏前期人物绘画一如“春蚕吐丝”绵劲细长的表现风格转变为疏朗挺拔、遒劲锐利的生动气韵。其绘画风格与南朝后期张僧繇的画风十分相似，绘画手法简练，富于变化，给人以“笔不周而意周”的印象，风骨、气韵、神采蕴藏于线条之中。北朝壁画，正如北朝历史一般，神采奕奕，蔚然大观。

　　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就因其推行“汉化”政策而开始在北方孕育“清峻典雅”的艺术风格，迁都洛阳后在全面“南朝化”的文化基础上得以形成。所以，此时期的艺术风格在拓跋鲜卑主动、全面“南朝化”的影响下，南朝艺术风格全面北传，并与北朝朴茂的艺术风格相融合，促进了北魏洛阳时期艺术风格的转变和清峻典雅艺术风格的形成。表现在雕塑艺术上，由北魏平城时期粗犷壮硕的云冈佛教造像和鲜卑特色陶俑转变为 “秀骨清像”的洛阳龙门石窟佛教造像；在书法艺术上，由平画宽结、古茂朴厚的“平城体”魏碑转变为斜划紧结、峻逸典雅的“洛阳体”。北魏洛阳时期的文化艺术不论是雕刻、书法、壁画，皆呈现出一派汉文化新风尚，表现出北魏洛阳时期“清峻典雅”的整体艺术风貌和艺术风格的共性特征。

三、结语

北魏元怿墓壁画对于研究北魏时期的绘画、南北文化交流以及对后世墓葬壁画的影响有重要意义。我们能从中看到一部北魏民族励精图治、专治汉化的历史。北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给汉族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为了更大规模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从王朝创立者拓跋珪击败内外分裂割据势力迁都平城，到太武帝完成北方统一大业结束十六国割据局面，再到孝文帝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后，实行改革服饰、更换语言、重视汉姓及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联姻等强有力的民族政策，北魏王朝的汉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北魏元怿墓壁画中，鲜卑艺术表现远不及汉文化浓烈，这点在元怿墓志中也有体现，除了能从文字中辨别墓主人的胡人身份，其他与纯粹的汉人士族并无差别。

　　“南风北渐”是北魏洛阳时期艺术发展的主流趋势。南朝的文学艺术在南北文化交流和投北南士的影响下，源源不断地与北方文化碰撞融合。在艺术题材的选择、艺术形象的塑造、艺术语言的运用、艺术手法的表现等各个方面，北魏洛阳时期的各门类艺术都在融合中外、南北的基础上呈现出一派汉文化新风尚。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元怿墓历史上多次被盗，盗洞外露，甚至被当地人用作储物、居住场所。墓葬出土的甬道壁画、墓室内壁画、彩绘陶俑头等文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文物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北魏元怿墓葬中出土的每一件文物，都在讲述着北魏洛阳时期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人文历史，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研究北魏洛阳时期墓葬及胡汉民族融合有着重要的价值。